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畅，李亚员，燕 妮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我国自古以来有着浓厚的价值观教育传统，十分注重国民价值观建设。习近平强调：“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1](P105)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交织的历史坐标，价值观教育被赋予了更重要、更迫切的时代使命。事关中国精神的凝聚、中国价值的彰显与民族自信的生成，事关中国以何种价值体系、文化姿态与世界文明进行互动融合。我们要以更高远的视野、更坚定的立场，不断深化价值观教育研究，推动其时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全面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进展，有助于持续夯实研究的理论厚度、把握研究准度，进一步澄清得失、清理地基、廓清脉络，进而认清趋势、破旧立新、科学研判。同时，也有助于研究更好地融入现实温度、体现时代高度，从推动“价值观转型”、促进“价值观实践”的角度，致力于解决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的价值问题，真正将人们的价值共识、精神力量转化为现实行动、物质力量。

一、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历史进程

现有相关综述类文章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教育为直接主题，以党的十八大为研究的起始节点，并涵盖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综述。与之相比，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教育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在时间跨度上更纵深，有利于以历史的、演进的视角深刻剖析其发展进程；在主题维度上更丰富，有利于多层面、多角度地立体呈现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图景。

截至2021年9月，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以“价值观”为主题，以CSSCI、中文核心期刊等高水平期刊为文献来源，共检索到文章3万余篇(1986—2021年)。通过浏览、研读进而筛除与价值观教育相关度较小的文章，最终得到论文1582篇。根据不同主题归类整理成《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教育研究经典文献汇编》，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性资料。通过考察现有文献可以看出，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发端与发展既得益于宝贵的价值论哲学研究基础，也体现着鲜明而浓厚的问题意识，不断在实践与理论的交互作用中纵深发展、形成特色。总体上，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经历了由隐到显、由显到热、由浅到深、由深到专的发展历程。

(一)兴起阶段：在反思和批判中守正固本(改革开放至邓小平南行讲话前)

我国价值观论题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既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理性价值反思，强调对过去片面极端思想的摒弃，同时，也承载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现实变迁及时代特征，强调严肃批判与抵御不断涌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在守正固本中筑牢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立场。该阶段价值观教育尚未成为普遍的研究话题，但已隐含于对价值相关问题的持续探讨中，逐步呈现出从隐到显的趋势。总结这一时期研究特点，可从关键时间节点与典型主题两个维度来把握。

在时间脉络上，1978年，在上海举办的“理论务虚会”上，已有人从“人生价值观”的角度讨论价值观问题。[2]1980年，“潘晓讨论”引起人们对“自我存在的价值”的热烈探讨与深刻反思。同年，杜汝楫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刊登于《学术月刊》，象征着价值论研究的兴起。[3]1986年，国家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要在“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全面改革。[4](P1175)1991年，《教学与研究》刊发两篇明确探讨价值观教育的文章，一篇为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的《高度重视人生价值观教育》，另一篇为中央教科所张志义的《全社会都应关心青年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同年，不同地区举行了相关主题研讨会，包括：安徽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讨论会，长沙的“人生价值观与反和平演变”理论讨论会，上海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学术研讨会以及“大学生价值观、道德观、政治观”研讨会。这意味着价值观教育开始从隐性形态朝着成为显性话题的趋势发展。此后，学术研讨会也成为推动价值观教育研究的重要活动形式。

在研究主题上，面对社会生活领域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动荡，以及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中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学术界相应形成三个主要研究论域。一是对价值相关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探讨，这为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后续发展奠定了理论资源。以李连科、刘奔、李德顺、王玉樑等为代表，学者们对价值的本质、结构、分类、价值与真理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1)代表性成果包括：李连科《关于价值的哲学分类》，《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李连科《关于价值、价值评价与科学认识》，《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3期；李连科、刘奔《价值观是哲学世界观的有机部分》，《学术月刊》1987年第5期；李德顺《论价值的主体性》，《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李德顺《关于价值分类的再探讨——兼论“真、善、美”》，《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李德顺《当前价值论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王玉樑《论价值与社会认识》，《江淮论坛》1991年第1期；王玉樑《价值与文化》，《中州学刊》1989年第3期。尤其是李德顺的专著《价值论》，从人的主体性原则出发阐释价值现象，尝试构建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学说体系，为当时处于争鸣与探索期的价值哲学研究拓宽了理论视域、促进了思维变革。二是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发，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价值问题进行学理剖析。相关学者深刻阐释社会主义的价值意涵，强调“价值目标在社会主义概念中的地位”[5]，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的存在基础、实现条件和思维方式等展开系列论争，(2)系列成果包括：王锐生《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刘井山《也谈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兼与王锐生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91年第6期；王锐生《再谈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兼答刘井山的质疑》，《哲学研究》1991年第9期；刘井山《关于研究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观的方法论问题——兼答王锐生同志》，《哲学研究》1992年第5期。这为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前提。三是从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出发，对“个人本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进行严肃批判。强调坚决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本质差别，明确提出要树立“集体主义”价值取向，[6]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的核心，[7]同时要引导青年学生同个人主义价值观作斗争。[8]

尽管该时期价值观教育研究的直接成果相对较少，质量与数量均处于起步阶段，但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不断渗透到对价值相关问题的研究当中，已具备发展成为显性研究话题的趋势，这些都为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化与丰富奠定了理论条件。

(二)拓展阶段：在应对与调适中主动建构(邓小平南行讲话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以邓小平南行讲话为契机，以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着新的历史阶段迈进。社会经济领域的体制转型必将带来价值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面对旧有价值观念体系的日渐失效瓦解，新的价值规范却尚未完全确立的现实困境，学术界愈发意识到价值观教育的必然性。该时期的价值观教育研究日益成为显性话题受到学者关注，并将“社会转型”作为常用语境。研究旨在有效应对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嬗变，解决人们的价值危机、道德困惑，尽快达成价值共识，进而尝试建构一种科学合理的主导价值观念体系，作为有效进行社会调控的观念机制。

该阶段研究具有一条鲜明主线，即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导价值观，着力探讨价值观教育“教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既包括对具有相对性或矛盾性的典型价值观念范畴的对比探究，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重利观与重义观、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等，(3)代表性成果包括：吴潜涛《价值观多样化势态与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导向》，《道德与文明》1999年第4期；孔祥宁《义利之辨: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及现代意义》，《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赖传祥《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旨在区别其根本差异，引导人们树立契合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念；也包括以积极主动的态度科学阐释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应该以何种立场、原则、目标和内容等有效建构社会主导价值体系。总体上，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尚未就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达成共识，但已对价值主体确认、价值目标定位、价值评判标准、价值建构原则、价值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较深入探讨，提出以人民群众为最高价值主体、以艰苦奋斗为根本实现途径、[9]以“三个有利于”为价值评判标准、[10]以科学处理个人、群体、社会的利益关系为价值取向、[11]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12]等重要观点。已有学者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强调要处理好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社会共同价值观与最先进价值观等多重关系。[13]

基于建构并传递社会主导价值观这一贯穿始末的线索，该时期相关研究愈发关注价值观教育“如何教”的方法论问题，日益受到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共同关注，呈现出多学科并进、多主题辐射的趋势。总体看，学者们对价值观教育的内涵、目标、内容、方法、途径以及价值观教育的中外比较等都有所论及，成果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并开始出现价值观教育研究的专著和教育读本，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比如，专著《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与教育》(黄希庭、张进辅、李红等，1994)在扎实的青年价值观调研基础上，较为全面系统地讨论了青年价值观教育问题；中央教科院“中学生人生观教育课题组”联合相关部门编撰了《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中小学生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课题组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读本》，等等。此外，一些理论研讨会对价值观教育研究发挥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以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21世纪价值观教育与文化战略”研讨会为例，会上对价值观教育的时代背景、面临问题和有效途径等展开探讨，提出将心理学与实证调研相结合，注重教育者自身素质、榜样示范和平等对话等作用，强调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化工具提升价值观教育效果。[14]

总体而言，该阶段价值观教育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积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既承续了前一时期重在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守”与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防”这一主要价值立场，又深刻发展了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与“立”这一由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建构的积极姿态，对于如何有效构建社会主导价值观以及科学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作出重要探索，也为后一阶段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研究成果提供了理论储备和现实基础。

(三)纵深阶段：在聚焦与深化中凸显特色(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召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时代命题，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内容也首次在国家层面上得以明确而系统表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承载着鲜明的国家意志，这使得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也为价值观教育研究的不断纵深发展指明正确而坚定的方向。该时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展开，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实践与价值理论，既涵盖对价值观教育一般性问题的持续讨论，也包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相关问题的专门探究。

从演进趋势来看，价值观教育研究发展至该阶段，大体上呈现出从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深刻探讨，到对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科学阐释的这一基本演变过程。学者对于价值观教育的定位、作用、主题等的研究，普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要理论前提，强调其“引领”作用和“融入”价值。对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问题，相关学者指出应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包括：选择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全球性、[15]体系性与层次性、社会外部建构与个体内在形成[16]等，同时，要加强认同教育、理论阐释、[17]环境育人和实践机制[18]等探讨。对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相关研究团队从研究进展、过程融入、内容融入、途径融入、载体融入等角度形成系列成果。(4)系列成果包括：杨晓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论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刘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研究概述》，《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高地《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统整》，《思想理论教育》2012年第15期；王占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高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此外，学者们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意涵，持续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将共识性、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作为价值观教育的必要依据。其中，较受学者关注的价值范畴包括：富强(或共同富裕)、民主、文明、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公平正义(或公正)、以人为本等，(5)代表性成果包括：韩震《“民主、公正、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及其原则》，《红旗文稿》2012年第6期；吴向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黄蓉生、白显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表达》，《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11期；田海舰、戴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探》，《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1期；唐志龙《价值观的生成机制及实践指向》，《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这些都为后续开展更具针对性、更具现实意义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深入程度来看，该阶段研究经过前两个时期的积淀和发展，对价值观教育问题的关注愈发触及实质与核心，由过去侧重于就“价值观教育”而论“教育”，逐渐深入到对“价值观”本身的形成发展机制、变化规律、影响因素等的分析，日益将研究视角从外围、表层、宏观领域转向内围、本质、微观主题。在价值观形成机制方面，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主体需要、利益驱动、[19]自我意识、实践活动、文化传统、物质生活[20]等维度展开讨论。在价值观发展规律方面，强调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相统一，主观能动与客观受动相统一，客观环境影响规律等。[21]在价值观影响因素方面，学者普遍从个体的生理心理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予以说明，相关研究对非智力因素、[22]情感因素、[23]媒体语言、[24]社会风气[25]等进行了专门探讨。总体上，学者们愈发强调从价值观的发展过程和基本属性出发，对如何实施价值观教育作出深刻阐释。此外，还形成一批研究论著，如《价值观教育》(刘济良等，2007)、《价值观教育的合法性》(王葎，2009)等，这些都较好推动了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持续深化与特色发展。

综合来看，该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得到较大提升。同时，涌现出一批具有学术情怀、学术底蕴、学术使命的致力于价值观教育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6)代表性学者如：李德顺、孙伟平、吴向东、韩震、戴木才、黄蓉生、吴倬、唐志龙，辛志勇，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他们在深入阐发基础理论问题的同时，更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为焦点，强调如何提出并解决基于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问题与理论问题，为聚力开拓出中国特色价值观教育研究新格局筑牢根基、做出贡献。

(四)转型阶段：在融通与创新中寻求突破(党的十八大至今)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倡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国价值观研究与中国特色价值实践同向同行、互融互通的生动诠释。这一现实议题的提出也必然在学术领域得到热切回应。该时期的价值观教育研究，一方面，基于前期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前后相继，已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厚度与理论自信，具备与世界价值观教育对话的底气；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激荡中的世界价值秩序、多元化的国内社会思潮、多样性的个人价值诉求，我国价值观教育实践已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成就。

该阶段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于，研究视野由关注国内的价值观问题转向同步关照世界的价值观现象，研究站位由立足中国人民的价值立场拓展到关怀世界人民的价值期盼。相关研究对价值观教育的时代意义进行了更立体的阐释、更广阔的定位。强调既要主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与现实问题，充分发挥“价值观先导”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基础功能，[26]从提升文化自信、价值自信的角度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性，[27]将涵养时代新人作为价值观教育的着眼点与落脚点。[28]同时，要面向人类社会理想规范，聚焦于人类历史发展前行方向，[29]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凸显我国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30]例如，东北师范大学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外价值观教育现状调查与可借鉴性研究”，并于2018年与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 (WVSA) 联合举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当代世界价值观与价值观教育”国际会议，共同对价值观基础理论问题、教育方法问题以及各国价值观现状等展开交流。[31]此外，学校团队于2021年11月正式推出“中外价值观教育前沿论丛”系列丛书，对于沟通中外价值观教育研究、深化学术交流层次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该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转变在于，研究指向从侧重于探究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机制、教育引导问题，转向进一步关注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形式、知行转化问题，即从过去强调形成价值观念的“知”取向发展到全面考量实践价值观念的“行”取向，旨在真正实现价值观的“知行合一”。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往往将“培育”和“践行”并列而用，这一习惯性话语表述本身蕴含着研究主题明显深化于前几个阶段的逻辑递进关系，即从价值观的“培育”到“认同”再到“践行”的研究理路。尤其对于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问题，相较以往研究而言，具有较明显的创新性、时代性。在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方面，学者们提出应强调其本质、内涵及大众化认同，[32]关注民族共同体和民族文化所发挥的强化作用，[33]从理性、情感、利益、自律、制度、榜样等维度探讨构建认同机制。[34]在践行方面，有研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性质，[35]践行是其本质要求所在，[36]宏观上应整合调整社会利益、引导多样化社会思潮、加强文化建设，[37]微观上应发挥价值主体的生成作用，促进其知、情、信、意、行等要素的辩证转换。[38]

从某种角度来看，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发展至今，已进入研究转型阶段。这种转型所强调的不只是研究范式和方法上的再审视，更是研究站位的不断提升、研究立场的不断升华。尤其随着习近平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观”等原创性概念，并在众多国际场合上予以强调和阐释，这意味着中国的价值观念、价值学说正在进行着世界性的转化与表达。新时代的价值观教育研究既是对以往各时期相关成果的系统总结和有益承继，更是立足民族、面向世界继续开辟新局面的重要转折阶段。

二、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演进逻辑

对于国内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深刻全面理解，不仅要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区别、有侧重地把握其研究内容和特点，更要强调在承继性、连贯性和发展性的整体进程中，有逻辑地梳理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具体可从研究视域、研究视角、研究主题和研究取向四个维度予以澄清。

(一)研究视域：从面向本土化场域到生成世界性视野

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持续深化与不断拓展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同向同行、互促互进的。没有先进的物质生产方式，就难以形成先进的价值观念；没有价值领域的实践创造，就难以产生价值研究的理论进步。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上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中国的价值体系也得到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解读与彰显，中国的价值理论在日趋成熟的发展与建构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与价值实践领域的持续发展和进步相适应，价值观教育研究在学科态度与研究视域上，也向着愈发积极主动的态势转变。

一方面，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最初强调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自发，到尝试探索建构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价值自觉，再到正式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自立，进而到向世界人民提倡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价值自信。这深刻体现出我国价值观研究在不断体现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在致力于融入世界价值体系的建设进程。与这一趋势紧密关联的典型研究多从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角度出发，将价值自信作为重要乃至核心维度，不断凸显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时代定位和战略价值。另一方面，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内容总体上呈现出由面向国内、解决国内价值矛盾，拓展到融通中外、促进世界价值和谐的演进趋势。相关研究愈发关注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及实践问题，包括：国外相关教育经验介绍与借鉴、不同维度上的中外国际比较、具体案例分析、代表性价值观教育模式及理论探讨等，典型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俄国等。

在坚定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学科自信的基础上，将世界范围的价值观教育纳入研究视域，不断加深对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下价值问题的科学理解，既是以往相关研究得以发展至今的重要演进脉络，也是未来研究不断深入推进的必然趋势。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积极自信的态度，推动相关研究在筑牢中国立场、承载民族特色的同时，也能积极融入世界价值问题的解决。

(二) 研究视角：从强调教育者“单向供给”到凸显受教育者“主体建构”

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价值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已普遍承认价值的主体性这一根本属性。但这种主体性原则起初并未在价值观教育研究中得到很好体现。早期的很多研究越过了对人的价值心理、价值意识、价值需要等的讨论，直接从“教育者”的视角出发，强调将应然的教育内容、主导的价值观念单向传递给教育对象，却剥夺了其主动建构、主体生成的可能。进入21世纪，实践领域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命题，习近平更是强调学校价值观教育应“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1](P123)这促使学术界日益回归人的主体性本身，愈发看到人的价值理性和价值行为能力，将价值观念的形成发展看作主体自觉主动建构的过程。

从研究内容的发展演进来看，相关成果愈发强调从受教育者的角度予以切入，既包括宏观层面上，对典型、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发展整体特点、基本规律、演变趋势等的探讨，也涉及微观心理层面上，尤其是对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形成机制、价值结构、内外影响因素等的分析，以在充分了解教育对象的心理特征、价值诉求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地提升价值观教育的效果。从对价值观教育活动的认识程度来看，学者们对实践层面的价值观教育把握愈发系统、观点愈发深刻，不断进行学理剖析与模式建构。主要探讨了以下几种典型价值观教育范式，包括：灌输性范式、[39]主体性范式、主体际性范式、[40]榜样示范式、[41]主体性文化教化模式、[42]主体—场域模式、[43]实践养成式等。[44]在相关模式阐释中，人的价值主体性不断被承认、被凸显，愈发强调价值观教育要从过去被动式的单向灌输倾向转变为注重自我建构的双向互动模式，从片面发挥教育者的单方作用转变为主动利用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动性。

从受教育者的主体视角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力量，在主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建构自我的价值世界，不仅是推动价值观教育研究不断发展创新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将主导价值观真正转变为主流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研究主题：由侧重宏观整体叙事到挖掘微观具体元素

价值观教育涉及多领域、多角度和多环节，而对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也必然要求关注其宏观系统性和微观具体化两个层面的问题论域。从研究主题的不断深化与发展来看，我国相关研究在初期习惯于从全社会、全成员、整个教育系统等宏观视野阐述问题，相对缺乏深入探究某一具体主题的微观视角。随着理论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实践领域的生动发展，学者们日益分化并深化了对各类主题的研究，从强调整体性宏观叙事到切入融合对具体元素的挖掘和剖析，研究内容愈发聚焦化、针对化、精细化。

在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内容上，从早期的未达成共识、观点分散到基本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价值观教育内容、再到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提出，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具体内容为主的特色研究论域，典型价值观如：荣辱观、民主观、平等观、公平正义观、爱国观、敬业观、友善观、诚信观、生态观、理想信念等，重在澄清某种价值观的本质内涵、属性特点、如何教育等问题。在如何提升价值观教育实效性方面，学者的关注点愈发具体而深入，一是注意区分教育对象的不同类型，不断加深、细化对受教育者的认识。如：以教育层次、教育类别等为依据，对中小学、大学、研究生、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党校、民族院校以及医学、艺术、农业、工科等不同群体进行分类研究，以更充分、更准确地了解相应群体的价值观形成发展特点、切中该群体的价值心理、价值期待。二是在教育的具体方式或载体上，通过不断承续并拓展前人研究成果，结合时代特色，逐渐形成有连续、可深化的不同切入点，包括：以思政课为主、以心理健康、生涯教育、创业教育和专业课程为辅的课程类载体，以共青团、学生社团、军训、仪式、公益、党支部、红色教育等为特色的学校组织活动类载体，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微媒体等为创新媒介的网络信息化载体，以家庭、家风、家教等为学校教育补充形式的基础性载体。

总之，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淀，对相关主题的认识愈发深刻而具体，在继续加强对系统性宏观层面问题的有益探讨的同时，也日益深入到对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具体问题的专门研究，研究主题愈发小而精、不断融入时代感强的元素，既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又体现针对性、聚焦感。

(四)研究取向：从重理、重知转向重理实呼应、知行合一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5](P11)我国的价值观教育研究作为对现实中的价值问题进行反思、总结与升华的理论形态，经过多年来的沉淀与赓续，与价值实践领域的耦合性不断加强，由过去片面强调理论教育、知识灌输，发展到愈发指向现实问题和满足现实需要。同时，对于价值观教育的根本取向也从对价值观念的塑造拓展为对价值行为的引导，在知行并重、知行统一中实现真正的教育目的。

从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基本历程来看，在研究初期，受改革开放、“真理标准大讨论”、潘晓讨论等现实领域的倒逼和影响，学术界才开始普遍对价值观问题进行学理探讨，以期科学解释价值现象、守牢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社会价值冲突、价值危机等问题的被动应对，理论研究存在相对滞后于满足现实需要的局限性。随着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以理论研究反哺社会实践的必要性，主动探索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基本属性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的相继提出奠定了有益的理论前提，进一步凸显理论呼应现实、理论指导现实的研究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向中国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价值观教育研究不仅以理论深耕直面现实问题的解决，更以前瞻性视角探索、阐释、建构能够指导未来社会发展与人类发展的科学价值观体系，旨在以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价值思想引领价值实践。从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典型话语转向来看，从“灌输”“教化”“融入”“引领”“认同”到“培育和践行”并列而用的基本转变，意味着我们对价值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愈发将知行合一的科学取向作为研究的落脚点，体现出从价值认知到价值认同、从价值内化到价值外显、从价值观念到价值实践的研究演进趋势，而这一趋势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所强调的实践性、历史性、主体性原则是不谋而合的。

价值观教育研究中不断凸显的知行合一、理实结合的研究取向，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实践的现实需要与发展诉求，也符合科学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和创新理念，将作为未来价值观教育研究得以持续纵深、拓展丰富的重要前进方向。

三、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拓展空间

经过多年来的理论深耕和实践探索，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愈发凸显，不断“用中国式的体验、话语和风格，走向了这一领域的深处”，[46]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良好发展态势，为将来进一步深化研究水平、实现研究创新筑牢根基。展望未来，相关研究可在基础理论建构、规律机制探讨、教育实效提升和国际比较借鉴等方面寻求拓展空间、创新研究思路。

(一)持续深化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教育理论体系

对价值观教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既承载着较强的持续性、稳定性，又体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创新性。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尽管从起步阶段开始，便受到哲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影响，但这一重要理论资源在后续研究发展中并未得到学者们应有的重视。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指导价值观教育问题探讨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理论自觉性较弱。基于此，未来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的系统阐释，尝试构建科学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教育理论体系。

一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挖掘、汲取价值观教育相关重要思想资源。典型文本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的论著。目前，已有文章结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怎么办》《青年团的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等篇目中的内容或经典论断，对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予以解读。这些都可作为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思想进行聚焦、梳理与建构的重要基础。具体来说，一方面，可结合经典文本持续探讨相关基础性概念，包括价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把握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区别，尤其是衍生概念与原生概念之间的关联，以建构清晰、系统的价值观概念体系，强调形成概念共识。另一方面，可具体阐释经典文本中所强调的某种具体的价值观念，如自由观、公平正义观、劳动观、历史观、群众观、科学技术观、生态伦理价值观等，明晰其核心意旨、演变规律及时代价值，强调形成更具丰富性、针对性的价值观概念群。

二是深化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价值观教育相关思想。一方面，要充分立足现实国情、时代需要和价值实践，以系统化思维、全局性视野，从宏观上整体建构其新时代价值观教育思想体系，包括全面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论述，厘清其理论前提、生成逻辑、核心理念、本质特征等，科学总结习近平价值观教育相关核心观点。另一方面，可针对价值观教育相关具体主题深入挖掘，包括重点关注习近平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劳动观、中国梦、时代新人、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民族共同体意识、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不同主题的论述，旨在从不同侧面勾勒习近平价值观教育思想的全貌。

(二) 切实加强价值观规律机制探讨，形成纵横交错、量性结合的研究格局

价值观的形成规律不是主观建构出来的，而是在充分把握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主动探求、深刻分析、科学总结出来的。对价值观教育基本规律的把握离不开对价值观本身的形成规律及发展机制的深入剖析，这既是一个关键性的基础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持续探讨的长远问题。不过，当前研究成果对价值观的规律机制问题重视程度不够、理论深度有限，尚未形成系统性共识，亟需着力推进相关研究的切实进展。

一方面，运用系统性思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根本指导，有效融入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文化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资源，强调研究工具的开发和利用，研究方法的迁移与完善，研究知识的互补及更新。以多学科的合力持续加深对价值观相关基本规律、形成发展机制、典型心理特征、内外影响因素、价值思维模式等的研究。目前，以心理学为典型研究视角，学者多从需要、动机、认知、情绪(或情感)、意志(或信念)、行为等角度出发，阐明自身对于价值观形成发展过程的认识。未来，相关学者可继续围绕心理学相关框架进行更深入细致的阐释，也可从社会学出发探讨个体价值观与群体影响的关系，从统计学出发科学客观地解读与呈现复杂数据背后的价值规律，从传播学出发分析价值观内容的传播过程、符号表征，从教育学出发明确如何将价值观规律更好地融入教育活动，等等。

另一方面，能够运用、善于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以作为对纯学理分析方法的补充。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一是，对某一具体人群的群体价值观的形成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分析，按照教育背景、职业类型和自然特征等不同维度予以分类研究。现有成果以农民、教师、青年知识分子、不同地域的学生、女研究生等群体较为典型。二是，可针对某一具体价值观进行更加透彻的机制探讨，如职业价值观、理想信念、公平正义观、信仰、金钱观、交往观、学习观、休闲观、奋斗观(或劳动观)等。三是，从纵向历时性分析的视角，对某类群体或某种价值观的变迁历程、演变规律等进行研究。强调在价值观的动态发展中分析其变化规律、演进机制和影响因素等，进而对相应群体的价值心理、价值诉求的变化趋势更加明晰，既能够较好地总结回顾特定群体价值观的整体特征与发展轨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的可能动向。

(三)积极关注教育实效性提升问题，探索合理有效的价值观教育模式

价值观教育的效果问题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断显现出新要求、新挑战的新问题，同时，还是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切实提升价值观教育效果是整个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当前，对于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仍存在过度注重灌输、知识化倾向严重、与生活实际相脱节等现象，亟须加强原因探讨、对策分析等。未来可尝试以系统化思维、生态学视角探索构建新时代价值观教育实践模式。

第一，进一步澄清国内价值观教育的时代境遇、现实困境、突出问题、制约瓶颈和典型挑战等。注意把涉及多要素、多层面的价值观教育效果问题分解为可归类、有侧重的不同子问题，使复杂的问题得以清晰化、系统化。包括：持续关注重点人群，如不同学段的学生、不同类型的教师、党员和领导干部、榜样模范群体等；分类研究关键要素，如将教育环境分为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等不同场域，将教育内容细化为某几类典型价值观予以更针对性的研究。此外，要注意把握网络环境与现实生活对价值观影响的异同和联系，主动应对“后真相”时代给价值观教育带来的挑战。

第二，将我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等具有民族特性的教育元素适当融入价值观教育当中，对相关资源进行挖掘、继承、改造和创新，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包括：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墨家的兼爱非攻、阳明学派的知行合一等，以及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不忘初心、砥砺奋斗所形成的强大精神谱系，如伟大建党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丝路精神、抗疫精神等。其独特优势在于，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我党百年精神谱系，都与作为价值主体的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认同紧密相连，这些都是形成价值认同的重要前提。

第三，从方法论层面，努力探索基于多学科、面向现实、可操作的价值观教育典型模式。需从战略规划、体制机制、运行模式、队伍建设、课程体系、社会合力等多个维度，进行更为深入彻底、宏观系统的分析，既从顶层设计上建构有效指导价值观教育的核心理念、原则目标，也要在具体实践中反复求证、不断总结价值观教育经验与模式。在目前提出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观教育模式当中，主体际性模式、主体-场域模式和实践养成模式可作为未来深入研究的借鉴模式。同时，有研究从文化生态模型建构、[47]教育生态学[48]和课程生态系统[49]的视域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这对于理解价值观教育中主体和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效果、互动模式，以及主体的价值实践如何引发价值观念的生成与改变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

(四)着力深化中外价值观教育比较研究，提升我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1](P105)构建当代中国价值体系，深化中国特色价值观念的国际阐释与传播，离不开对世界价值文明的科学把握、客观借鉴。价值观教育是一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教育实践活动，我们要在积极开放的世界比较中合理定位中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时代坐标，以价值自信、价值包容的态度在“知己”的基础上做到“知彼”，真正把握当前世界价值观教育的现状和大势。

首先，要继续客观深入地梳理国外价值观教育相关理论成果，进而对中外价值观教育相关思想作出有益比较，澄清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明晰理论内核与边界。目前，在国外价值观教育理论方面，既有研究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价值澄清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品格教育理论等，(7)代表性成果包括：赵野田《价值澄清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探析》，《外国教育研究》2010年第8期；杨韶刚《从道德阶段理论到道德类型理论——西方道德认知理论的最新发展研究》，《教育导刊》2007年第4期；尹怀斌《品格与品格教育:概念、视角和基础——当代西方品格教育理论研究》，《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6期。但多数研究止步于理论本身的介绍。这些理论在当代世界到底处于何种位置，哪些理论仍有适用性和指导意义，哪些是我们应该摒弃甚至坚决反对的，相关理论如何进行本土转化，等等，仍需要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分析。

其次，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把握国外价值观教育现状，为更开放、更有效的中外价值观教育研究交流提供有效前提。目前，对于国外价值观教育现状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主要为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考察范围比较有限，这些国家的情况还不足以用来充分反映、全面支撑“国外价值观教育现状”；在研究主题上，重在厘清西方主要国家的价值观教育内容，但这些内容是如何提炼和最终形成，如何把握国外价值观教育内容的社会阐发规律、教材教学转化规律，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文献分析法，即基于已有译著或国内有关学者的成果进行“间接”研究、二次加工，而直接基于国外一手文献展开分析的成果较少。这些都是制约现有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

因此，对于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研究，要注意区分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国情特点、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重要差别，尤其要坚决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不同，同时也要以实事求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态度，正确阐释、科学归纳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有益经验、理论贡献和主要问题等。此外，要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更为切实的研究方法，包括：基于对异国社会、文化、政治系统考察体验基础上的体认式研判分析方法，典型生动、深入真实的个案分析法，以及规范科学的问卷调查法等。如东北师范大学于2020年开展的“全球10国价值观教育调查”，就是以团队研制的“全球价值观教育国际调查问卷”为工具，客观呈现了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样态，有效保证了研究的可信性、科学性。[50]这为未来的同类型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方法与前提支撑。

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发展进程，有助于在历史与时代的双重向度中摸清并把准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未来趋势，从更广阔、更高远的视野进行综合审视、科学定位，促进理论与实践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进而用世界性的话语传递中国的价值体系和价值理论，切实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格局的新时代价值观教育研究与实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