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志鹏 蒋飘逸 王国斌

（1.吉利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41423； 2.滨州职业学院 轻纺化工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0）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针对资本异化劳动的本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并指出它给世界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未来社会究竟何去何从，他们谈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如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全人类发展大局，针对世界乱象和问题，进行长远和深入思考，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他指出，所有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审视当前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困境，直面“四大赤字”，解决发展难题。双方都是从深切关怀人类命运的角度出发，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为何？目前，学术界主要认为，二者在“人类利益”、“社会发展”和“实践价值”等核心思想上高度契合。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的真实正确路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使其纵深发展，它与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赋予时代和社会的意义，是与时俱进的。正确把握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深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

“共同体”这个词是一个舶来品，它的词根最早可以追溯到拉丁词汇Communit（团体），本身就包含联合、同盟的意思。如今它被广泛运用于不同领域，根据所处的学科背景、政治影响和理论范畴等被赋予不同属性，比如政治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等。总的来说，共同体主要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基于某种主观或客观原因，这些原因主要包括共同的利益、目标、观念、种族等等，形成的不同层次的组织或团体，既可指有形共同体，也可指无形共同体。”[2]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深刻论述人类历史上的共同体关系时，他指出：共同体具有不同形态，大致包括“自然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等。通过对原始社会的群落、氏族关系进行探究，加之分析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生产力的发展条件和程度，他指出，“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是人类占有生活客观条件和再生产生活自身并使之物化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3]也就是说，“自然共同体”是指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和物质载体，它是人们在充分积累物质财富和深刻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极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水平和能力，并且为物质积累和资本形成提供客观的条件。可以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带来的一切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而后资本积累不断加剧、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取而代之的是“抽象共同体”，即马克思谈到：“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4]高度发展的社会分工逐渐“炸毁”原有旧的氏族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阶级关系分歧越来越大，以致于不可调和，利益和阶级对立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甚至演化为暴力革命，这催生“虚幻共同体”。表面上是人类共享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美好硕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美好共同体”，实则上该共同体内部从未达成过统一和公平。对此，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之所以是不真实的、虚幻的，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利益不是面对所有人，仅是少数大资本家利益的维持工具，团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即无产阶级被排挤在外，国家机器的形成和运行是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服务的。“虚幻共同体”徒有共同体之名而不符实，是资本家用来蛊惑人心的花架子，只有实现“真正共同体”，才能使得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高度契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自由人联合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无论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都是清晰明了的。它作为“真正共同体”，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个人发展和社会分工。从生产力来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得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生产关系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具有实质的物质支撑和制度支撑。由此，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不再纠结于权力大小和财富多寡，不再成为被剥削压迫的“奴隶”，不再为利益争夺而勾心斗角，顺理成章地形成自由、和谐、公正、平等的联合体。总之，自由人联合体反映出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希冀，是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和谐同盟，是共同体的最高、最完美的形式。如今，着眼于当下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路径。它的实践倡导是既要追求和保证本国利益，又要考虑和兼顾他国利益，谋求自身发展时，需要与他国通力合作，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它的追求宗旨是建设一个“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美美与共、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连接“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桥梁和纽带。

二、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致性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样貌进行初步的设想，但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带有幻想色彩，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只能在规律上进行把握，不可能对当前面临的一切问题给予先知般的解答，也不能对未来社会走势给以石锤般的笃定。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和发展的理论角度出发，从原则和规律两个方面对未来社会的轮廓进行勾勒，但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现实的、过渡的实践阶段却并未描绘细枝末节。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范畴和社会发展阶段，但二者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做到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而成熟的思想源头，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和价值追求的目标；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合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和中国客观具体实际的时代性理论创造，它在追根溯源基础上，实现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创新发展，在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上，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可以得出，二者在核心思想上具有一致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

机器的大工业生产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巨大生产力，然背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工业化程度越高、生产力越繁荣，工人被榨取剩余价值就呈爆炸性增长，生活就过得越拮据、越卑微，这成为马克思神经中的敏感处和刺痛点，它促使他一步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终身为之奋斗。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在理论研究和革命运动中予以无产阶级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亲身参与和经历他们所处的生活。因此，是现实的人决定自由人联合体的出发和归宿。对于资本家不遗余力榨取和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行为，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的自由是“生产实践中的人”的自由，是以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为前提条件下的自由。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充分满足人获得自由的客观物质条件，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关系”崩化瓦解，社会发展的核心才会再次回归到人本身，“真正的自由”才会取代“虚假的自由”。对此他强调，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由人联合体的“联合行动”，致胜的关键也不在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事，全人类的自由繁荣不靠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实现，必须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团结”。因此，他始终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在“真正共同体”中，个体的自由是基本前提，共同体的和谐是重要保障，二者关系的相互协调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可以看出，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批判和关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下人的发展状况，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憧憬和构想。

当人类文明进入到21世纪，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世界从一个庞大的地理轮廓浓缩成休戚相关的“地球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5]从国际形势来看，贸易保护主义、恐怖主义、信息安全等问题亟待解决，国际争端、地区动荡、难民潮也时有发生；从国内形势看，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医药安全、房价物价、环境保护等问题牵动着国人的神经。这些国际国内不可避免的难题不仅引发人类对其生存和发展的强烈关注，也使得社会阵痛和异化无所遁形。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回应“世界之问”所贡献出的中国方案，通过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命运共同体来彰显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人文情怀，为维护人类的权利和尊严作出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的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不仅是中国对优秀传统文化“仁”“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平等相待、和衷共济的精神内核。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以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哲学基础，直面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多问题，表达出全人类共生共荣的肯定态度，抓住当代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追求，这无疑是新时代背景下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承继和创造。

（二）互利共赢的交往原则

马克思依照人与物间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经谈到，“当自由个性建立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能力转变为社会财富的基础上,人类就到达了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毋庸置疑，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充足的社会物质生产资料在保障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同时，也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为了一己私利千方百计剥削工人，“公利”被“私利”压制。人与人之间信赖关系、合作关系往往是机械式的，人作为群居动物的团体归属感以及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感全都湮没在资本家冷冰冰工业机器中。只有废除私有制，将人和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建立在为共同利益谋福祉的基础上，才能使每一位社会成员充分发挥自己才能，为自由人联合体做贡献。他们创造出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又能反馈给每一位社会成员，使其关注自身、发展自身。历史上的“共同体”是伴随着阶级和经济利益而生的，它的根基一开始就不完全扎根于渴望自由的人们，因而资本主义共同体是虚幻的。而自由人联合体以“共产、公利、共赢”为共识，它紧紧依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和奋斗，并在此过程中找到通往“真正共同体”的现实道路，实现“真正的自由”。

如今，人类历史进入到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各个国家、民族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共享国际资源、共担国际责任、共御国际风险，“抱团取暖”“伙伴关系”逐渐成为世界共识。但新的国际还在逐渐完善和构建，旧社会秩序所带来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还时刻撼动着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树”。要同这些明显与人类发展整体利益背道而驰的危险作斗争需要世界人民更加紧密地依靠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就是旨在让所有个人、民族、国家为共同利益实现联合，加快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发展”是各国间交往和合作的基本原则，各国的行动都应该基于全人类整体利益，寻求最广泛的世界共识，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配，以实现世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为目标，使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共商发展大计，要“多赢”而不是“单赢”，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目标作出现实努力。

（三）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

实现共产主义，实现自由而平等的发展是渴望幸福的人们孜孜以求的最高的理想。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运用对规律的科学分析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态势，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随着社会生产的高度繁荣、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形态的纵深演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必然会成为现实，人民群众必将通过伟大实践改写历史，进而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归宿。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而“自由”则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6]。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异化得到根本解决，异己的力量被完全消灭，人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命运不再受到压迫和束缚。人的本质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高度和谐的基础上得以“复归”，并实现人个性和自由性的最大解放。因此，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内在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现代化能力不断提升，也这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经济上，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世界各国互等互惠的“经济共同体”，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平稳、健康运行是万利之策。在政治上，共同体关系不等于结盟关系，而是可靠的伙伴关系，增强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积极开展互访活动，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推进国际事务。在文化上，命运共同体秉承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精神，在尊重差异，弘扬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世界文化大花园“长新花”“结硕果”。在生态上，共同体推动空气污染、气候变暖、水土流失等生态治理难题的解决，以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在安全上，大数据时代打破信息壁垒，使信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被分享，然而信息泄露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全球恐慌，更加需要“安全共同体”发挥作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内“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观在全球层面的落实和延伸，它反映“中国梦”与“世界梦”共同的价值追求，凝聚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真诚心愿。

三、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差异性

通过正确把握和科学预测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确信“自由人的联合体”必然能够实现，它将是未来社会人们最理想、最美好的形式。但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该设想并不适用于当前客观实际，也不能解决如今面临的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兼具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它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和而不同、继而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理想与现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从宏观层面关注全球治理与发展，自由人联合体则是对共产主义社会治理模式的前瞻性展望。”[7]显然，自由人联合体无论是在思想高度还是在理论深度方面，都高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远大的理想离不开现实条件的支撑，更加紧密的国际联合、更加包容互惠的国际合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转化的前提条件。从国内形势看，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阶段没有变，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未孕育完成，这意味着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还处于襁褓之内，短期之内不会出现。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矛盾的变迁为我们的奋斗和努力提供了新的思路，指引新的方向。如今我们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有利于解决社会共同面临的“四大赤字”问题，化解新时期国际和国家、国家和社会、社会和个人这三者间的矛盾，推动人类社会“螺旋式的上升”，我们更加有理由、有自信、有希望脚踏实地地朝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目标前进。从国际形势来看，和平与发展这个基本的命题，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人们追求自由、平等、公正、安全、和平的美好愿景也没有变，反而越加强烈。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支持和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倡议的务实合作中来，双边合作来往日渐密切，多边互惠日益彰显。但是南北差异仍很明显，南南之间也存在着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如何跳出“马太效应”和“修昔底德”的发展陷阱是国际治理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难题之一，要避免战争，减少分歧，达到“各尽其能”“各得所需”“自由联合”的理想国际和社会经济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各国间的共同努力。

（二）理论与实际

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积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深刻阐释和预判“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基于理论的正确假设。理论不等于实际，它不完全贴合当前历史发展阶段，不完全与社会发展进程和趋势一致，甚至与客观的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出入。人的认识发展的过程就是从实践到认识，从再实践到再认识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以至无穷，一步步推动社会发展。170年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从具体的工人运动的实践和国家社会理论的研究中，摸索到“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终极定理”，从理论层面勾勒出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的蓝图。170多年后，对于这条扎根于和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定理的把握，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简单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必须从定理的提出背景、实现条件等多方面，进行周密考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知。除此之外，要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形态，尽管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基础，已与自由人联合体提出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有了实质差异。我们既要完善社会制度，又要追求自由平等，这需要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理论支撑，但更重要的是实践要同复杂的阶级形式、多变的国际关系结合起来，在实践中逐渐得到检验，使其真正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实现理论到实际的过渡。实际问题就是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和国家的最大实际，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紧密结合，时刻保持发展中国、繁荣世界的立发展态度，为全人类共同福祉努力，促进理论到实际的转变，加强实际对理论的深化。

从“理论”到“实际”，从“理念”到“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回应人类最现实的挑战，更把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推向纵深发展。它在准确把握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坚持人类命运紧密相联的客观规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我们始终坚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暂时的、过渡的，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然阶段。在我们努力实现人类安全、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理论指导，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实际，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与繁荣贡献力量，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