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鹏飞,杨思源,沈 洋

(1.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1331;2.华侨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21)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1]。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中,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建党百年之际,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因贫困主体生计脆弱性、政策兜底覆盖有限性和贫困线调整动态性等诸多不确定性致贫因素干扰,即便消灭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续[2]。“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阶段,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书写“三农”新篇章。《“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指出,到2025年,乡村振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然而,在社会发展快速演变的进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明显滞后,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异明显、土地超负荷耕作和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农业农村还未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要夯实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保障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妥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于是,兼顾减少贫困和环境保护的绿色减贫成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全面振兴和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的必然选择[3]。绿色减贫并不是单纯的以经济脱贫为目标,而是侧重强调扶贫工作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从时代背景、阶段特征和国家顶层设计出发,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战略框架,将缓解相对贫困和绿色发展相结合,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道路,既是缓解相对贫困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协同推进的可行路径,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迫切诉求的具体反映[4]。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是丰富乡村业态、推进产业振兴的重要选项[5]。在产业扶贫新阶段,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特色产业加快培育,产销结构不断深化,带贫能力持续提升,扶贫模式不断创新,旅游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成为产业扶贫的新亮点。深度挖掘乡村生态资源,盘活“沉睡”资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村具有较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农旅融合既顺应绿色减贫要求,也是对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盘活再利用,促成资源变成创富致富的资金,是生态和农业资源创造经济价值的实践路径。旅游消费需求和资本积累是农旅融合促进农村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传导路径,农旅融合通过引导消费和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6]。同时,农旅融合通过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和人均资本对收入贫困起显著减缓作用。在绿色减贫框架下,农旅融合将自然生态资源转化成经济优势,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效益。因而农旅融合不只是经济的融合,更是生态的融合。农村地区以生态环境为基础,通过市场机制将乡村资源嵌入休闲旅游业,提升了农旅融合的生态价值。农旅融合将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等多重功能有机结合,有效地发挥了农村地区的经济价值,这是未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文章紧随国家的战略行动,根据国家对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重要判断,为加快实现乡村振兴,回顾和探讨农旅融合对绿色减贫的影响,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乡村建设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旅融合已成为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五大要求的纽带。现阶段学界关于农旅融合和绿色减贫相关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农旅融合的内涵界定、两者间的耦合机理、融合效率、时空差异和优化措施等方面的探索和论证。例如张莞[7]通过对农旅融合的动因、过程以及效应进行剖析,探寻了民族地区农旅融合的内在机理。贺坤和李小平[8]认为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可以通过要素系统化整合重组来实现农业生产、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三者的有机统一,其衍生的新业态兼顾了产业和生态两个核心,共同组成了共生共荣的协同局面。周军和吉银翔[9]基于农旅融合视角从产业融合、功能融合、空间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探求了传统农业向农旅融合转化的路径。基于对贫困地区农旅融合现实可能性的探究,向从武[10]认为要充分发挥当地政府的主导作用,广开资金来源渠道,积极鼓励当地农民创新创业。刘广宇等[11]运用共生理论和原理构建了云南省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在农旅融合对经济社会产生的作用方面,钟漪萍等[6]运用2010—2017年地级市数据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分别论证了农旅融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地区间虽呈现出差异性,但其对所有地区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对农旅融合的绩效研究方面,聂磊和范芳玉[12]利用1987—2017年面板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证实了农旅融合发展的相互关系。在农旅融合与中国减贫效应的研究中,钟漪萍和唐林仁[13]采用包含调节效应、中介效应的Probit和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了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和内在传导机制。

二是旅游扶贫效率的机理、测度与改进路径。杨光明等[14]通过包络分析法测算了2011—2016年三峡库区各区县的旅游扶贫效率,发现该区域的旅游扶贫绩效具有聚集效应和区域差异特征,库区扶贫效率总体向好,整体出现梯次转移的演进趋势,同时呈现出两端高、中段低的凹型地域分异格局。在减贫历程中,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地区减贫效率的提升。张沁和孙浩[15]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减贫效应,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邻近地区发挥了间接性的减贫作用,为解决农村贫困集聚效应提供了新思路。王璐瑶和廖桂蓉[16]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出四川民族地区贫困分布存在着显著的全域空间关联性,以此提出通过产业扶贫的方式促进各生产要素的流动。程莉等[17]认为农业与旅游业、文化产业等服务业融合能够显著促进长江上游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因而统筹处理好农业、服务业与农民收入三者间的关系极为重要。

三是基于绿色减贫框架的减贫机制、指标体系构建、成效评价和转型路径研究。张琦等[18]把绿色发展和减贫成效结合起来,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保护度、社会保障程度、减贫和脱贫成效四个维度构建了中国绿色减贫指数,同时还从绿色发展角度构建了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体系。周鹏飞等[19]采用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分析了“三区三州”贫困地区的时空演化特征,提出要根据各系统内部的制约因素,因地制宜地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着力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全方位提升农户的自我脱贫能力。郑万军[20]和王元聪等[21]认为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为绿色减贫助推民族村寨产业振兴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与逻辑起点,绿色减贫正好构成了这两大攻坚战的链接点,有助于缓解贫困问题。刘耀彬和卓冲[22]的研究指出,绿色发展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效应主要通过知识外溢的渠道来实现,但这种减贫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现象且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递减幅度更为明显。周伍阳和郑万军[23]认为在生态减贫实践中马克思物质变换的存在阻碍了民族地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顺利转化,因而需要制度、市场和文化优势不断推进绿色减贫理论和实践创新,以此破解民族地区绿色发展和贫困减缓的两难困境。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农旅融合和绿色减贫进行了大量有益研究,但已有文献忽略了从绿色减贫视角研究农旅融合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系统影响。鉴于此,文章采用数理统计模型量化了农旅融合对绿色减贫的影响效应,系统性考察了农旅融合对绿色减贫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农旅融合对绿色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试图为农旅融合促进绿色减贫的研究提供一个更为系统的思维框架和视角,同时就如何发挥好农旅融合的绿色减贫效应提供政策建议。文章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一是通过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农旅融合促进绿色减贫的内在机理和传导机制;二是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农旅融合绿色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

二、农旅融合促进绿色减贫的机理分析

单靠农业生产摆脱贫困的方式有其天然短板,农民的生产性活动不仅会产生碳排放的非合意产出,还会伴随着规模不经济和生态环境资源破坏等问题,这使得脱贫后返贫的威胁依然存在。利用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将原有的传统输血型脱贫方式转向造血型脱贫方式。农旅融合能将一二三产业进行融合,实现产业单一化向融合性发展转型。

(一)收入效应

农旅融合能触发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拉动地区经济有效增长。旅游消费涉及吃住行各个方面。为迎合市场发展要求,当地居民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农旅融合发展模式中。这也将激发农民寻找适合自己的增收渠道,提升其投资意识。随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资金优惠的扶持政策,农民参与乡村经济发展的投资成本随之降低。此外,农民还可享受到银行给予的贷款政策,使得他们拥有发展的启动资金。企业统一将农产品进行收购加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打造乡村旅游品牌需要特色农业、特色手工业和特色文化等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融入其中。这一过程会有力推动和激发农民的创新创业意识,通过发展餐饮业、住宿业和手工业等又会增加边缘群体的经营性收入,因而,以往的贫困边缘群体有了稳定增收渠道,能够有效防止脱贫后返贫。此外,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供给,农旅融合使得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大幅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和创业也能减少房租、食物、交通等生活性支出,使家庭实得收入增加。因此,农旅融合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二)关联效应

农旅融合有助于提升产业链关联水平。农旅融合实现一二三产业相互渗透,使得主营业务产品价值提升。如农副产品经过精加工和包装作为特产进行售卖,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农产品价格提升,这就使得产业间相互渗透。传统的单一农产品产业链向乡村旅游产业链延伸,促使农业和旅游业的价值增值。旅游业的发展衍生了旅客对餐饮业、住宿业的需求,相关主体将相关产业联合成更为复杂的产业链,能促使当地经济发展。农旅融合整合了多方面的资源,同时将自然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等相结合,实现综合开发利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农旅融合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拓展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新业态。旅游业的发展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了新渠道,形成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有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旅融合延长产业链,涵盖“食、住、行、购、娱”多方面,促使经济总效应提升,产业间的关联度密切[24]。单一化产业发展对经济的驱动作用极小,主要是通过产业关联互动机制对其他产业产生溢出性影响。农业与旅游业为天然互补产业,具有耦合性,旅游业后向关联餐饮业、住宿业、手工业,同时前向关联农业,其与乡村主导产业相结合从而收获更大的经济效益。农旅融合降低了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形成新的产业联结体系,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转型调整,产业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明显,农业与旅游业良性互动不仅是拉动农村经济的关键,也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破局点。

(三)公共产品效应

农旅融合的纵深发展对水、电、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产业发展需要下,当地政府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畅通农村与外界隔绝的障碍,这能吸引更多的商业资本到农村落地和投资。当地的农产品向外销售需要完善的交通网络来减少物流运输成本,道路通达度越高更易实现城乡融合联动发展。教科文卫等准公共产品和服务进入乡村,逐步地消解原有的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顽疾,能促进农民学习新知识、新思想,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更容易让农民摆脱贫困。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农户也可利用后发优势搭上数字时代的高速列车,借助抖音、西瓜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销售农副产品,通过这些方式能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农户收入以及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在农旅融合过程中,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农户有意愿改善居住环境。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户通过开办民宿、开发特产,通过直播宣传家乡的人文故事和土特产,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无形中也加强了对传统村落的开发和保护,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进而达成绿色减贫目标。

三、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

(一)绿色减贫指数构建

1.绿色减贫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绿色减贫理论,根据国际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指标体系以及现有文献的做法,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得性、可比性等原则,选取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扶贫开发政策效果以及环境脆弱性5个方面共计30个指标构建绿色减贫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绿色减贫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1 绿色减贫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2.绿色减贫指数的测度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分析中,各指标权重的分配差异会直接导致评价对象优劣顺序的改变,进而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熵值法主要是依据各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值大小进行客观赋权,能够很好地避免人为因素干扰所带来的偏差,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各个维度内部指标进行赋权合成,其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是构造评价矩阵。假设待测度的某省份m年绿色减贫指数测度维度中包含n个指标xij,因而构造的原始系数矩阵A可以表示为:

(1)

式(1)中,xij(i=1,2,…m;j=1,2,…,n)表示第i省第j项指标的数值。

第二步是变量的无量纲化处理。文章选取的指标因量纲存在较大差异,且既有正向指标又有负向指标,因此需要对各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于不同属性的指标处理方式如下:

(2)

(3)

第三步是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由于计算信息熵时需要取自然对数,指标的数值不能为0,因而需要进行适当处理。参考张琰飞和朱海英[25]的做法,对各个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指标进行平移。为尽可能不改变数据的原始信息,此处仅做0.01个单位的平移,因而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表示为:

(4)

第四步是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熵值越小,差异系数越大,指标的重要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

gj=1-ej

(5)

第五步是计算各项指标所占权重:

(6)

第六步是测算第i个省份绿色减贫各个维度的综合指数:

(7)

虽然熵值法具有客观性的优点,但其缺点在于忽视了指标的重要性。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维度均衡发展缺一不可,因而文章认为各个维度应当是同等重要的。参考刘艳华等[26]和徐藜丹等[27]的做法,利用生计五边形来合成绿色减贫指数。假设a、b、c、d、e分别为绿色减贫测算体系的5个维度,同时任意两个维度的夹角为α(α=360°/5),那么生计五边形的面积S可以表示为:S=(ab+bc+cd+de+ea)×sinα/2。考虑到5种生计资本不同排序方式会影响计算结果,因而选取5种生计资本组成的所有生计五边形的面积取平均值进行表征。5个维度的所有可能生计五边形组合面积平均值的大小取决于5种生计资本得分两两相乘后的加总值,因此最终计算的绿色减贫综合指数(GPR)为:

GPR=ab+bc+cd+de+ea+ac+ce+eb+bd+da

(8)

绿色减贫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EPS数据库。

(二)农旅融合评价体系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是在产业关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过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而衍生的农家乐、农业庄园、特色小镇、蔬果基地等新业态,充分利用了乡村自然资源,吸纳了乡村富余劳动力,在农村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在全社会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而,农业与旅游业关联度是评价农旅融合的基础,衍生的新业态是融合发展的结果。基于此,沿袭杨歌谣等[28]的思路来构建农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具体指标见表2。

表2 农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计量模型

1.线性回归模型

文章的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减贫(GPR),由前文的生计五边形面积求平均计算而得。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旅融合(Co),根据上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灰色关联度、因子分析法以及熵值法计算而得。因影响绿色减贫的因素较多,为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文章还选取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城镇化率(Urbr)、产业结构(Stu)和市场化程度(Mar)作为控制变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减少异方差和缩小数量级,文章对部分变量做了对数化处理。此外,为了探究农旅融合与绿色减贫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文章还将农旅融合的平方项纳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全样本由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限于数据可得性,不含西藏和港澳台)300个观测值组成。基于以上设定,文章设定的模型为:

GPRit=α0+α1Coit+α2Marit+α3lnFdiit+α4Urbrit+α5Stuut+vi+εit

(9)

(10)

式(9)和式(10)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v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表示服从白噪声过程的随机扰动项;α表示待估系数。

2.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农旅融合是否通过收入效应、关联效应以及公共产品效应促进绿色减贫,参照温忠麟等[29]关于中介效应的方法,使用Sobel中介因子检验方法构造如下方程:

Incomeit=β0+θ1Coit+γXit+νi+εit

(11)

(12)

Connectit=β0+θ2Coit+γXit+νi+εit

(13)

(14)

Publicit+β0+θ3Coit+γXit+νi+εit

(15)

GPRit=β0+β‴1Coit+σ3Publicit+γXit+εit

(16)

其中,中介变量分别为:农户收入(Income),即选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代理变量;关联效应(Connect),即选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指数作为代理变量;公共产品效应(Public),即选用用于农林水事务的财政支出额作为代理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F检验和似然比检验结果可知,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拟合模型,因而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考虑到时间效应基本显著,因而文章选取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基准回归实证结果

表3的实证结果显示:农旅融合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系数为0.091,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旅融合对绿色减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可能产生的传导路径为:农旅融合以地区特色农业为根基,利用当地自然禀赋发展旅游业,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渠道。同时,农旅融合积极践行“两山理论”,对资源进行合理规划整合,进而实现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绿色化生产经营,这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内源性驱动力。但从农旅融合的平方项来看,其拟合系数为-0.042,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过度商业化不利于绿色减贫。从现实经济运行实践来看,大规模的农旅融合会产生同质竞争现象,这不仅浪费了生态资源,还造成了游客的审美疲劳,因而不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

(二)内生性问题讨论

尽管文章通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控制了时间和地区等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模型设置仍要面对农旅融合与绿色减贫互为因果关系内生性的威胁。一方面,发展乡村旅游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物质载体,这要求相关市场主体和行政主体注重山林河湖草全要素生态保护工作,这显然与绿色减贫中绿色发展要求相契合;另一方面,绿色减贫事业的推进需要各个地方不断完善产业结构,实现“输血式”脱贫向“造血式”脱贫转型,而农旅融合作为农业农村产业新业态,在脱贫攻坚战中扮演着产业脱贫和可持续脱贫的重要角色。因而在贫困程度深、自然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推行农旅融合产业,正契合了绿色减贫理念和核心要义。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两者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对模型估计结果带来的偏差。为增加文章结论的严谨性,文章参照顾乃华[30]的做法,选取2000年各省份旅游收入和各地区的年度降雨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因选取的工具变量个数大于内生变量个数,因而在第一阶段先进行固定效应转换,在第二阶段再进行GMM估计,能够提高模型估计精度和效率,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内生性问题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前提条件是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因而在进行工具变量回归之前,需要对有效性做检验。由表4可知,过度识别检验的Sargan统计量P值为0.239,该结果接受了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识别不足检验的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的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大于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各项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不存在弱工具变量、过度识别和不可识别问题。从具体数值来看,2SLS的结果显示农旅融合对绿色减贫的拟合系数为0.793,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该结果与基准回归相似,符号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基于严格因果推断后的计量结果仍然认为农旅融合能促进绿色减贫。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程度,文章还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第一,更换模型。考虑到中国各个地区在自然生态禀赋、经济发展、市场前景与区域政策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快,且由于农民工大多向沿海发达地区聚集,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入,为东部地区乡村旅游市场奠定了广阔的消费者基数。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用下,人们愿意在休闲娱乐上投入更多的消费。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物产资源丰富,森地覆盖率高,拥有着独特的自然风貌,发展旅游业的资源禀赋较高,这种地区间的差异性可能对绿色减贫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文章将地区效应纳入到模型内,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第二,更换标准误。如果回归模型的扰动项存在条件异方差,通常的解决办法是使用稳健标准误。尽管稳健标准误在大样本下是一致的,但在小样本中可能不够精确,因而文章采用自助法进行500次抽样来获取标准误,进而取得更加精准的估计结果。

第三,改变样本容量。根据《中国贫困监测报告》数据显示,东部发达地区的上海在2011年便实现了在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而北京、天津也相继在2013年完成了全面脱贫任务,其余地区则是在2016年之后才陆陆续续完成全面脱贫任务,因而将上海、北京、天津的样本删去再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

由表4可知,从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各个模型的结果均显示农旅融合对绿色减贫的促进作用仍然是成立的,且显著性未发生较大变化,这充分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通过稳健性检验增强了文章实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四)中介效应分析

为验证农旅融合能否通过收入效应、关联效应和公共产品效应的中介渠道影响绿色减贫,根据上文设定的中介效应检验方程组,使用Sobel中介因子检验法得到表5的结果。

由表5的拟合结果可知,Sobel检验的Z统计量均大于0.96的临界值,表明农旅融合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关联效应以及公共产品效应的中介渠道来促进绿色减贫。为了使估计结果更具有可比性,对所有的中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可以发现,中介效应中最大的是收入效应,说明农旅融合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农民就近创业就业,通过政府提供的大量培训机会,农户学会了获取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必要技能,从而使得可支配收入增加,有利于农民摆脱贫困。

(五)进一步讨论

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前提假定是被考察样本的空间均质性和独立同分布性,以及解释变量固定等。空间经济学理论指出,随着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地区间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区域经济体中各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容易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从而形成“中心——外围”式经济分区[31]。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活动通常与邻近区域的经济活动相关联,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一般表现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依赖性。根据LM检验、Wald检验、LR检验以及豪斯曼检验结果,本文的样本数据的最优拟合模型为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

由表6可知,在距离权重矩阵中,农旅融合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为正值,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旅融合不仅对当地的绿色减贫产生正向影响,引发的空间溢出效应也会对相邻地区绿色减贫产生正向影响,证实了农旅融合水平提高能促进本地区绿色减贫,同时也能带动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现阶段国内旅游群体因受到闲暇时间、收入约束、文化认同、饮食偏好、交通便捷以及疫情防控等多种因素影响,仍然以近距离、短时间旅行为主,因而周边区域的游客与旅游地更容易发生频繁且稳定的经济联系,这就为农旅融合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创造了现实条件。邻接矩阵和经济矩阵的拟合结果与距离矩阵的结果类似,证实了空间计量模型的稳健性。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6 空间杜宾效应分解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先是系统性梳理了农旅融合影响绿色减贫的作用机理和传导机制,结合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先采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评估了中国各地区的农旅融合水平,然后是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农旅融合对绿色减贫的影响,以及在农旅融合影响绿色减贫的传导机制中,收入效应、关联效应和公共产品效应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最后是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农旅融合在促进绿色减贫的过程中是否具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农旅融合能促进绿色减贫,且这个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但是农旅融合对绿色减贫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趋势;在农旅融合促进绿色减贫的过程中,收入效应、关联效应和公共产品效应发挥着正向中介作用,其中收入效应是主要的中介渠道;空间杜宾模型表明农旅融合的绿色减贫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的绿色减贫,还能正向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状态。

为更好地发挥农旅融合对绿色发展的正向作用,结合文章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引导新型旅游主体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诸如“订单+收购+分红”“土地流转+优先雇用+社会保障”等方式,鼓励农民以不同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引导旅游龙头企业依托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资源优势打造特色旅游项目,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品牌,开发特色旅游资源,汇聚各资源要素,支持本地农户创办“生态+休闲+观光”一体化旅游农业,强化政策推动引领作用,以乡情感动、项目带动,搭建能人返乡、企业兴乡和市民下乡等多方平台,吸引各类人才到农村创新创业,带动农户脱贫致富,不断增强农旅融合的收入效应。

第二,农旅融合发展要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利用好农村的村容村貌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开发农耕文化游、乡土文化游、民俗文化游、民族文化游等,借力数字经济平台,发展创意农业、亲子体验、数字农旅动漫、功能农业、新艺术创作等业态,并与文化、教育、科普、康养等深度结合,激发出农旅融合的公共品效应。

第三,整合农村自然生态和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差异化农旅融合精品点。推进整村开发、一村带多村、多村连成片,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示范村镇和休闲旅游串联线路,走差异化竞争发展路径,支持发展区域范围内产业关联度高,辐射联动能力强的大型农旅融合产业联合体,从关联农旅线路产品打造、交通链接、文化共享、农旅融合资源互助共享,到农旅融合产业联合体之间的公共服务共享、投诉处理、协同发展建议等方面,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感和美誉度,鼓励关联区域范围内的餐饮企业、民宿企业、旅行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抱团发展,建设多主体参与、多要素聚集、多业态发展的区域农旅融合格局,为发挥好农旅融合的关联效应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