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紫嫣，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2488)

一、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文化基因

(一)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性变革，对未来社会的特征进行了科学预测，视共同富裕为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和主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未来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此迅速”“生产资料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1]。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这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共同富裕的核心虽然是分配问题，但必须看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共同性，即所有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通过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劳动，以按劳分配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定性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重要论述，使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共同富裕有了科学依据。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富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3]。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启示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积累未来社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物质财富不断充裕基础上的高水平共同富裕，也是在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实现的共同富裕。

总之，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和美好愿景，是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从建党之初，到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了不懈探索，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价值。

(二)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赓续了中华传统文化基因

共同富裕，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愿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它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基因联系。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文字记载中梳理出先辈们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和实践脉络。

据记载，“天道均平”是古代共同富裕思想的萌芽。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倡导建立一个普遍富裕的“大同社会”。比如，“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均贫富”(晏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从“仁”出发，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强调只有人民富足，国家才能富足。荀子也倡议国家要为人民谋福祉，他主张“足国之道, 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孟子则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体现了古代中华儿女对共同富裕的向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倡导勤劳美德，鼓励勤劳致富，而不是坐享其成。《尚书》讲“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周官》)，《左传》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无不是在倡导勤劳对于成功或者富足生活的重要作用。到了近代中国，不论是康有为《大同书》中对大同世界的美好憧憬，还是孙中山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对共同富裕的孜孜追求和美好畅想。这些先人的思想昭示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均分”，而是先要发展生产力，通过辛勤劳动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然后再公正合理分配财富。但是，由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的限制，他们对平等共富生活的追求以及先贤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尚停留在萌芽阶段，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他们的理想都没有实现。

二、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脉络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度重视共同富裕问题，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了一代代的接力探索，为我们实践共同富裕思想和实现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实践方略。

(一)毛泽东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消灭贫困，解放人民，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的日子，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和庄严宣誓。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带领广大人民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实施共同富裕的初步经验。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于长期战乱，生产羸弱，供给匮乏，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只有印度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绝对贫困”国家[4]。面对这种绝对贫困的窘境，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改变这一状况，就要加快国家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5]。毛泽东指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了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个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是共同的强。”[6]我们党实行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加快国家发展的基础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正如毛泽东指出，“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社，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是全体农村人民个体富裕起来。”[6]437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6]329。在毛泽东看来，富裕和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东西，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毛泽东还把改造私有制、建立和完善生产资料公有制、等量劳动取等量报酬以及公平分配作为实施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从制度层面对共同富裕的深邃探索，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二)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共同富裕的极其重要性，并赋予其新内涵，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阐释，秉承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8]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他对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解和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重要观点，以及他所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共同富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追求目标，但从其实现路径看，不可能整齐划一地同步富裕，要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先富起来，再帮助其他人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指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中国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三)江泽民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只有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才能赢得民心和巩固执政党地位。江泽民继承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坚持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走共同富裕道路。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分配制度改革对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有着重要的作用。江泽民十分重视分配制度改革，他指出，“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9]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更具区域、市场和人才优势的沿海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凸显。显然，这利于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迎头赶上开辟了新机遇，引领全体中国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方面，江泽民意识到共同富裕目标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分阶段实现，不可能整齐划一，他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助和带动未富。”[10]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后，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新性地将共同富裕理论融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共同富裕理论的内涵，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实践，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实施路径。

李碧华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在小说中融入现代港人内心深处的香港意识，但其港人的身份在加剧这种意识的同时亦使得香港的本土意识在传统与现代两相对照中渐趋含混化了。

(四)胡锦涛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胡锦涛的共同富裕思想深刻蕴含在科学发展观之中。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共同富裕思想，特别注重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胡锦涛提出，“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11]胡锦涛还把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融入共同富裕的思想之中，他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2]。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共同富裕也体现在统筹发展和兼顾多方利益等方面。胡锦涛提出了区域发展平衡战略，主要包括“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力图通过实施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看，共同富裕的主要短板在农村和农民。胡锦涛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13]。胡锦涛是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探索共同富裕问题，其社会公平与和谐的观点，是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实践过程的理论提炼，是对共同富裕思想的创新性延展与拓展，对引领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和向往和谐美好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五)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坚持共同富裕的信念宗旨，将其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始终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基本遵循。

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16]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力透纸背，直指人心。

第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主要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但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17]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地作出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决策，这对于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坚定前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时代意义。

第三，共同富裕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定义，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破解这个矛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归根结底是要提高发展质量，增进经济效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我们要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8]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全国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需要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更需要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破解发展不平衡的瓶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此，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21]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使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习近平始终牵挂的重要议题，也是我们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略。

第四，共同富裕不可能一步到位、整齐划一，要充分认识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矛盾交织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许多不确定因素不时干扰着我国发展改革和开放的历程，这注定了共同富裕的实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告诫我们：“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19]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对共同富裕有立体和系统的思维。中国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都比较大，不能指望全国整齐划一进入共同富裕，我们要坚持理性务实的态度，稳扎稳打，积极有序推进。比如，以社会主义先行区、共同富裕区为代表的地区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中级或高级阶段，有条件的地区逐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带动全国逐渐向更高水平共同富裕迈进，是大势所趋。当然，即便是高标准的共同富裕，也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不可能所有的人和地区处在同一个水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战获得胜利之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正充满信心迎接中华民族的崛起。但是，国际社会某些势力对“中国崛起”设置不少障碍，试图阻扰中华民族的崛起。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我们必须以斗争求稳定谋发展，增强斗争意识、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保驾护航。

三、实践指引：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全面共富，而不仅仅是指“财富的富有”，是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要充实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和全面提升。因此，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共同富裕，必须从多维视角着手，以“五位一体”的思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我们要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结合“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和战略思路，坚持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建设：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共同富裕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高质量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或前提条件。发展是第一要务。这就需要我们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始终把经济高质量发展摆在首要位置，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和不可替代的部分，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举旗定向的作用[2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绩和在国际上拥有的重要影响力，主要得益于长期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面向未来，我们要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保障。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是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也是需求的主体。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多年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但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供给质量不高、供需结构失衡等问题依然突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些民生短板仍亟待破解。解决民生短板，需要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创造足够的物质财富，但更需要把发展的重点回归到人的本源，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社会效用和民生福祉为立足点，创造高质量的物质产品和文化精神产品，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保持适度经济增速和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是实现充分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高质量发展和较高速度并不矛盾，我们不可能再走高投入粗放型增长的老路子，但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以及深化改革开放来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实现可持续的中高增长速度[22]。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蛋糕做不大，综合国力不强大，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就是“空中楼阁”。根据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激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第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间差异比较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打破区域市场的分割和保护，强化区域分工和合作；充分利用北方资源优势和南方资金或产业优势，推动南北方更加紧密的经济技术合作，互促共进。二是完善中央及区域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稳定增长机制，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占比，逐步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3]。三是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共同富裕路上“最容易掉队的一个不掉队”，建立县带村、村带户的帮促机制，鼓励城市优质企业与农村建立“一帮一”关系，健全全社会资本、公益组织开放式共同帮促的激励机制，把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有机结合起来。

(二)政治建设：为共同富裕举旗定向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发挥着举旗定向的统领作用。实现共同富裕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利益分化甚至固化的背景下，要协调不同地区和群体的各种利益。确保发展和分配的公平公正，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必须有坚强的政治保障[24]。我们党在擘画新发展阶段的蓝图时，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设，关乎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向，是举旗定向的问题，至关重要。在具体操作层面，要全面推进政治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率和政府公信力，提高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增强防范风险和处置风险的能力，强化数字技术在政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增强政府公信力，提供更加便利便民的政务服务，增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引领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走共同富裕之路。

(三)文化建设：厚植共同富裕的精神理念

人民美好生活不仅是物质的充分发展，而且是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平衡发展。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18]。这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现代文明视角下，共同富裕涵盖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既追求物质富裕，又追求精神富裕，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对物质生活与对精神生活同步追求，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既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共建共有，也体现在精神文化财富的共创造共享。迈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等跨界融合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形成具有国际影响、中国气派、古今辉映的文化新格局。

(四)社会建设：筑牢共同富裕的公平根基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和民生工程取得了不错成效，但短板依旧明显。要把加强社会建设、提高民生福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摆到重要战略地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夯实社会基础，筑牢共同富裕的公平公正根基。一是努力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充分就业是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数字化、智能化对就业的创造效应有目共睹，但也要高度重视数字化和智能化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坚持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举发展，尤其要发挥服务业吸纳劳动就业的主力军作用[25]。要完善重点群体和新经济业态的就业支持体系，帮扶困难人员就业，实施更加包容更加灵活的就业政策。二是要实现教育公平，通过增进普惠而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也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从源头上解决发展差距问题。三是要加快医疗资源分配的均等化进度，通过增进优质医疗供应和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延长人均预期寿命和健康余寿[26]。四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面建立以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为主要对象的居家社区探访关爱制度，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五是完善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加大税收、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手段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标准常态化调整机制[27]。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建立健全改善城乡低收入群体等困难人员生活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畅通社会各方面参与慈善和社会救助的渠道。

(五)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的驱动力量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既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加强文化建设，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28]。生态文明和共同富裕并不矛盾，而是互相促进的。我们应该把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共同富裕框架，使之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量。众所周知，生态产品的供给者往往是收入相对较低的乡村居民，而需求者往往是收入相对较高的城市居民，要让生态文明变成共同富裕的驱动力量或者内在要求，最关键的就是打通生态产品的供求渠道，以此促进财富的城乡转移和分享。为此，要探索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和考核制度，积极推进GEP核算应用体系建设，健全生态产品质量和价值相挂钩的财政奖补机制，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相融合的生态经济体系，培育发展生态产品和生态资产交易市场，切实把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既可以彰显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又可以为共同富裕提供新的驱动力量、注入新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