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超莹 周凌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以引起“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为构成要件。通过对“新冠”疫情期间司法实务的考察发现，有不少案例并未导致“新冠”病毒的实际传播、而只是引起了病毒传播的“危险”，但裁判者却很少对这种“危险”进行实质性的判断，大多直接认定其相关行为已“引起病毒传播严重危险”。这样的判决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因此笔者将对此进行剖析，以找到判断该罪之“严重危险”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违反疫情防控措施的案件，笔者选取“杜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二审案”①进行分析。上诉人杜某某于2020年1月19日从某疫情高风险地区回到山东济源，其在全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明知自己需要采取居家隔离措施，却未执行疫情隔离规定，并多次出入药店、网吧、超市等公共场所；2月6日，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并造成51人隔离、两家药店关闭的后果。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杜某某在明知济源已采取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下，未执行当地疫情防控措施，多次出入公共场所，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后二审法院也维持了原判。

不难发现，裁判者在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引起病毒传播严重危险”进行判断之时，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说理根据。在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如何认定疫情期间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严重危险”，成为裁判的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