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 赵蕾 刘世彧

我国第一起可查的所谓“不当出生之诉”①发生在1998年。[1]虽然此类案件总数不多，近十年来不过百多起，但是其数量却逐年上升，上诉率较高，且“同案异判”的情况较为普遍；其司法实践中对医院的归责理由，也不尽相同。哪些因素在“不当出生”案件中影响着对医院的归责？这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值得研究；同时，医疗机构也应该从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不断提高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严格规范自己的医疗技术行为。

一、“不当出生”概念

“不当出生”概念源自英美法②，在法律上被称为“错误出生”。本文所讨论的“不当出生”，是指由于医疗机构的过错导致胎儿的父母在怀孕期间无法获知胎儿存在先天性缺陷及相应风险的信息，以致丧失了决定是否继续妊娠以及得到医疗机构正确的产前医学意见、产前检查或产前诊断服务的权利，最终在误以为胎儿健康的情况下生下了缺陷儿。[2]在不当出生的情形下，缺陷儿的父母是医院过失行为的被侵权人，其优生优育权与知情同意权受到了侵害。这里的“知情同意权”是指丧失了进一步检查及选择终止妊娠的权利；优生优育权在司法实践中也称为“出生选择权”“终止妊娠选择权”“避免缺陷儿出生的决定权”“堕胎机会选择权”或“健康生育选择权”等。[3]显然，在不当出生之中被直接侵害的是父母对相关信息的知情权；而由于知情权受到侵害，父母失去了对是否生下孩子作出选择的机会，父母才是真正的被侵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