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虹 唐 康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津南 300000）

《道德经》（又名《老子》）上下两篇数量一奇一偶，“道”“德”浑然一体，取自天地。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世间的万物，大到宇宙星云的变化，小到一草一木，都遵循着特定自然规律。老子所倡导的“自然无为”并不意味着束手无措，放任事物恣意发展，而是一种达成“有为”的方式，“曲则全，枉则正”[1]，“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2]。老子所提出的“自然无为”思想对于合理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为”与“无为”的关系以及科学构建其各个部分之间的和谐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本研究基于老子关于“道”与“德”的论述，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教育者和具体过程三重维度探索了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秩序的构建。

一、“道”与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道”

老子所谓的“道”，是先与宇宙万物而存在，是万物之母，“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3]。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老子认为如果用语言来阐释“道”，“道”的本意会有所折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4]。“道”可被命名为“无”。“无”的含义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空，而是其超出了人类文明的认知范围，在人为创设的语言体系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句为其命名，可谓大道玄妙。除了语言体系，人生理上的感官也没法感知“道”的存在，从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5]。老子认为世界中最接近“道”的有两种物体，一种是自然界中的水，另外一种是人的婴孩状态。水本身无固定形态，能够根据外部条件的改变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6]。人一生中最接近“道”是婴孩状态。婴儿含德之厚，具备最自然与纯真的心灵。不仅上述自然事物遵守于“道”，人为所创之物亦有“道”。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尽管人作为创造者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道”却始终影响着这一切创制的运行，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7]。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机制与方法，承担着特殊的政治和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采用外在的方式传递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使被教育者认同并投身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实践。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亦遵从“道”、恪守于“道”。纵观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与“道”相符，思想政治教育便荣；与“道”不符，思想政治教育则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道”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理论和价值的形成之中；展现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理论原则是与“道”一脉之承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功效是判断其是否与“道”相符的直观标准。

（二）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与“道”的交融

“道者，万物之奥”[8]，“道”中蕴藏着万物的奥妙、规律，是万物根本性的存在。世间万物与“道”愈接近，其生命活力愈胜。老子提出了寻“道”的三种路径：一可谓希言自然，认识到人作为的局限和天道的玄妙。二可谓辩证地看待事物，“知其雄，守其雌”[9]。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并统一于“道”之中。三可谓复归婴孩状态。老子通过观察人与草木之生死状态，得出了“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10]的结论。故而提倡绝圣弃智，专气致柔。如有不遵循“道”的事物，其存在不会长久，自身也会展现明显的特征——“物壮则老，是谓不道”[11]。“功遂身退，天之道”[12]，功劳完成人便要全身而退，这是符合“道”的。由此，老子眼中的“圣人”不会在意外在的社会价值批判标准，而用“道”来规范自己的状态和行为。万事万物与“道”存在不同的距离，即使是同一事物与“道”也时远时近。某种程度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事物中最接近“道”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其变化的部分，也有其不变的部分，变化着的部分受制于不变的部分。这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部分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所需达成之目的与对其规律性的认识是左右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形成的两个关键因素。然而，作为“万物之奥”的“道”并不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二者之间的距离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来耦合。恩格斯亦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他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13]。由此可见，事物的原则性规定唯有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实践相符之时，其正确性方可得到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其规律的理论抽象，其发展完善的过程便是逐渐接近“道”之过程。

（三）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应具延展性

老子强调事物隐性一面对于显性一面的决定性作用，“重为轻根，静为躁君”[14]。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其沉重、静笃的一面，对于其发展应起着主要影响。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与“道”之差异部分启示着其应具延展性。首先，辩证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稳定性。一方面要重视其原则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明晓原则是根据实践而变化的。原则只能接近“道”而不能成为“道”，稳定与不稳定只是相对的，需要根据现实做适当的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要求决定了稳定与不稳定存在变化着的天然边界。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应顺应规律，遵循自然天道。在老子眼里，遵循天道得以繁荣，遵循人道则会走向毁灭。思想政治教育各个部分如若自然和谐，变化着的与静止的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便与天道相符。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其原则只是从实践中提炼出的相对静止的部分。因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处于显性地位，而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处于隐性地位。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要以理性与冷静的态度寻求二者的和谐统一。首先，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囊括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和事物，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人意识形态的工作无象无形，唯有凭借外在的因素去衡量工作的成效。在思想政治教育进程中，应认识到在何种方面、何种程度可为；何种程度、何种方面无为。其次，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老子认为事物稳定不是常态，浮沉才是，世间万物在沉浮中和谐发展。过于浮躁与冒进必然有失，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过程总体上必然是上升的、前进的，同时也要科学认识并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曲折。最后，超越一时一地的静止，以整体性的格局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是历史中诸多事物的结果，与国家地位、性质、特点一脉相承，与国家的价值、文化、意识共生共荣。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科学定位

（一）“德”与师德

老子认为宇宙中存在着四大，序之依次为道、天、地、人。与西方哲学重视人的传统不同，老子认为人是世间最渺小的存在，“道”才是世间至高存在，天地人三者统一于“道”之中。“道生之，德畜之”[15]，万事万物诞生于“道”之中，成长于“德”之中，“道”是其无形根本之存在，“德”是其外在之具体。所谓的“上乘之德”，是知晓并谨遵万事万物的规律与范式。自发的、不带功利性的可被称之为“上德”；刻意为之，带有特定的目的，“德”反而变成了一种手段，此种只能被称之为“下德”。“德”之常态可谓“德”不离“道”，大之“德”应是将“道”作为其常态性的遵循，谓之“孔德之容，惟道是从”[16]。同时，老子注重“人德”的养成，“人德”习得需将自然法则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理解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知道万物浮沉和适可而止的道理。“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17]，寻求老子之“德”的人，外物不会动摇其心神，致“德”之心不会间断。思想政治教育者向来被认为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有示范引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者之德不仅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人格的养成，甚至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成效和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师德建设侧重于自身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老子提倡之“德”有重合的部分。老子所言之“德”不局限于个体自身，而追求与自然相符的整体之“德”，是师德本质性的存在。老子之“德”对于“师德”建设的意义有三：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以“俭”内省自身。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具有大的胸怀和境界，对物质持有合理态度。师德败坏多数是过分沉迷于物质，贪恋感官上的享受。二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隐性教育作用。“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18]，上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进行却能带来最有效的效果，而不刻意追求显性和表面的形式与花样。三是知晓教育者与教育对象身份的可转换性，“人之所以教我，而亦我之所以教人”[19]。老子强调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某一方面也许是教育者，在另一方面就会成为教育对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保持谦虚进取的态度方能不失而有所精益。

（二）边界构建

老子通过观察车轮、陶器、房屋这三件事物，得出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20]的道理。有辐条汇入车毂的空洞之中，车才得以行走；用粘土做陶器，中间的真空才是储物之处；房屋的外墙和屋顶是其重要构成，然而其内的空间才是休憩生存之地。可见，人们所利用之物为“有”，然而“无”才是其作用的真正体现，这便是“空”的道理。“有”与“无”亦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离了“有”，“无”不成其“无”，离了“无”，“有”也会一无所用。因之，老子强调“致虚极，守静笃”[21]。老子少将自己的视线放在实体性的存在之上，而是致力于探索发掘其“虚极”的部分，因为在其看来只有“虚”才是事物真正的决定者。同样，过分急躁、过分猛烈的事物也不会长久地存在，“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22]；只有具有“静”与“笃”的事物才能在时间洪流里长存。“空”的道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便是思想政治两大主体边界构建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设置虚实结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大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者处于强势的、绝对的地域，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占据的空间却十分有限。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知道自己“有为”的界限，一方面在这个界限之内思想政治教育者作用能够高效地发挥，边界之外的努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达成收效甚微，甚至成为徒劳。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会受制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眼界、学识、情感等个体因素，只有认识到其所长和不足才能在合适的界限之内发挥最大的作用，从而让思想政治教育更有所为。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设置不可太满，紧拼紧凑，可留出适当的空间以供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交互用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可以在这个空间内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思想政治教育者亦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观地知晓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所讲的“空”只有在“有”之下才具有意义，因此不可过分扩大“空”的作用，而是要配合“有”将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三）和谐关系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事物之间的对抗比比皆是，然整体却和谐平衡。老子从自然界中江海为王的现象和人类社会中小国取大国的例子探寻自然和谐之奥秘。自然界中的百川峡谷，激流高峻，却以大海为王。“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23]，大海处在地势最低处，处其低却能游走于百川与峡谷之间，使百川峡谷融于海。“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24]，人类社会中诸国交战对峙，小国激烈抗争反而会加速其走向灭亡。认清其卑下的地位，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反而有机会取下大国。由此可见，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总会存在不同事物之间的差距，各个事物彼此的兴衰交替亦非同时而生。然而在同一时刻总会存在力量大占据主导地位的事物，力量小占据局限地位的事物，二者作用各自发挥，安其本分，可谓顺应自然。老子在世间万物动态的关系中寻求秩序与平衡，秘诀之一便是各得其所，“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25]。同时在万事万物的发展之中，老子也表达了对于弱势一方的重视以及强弱转换的道理，“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26]。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诸多形式与方法中，课堂教学是最常见、最主要的一种。在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位对抗。究其原因，中国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将教师视作人类智慧的持有者与传授者，教师肩上背负着光荣的使命，故而常被称为“先生”。由之，教师在我国的课堂之中占有支配的、核心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之上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成为了被动的接受者。根据老子，二者关系和谐构建的法门有二：其一，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各得其所，顺应自然。这种地位对抗是其自然形成的结果，不可人为地强行改变，这个过程有其自然的遵循。依据无畏的、不和时宜的观念和理念，靠人力强行去改变的努力终将无效。其二，在思想政治教育动态发展过程中始终以思想政治教育者为重心。依照老子，这种和谐状态是变化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位虽处弱势，其却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根本，以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为中心应是和谐关系构建的关键。

三、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过程的自然遵循

（一）思“大”慎“小”

老子强调“大”的道理，其所求之“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7]。老子对于战争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国界的限制，而是站在了整个人类的高度。无论战胜或者战败，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损失，所以即便是战胜，也要“以丧仪处之”[28]。如果各个国家都抛弃了自己的偏见，人类的和平就能够永久地实现。对于强调全局性、整体性、一致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大”的视野是其内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由诸多要素合力而成，每种要素都发挥着独特作用。不能将自己局限于每个部分，而要知晓自己身处部分对于整体的意义。小的局部再好，不能和谐处理与其他部分的关系，对于整体来讲也无所裨益。同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每个参与个体也要以“大”的视角处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作用仅仅定格于思想政治参与者的某一阶段、某一时刻。

要谨慎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过程中的每个细节。老子所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29]。“合抱之木，生于豪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30]，任何大的事物都是从不起眼的微小之物成长而来，小与大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大寓于小之中。以易克难，以小克大，以柔弱胜刚是老子的主要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除了思想上站位要高之外，还应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应是活泼的而非死板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指向，其内容要做到与时俱进，杜绝“一招鲜吃遍天”。其次，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过程做出适当调整，不可“一刀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之间具有的特征与差别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产生影响。因之，为求效果的最大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识别并重视该差异。

（二）干预适度

对于治国之道，老子强调“治大国若烹小鲜”[31]。在烹饪河中的小鱼时，切记不可用铲子多次翻炒，否则鱼肉就会碎成一团，不成形状也不成风味。诺大国家的治理亦如同在锅里烹饪小小的河鲜，治理制度的过度有为反而会扰乱百姓的正常生活，从而导致其结果与最初设想的目的背道而驰。这其中体现的便是顺应自然的道理。人为的干预多了就会破坏事物本身所处的平衡状态。老子将人为干预分为了四个层次：最高一级是“不知有之”，各事物各得其所，和谐共处，人在其中主导干预却无法看出干预的痕迹；其次是“亲之誉之”，人们能够察觉人为的干预，但由于干预掌握了科学恰当的方法使得事物变得更好，获得了人们的亲近与赞誉；再次是“畏之”，人为干预莽撞而强硬，虽觉存在纰漏，却也畏于权威与刑罚而不敢言；最次的是“辱之”，人为干预逆道而行，违背德行，怨声一片。“烹小鱼”思维在思想政治领域的启示便是思想政治教育人为设置要适度。“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32]。灌输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是作为一个传播中介传输国家的理论、方针与政策，不着重创造性的内容构建。“灌输”的定位就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作用和组织方式限定在了特定的范围内，超出这个范围的人为干预会适得其反。同时老子睿智的层次划分对于科学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进程有重要启发。首先，尊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自然形成的状态。以“不知有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追求目标和行为规范。思想政治教育者采取潜移暗化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灌输，少采用强制性的手段做硬性的要求，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认可并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其次，倡导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之间构建民主平等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有互动、有交流、有碰撞。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畏于权，会阻塞其口，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三）理性审视思政辅佐物

老子推崇享受适度，接近于“道”的圣人是有所选择的，“圣人为腹不为目”[33]。“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34]，人的口鼻耳目如果追求其自身难以承受的享受，其结果只能是走向毁灭。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过程中总会设置物质性和荣誉性的激励以推动其实施。这种思想政治附属品的实现有时会让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某种程度的异化。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会追求利益和荣誉，而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原本的目的和要求。除此之外，“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35]，亲疏、利害、贵贱都是外在的事物，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异化会影响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老子的圣人标准自省，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参与者需坚守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心，始终以全局性的标准检视自己的行为，不仅可以做到理性思考，亦可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附属品的目的是借助外力将人们内在的欲望转换为动力。由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者为了寻求有限的物质和荣誉用尽各种手段击败对手，以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形成不恰当的竞争。这种现象可被称之为“内卷”。如果不能理性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之物，就会形成所谓的“内卷”，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不利的影响。老子认为“道隐无名”[36]，真正的“道”是蕴含在“无名”之中的。尽管“内卷”是最近出现的新词，但是其所指的现象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存在。因此，排除线性时间干扰以拓展性和长期性的目光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当今被定义的“内卷”十分必要。在思想政治教育附属品引发的“内卷”之中有两样东西不可忽略：一谓之思想政治教育附属品的辅助定位。思想政治教育附属品只发挥着局限性的、激励性的作用，其只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谓之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关键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人与人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之间的情感、品质、价值亦会相互濡化。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精神层面的交流互动与获得是远远超越物质性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