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暘

(西安邮电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1)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9月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同年10月又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1]。中国依靠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和既有的区域合作平台,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积极促进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责任三大共同体。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提到:“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2]。“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离不开不同文明的交流,不同文明的交流离不开语言。杨亦鸣(2015)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是国家语言能力问题的一种。广义的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公民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指国家层面在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各种国内外事务中所需要的语言能力[3]。可见,语言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方面面,涉及各个社会组织和个体。语言对“一带一路”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先行性、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的经济价值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在“五通”领域的经济价值和语言产业自身产生的经济价值两方面展开研究,通过研究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价值,使语言更好地赋能“一带一路”建设。

二、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价值

“一带一路”建设中合作的重点是“五通”,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语言相通,否则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就难以实现,所以语言相通是“五通”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语言相通,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五通”。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贯穿亚、欧、非三大洲,官方语言近60种,故而,语言互通是实现“一带一路”之“五通”的前提[4],所以说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行性、基础性作用。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基石的作用。语言是政策沟通的前提、是设施联通的支点、是贸易畅通的保障、是资金融通的工具、是民心相通的桥梁。语言相通对“五通”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一)语言在政策沟通中的经济价值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政策沟通起到了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我国与沿线国家政府在政策上的沟通交流合作。政府之间的合作一旦加强,有利于构建政府间多层次沟通机制,有利于深化利益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营造政治互信的贸易氛围。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经济发展要制定的规划共同商议,制定措施,解决问题,并为今后大型合作项目提供政策支持[2]。通过政府间沟通协调,共同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合作形式主要包括:领导人互相访问、多边合作机制、签署合作文件、各种发展规划的制定、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等。这些合作形式都需要通过语言相通来实现,而语言在政策沟通中的经济价值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

显性价值表现为:政策沟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保障,进一步促进了各国共同发展,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环境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需要政策方面的交流和沟通,而这就给语言带来了体现其经济价值的机会,例如各国政策、法规的翻译。以法律英语为例,法律英语在这些政策法规及法律条文的翻译方面可以发挥专业、精准的优势,为政策沟通保驾护航,避免由于语言不通而产生的政治误解,同时也为自身的专业找到了用武之地,开辟出专业的语言服务市场,产生相对应的市场价值。

隐性价值体现在: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背景各不相同,有的国家虽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但由于其国家不同党派的利益不同和立场不同,我们所提倡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沟通可能受到影响。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受到部分西方政府、军方、媒体、学界的蔑视、质疑、歪曲,澄清中国政策的特性和特点,对于驳斥无端指责、消除疑虑、防止误判、增强“一带一路”政策沟通效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5]。政策沟通需要国家形象作为背书,国家形象的建立需要国家安全语言来塑造,通过构建国家安全语言来塑造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家形象,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政策沟通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正是由于有了语言相通作为保障,政策沟通才能更加顺畅,其中隐含的经济价值不可估量。

(二)语言在设施联通中的经济价值

“一带一路”建设要集中和首要发展的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是发展“一带一路”的根基。要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我国以及沿线国家要从交通、能源和信息交流与合作等与之相关的方面做出努力。首先交通方面,打通缺失路段,梳通堵塞道路,提高道路四通八达水平,完善交通规则,有利于国际运输;其次能源方面,深化基础设施合作,重视能源运输管道安全,携手推进电力设施发展,建立升级版的区域电网平台;最后信息交流与合作方面,加快境内外光缆等通信设施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便利水平,进一步加深信息交流程度。规划和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在积极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推动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工程的措施必不可少。但由于有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设施建设方面较弱,因此大量来自中国和项目落地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参与到其建设过程中。不论是在一开始项目意见互换、合同谈判,还是在集体施工中提供的专业指导,到最后项目运营时的后期维护,语言服务一直贯穿其中,成为设施建设强有力的保障[6]。而中国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设施联通,就需要熟悉各种懂专业、懂技术、懂语言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一些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在与沿线国家合作开展业务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文书,例如招投标文件、合同、法律文本、工程技术标准等等,而这些都需要语言服务。我们目前的状况不是缺懂专业、懂技术的工程人员,而是缺既懂专业、懂技术,又精通沿线国家语言,同时具有国际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复合型人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测评中心研发了国际人才英语考试(English Test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ETIC)、英语沟通能力认证体系,设计研发过程中得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一些国家机关、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外资企业、国内大型企事业单位管理层和人力资源部门的认可与支持,并被众多企事业单位作为招聘、遴选和内训依据。这也充分说明了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需要大量既有专业能力又有语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语言已经成为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必不可少的一项条件,语言在设施联通中发挥的价值也毋庸置疑。

(三)语言在贸易畅通中的经济价值

贸易畅通是“五通”的核心,语言因素是影响国际贸易流量的一个重要因素[7]。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而在经济活动中,信息本身就具有价值。“一带一路”建设中,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频繁。目前中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8],与日本、意大利、瑞士等14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自2013年开始,截至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货物贸易额累计高达10.4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合作伙伴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300亿美元。2021年全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1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创8年来新高,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达29.7%。2021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384.5亿元,同比增长7.9%,占对外投资总额的14.8%;沿线国家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则首次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2.5亿美元。而这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语言,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双边贸易时,语言因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语言能力有利于中国准确、及时、全面地了解贸易对象国和地区有关服务贸易法律、贸易惯例以及当地国情等相关知识,减少服务贸易摩擦,降低服务贸易风险。在遇到服务贸易问题时,还可以直接沟通,获得服务贸易救助[9]。没有语言作为信息载体和沟通桥梁,“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贸易将举步维艰。

(四)语言在资金融通中的经济价值

“一带一路”建设中,资金融通对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资金融通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货币流通的规模扩大;携手共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协商建立融资机构;组建并运营丝路基金;支持国外符合条件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债券,并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资金的融通是重中之重。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经济实力低于中国,所以中国在“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中,对当地做了大量的投资,也和当地政府、金融机构开展了大量的资金融通。“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中的资金融通不同于国内,需要我国金融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对外开放的服务。对外开放服务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金融交易平台。目前,我国与沿线国家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善和系统化的金融交易平台。我国各省也纷纷响应国家政策,跟随政府的脚步,出台了针对资金融通的政策,建立了对外的金融交易平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布了《广西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展了金融业务,并且2015年广西具备结售汇业务资格的外汇指定银行从19家增至23家。由于金融产业的特殊性,其国际化程度较高,因此对于语言服务的要求也高,需求比起其他产业也更旺盛[10]。广西的这种现象只是“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中的一个代表。各地在参与“一带一路”经济建设过程中,都离不开资金融通,所以语言,特别是中文、英语、俄语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在涉外金融业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的相通、准确、安全是保证这些金融平台能够正常开展业务的基本条件。另外,在融资过程中金融合同的签订、金融法规的确立、金融业务的对接都与语言相通紧密相关,可以说离开了语言,这些金融业务无法开展,资金融通将无法实现。

(五)语言在民心相通中的经济价值

“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石是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促进各国合作和经济建设,必须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和加深友谊,为发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因此,“民心相通”是“五通”中最重要的内容。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流工具,是思想的外在表达。世界是由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组成的,“五通”当中“民心相通”的方式是与语言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然而,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人们在沟通过程中遇到了由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所造成的沟通障碍。在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人们每天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跨文化交流,如果语言交流流畅,就能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和背景文化,从而在跨文化交流沟通中相互理解,共同进步,心意互通[11]。

此外,在教育文化方面,由于现实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年都存在无法顺利读书的同学,中国针对这种情况每年提供1万个奖学金名额,对困难学生进行资助,并同沿线国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鼓励沿线国家申报世界性体育赛事,改善沿线国家游客的签证复杂问题;在医疗卫生方面,共同面对公共医疗危机情况,帮助医疗援助受影响国家,并在传统医学方面加强合作;在科技合作方面,携手共建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共同合作中心,联合攻克科技难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进文化交流合作的发展新机制,为民心相通提供了保障,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语言相通为基础。语言的人文性在民心相通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以教育文化为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这些青年汉学家们大多就职于所在国的政府、智库、研究机构、教育机构等,通过他们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可以与中国的专家学者交流思想;同时,他们通过实地调研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改革开放的成果,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会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看法,从而形成自己眼中正确的中国形象,这些青年汉学家们不仅看好“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合作,而且希望以自己的力量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这个过程中,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沟通价值、人文价值得到极大的体现。

三、“一带一路”建设促进语言经济价值实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约65个,占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三分之一。“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开放体系,其总数和占比并不限于此。在这个广泛的区域中,不仅存在着在世界范围、跨区域或区域内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多种国际、跨区域通用语,更复杂的是“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包含了60多种国家官方和通用语言以及数以千计的非官方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12]。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经济合作不断得到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对语言服务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与此同时,语言的经济价值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得以实现,这一点不难理解,“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沿线国家,特别是中国语言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和沿线国家语言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16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简称《“十三五”规划》),进一步强调“增强语言经济意识,启动语言产业调查,大力支持语言产业发展,推动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将其列为“主要任务”中“提高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我国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语言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由于语言的特殊功能,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表现更加明显。

(一)语言产业的迅速发展

语言经济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便是语言产业。李宇明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软实力,同时也是一种硬实力,它用产业的形式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价值,赚取“语言红利”[13]。语言的经济价值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逐步显露出来,各国对语言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这直接使语言产业得以迅速地发展。对于语言产业,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何宏志认为,语言产业可以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原料和内容生产各种语言产品的产业,也可以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加工处理的对象提供各种语言服务的产业[14]。黄少安等则认为,语言产业是一种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者语言服务,从而满足国家或者个人对各种语言产品或语言服务需求的产业[15]。对于个人来说,语言产品可以满足个人的各种语言需求,提升个体语言技能,提高个人人力资本。对于国家和某个区域来讲,语言产业作为一个绿色、智慧的健康产业,可以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良性增长。语言产业业态有多种类型,例如语言翻译、语言培训、语言会展、语言能力测评、语言出版等。“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增强的语言需求促进了语言产业业态的发展。

1.语言翻译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翻译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翻译产业涉及领域的发展又推动沿线国家融入“一带一路”经济合作。2009年,在古城西安举办了首届东西部文化翻译产业论坛,在论坛上我国首次明确提出文化翻译产业。2017年3月2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给北京外国语大学师生做了题为《中国崛起给翻译带来的变化》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走多远,语言服务的任务就有多重;翻译界提供的语言服务能力有多强,‘一带一路’就能走多远”。翻译产业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全球化、产业化、信息化等特点,在产生巨大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上下游关联产业带来庞大的价值。翻译产业,是一项具有独立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服务,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念的互动和传递。随着我国多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语言翻译服务已经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密切的联系,翻译产业已经成为“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性产业,企业走出去的支柱性产业,现代服务外包发展的基础性产业”[16]。翻译产业涉及多个领域,涵盖大量内容,具体有笔译、口译、本地化、影视字幕翻译等。随着翻译产业的火热发展,其相关产业如机器翻译、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等也得到了发展。

2.语言培训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语言培训产业的发展。2016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讲到:“为促进本地区经济整体发展,中方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并希望更多国家参与其中,因此,中方愿在2017年至2019年为成员国培训1000名贸易便利化专项人员”。“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语言培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根据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中国在159个国家通过中外合作方式,建设了15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培养各类学员累计1300多万人。此外,中国已在180多个国家开展了中文教育项目,75个国家通过颁布法令、政令等方式将中文列入国民教育体系,有4000多所大学设立了中文院系、专业、课程,7.5万多所主流中小学校、华文学校、培训机构开设中文课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500万,累计学习使用人数接近2亿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以中亚五国为例,中国企业按照落地国用工政策要求需要大量雇佣当地的工作人员,这就要求这些人员至少了解一些简单的汉语日常用语和工作上的专业用语,由于中方企业普遍薪酬高于当地企业,所以这些岗位颇受当地人青睐,也无形中带动了当地学习汉语的热潮,语言培训成为当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为了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国语言的需求,中国众多大学也随之开设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专业,例如位于“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西安外国语大学就开设了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希腊语、泰语、乌尔都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匈牙利语、印度尼西亚语、菲律宾语、马来语、白俄罗斯语、捷克语、哈萨克语、乌克兰语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专业,除此之外,这些语言专业的相关培训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家对多语种、多类型、多层次的语言人才的需求,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智力支撑,推动沿线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

3.语言会展

“一带一路”沿线约65个国家,60多种官方语言,由于国家众多,区域广阔,语言多样,沿线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合作与沟通交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过建设语言交流平台,创造沟通交流的机会,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迫切需求。作为语言产业和会展业的交集,语言会展业是语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会展是由主办国政府参与或政府委托的部门和组织举办,向世界其他地区展示语言文化、技术和产业成就的国际专业展览。会展活动本身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同时它也是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背景下促进语言产业发展、扩大文化影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手段[17]。“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语言会展业的蓬勃发展,通过对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的展示促销、贸易往来、国际合作等活动促进了语言产业聚合、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推动“一带一路”语言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4.语言能力测评

语言能力测评具有丰富的社会属性,它不只是一种语言能力的测评,更服务于国家语言规划和安全战略需求。同时,语言能力测试也带有强烈的经济属性。以雅思考试为例,2020年全球雅思考试报名人数超过500万,2021年受疫情影响虽略有下降,但仍数量惊人。而根据雅思官网可知,普通学术类雅思考试报名费用为2170元;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报名费用为2220元;雅思生活技能类报名费用为1350元。由此可见语言能力测试已经成为一个产业,其背后蕴藏的经济价值惊人。

我国也有汉语水平考试(HSK),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华裔和中国少数民族考生)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根据报考的等级不同费用分别为:HSK1级150元;HSK2级250元;HSK3级350元;HSK4级450元;HSK5级550元;HSK6级650元。2020年12月22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世界上有70个国家将汉语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国境外约有2500万人在学习汉语,“十三五”期间全球将有4000万人参加HSK(汉语水平考试)、YCT(中小学汉语考试)等汉语考试,表明国际汉语教育具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18]。“一带一路”建设中,以中亚国家为例,其要求外国企业中80%为当地员工,这就需要大量的当地员工了解、学习汉语。另外,在“五通”实施过程中,非常需要精通汉语的人才,这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中汉语的地位在稳步地提升,因此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人数稳中有升,语言能力测试在服务国家语言规划和安全战略需求的同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语言出版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经济要发展,文化要先行。语言出版作为文化输出的重要阵地,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重要窗口,发展语言出版有助于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及经济合作,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又促进了语言出版的发展。我国新闻出版实行“走出去”“引进来”政策,这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增进互相了解开启了一扇窗。首先,通过语言出版,沿线国家可以互相了解对方国家的自然条件、社会情况、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这为“五通”的实现铺好了路,搭好了桥。中国有句谚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语言出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首先起到的就是增进相互了解的作用,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资风险,使投资方提前了解对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做到有的放矢。其次,通过多模态的语言出版,沿线国家和人民能够从全方位直观地了解对方。例如”丝路书香工程”作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项目,在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三方合力下文化输出成果显著,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输出的主要发力点,通过文化输出消弭距离,增进互信,服务经济合作。最后,语言出版本身直接产生经济价值,语言学界针对“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开展“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研究,从语言政策、语言教育、语言服务三个角度切入,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系列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等。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一带一路”系列丛书,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从愿景到行动(2016)》《数说“一带一路”》和《“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等共10种。语言教育方面,紧扣“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以报刊、图书、数字出版等多种形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开发了一系列产品,例如海外中文教材、来华国际留学生中文教材、汉语水平考试(HSK)用书、中国文化读物等[19]。语言服务方面,中国实行了多个项目来推动对外文化发展建设,例如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丝路书香工程涉及中文教材推广、数字出版产品出版、国际营销渠道搭建等7个大类,覆盖书、报、刊等出版领域和编、印、发等出版环节,通过数字出版、平台展示、人才沟通等方式,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版资源联通、内容共创、渠道共用的发展格局形成[20]。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了语言出版,语言出版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活动,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同时,又在“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五通”中发挥信息价值。

四、提高“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经济价值的途径

语言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的资源,要提高其经济价值,使语言的经济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挥,首先要加大沿线国家语言状况研究,做好语言规划;其次,积极发展语言产业,借助新媒体、新技术开发多模态的语言产品,丰富语言服务内容,优化语言服务方式,使语言产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保持健康、绿色、智能的优势,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加大语言人才培养力度,使语言的价值能更好地通过使用语言的人发挥出来,从而更好地促进生产力,服务“一带一路”经济建设。

(一)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的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60多个,官方语言60多种,语言情况比较复杂,区域性和地缘性较为显著。再加上历史原因,局部区域内语言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整体来看语言的差异性不容忽视,情况较为复杂。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研究,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地理、历史、现实和社会等方面紧密联系与结合,需要发挥政府的职责协同民间的力量一起推动。孔子学院、与我国合作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跨国企业等社会力量也能发挥极大作用。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发展情况可以为我国今后在制定“一带一路”相关语言政策时提供参考。

(二)积极发展语言产业,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数字语言开发多模态的语言产品,提供多元的语言服务

语言是一种资源,具有经济价值,语言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产业特征。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一带一路”语言产业发展,从而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是大势所趋。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语言的经济属性,深究语言经济运行规律,通过语言政策促进语言产业蓬勃发展[13]。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语言产业,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数字语言开发多模态的语言产品,提供多元的语言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既保住语言产业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语言服务质量,刺激语言消费,提升语言产业红利,同时又能“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国家正面形象。

(三)加大语言人才培养力度,提高语言人才培养质量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精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及其与之相关专业的人才将存在较大的需求缺口。这里可以从三个方面开展语言人才培养:一是培养语言类专业人才。横向上根据“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需求扩大语种范围,满足“一带一路”语言需求,纵向上把专业做深做精,培养精通沿线国家语言,并熟知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知识的专业语言人才;二是培养复合型的语言人才,即“语言+专业”。语言是基础,专业是拓展,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备较强的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能够参与国际商务竞争与合作。三是培养国际性人才。国际性人才指的是具有国际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同时又有自身专业的人才。国际性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坚力量,也是目前急缺的人才。所以,我们不但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更要根据“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战略需要培养高质量的国际性语言人才。

五、结论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一步,是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步。“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惠互利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不仅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推动“一带一路”沿路国家经济发展。语言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走多远,语言服务就要跟多远;语言服务能力有多强,‘一带一路’就能走多远”。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社会价值显著。语言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促进了语言产业的发展,为语言产业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现状的研究,抓住机遇,积极发展语言产业,注重语言人才培养是语言更好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语言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其经济价值的有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