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在阳 魏 姗

方立天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讨论了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知”的三种含义：知觉、知识、道德意识。知觉即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知识则是对于事理法则的理解与掌握；道德意识即人对于是非善恶的认识及标准。三者具有明确的差别。相对于“知”的概念，“行”的概念比较简单，“多指个人的行为、活动，尤其是道德行为，个别的哲学家也用以指生产活动。‘行’也称‘为’‘习’‘实践’等含义”[1]50。由此来看知行关系问题，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样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知”从哪里来？二是“知”对“行”有什么样的作用？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知行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知行是否有先后，如果有先后，孰先孰后？于是就产生两种主张：一种是赞成“知行合一”，即“知行无先后”；另一种主张“知先行后”或“行先知后”。知行的先后问题是认识的来源问题。由于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又衍生出知行孰难孰易和孰轻孰重的问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知行的难易只是在相对意义上的难易之分。而知行两者的轻重问题，则涉及认识中的地位问题[1]21。

一、思想渊源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话题，在西方哲就没有这样的说法[2]。“知”涉及“认识”领域，而“行”涉及“实践”领域，这在西方哲学是两方面内容，分别对应“知识论”与“实践论”。而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们不认同世界二分化，所以知行观通常作为一对范畴出现。这对范畴最早出现在《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实难，难在行之。”《古文尚书·说命中》也有相近观点的记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通过这两则记录，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当时古人已经有意识地将知与行并列起来，并且认识到知易而行难，强调了知行合一的观点[3]。对后世影响意义重大，甚至成为儒家知行学说的重要传统观点。

二、发展阶段

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春秋末期孔子区别了“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他对“学而知之者”给予了肯定，并且总结了两点学习方法：第一，“多闻”即“多见”，多看、多观察是获得知识和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第二，“思”即“思索”，“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学”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行”的范畴。据此可知，孔子比较强调“行”的意义与价值。孔子也提出“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观点。

孟子继承了孔子“生而知之”的思想，发挥了“良知”说，认为“良知”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而获得“良知”的途径就是“尽心”。充分发挥四端之心，就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本性。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也就是认识了“天”，达到了最高的修养境界。他继而提出了：“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里“求其放心”就是“求学之道”，也是衡量认识的标准。“尽心”就是“知”，“放心”就是行，这具有鲜明的知行合一的倾向。

荀子发展了孔子“学而知之”的思想。他认为，人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并且世界也是可知的。认识都是由五官而来并经过心的辨别作用形成的。在知行关系上，荀子强调行比知更重要，他认为去做合乎义的事情叫作“行”，人的认识能力叫作“知”。同时，人的日常活动都属于行的范围。他认为知道而力行，这是体认道德，所以荀子强调言行一致，并且行高于言。

春秋时期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倡导“无为”，向往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他认为‘知’是促使人们脱离这种生活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在认识论上又强调‘无知’[1]51”，“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第四十八章》)在老子看来，修道的过程中，会因其他事情而产生纷扰，所以他反对接触外界，排斥感性认识。因此，知行关系在老子这里是不去作为也可以有成就，圣人足不出户便能知晓天下事。道家著作《庄子》中认为知识以及一切相对的事物都是达到理想境界的障碍，认为如果从万物本质上看，万物是无差别的，也就是“齐”的观点。《庄子》看到了事物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但是更侧重于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并且对于认识主体的能力也持怀疑的态度，认为认识者究竟是不是在认识，能不能认识，也是很难断定的，庄子的思想对后来的郭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了儒家和道家，墨家对于知行观也有一定的表述。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在认识论上强调“知”来源于“耳目之实”，认为知识来源于对外物的感觉。“何谓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非命上》中，墨子十分重视知对于行的作用，同时又十分强调知后要行，不能只知不行。墨子强调“言必信，行必果。”重视道德上的言行合一。后期墨家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认识论，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来源和过程，以及知识的分类和真理的标准等问题，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述。首先，后期墨家认为，人们的知识来源于感官和经验。其次，后期墨家认为不能停留在感官所得的感性认识，人还能对客观事物进行思虑、探求、比较、推究。这种从“接物”到“论物”就是比较全面地看到了感觉与思维的作用。最后，后期墨家根据知识的来源，把知识分为三类：“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墨子·经上》)后期墨家重视“亲知”，强调直接经验是“说知”的基础，同时又不停留在直接经验上，肯定“说知”即推论认识的重要性，这是比较全面的认识观点。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继承墨子和荀子的认识观点，并且吸收和改造老子的道论，提出了“缘道理”的认识学说。“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韩非子·解老》)人们的认识活动，就是依靠这些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去实现的。韩非认为只有正确的知才有正确的行，知对行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为了取得正确的知，韩非还着重强调“虚静”的重要性。这是对老、庄的虚静和荀子的“虚壹而静”观点的继承。

三、主要类型

在先秦时期，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研讨，知行关系向知行一致且重行的方向发展。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重知，并且强调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知行一致；“知出于不知”的不可知论。

(一)重知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从他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出发，继承了儒家的观点的同时，将天神化，主张人们认识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体认“天意”，按“天意”行动。“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认为“知”能洞察未来祸福利害，预见事物的变化和终结。但是，董仲舒所讲的“知”是体察“天意”而后行，把“知”放在起点，夸大了“知”的能动作用，否定“行”是“知”的基础。

在《淮南子》中，我们也能看到重知的思想。它首先指出，感觉是通过感官获取的，并且不同的感官各有其感觉作用。“视而行之，莫明于目；听而精之，莫聪于耳。”(《淮南子·汜论训》)《淮南子》十分重视“知”，强调“知天”“知人”，认识的任务是要懂得宇宙的自然规律和人间的行为准则，缺少任何一方面或不能与世俗相交，或不能与天道共游。知之重要，在于对行有指导作用。

《淮南子》认为，人的行为是以一定的认识为指导，而人的认识并不都是正确的。所以人们在做事情以前，都要进行谋划，而谋划也有是非利害之不同。《淮南子》认为圣人在确定计划时，先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看清局势的变化。它强调人的知与行要随客观事物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它的知行观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二)知行一致

知行一致的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东汉时期的王充，他著《量知》《实知》《知实》等文，反对汉代流行的“圣人生而知之”说，强调只有接触实际事物才能取得感性知识。并且对于知的重要性，取得知的途径，以及知与行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阐述。

首先，王充吸取和改造了先秦孟子思想中“劳力者”和“劳心者”的观点，把人的能力、力量分为两类：体力和知力。“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举重拔坚，壮士之力也。”(《论衡·效力》)儒生的能力是有知识，壮士的能力是有力气，两者的“知”不同，前者的“知”为博览群书，而后者的“知”则是举重拔坚。王充赞扬前者，他认为，知识越丰富，能力越强，力量越大。这里的“知”，主要是指社会政治道德知识，即社会科学知识，然而，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比王充提出的“知为力”的观念晚约一千五百年，由此可见王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其次，王充反对“生而知之者”的存在。在王充看来，知的来源有四：“闻见”，即感知；“思虑”，即思知，用心思索，进行推论和类比，以求得对难知问题的认识；“学问”，好学多问，既向广见博识的人学习，也向有实际经验的人学习；“日为”，经常实践，培养技能，丰富知识。王充看到了获得知识的多种途径，看到了知识技能来源于生产实践，坚决批判“生而知之”说。对于“不可知之事”也有两类：一类是通过学和问能够认识的“难知之事”；另一类是通过学和问也不能晓得的“不可知之事”。这里王充提出“不可知之事”是为了论证“圣人生而知之”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4]。

最后，王充重视知识的广博，主张博学多问，以避免孤陋寡闻。同时，他还强调要能通，即对广博知识要加以融会贯通。他重视学以致用，强调学用结合，认为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能用。

(三)不可知

西晋哲学家郭象通过注释《庄子》，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以不知为宗”的认识论与独化论密切相关。

首先，郭象把认识对象分为两个方面：事物的现象是可以认识的，而事物的本质、根源和规律是不可认识的。“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寻其原以至乎极，则无故而自尔也。自尔则无所稍问其故也，但当顺之。”(《庄子·天运注》)也就是说，万物独化自生，无本可溯，是不可认识的。

其次，郭象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范围也都是有限的，所知、所为都是有限的，所以人的知应该只局限于自己的本分，就是性分之内，不应该在性分之外追求。他发挥了庄子的思想，如果人要以有限的性分追求无限的知识必定是疲惫的。在郭象这里，“知”的含义又有了变化，知是人的自然本能、本能活动，是“性分之知”。郭象举例说：脚走路，眼看物，只是一种自然生理本能。由此郭象主张取消主观的认识活动。知是自知，自知就是认识到自己不知，所以知是出于不知，应以不知为宗旨。

最后，郭象认为事物的本质不可能被认识，人的认识能力也有限，因此，他主张人们应当顺其自然地使主观与客观相冥合。这样冥合自然的境界就是物我俱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即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庄子·天地注》)“坐忘”是要消除事物内外的差别，消除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然后与万物合为一体，，这就是“玄冥”之境。所以说郭象是继承了《庄子》又发展了《庄子》，宣扬神秘主义“知出于不知”的不可知论。

四、结语

我国古代哲学的知行观蕴含在个人的学说和思想中，从先秦开始，逐渐形成中国哲学重行的传统。“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观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并且承认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家们对于知的内容论述更加具体化，体现在知的概念、知的来源、知的能力等方面。并且知与行的关系也不断地理论化，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这些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仍具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