师 喆，李 猛

(1.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长春 130024；2.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89)

政治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其发展创新应当积极回应时代变迁带来的问题与挑战，积极服务于现实发展需要。事实上，古今中外有作为的政治学概莫如此。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到学者辈出的当代中国，从三哲承继的古希腊到“独领风骚”的近代政治学，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展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任何剧烈变动的时代都是政治学承担责任、担当使命，积极主动促进学科繁荣发展、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形势的动荡，使得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安全、治理等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自身的改革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和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具体表现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任务艰巨；生态保护任重道远，社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短板，基础技术被“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新技术迅猛发展不断带来新的挑战。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治学只有勇于回应新时代的呼唤，才能有所作为，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彰显其存在的意义。

一、中国政治学充分履行时代职责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中国政治学作为生而便携带经世济民基因的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一道帮助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所有社会科学之中，中国政治学更具有统领性作用，必然也必须承担时代赋予的职责与使命。作为大局之学，“我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1]，中国政治学研究超越了以权力争夺和运用为核心的狭隘政治过程，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和国家与世界发展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大局性问题，这就决定了其因大局而生，可以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兴。历史大变局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百年未有的机会，为此，中国政治学者应坚定学术自信，实现学术自主，回答中国问题，应对时代挑战。作为战略之学，“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恢复初期，中国政治学便确立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特质[2]。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政治学研究超越了局部的利益和眼前的问题，逐步形成了具体问题与深层问题、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历史积淀与未来方向、脚踏实地与远大理想相结合的学术品格，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关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拓展到百年、千年的全局之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发挥作用也是中国政治学的当今之务。作为民心之学，“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3]。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政治学超脱了西方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政治观，明确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4]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同样是服务于中国面临的问题、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最终统一于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有利于“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5]，而这些问题涉及人民利益的方方面面。经济放缓、贫富差距扩大、局部战争、恐怖主义、传染疾病、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难题为政治学研究提出了大量新课题，只有直面这些人类面临的问题并给出中国答案，中国政治学才能真正被中国人民所信任，被世界人民所接受，才能迎来中国政治学的真正繁荣发展。

任何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都是政治学发挥功能、承担职责的时代。政治学与时代的关系并非被动服从，而是相互促进。政治学繁荣发展取决于其解释现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对现实政治问题的不断解决，才能促进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发展。政治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又引导和推动政治体系的不断演进和发展。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不同文明内外不断激化的矛盾推动先哲们深入思考人类、宇宙、生命的本质以及探索理想的政治模式和治国安民之道，从而引发了政治学的第一次繁荣，并塑造了不同政治文明的特质。中国先哲面对西周之后群雄并起、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的季世，苦苦探寻协调人、家、国、天下以及自然之间关系的道路，不仅著书立说，而且身体力行，逐步形成了百家争鸣与百家合流并存的中华传统政治思想体系，为后世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体系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养分[6]。西方先哲面对城邦政治向“世界国家”转型的大变局，在系统梳理和总结古希腊政治智慧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来自腓尼基、希伯来以及其他东西方文明的政治思考，形成了以希腊三哲和斯多葛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哲学体系，产生了西方以“混合政体”为特征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传统。政治学第二次繁荣起源于中世纪晚期以及之后的文艺复兴。面临西方迈出“黑暗”中世纪的历史大变局，新兴资产阶级在公国、共和国、帝国以及教会等不同政治组织的战争、征服、外交和创制过程中，广泛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会以及其他文明的政治思想，在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围绕自然状态、统治本质、政治责任、政体优劣等问题进行争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西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特征的政治思想体系，并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将其影响扩展到全世界。政治学第三次大繁荣与美国崛起引发的国际秩序大变局密切相关。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引发的复杂政治问题推动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政治科学专业化研究，影响深远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则崛起于美国在“二战”过程中对军事问题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1)美国国防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在战争期间大量资助和展开诸如士兵招募、士气鼓舞、退伍安置、行为监控、纳粹起源、苏联弱点等展开定量研究以及研究人员的培养工作。参见Ball, Ter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in Its Postwar Political Context”,in Discipline and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James Farr and Raymond Seidelm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pp.207-222。以及冷战过程中美国政府为了巩固国内统治、对抗苏联以及谋求世界“霸权”而大量购买的知识服务。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随着西方的“颓势”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文明级政治理论构建中沉寂许久的中国政治学也必然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然站到一个临界点，像春蚕的蛹，旧有形态褪去，蝶影孕育待现”[7]，通过为中国以及人类面临的发展大局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政治学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

中国政治学继承了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基因，这为其承担历史责任提出了要求并夯实了基础。经世致用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修齐治平是中国政治学自古以来的研究传统，“横渠四句”是政治家和政治研究者心中最高理想，即使形式上诡辩的“名家”也始终坚持着“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的理想。中国传统政治学以“天下为公”的广博心态深入探讨变无序为有序、化冲突为和谐、以万民为社稷等重要问题，留下并践行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宝贵思想。中国政治学研究传统讲求实际，其不是研究者的智力游戏和自娱自乐，而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这些宝贵的特质为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智慧，也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承担责任的思想源泉。

当代中国政治学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因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得以创立的政治学说，与生俱来带有改变世界的基因。与西方政治学千方百计地以各种精致的概念和精巧的理论掩盖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深刻地揭示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体现”[8]416，“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8]370。政治学的任务不仅是用不同的视角解释世界，而且要通过政治实践改变世界[9]140，而这也是最难达成的任务。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固执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而脱离政治实践、局限于有限而片面的历史经验而不知反省，依赖于“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技术而安于现状，沉醉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而“掩耳盗铃”[10]，但由于长期构建的理论霸权和话语霸权，全面撼动其地位需要从根本上对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进行批判，基于中国以及当代世界真实的政治实践构建不同于西方政治传统的新型政治理论体系，必然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具有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实践性是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必然选择。正如《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党人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9]435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能够承担起时代责任还在于其发展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其不是基于静态理念而推演出的“历史终结”体系，而是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动态地分析和透视不同时空下的政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从而能够更好地指导政治实践活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与中国的政治实际相结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11]，并与时俱进，承担历史重任，在积极适应、服务形势需要和服务党与国家工作大局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国家理论、革命理论、政党理论、政权理论、民主理论、民族理论、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政治安全理论、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理论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其在服务两个“大局”历史潮流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构成了中国政治学承担时代责任的优越条件和坚实基础。

然而，毫不讳言，当下的中国政治学在面对新挑战，研究、解决新问题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很多研究与成果缺乏对时代呼唤的关注，停留于对一些操作性、技艺性、工具性问题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理论与现实问题漠不关心，躲避焦点、热点与难点问题的分析研究，或满足于脱离现实主题的逻辑游戏与概念辨析、注解与演绎[12]；间或习惯于围绕已有理论的重复性整理与阐释，热衷于描述性、实证性图解式，不碰触敏感性问题。还有少数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学科自信与学术自信，徘徊于其他学科之间，丢失了应有的学科勇气、学科关怀和学术胆识，甚至尽量逃避对现实前沿问题的解答，如此等等。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解决，势必丢失政治学的应有阵地，造成政治学的失语，影响政治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使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功能。故而，中国政治学应当勇于担当，适应时代的需要与现实的呼唤，有所作为。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学面对的主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主要以“问题”界定学科范围，以“解决问题”来确立学科地位，彰显自己的意义。其生命力不仅在于能否提出美好的理论，而且在于能否解决关键的理论与现实问题[13]。美国政治学崛起正是因为能够回应美国在战争和争霸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政治需求，但其局限在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美国本位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向下通过将民主窄化为选举、将民心替换为选票、将堕落等同于自由、将贫困描述成选择、将责任虚无成管制、将不作为美化为有限政府，使民众不能充分从政治发展中获益；向上将经济掠夺描绘成贸易自由、将暴力侵略包装成“普世价值”、将削弱主权粉饰为无政府治理、将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装扮成“主权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使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无法从政治学理论的建构中获得美好生活的希望。当然，特定国家的政治学服务本国政治问题，这本无可厚非，但将本国的弊端描绘成必然、将私利美化成公心、将属于人类的知识私有为特定国家的工具，则需要警惕和批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的“私心”致使其无法充分为中国的政治建设以及世界的发展供给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如不摒弃这种傲慢，注定会逐步走向衰落。大变局亟待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则需要具有“忠恕”之心和“解放”之志的中国政治学主动承担起时代责任，充分展现其意义与价值，在解决中国以及全球面临的政治问题过程中奠定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历史地位，为中国以及人类的政治文明建设贡献智慧。具体而言，亟须对以下政治学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第一，深入探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4]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独特的政治实践。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关于政治学方面的思想具有内容的丰富性、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时代性、明确的指导性，引领中国政治建设迈入新阶段，促进中国国家治理到达新水平，推动中国政治的国际影响力达到新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制度、政治观念、政治建设、政治方向、政治意识、政治能力、政治大局、政治生态、政治引领、政治安全、政治定力、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等方面的论述涵盖了包括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在内的所有政治学研究领域和重大议题，并作出了诸多原创性贡献。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民族深厚政治传统和精神血脉的最新阐发，是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政治学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的最新借鉴和超越，不仅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保障，而且“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了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因而在世界范围内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所评价的，其“不仅仅是关于治国理政，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整套的可以用于建立持久秩序的思想体系。世界需要思想体系，以灵活应对各国和世界面临的挑战”[15]。

然而现有的理论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众所周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诸多政治学的概念、观点、理论和命题散见于不同场合的报告、讲话和决议之中，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实践背景、论证逻辑、适用条件等有待依据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学术语言和学术规范进行进一步系统化、学理化，使之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进机关，进入学术阵地与学术殿堂，进入政治学的理论宝库，成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16]和当代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为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影响力夯实基础。

第二，从战略高度，从维护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要旨，紧紧围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长期执政，汲取国外执政党建设的教训，探讨执政的成本和持久优势。政党作为西方政治的核心，表面上肩负着聚合利益、动员民众、参与选举、组织政府、制定政策、践行民主的重要职责，但从本质上而言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17]。随着资产阶级逐渐运用诸如大众传媒、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等政治工具，政党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步衰落，并在政治学研究中逐步“边缘化”。近些年西方政治学界关于政党的研究除了传统的政党分类、政党规模、政党功能、政党组织、政党极化、政党与社会结构、政党与社会资本、党国体制、政党法、政党财政等问题，也探讨了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时代政党的转型等问题[18]。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并未超脱“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例外主义”的窠臼，没有为西方政党在其国家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有效的建议，亦没有在比较过程中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发展提供可靠的借鉴，更遑论在其理论框架中承认和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和治理经验。中国共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战斗队，代表着阶级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最长远利益，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国家组织和治理体系[19]。对这一伟大政治创造进行理论阐释，不仅可以打破长久以来西方代议制民主理论和“国家—社会”二分法对政治学核心议题的把控，突破现有政党学研究的瓶颈，推动新型政党理论的产生，而且可以向世界分享中国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政党间的战略信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毋庸置疑，其中有无数的重要问题仍需要深入探讨，诸如中国共产党如何整合多元的社会利益，怎样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提升“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自我革新动力和逻辑，如何降低执政成本和提升执政效益的措施，如何实现新型政党制度在全过程民主和全方位治理模型中的优化，以及信息技术时代政党组织和动员模式的变化、社交媒体时代政党宣传方式改革、国内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总结、政党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路径等议题亟须中国政治学者予以系统的研究和解答，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以政党为中心”(2)也有学者将这种模型归纳为“政党中心主义”或者“政党中心”。参见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243页；林毅、刘玲:《“政党中心”：中国共产党整合乡村社会的现实逻辑及其调适》，《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 3期。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第三，联系实际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与诠释，明确中国政治学创新的历史方位。政治学的发展与创新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利用现有理论进行视角、材料或者方法的“微创新”，另一种是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历史的大趋势，在前人理论基础上进行哲学、范式的基础性理论建构和创造。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创立于资本主义和大工业高速发展的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把握了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而导致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矛盾，在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启蒙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全新政治学体系，并科学地引领共产主义政治实践。

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指引，正在发挥特有的能量。“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新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乱世”保持定力和信心的新的时期。只有从学术上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性质、矛盾、机遇和挑战的变化，才能为政治学的理论发展找准历史方位。基于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十三个主要的新发展理念和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推动高质量发展，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需要学者们予以深入研究，包括不限于：新阶段如何始终坚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如何提升党政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政治组织力；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支持带动其他地区实现现代化；如何持之以恒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保障“十四五”规划的各项目标顺利实现；如何保障执政党永远不背离人民，避免成为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如何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如何优化和应对区域板块分化重组、人口跨区域转移加快、农民落户城市意愿下降等问题；如何保障生产和生活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如何在确保总体安全前提下扩大开放；如何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等等。只有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充分的理论探讨和说明，形成系统的政治哲学阐释，才能实现在解决新问题过程中找准定力和着力点。

第四，对社会极化问题展开研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就如何进一步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提出全新的改革建议。“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21]不平等和社会极化不仅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重要政治难题，也是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尚未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不平等势必导致贫困加剧、经济发展停滞、犯罪率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下降、精神疾病丛生、传染疾病肆虐、社会群族撕裂、区域矛盾激化、社会信任水平降低、基层社会解体、民粹主义崛起、国际冲突频繁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问题。(3)参见理查德·威尔金森、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这些问题西方学者虽然可以发现，却无力或无意给出解决问题的真正答案。从根本上而言，资本主义政治学理论强调的平等无非是资产阶级剥削和压榨剩余价值的平等，“正如基督徒在天国一律平等，而在人世不平等―样，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22]。”不平等本身就是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方式。中国作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个时期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消除不平等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但也不能自由放任，不能在贫富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动态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目标，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坚实条件。虽然马克思主义为实现平等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图，但从实践上讲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探索，其必然突破西方表面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打破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虚伪性”，为逐步缓解、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贡献中国政治智慧，为中国乃至人类的发展探索新的路径。为此，需要对“平等”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平等理论体系；完善和改进测量不平等的各种理论和技术工具，提升感应不平等的灵敏度与精确性；对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以及全球发展差距进行专门和交叉研究，探讨不同领域不平等的生成和交叉影响机制；着重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围绕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国有企业在分配中的作用、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三次分配体系等问题展开研究。

第五，进一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现机理，从战略高度论述巩固政治制度、完善政治制度、发展政治制度的建议与设想。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由于发展起步晚、底子薄等原因，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得以全面展现，甚至随着苏联的解体而使有些人产生了“历史终结”的幻象。随着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发展、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打赢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脱贫攻坚战、在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为世界提供大量公共产品等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得以充分彰显，具体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这些优势已经被实践充分证明，但尚未得到充分的学理论证并有机融入现有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之中，这是中国政治学乃至全世界政治学的重大损失，呼唤中国政治学人为此作出不懈努力。此外，需要明确的是，制度优越性是一个比较和动态的概念，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问题的变化不断完善。因此，中国政治学者需要在坚持“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吸收借鉴其他制度文明的成果，并伴随实践发展而不断为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创新注入活力。

第六，随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以“健康码”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极大提升了流行病学溯源调查的精准度和效率，有效提升了国家的治理能力[23]，使中国成为信息化、智能化治理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在这一研究的“蓝海”，中国政治学者需要依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前沿问题展开研究。例如，如何利用信息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社会态势感知能力、矛盾问题发现能力、科学决策辅助能力、沟通渠道畅达能力等，“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24]；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住房、交通、助残养老、家政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创新智能服务体系”[25]；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算法”相结合，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用“算法”强化主流价值，提升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攻防能力。必须强调的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治理与任何新事物一样，也诱发了一系列政治伦理和行政管理难题。诸如信息时代的国家网络主权、意识形态入侵、网络谣言、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暴力、网络生态、网络恐怖主义、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大数据导致的数字鸿沟、数据垄断、数据霸权、数据霸凌以及数据化导致的“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受损，人类主体地位下降[26]等难题；人工智能导致的算法“黑箱”、算法歧视、自主决策的责任、政治舆论伪造、技术专制主义等政治困境；新技术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的挑战，导致“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27]。上述问题以及其他未知的问题同样处于大变局的前沿，需要中国政治学者予以深入研究，占据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前沿领域的制高点。

第七，探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形态，不断研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机理与路径，以及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民主特征、本质与建设设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正确性和优越性。但从学理上看，中国政治学虽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对资产阶级民主进行了全面批判性思考，并于21世纪初期开始对西方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进行全方位的批评与揭露[28]，并在中西方民主对话过程中形成了“可治理民主”“民本主义民主”“共识民主”以及“协商民主”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型或者理论，但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系进行的始至本体论、终于大规模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中国民主研究矩阵尚未完全形成，“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学尚未出品学术体系完备、逻辑论证缜密的 ‘巨著’，这也是留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空间”[29]。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虽然无意像西方民主那样进行世界范围的“输出”，但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具备了超越西方民主理论的学术和话语地位，才能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谋求独立和富强的发展中国家坚定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一目标对于中国政治学共同体而言任重道远。在这个理论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30]。全链条民主如何打破西方自由主义蛊惑的当代大型国家无法实现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真实民主的基础设定[31]，将民主从“选举”的中解脱出来，真正形成包括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在内的民主主体、民主内容、民主形式、民主过程和民主结果的广泛性；全方位民主如何突破西方民主的鼓吹的理性人“自利”、选票可以聚合成“公意”、自由竞争和冲突可以形成共识、以利益集团为核心的“多头民主”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冷漠代表政治默许、民意调查代表民众意志等一系列精巧的“神话”，成为在当代大型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效使用的低成本、高效率真实民主；全覆盖民主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贯穿社会主要领域和民主过程全流程，物质、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多管齐下，不留死角全覆盖，彻底杜绝片面性、偏狭性、狭隘性。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政治学者进行充分、细密的探讨，惟其如此，才能打破当代自由主义百年学术积累构建的“霸权”。

第八，充分论述坚持政治价值(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普遍性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特殊形式，并与时俱进地探讨其中国特色的现实形态和推进方略。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了全方位的透析与批判。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弘扬超越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融合西方进步文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方法，对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正义、宪政为核心的重大理论的思想来源、背后动机、错误取向以及现实危害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以及批判，(4)在西方通过各种手段大肆鼓吹西方政治价值浪潮中，中国政治学者坚决地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主要代表性作品包括：冯虞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2期；马德普：《价值问题的复杂性与“普世价值”概念的误导性》，《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周新城：《论“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及“普世价值”鼓吹者们的政治目的》，《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5期。提出“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作为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观念，无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从来不具有普世性的内涵。”[32]中国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价值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并不专属于某些个人、集团和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清晰地指出了真正实现上述价值的条件，即共产主义和对私有制的废除，“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3]然而，在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复归”之间的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起点的中国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阐释与实现上述政治价值，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不仅需要摆脱对西方政治哲学经典的反复阐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西对话的前提下对中国哲学传统进行创新性改造，实现扎根中华传统文化中政治价值的“旧邦新命”，而且更需要对实现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政治价值的理论和逻辑进行总结，对发展教育、公共服务、爱国卫生、精准扶贫、全民医保、八项规定、扫黑除恶、网络治理、节制资本、对口支援、“一带一路”等政治价值实现的路径和具体方法进行提炼，形成具有现实感和生命力的价值实现形式和推进方略。

第九，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各种主体的利益关系，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防止不正当利益主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重要的贡献就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11]，不仅细化了阶级划分的标准，而且在作为阶级整体的资产阶级已归于消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创造性地提出反映中国社会实际的“阶层”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概念和理论。未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利益的多元化，更多因为利益或者“爱好”而结成的社会团体也必然出现在政治过程之中，并通过游说、舆论、利益交易等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34]，甚至通过大规模地资助对其有利的研究成果来影响和干预学术研究。(5)最典型的案例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资本对其学术研究的引导和干预。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因此，面对利益集团，西方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正当化，将之视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和民主政治的核心组成部分，甚至是社会安全稳定的“泄压阀”。然而，理论的“正当性”并不能掩盖实践的困境，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表明，利益集团不可避免地会用狭隘的利益绑架公共利益，用制度外的手段伤害政治生态，用颠倒黑白的政治话语撕裂社会共识，用鼠目寸光的短期利益伤害国家安全等。因此，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绝不允许不正当利益主体对政治的破坏，“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35]，“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36]。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对不同利益主体以及利益关系进行精准、动态识别。为此，充分发挥中国政治以及中国政治学十分重视的调查研究的基因[37]，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综合运用最先进的调研工具和最灵敏的调研技术，深入中国政治实践的各个角落，用心贴近群众，用脚丈量民情，为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贡献中国政治学的力量。

第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既关注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又维护国家主权，坚决实施国家总体安全战略。如果说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统治地位随着发展中国家谋求独立自主和文化自觉的过程而逐步弱化，那么其在国际关系领域构建的霸权地位则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家间交往的密切而愈加稳固。在没有新范式产生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交往模式仍然依靠始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模式，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依然由服务于西方霸权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所掌控。虽然以帝国主义理论、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为代表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仍然未改变“西方中心”的事实[38]。渗透着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意也无法解决一体化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挑战，亦无法满足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诉求。如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中国政治学者给出清晰的回答。而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政治理论、具有深厚“天下”情怀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的伟大实践，为当代中国学者开创服务人类的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中国政治学在国际的舞台展示自己提供了“百年未有”之机遇。当然，关注人类面临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或者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内外两个大局是有机统一的，必须以“总体”安全的思维展开研究，“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39]。为此，中国政治学者需要“总体”研究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土安全、国际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内的所有安全议题，构建统一国家安全和人类命运的政治理论体系，尤其要注重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充分彰显政治学的学科优势。如此等等。

三、中国政治学充分履行时代职责的着力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百年未有之大机遇。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应不辱使命，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志迎难而上，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了能够充分承载、履行时代职责，把握以下四个主要关键点尤为重要。

第一，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乘势而上，充分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提高承担履行职责重要性的战略高度，统一思想，同心协力，注重理论创新的意义与价值。围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的政治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毫无疑问，经过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政治学已经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总体上而言，其学科地位、学术水平和话语能力与现实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积累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作为模仿者、追赶者角色而形成的心态差距，导致不敢完全冲破西方构筑的学术霸权和话语。这或许是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面对中世纪教会学术、19世纪后期的美国政治学面对欧洲政治学说也曾踌躇不前。而时代大局的变化必然助力学术发展由量变走向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大量没有现成答案、亟待研究的政治问题，为中国政治学的“腾飞”提供了时代的机遇。中国政治学共同体需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紧紧把握历史变迁的大趋势，统一思想认识，摆脱西方政治学的学术和话语的桎梏，以面临的国内外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强化原创性研究和学理性研究，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充分履行时代赋予的职责。

第二，解放思想，营造良好氛围，在鼓励坚持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也是学术研究中最难攀越的高峰。“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40]342政治学的创新要求解放思想，改造学者的主观世界，摆脱长久以来思考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出发构建概念和理论的体系。当然，创新不是异想天开，中国政治学的创新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尤其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从政治导向看，中国的政治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41]，是与西方政治学体系相对应的新型理论体系，其本身就是政治学发展历史上的巨大创新。因此，政治学的创新并不是舍本逐末式地对西方政治学概念、命题、理论的修修补补，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当然，做到真信、真懂、会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解决问题绝非易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便是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42]，是中国政治学在创新过程中始终保持政治本色和时代底色的重要指引。当然，源远流长的中华政治文明创造了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政治理论体系，对其进行辨析和挖掘亦是相对于西方政治学的体系性创新。政治学的创新还需要扎根中国的新问题，不拘一格、大刀阔斧地对旧体系进行改造，“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40]342，无数小的创新可以汇聚成磅礴的创新力量。

第三，深入调查研究，聚焦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使政治学回到本真，避免技艺比拼中冲淡应有的主题。政治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主要以“问题”界定学科的范围，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方法和技巧在学科中并不居于绝对核心地位。但纵观以美国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学发展史，从“芝加哥高峰”到“行为主义革命”再到“理性选择革命”，政治学的历次革新往往都以方法的革新为标识，这就使得很多人误认为政治学的创新是围绕新方法、新技术、新素材的“军备竞赛”，尤其是美国眼花缭乱的政治学研究技术和成果更加使很多学者以为新技能代表着学术研究的前沿。其实，美国政治学的“脱实向虚”并非真正脱离美国的政治问题，而是美国“固执”的意识形态和不可变的“祖宗之法”使得大量的问题不可能被纳入研究，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论证美式制度的合法性和优化运行过程而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例如行为主义就是为满足论证选举、民主、政治现代化等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需求而不断发展的；理性选择则是尝试将个人主义思维从个体贯穿到国家的行动逻辑而涌现的；建构主义则是对“苏东剧变”谜题的直接反应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自信与推崇；大数据方法的背景是西方政治过程被互联网渗入的越来越多，甚至影响了既有的政治结构和选举结果。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必须避免因陷入技艺比拼而陷入西方设置好的议题，冲淡中国“真”问题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学不需要追踪和学习西方政治学最新的技术和成果，而是要首先在逻辑上先聚焦中国面临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仔细辨析各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优势与局限，而后根据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避免研究方法滥用和研究议题漂移的问题。

第四，进一步完善理论创新的体制机制，使课题引导、成果评价、人才成长、学术交流等更加具有现实性。创新表面上是高度随机和不确定的过程，实际上往往需要体系的支持和引导。正如互联网、半导体、计算机操作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许多重大科技创新都离不开美国国防部的支持，“二战”后美国政治学的创新也离不开美国的“军事服务机构、农业部、财政部、司法部，以及价格管理办公室、战争信息办公室等机构”的支持与引导[43]。以中国现实问题推动中国政治学创新也需要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支撑学术创新的体制机制。诸如，在课题设置和选题引导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科学管理机构应该重点围绕国家和地方面临重大战略需求开展调研和整合，有步骤、有计划地组织学者就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实现问题的破解、理论的发展、话语的突破和人才的培养；切实解决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用解决政治发展、政策改进和学术进步等重大问题的实效来进行评价，减轻科研人员负担，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激励更多科研人员主动投身政治学科研事业，潜心开展围绕重大问题的政治学研究；着力培养政治学人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西方学术研究前沿、先进政治学研究方法等综合素养，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充足的研究机会，在实践中促进优秀人才不断成长；围绕重大问题展开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鼓励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发展中国家政治学围绕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展开学术对话，通过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形成学术创新的氛围与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