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峰，谭 璇，赵芫源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高速、稳定的增长过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78—2020年，中国年均GDP增速高达9.3%。这种经济增长的速度、持续时间和稳定性都是人类经济史上所罕见的。实际上，中国的增长奇迹并不仅限于改革开放以后，放眼整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可观的。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53—2020年，中国GDP总值从824.4亿元增长到1015986.2亿元，实现了经济总量的飞跃。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多种类型的解释，比较经典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认为中国具有阶段优势，因为中国处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在这个阶段的国家距离世界的“技术前沿”较远，在技术追赶的过程中能够快速实现生产率进步，同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和可能，提高了国家整体的积累水平[1]。

第二类解释强调中国的规模优势，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拥有巨大的人口、资源、市场优势，这些因素构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基础、成本优势，成为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对资本强大吸引力的先决条件。这两类解释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但是这些因素是否能够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存疑的。因为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经历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中大国也不在少数，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2]。但是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距离“技术前沿”较远仅仅意味着落后的技术及其带来的竞争力的缺乏，而无法充分利用的人口和资源则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因素而非发展的助力，发展表现为一种曲折而困难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路径。因此，这两种解释只是对中国增长部分“条件”的说明，并不构成对中国经济增长根本逻辑的解读。

第三类解释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一系列的经济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3]。这类理论注意到了市场经济、国际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其提供的解释往往带有明显的“符号化”的倾向，将复杂的、动态的改革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市场化”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过程，而忽视了这些过程本质上是具有多样性的，也不能解释遵循类似改革方式的国家为何大多数并未实现经济增长。

第四类解释将中国的经济增长解读为改革的渐进式策略、有效的工业化战略或者地方政府竞争[4]。这些解释强调了促进中国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具体政策或者制度安排，但是，这些政策、战略和制度为何能够出现、平稳运行并平衡政策后果的两面性以及其如何嵌套在更大范围的制度体系当中，需要更根本的理论框架。

党的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系统地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5]，其中也包含了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秘诀”。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根本上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其核心动能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强大支撑力和推动力，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阐明中国增长奇迹的“根本”和“核心”。因此，我们将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所有制、市场经济、分配制度和党的领导四个维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有效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以及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过程中的关系和这些关系所采取的形式，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6]。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于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如何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我们可以从两条线索加以探讨：一是生产社会化程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二是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利用。前者更多地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一般关系，后者则体现了后发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

(一)生产社会化与所有制

生产社会化是生产逐渐由分散转向集中、由小规模转变为大规模、由个体生产转换为社会分工条件下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一生产过程内部协作和分工规模扩大，生产资料的规模和适用范围增加，不同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7]。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表现为企业规模的增大和资本的集中，企业间联系的紧密和市场规模与范围的扩展。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会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冲突，这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意味着其自身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在这个过程中，以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内在规律将带来危机，阻碍积累和增长。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8]。

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公有制在社会技术创新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科技创新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同时，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生产过程类似，单个研发过程的规模在快速增加，所需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力日益增加，对资本投入的数量要求也快速提高。同时，不同研发过程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需要社会范围内更多领域的广泛协作，与这二者相适应，研发的风险也迅速提高。同样是由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生产过程更为紧密的联系，某一领域的研发过程对于社会经济产生影响的范围也在扩展。而对于私人资本而言，其资本规模、抗风险能力的限制，以及追求价值增值的根本动机意味着其创新的积极性相对整个社会的需要而言是不足的，这种积极性的不足所产生的后果对于一个经济体产生着普遍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目的之下，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之间的矛盾[9]。而我国的国有经济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调整之后，主要从事社会化生产程度最高、与国民经济联系最广泛的行业，其不仅具有规模上的优势，也不以价值增值为唯一目的，而是更多地服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目的，因此能够更多地投入到创新过程中。实际上，中国在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电力生产与运输方面的优势，都是由国有经济来实现或者与国有经济紧密相联的。更为一般性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不仅在研发投入、研发对产值的贡献和人均专利数量方面有优势，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创新领域，其贡献也远超其他所有制企业[10]。

其次，公有制对宏观经济稳定起着重要的“压舱石”作用。私人资本追求价值增值或者说利润的活动，会引起经济中包括分配、需求和产业在内的重大比例关系失调，造成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乃至危机，迟滞增长过程[11]。实际上，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联系越紧密，一个企业的经营过程就会越多地影响到这个生产链条中的其他企业，其经营活动的“外部性”也就越大；换言之，这种“外部性”实际上体现为决策单位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匹配，单个企业的决策割裂了整个再生产过程。这种生产社会化引起的“外部性”最核心的体现正是每个企业自身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过程中对其他企业的需求的影响[12]。而国有经济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很高，可以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克服上述弊端，稳定投资过程，增强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结构的稳定性，成为宏观经济的“压舱石”。这种优势并不仅体现在国有经济的运行逻辑和出发点上，也体现在其决策逻辑反映了生产力发展尤其是人类信息生产和获取过程的一般趋势上。

最后，公有制有利于综合统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生产社会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资本的集中，资本的集中则会带来垄断。为了实现垄断资本掌握的大量剩余价值，解决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不断恶化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垄断资本会将大量的剩余价值用于非生产性活动[13]。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这些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较大、生产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则不单纯的以最大化利润为目的，可以综合统筹考虑社会经济问题，从而避免了垄断资本的问题，甚至国有经济还能够在这些领域以相对低的价格补贴其他领域。此外，在多数国有企业集中的领域，行业上游度是较高的，因此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能够对社会化的生产过程产生良性的影响，在整体上提高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

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本身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在一些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的领域，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与这些领域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其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优势。这些所有制形式能够适应不同领域的不同生产过程，调动不同领域的积极性，与公有制经济形成合理分工，丰富和完善国家整体的生产体系，整合各个领域的资源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

其次，同样是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在不同领域的差异，在平均生产规模更小的领域，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发挥其决策灵活的优点，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反应。这一特点对于下游产品尤其是消费品市场十分重要，使其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选择提供丰富多彩的商品和服务。

最后，我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一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动的结果，也是一般意义上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人类交流、协作和分工的结果。在生产力的意义上，要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在生产关系上，则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外国资本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外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我国顺应生产力发展趋势，融入全球分工，利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来实现自身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剩余利用与所有制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本质上是将经济剩余用于再生产，从而扩大生产规模或提高生产效率的过程。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所造就的增长过程的不同，其核心在于该生产方式剩余利用效率的不同。

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首先都可以归结为剩余无法被有效获取和利用的问题[14]。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往往与其他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如小生产和大地产[15]。小生产者由于生产规模较小，整个社会的剩余过于分散，而现代社会化生产所需的积累的门槛是日益提高的，从而导致其无法有效利用整个社会的剩余结果；大地产获取利润主要依靠的是特殊生产要素的垄断和由此产生的地租，而这些生产要素垄断权力的巩固与快速的积累是相矛盾的，因此大地产尽管掌握着庞大的经济剩余，但是积累意愿却相比于一般的资本更低[16]。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不利地位，也导致社会剩余通过利润抽取和不平等交换过程输往发达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产业由国外资本控制，而这些外国资本存在将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剩余输往发达国家的倾向，导致利润在国际间的转移[17]。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工资和资本有机构成均较低，其生产价格往往低于价值，加上发达国家在技术、市场、规则等诸多方面的市场势力所带来的垄断价格，导致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交换关系中，大量剩余通过国际间的不平等交换输送给了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了本国的积累来源[18]。

而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能够保证在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有效地维持剩余的生产和收集，可以解决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剩余匮乏的问题[19]。

国有经济对关键行业的控制，能够保证这些关键领域的剩余留在本国，并不断用于本国的积累和增长，避免了外国资本的利润抽取和转移。同时，国有经济的整体布局对于我国保持完整的产业链条至关重要。一方面，完整的产业链条是本国建立自主的价值和资本循环的基础，可以减少本国对国际经济循环的依附性，并促进外部资本以本国资本循环为前提进行投资和再投资，这同样减少了外资的利润抽取。另一方面，完整的产业链条也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先决条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减少不利的国际分工对我国的影响[20]。

同时，高水平的国有经济对关键行业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关键领域往往生产规模大、市场集中程度较高，发达国家发展较早，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过程和私营资本的发展，国内生产将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与国际生产相抗衡的实力，而在这些领域中，国有经济不以短期盈利为目的，对国内各方面资源进行集中和协调，提高经营规模、技术实力和市场集中度，可以达到减少外国垄断资本依靠其技术等方面的有利因素、扩大与中国不平等交换的目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21]其中，对资本的监管要求也由过去的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变为“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会议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支持和引导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能够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起来，更有效地利用社会经济资源，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首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只要仍然存在分工，要实现经济增长，就需要国民经济按照一定的方式协调社会中不同的生产过程，使其按照一定的比例相互配合，并且这种配合需要灵活变动。这意味着，一方面，经济要将各种具体劳动联系起来，使其按照一定的比例协作，这就要求将不同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联系在一起，形成统一的尺度，并根据这一尺度在不同的经济活动间进行配置；另一方面，不同的生产过程作为相互联系着的异质的主体，除了需要配置劳动，还要求其能够以相对有效的方式传递信息，从而实现某种类型的“自适应系统”以协调这些主体间的行为。在目前的阶段，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仍然是实现这两个要求的有效手段。因此，市场对于有效配置资源以实现稳定持续乃至最优的增长仍然至关重要，这对于不同的所有制结构都是适用的。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前所述，生产力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在不同领域存在差异，因此国民经济中对应着相对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内部存在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内部包括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等。在这种条件下，要协调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成分，也必须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式[22]，这说明了市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配置资源的根本性作用。但是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和动态过程的并非市场过程的“一般性”，而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也正是这一根本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对中国增长的作用。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能够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在这种条件下，既能使各种所有制形成独立自主的市场竞争关系，又能保留公有制经济生产的直接社会性，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进行以社会共同利益为前提的经济活动。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存在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以不影响私人资本的权力为限度的，因此这一干预通常存在着两难的情形。以财政为例，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等在内的活动在长期中有利于资本积累，但是私人资本囿于其性质难以在社会最优的规模上进行这些活动，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来。但是，这些财政支出需要相应的财政收入作为保障，这部分又必然来自对资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税收，而这些税收只能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将损害资本的利润率，影响资本的积累意愿。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是促进资本积累的财政支出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些财政支出的来源却会影响资本积累自身，促进资本积累的目的和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形成了一种矛盾[23]。实际上，这种矛盾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政府调控的依据不是“市场失灵”，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政府调控的目标不是短期的宏观目标，而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比例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政府调控的手段也不仅局限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需求侧管理，而是包括宏观、结构和微观在内的多层次、多领域的调控体系。这些都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调控能够更加直接、深入和有效[24]。

四、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兼顾各方利益，保障了公平和效率的协同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共同富裕”视为“十个明确”之一。实践证明，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既可以兼顾各方利益，同时又可以推动公平效率协同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一个社会内部的分配制度的主要原则是由其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么，与此相适应，我国实行的也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适应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

首先，如果我们将分配制度理解为产品的分配，那么它实际上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果，也是维持生产资料所有制稳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曾经指出，“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25]。尽管这段分析是针对资本的，但是其一般原理对于各种生产方式也是同样适用的。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既能够稳定地再生产出公有制，也同样能够适当地再生产出私营资本和个体经济等所有制成分。

其次，这样的分配制度能够在我国所有制结构基础上，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照顾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使得这些主体能够将所占有的生产要素有效地配置到经济当中，促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得愈发紧密。正如按劳分配是因为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6]，社会主义阶段劳动的能力还是劳动者个人的“天赋权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限制，要调动包括生产资料、技术、组织在内的各种要素，还需要在相当程度上承认其所有权，并根据这种所有权进行分配，才能在现有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

除此之外，在任何具有分工和社会化生产的商品经济体系内部，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收入分配一方面影响社会剩余数量及其利用方式，从而影响着积累和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作为社会不同成员之间货币的分配，也直接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27]。

以劳动者报酬为例，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报酬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由于劳动者的储蓄和积累意愿低于企业，所以劳动者报酬越高，企业可以用于积累的部分相对就少，整个社会的积累水平就更低。但是，与此同时，劳动者的报酬也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恰恰由于其储蓄水平更低，在企业的高储蓄无法完全对应高投资的情况下，更高的劳动者报酬就存在提高社会总的有效需求水平的可能。这就构成了劳动者报酬的双重效应，过高和过低的劳动者报酬都可能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

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尽可能调动不同要素所有者积极参与经济过程中的同时，也让不同类型的收入分配尽可能保持合理的比例，从而在宏观上既能够保证剩余的数量和积累的水平，又能够让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有效需求水平，达成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统一，从而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

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有效结合起来的关键。实际上，我们不能将党的领导看成单纯的上层建筑，党的领导深刻地影响着从微观到宏观的经济运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十个坚持”的未来行动指南。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居于首位。《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刻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28]

社会主义的经济过程不仅仅是“自在的”，同时还是“自为的”。不论是政治经济学对资本运动的分析，还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对前资本主义的分析，首要的是其集中在对社会运行基本规律的考察之中，考察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自发”的再生产过程。而社会主义则不同：一方面，与其他社会相同，需要对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过程进行考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在宏观层面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一个“自为”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只是运行规律本身，还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目的”。从早期的经典作家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规律的概括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而“自为”社会的“目的”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需要一个“主体”来贯彻这种“目的”，这个主体决定了社会主义何以成为“自为”的，其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如何在动态中构建和发展、“能动”地再生产出自身的。对于中国而言，这个“主体”正是中国共产党。《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28]

在所有制领域，国有企业要实现其不同于私人资本的运行逻辑，需要依靠国有企业党组织对国企的治理与监管；农村集体经济要实现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障广大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的有效治理；在非公有制企业当中，党组织的建设也能够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非公有制经济“嵌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中，与国家的发展方向更加契合。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党所领导的改革过程正是市场的构建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个市场制度的构建者，将社会主义的目的写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扬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无论是公有制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调控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还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都需要党把握方向，总揽全局，协调市场中的不同主体，促成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层次、不同调控主体和不同调控政策之间的配合。

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党可以有效把握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的不同特点和影响，使这三个层次的分配过程能够有机结合，保障分配制度保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并朝着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方向调整。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得以发挥各种阶段和体量优势、构建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基础，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

六、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层面、分配制度层面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面，形成了一套区别于西方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天然制度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促成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推动经济增长，首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不仅要求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以增强其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还要求国有经济的代表性主体国有企业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而且要求其他所有制经济“差异化”地发挥作用，因地制宜，进行资源整合，并调动经济活动中不同领域内不同主体的积极性，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

其次，要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时发挥作用。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力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在不同领域存在差异，因此国民经济中对应着相对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内部存在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内部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等。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有效市场”，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式，充分激发市场活动，不仅要对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成分进行协调，以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能够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共同发挥作用，既要使各种所有制之间形成独立自主的市场竞争关系，又要保留公有制经济生产的直接社会性，使其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进行以社会共同利益为前提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建设“有为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政府应当进一步立足全局，统筹协调社会经济各部分发展，确立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依据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协调配合、维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同时注重多重目标动态平衡，多种政策协调配合，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

再次，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一方面，应当有效把握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的不同特点和影响，使这三个层次的分配过程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兼顾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完善初次分配，改进再分配，发展三次分配制度，以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的个人消费品分配，依法保护个体劳动者的合法收入，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体现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拉动经济增长。

最后，要在根本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党的领导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因此，要将党的领导贯彻到所有制、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去，充分发挥党领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的作用，组织协调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具体来看，在宏观经济层面，应坚持制定和执行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在中观层面，一方面，应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体制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创新国家管理体制，促进形成地方政府间的良性竞争格局。在微观层面的生产端，应当通过多种途径构建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在消费端，应注重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会面对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变化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和长期执政考验等多项考验。所以，其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使之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现实情况的变化，发挥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作用。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一方面，生产组织方式趋于分散化，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突发情况和问题也愈发复杂，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及时回应舆论热点，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保障公众知情权，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持社会稳定与公众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以保持经济平稳；另一方面，党的领导要积极在保障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优、做强，推动科技创新，培养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以提升我国经济生产能力，增强整体经济效率，维持经济增长。

综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要完善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效能优势，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