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佳红,贺东航

(1.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西方社会以“文明冲突”的话语议题占据国际话语主导权，影响着各国对人类文明相处方式的思考和实践，也侵蚀着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习近平提出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强调各国之间以平等、包容的姿态传播本国文明并对其他国家文明交流借鉴，回答了“人类文明将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提升了中国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权。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角度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要根据中国与国际社会发展现实，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从理论知识阐释和话语表达结合的方向加以深化。

一、新时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不同文明相处的一种实然状态，在发展方向上体现为应然和必然的有机统一。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体系构建顺应了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符合国际民众的整体利益，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中国话语权提升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增强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认同，推进区域文明的同步迈进

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社会内部具有“能够在这个空间一致性上增添某种时间持续性”一系列特质[1](P226～227)的有机整合，使得不同文明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视域中，人类文明进程是指多类型异质文明并行不悖的协同进步。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制度及实践建立在对其他不同文明、文化的意义认同基础上。作为不同文明相处之间的一种方式，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国际话语场域中被诠释，在国际话语表达中被强化认同。“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2](P242)在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中，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才能成为一种非独白的对话性共识，为现实的跨文化交流提供观念支撑。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层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构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而文明互鉴话语体系是对文明交流互鉴这种文明交互方式的肯定性和认同性表达，要求在不同时空内孕育而形成的文明相互交流借鉴。文明和文化在历史演变的过程当中构建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架构和面貌，而其多样性本质也使得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冲突成为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构建文明秩序的重要动力来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3]不同文明之间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包容姿态进行交流对话。因而构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体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规律和发挥推进不同文明交流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理念，是引导不同文明之间在平等对话基础上互鉴互补、共同发展的基础条件。而在中华文明系统当中，传统中国“仁、义、礼、智、信”的文化精髓与现代世界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之间具有客观良好的价值通路，我们应将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部分，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打下“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想世界的前期对话框架基础。

(二)批判和超越“文明冲突论”，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构建

文明交流互鉴思想意味着要摆脱民族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观束缚，批判和反对以西方民族国家利益为根基的“文明冲突论”思想的影响。亨廷顿认为：“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4](P7)“文明冲突论”将文明的异质性视为敌对的缘起，并妄图武断地猜测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具有彼此联结而对抗西方文明的可能。在文明冲突引发全球难民、移民等问题的情况下，促进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文明对话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国际话语传播中要祛除文明不对等思想，彰显文化自信和文化平等，防止代表“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的资本主义话语霸权对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侵蚀。“所有类型的话语都在同等程度上得到意识形态的介入。”[5](P8)因而，人类文明互鉴话语体系的建构要建立在批判“文明冲突论”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主义话语霸权的批判。与此不同的是，文明对话论认为，文明的对话正在形成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范式，决定着信息时代世界格局的发展，对世界秩序的重建有着深远的影响。[6](P88)只有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前提下推动人类文明对话，才能逐渐形成观念共识以化解文明之间的冲突或矛盾。从中国自身因素来看，文明互鉴之所以构成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动因，在于中华文明是一个发展均衡、包容性强的文明体系，其所蕴含的优秀品质是实现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的积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文明”，[7]因而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结果。从国外因素来看，国外他文明的合理因素是中华文明的时代发展必然要借鉴的，且国外其他文明要想在当今世界获取更好发展也必然要借鉴中华文明的合理因素。

语言、肤色、文化的不同源于地理区位的分离间隔，无关优劣不分高低。文明交流互鉴话语表达的根基在于每一种文明扎根的独特土壤，其凝聚着特殊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话语认同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构建的基本前提，而实现话语的深度认同应实现不同话语主体的利益共识。因而，不同文明国家应注重寻找共同的利益联结点，探寻共同的价值追求，并推动不同的文明进行交流互鉴，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间的共同发展。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只有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体系才能得以构建，中国话语权在文明互鉴维度才能得以提升。

(三)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基础，促进全球治理实现公平正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蕴含丰富的文明互鉴经验，为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文明互鉴的经验借鉴。马克思认为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和相异的结构类型都有彼此特定的存续时长和不同的进化阶段。中国道路的探索方式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类型，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世界上一种文明形态，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文明对话具有圈序性、平等性、人民性、共赢性等特征。我国应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从内核到外围的渐次交流，推进平等的文明交流对话，让中华文明成果由各国人民共享，让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体系构建注重以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友好的交流互通、促成共识与合作为基本出发点，而不以“普世价值”“文明的冲突”等国际话语霸权理念为参照，通过包容不同文明国家的话语叙事来构建国际话语体系创新与传播。

二、新时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内容

话语资源是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源泉和重要依据。从话语资源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资源包括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资源、马克思主义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和新时代“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实践。

(一)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的价值理念

国际话语的理念创新是国际话语规则变化的重要表现。良好的国际话语理念创新有助于推进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全球治理的善治实践提供理念指导。古代丝绸之路开启的全球化推动了东西文明在经济、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交往，蕴含丰富的文明互鉴的历史资源。工业革命开启的全球化是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以海洋文明为中心的，逐渐以“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征服了东方文明和陆地文明。而“一带一路”开启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共建、共享的，倡导海陆文明互通、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提倡世界各国文明的地位是平等的。 “一带一路”所筑造的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和途径，有助于推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共同进步。

工业革命开启的全球化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注重以征服与扩张的手段发展西方文明。“一带一路”话语是“整体式全球化”创新话语，要求超越“中心论”的文明等级秩序，构建人类多元文明的“和合共生”。[8]“一带一路”之所以没有引发文明的冲突，在于它倡导自省、互鉴的跨文化交流，[9]推进了不同文化逐渐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省和文化融合的状态。“一带一路”构建中对文明对话的倡导，促进人类多样文明之间的对话，推动构建人类文明交流、互补、共进的共同体，推动形成“整体式全球化”。“一带一路”话语权构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其中，以话语理念创新推动形成文明对话和交流的共同体，塑造不同文明对话的主体、方式、过程和意义。例如，2017年在西安举办的“一带一路”东西方文明对话——“长安与罗马的对话”活动，以“一带一路”为话语主题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与罗马文化的互鉴交流。在“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论坛中，不同文明的国家构成文明互鉴的主体，在推进不同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提升了“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

文明平等是包容、交流互鉴的基础。多样态的文明只存在形式不同，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在国际话语构建中，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各种文明形态的平等相处。正如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荣共生。”[10](P174)“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等话语表达了中国认同其他国家的文明形态和发展道路，同时倡导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认同，强调各国文明交流的平等性。古代丝绸之路是农耕-游牧时代的产物，推动了东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而21世纪的“一带一路”是以工业-信息为先导的路上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结合表达，是对古代丝绸之路概念表达的话语创新。实际上，古代丝绸之路也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但是将两者关联起来作为一个话语是习近平首次提出的，海陆经济贸易可以分工协作、合作联动、共同发展。国际话语创新要求在陆地文明和海上文明方面加强我国与世界的沟通联系。“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它在时空维度上将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这些人类的大成文明进行跨区域串联，开创了多文明共同复兴的21世纪“文明秩序”。“一带一路”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提供了合作平台，是不同文明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合作之路。

(二)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建构的主要资源

1.历史资源：中外交流文明互鉴的历史

中外交流文明互鉴的历史是一部包括中华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等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历史。其中，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三大文明拥有的群众基础最为广泛、影响最大，因而这三大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对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丰富的文明互鉴史。中国的思想和技术经过耶稣教会的主要途径传播到欧洲，促进了欧洲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西方文明兴起。而“四大发明”经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则为欧洲文明之火的熊熊燃起助添了重要养分。在思想文明层面，孔子的道德哲学对于西方道德哲学、老子的无为思想对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思想、中国的理性原则对于伏尔泰的文学思想都是重要的产生根源。“在技术文明层面，英国农业革命中铁制铧犁、旋转风扬机、条播机以及工业革命中蒸汽机、鼓风炉、纺织机等机器在中国都有发明创造的原型。”[10](P180～190)同时，中华文明的当代发展离不开对西方文明的吸收和借鉴。历史上“西学东渐”背景下传播西方文明的知名群体众多，早期的科技派代表徐光启、思想家代表魏源、严复等，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以及民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派代表李大钊等都以耳熟能详的名字记录下向西方文明学习的那段重要历史。文明借鉴的方式逐渐从器物文明到制度文明、再到思想文明，体现了我国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态度。

其二，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两大文明主体在历史上曾取得交流互鉴的丰硕成果。伊斯兰文明是由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突厥文明等融合、演化而成，并吸收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在技术文明领域，中国唐代建立的驿站由波斯人传入、元代的地球仪由穆斯林科学家马鲁丁传入、宋代的阿拉伯数字由阿拉伯人传入，这体现了伊斯兰文明传入不断传入中国并被中华文明吸收。在宋代，穆斯林天文历法学家马依泽“将伊斯兰教的星期制度第一次正式引入中国立法”。[11](P190)星期制度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文明，被伊斯兰文明吸收并向中国传播。在思想文明领域，明清时期王岱舆、刘智等人的文本译著，构建了形成以伊斯兰文明为内核、以中华文明为表征的“汉克塔布”话语体系，[11](P155)适应了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现实需要，和两大文明的交流需要。“以儒诠经”的文明融合方式增加了穆斯林民族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同。此外，近代以来中西文明之间通过办报刊、办新式学校、互派留学生等方式加强沟通、交流和互鉴，不断拓展了文明交流的领域和内容。

2.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思想

文明是某个特定空间内经过长时段演化而形成的文化标记、文化记忆的累积。从文化相对主义而言，每种文明的各自价值为文明多样性提供了价值依据。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待文明多样性的起源，分析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基础。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关于俄国能否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指出：“把所有的原始社会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级构造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始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12](P581)马克思“跨越卡夫大峡谷”思想从发展道路特殊性认识文明多样性，为苏俄走上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只有从唯物史观认识到文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才能认识到文明交流互鉴的本质意义在于为特殊发展道路提供重要保证。在文明借鉴的方法上，马克思提出了扬弃它的本来意义、消灭其固有形式但提炼获取整个扬弃过程中所生发产生的新内容的方法论。列宁提出“两种文化”理论，认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3](P334)可见，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为重要方向，同时注重对人类文明成果全面彻底认识、充分合理利用的基础上。

文明互鉴的程度及方式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是推进社会发展转型的核心因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14](P262)学习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成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而党对中国道路的独立自主探索彰显了中国道路的文明多样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西方工业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等方面借鉴后，不断夯实了中国道路的文明基础。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思想都不仅体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也体现了中国在发展道路中合理借鉴其他文明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后，尽管还存在局部动荡或冲突的可能性，但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构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更加迫切。江泽民指出：“尊重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在这种多样性中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15]这表明世界各国对各自制度文明的形式具有独立的选择性，并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增添色彩。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发展中国道路和处理好对外关系的重要前提。各国发展道路的差异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前提性基础而不是阻碍性的因素。根据新时代逆全球化与再全球化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引领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可见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是“五位一体”格局和世界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各个领域实现和实践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及其话语体系构建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强调要将中华文明传播出去，同时借鉴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突出在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的文明包容、文明共享、文明发展。

3.实践资源：新时代“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实践

“一带一路”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工程，也承载着新时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因而“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实践构成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实践来源。2000多年来，丝绸之路始终是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充斥着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等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心地带。而“一带一路”则充分表达了中国对文明互鉴诚挚而强烈的未来预期。丝绸之路正在复兴，世界舞台上的中国角色必将大放光彩。中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家，在“一带一路”话语构建方面有着丰富文明交流的历史资源。同时将文明对话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原则，要求将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方面优势转化为共同体协同共进的路径优势。根据时代条件和现实需要，促进文明间的充分对话，批判吸收其他文明的合理部分，将中华优秀文明传播出去，是“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构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

三、新时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路径

我国要依托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优良传统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跨文化交流现实，增强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元素，在话语传播方向加强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媒介等方面的建设以形成系统的集成效应，以最终达成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体系的建构目标。

(一)突破话语主体的利益固化思维，要推进多元话语主体的良性互动

不同文明话语主体的思考模式不得不受到历史记忆、民族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文明交流互鉴的范围、程度都会受到“他者”视域下话语主体身份因素判断的影响。例如我国在中日文明交流对话过程中，要摆脱战争悲痛记忆因素的负面影响，转到人类文明发展和中国文明进步的时代问题上，不能因为中日战争史而忽略了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要学习日本文明优秀合理的部分并对其传播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使得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建构在中日之间得到诠释。中日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话语建构，要解蔽非军事领域影响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幻象”，唤起中日对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共时记忆，阐释中日文明交流的经典典故，如遣唐使来华、鉴真东渡、池田大作来华等。此外，要唤起双方对西方文明借鉴的共同惯习，阐释工业文明、知识文明、信息文明交流的优秀成果。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主体是国家与社会两大主体居于同一高度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话语传播的核心话语主体，是中国形象构建、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领导主体。在政党对话史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时刻注重与世界其他政党的相互对话及与其他各国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共产党在2017年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与全球近300个政党进行对话交流，提出“政党要做文明互鉴的践行者”。在世界政党对话会上，党通过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政党责任”“政党贡献”“政党角色”等议题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不同政党主体之间的观念共识。世界政党对话会议塑造着中国共产党对文明交流互鉴话语构建的重要主体作用。[16]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组织与企业单位不同，一般具有公益性质，更易得到公众了解与接纳。2017年5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行动计划(2017—2020)》文件，表明民间交流构成了“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重要形式。习近平指出：“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是加强沿线各国民间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举措。”[17]通过支持民间组织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民间主体之间的文明交流互动，提升了文明交流互鉴话语的内在自信力和外在吸引力。

(二)对于话语内容的复杂性，要对话语主题深刻阐释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内容方面存在的复杂性困境主要在于话语主题阐释不深，由此而产生话语表达逻辑不清、话语大众化传播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有很大提升，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的现象，使得一些国家和西方国家对中国话语产生误解和排斥。国际话语议程设置是国际话语内容的具体化，以国际现实问题为导向。“议程设置理论强调传播者与其受众之间的动态联系，强调媒介内容在影响公众认知、观点以及行为方面的后果。”[18]国际话语权提升不仅要求以经济实力增强为基础，更注重对国家形象的改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对外特色话语体系评价的提高。因而，我国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最高原则开展国际话语主题建构和议程设置，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价值导向，倡导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包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叙事。此外，要厘清文明互鉴的话语主题，形成话语传播的具体议程设置，在此基础上深刻阐释文明互鉴话语的思想意蕴和表达内容，推动文明互鉴话语从政治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主题构建包括阐释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讲好人类文明互鉴的故事、宣传解决人类文明交流难题等方面，构成了话语议程设置的重要内容。首先，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在逻辑关联阐释构成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建构的重要支撑向度。在逆全球化与全球化交织的共享场域下，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融共生。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的落脚点，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形成，因而两者之间存在共生共荣的关系。其次，人类文明互鉴的故事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构建的形式，是文明交流互鉴话语权提升的重要来源。通俗易懂的故事表达是推动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途径。讲好中国故事，要讲好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历史性故事。再次，人类文明互鉴特征的话语构建应积极借鉴习近平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塑造文明交流互鉴的正确态度和原则，以化解人类文明交流冲突的困境。在文明冲突引发的全球难民、移民问题等情况下，促进文明包容情况下的社会融合、人与人相互尊重就显得尤为重要。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要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从政治话语、精英话语转化为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大众话语。在人类平等的文明交流对话方式构建的理念引领下，各国进一步提升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推动文明交流的全球治理难题解决提供观念保障。

(三)应对西方话语媒介强大的挑战，增强文明互鉴的话语媒介融合

国际话语媒介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话语构建的重要渠道。目前，西方话语媒介由于信息技术和媒体技术等因素的发达，仍然拥有国际群众的广泛基础。西方话语媒介在金融资本的宰制下成为“物体系”的一环，使得西方媒介社会成为资本逻辑主导的消费社会。依托强大话语媒介，“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等西方论调被广泛传播，成为误导国际民众文明观判断的意识形态之“魅”。面对西方话语媒介强大的挑战，我国要推动文明互鉴的多形态媒介融合，塑造文明互鉴的媒介生态，为开展文明互鉴提供必要的话语媒介支持。

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在技术形态、思想形态和组织形态等方面的媒介融合。媒介融合为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媒介构建提供了发展方向。“数字时代的技术为媒体技术注入了催生剂，实现了媒体技术的融合，为其他方式的媒体融合提供了可能。”[19](P236)在技术形态方面，要在技术创新、市场需求、行业竞争、政策支持等因素驱动下推进新兴媒介和传统媒介的技术形态融合，以数字技术引领、以手机媒介为典型打造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型方式。如2019年5月13日光明网转发了《文明》杂志特别策划推出的“人类的文明记忆·文化遗产系列珍藏特刊Ⅳ——《展示多彩节日·汇聚多元文化：辉煌的亚洲文明与丝路文明共同体》”，[20](P98)向社会民众阐释了“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历史内涵。在思想形态方面，要推动形成突破中西媒介观念差异的思想形态融合，避免文化差异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消极影响，为人类文明互鉴提供媒介观念保障。在组织形态方面，要推动官方媒介组织与民间媒介组织的沟通交流，使得双方在共同报道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议题、互文评析文明互鉴的关键内容中实现组织形态的融合。如中国外文局3D虚拟展馆“中国国际云书馆”的运行秉持“以书为媒，文明互鉴”的理念，可将官方媒介转化为网络媒介的形式向国际民众传播，利于不同媒介组织形态在推动人类文明互鉴中形成融合之势。

从媒介生态视角来看，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彼此理解“需要一个好的话语生态环境”。[21]建设良好的国际话语生态构成话语传播的重要目标，要求国家间文明交流与国际环境形成良好的互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媒介融合是多技术、多思想和多组织等形态媒介沟通的过程。文明交流互鉴的多形态媒介融合有助于社会信息在多媒介渠道向国际受众传播，形成跨媒介的话语叙事，以实现国际话语内容的大众化传播，推进良好的国际话语生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