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冶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复社在明末清初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复社成员的成就亦是多方面的，其中史论或历史认识就颇具特色。社中成员有数量丰富的历史著述或历史评论留世。[1]例如：代表人物太仓人张溥(1602—1641)不仅撰有《历代史论》，还为《宋史纪事本末》补撰论证，为《列女传》《读史管见》评定标目，删节重印明初敕撰书《历代名臣奏议》；同乡张采(1596—1648)则编写《国朝名臣录》，评阅重刊朱熹《宋名臣言行录》；社友杨以任(1600—1634)撰写《读史四集》；等等。晚明史学所呈现的实学趋向在复社诸子的史书编纂和史学思想中均有体现[2]，并集中体现于崇祯十一年(1638)陈子龙(1608—1647)等编纂的五百余卷《明经世文编》。(1)有关《明经世文编》编纂研究的专论，参见冯玉荣《〈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及其经世思想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虞万里《〈明经世文编〉之编纂及其价值》，《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八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227页；程彬《〈明经世文编〉编纂研究》，河南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目前，对《明经世文编》的研究已相当丰硕，然学界较少注意的是，在《明经世文编》出现之前，复社内部已出现对名臣言行、名臣奏议等实用文字的共同兴趣。事实上，自崇祯初年起，被称为“娄东二张”的复社领袖张溥、张采，通过删节、评阅、重刊既有的“名臣”系列著作，倡导实用文风，激励读书人以历史上的名臣言行为榜样，由此开启复社经世史学的先河。这既是《明经世文编》的编纂背景，也构成复社经世文献整理的完整面貌。本文即关注崇祯初年复社张溥等名臣经世类史著，阐明其编刊过程及旨趣，初步探讨其流传及意义。

一、节略重印《历代名臣奏议》

随着宋代理学兴起，以“名臣”命名的史著不断涌现。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不仅编著旨在阐发义理的《资治通鉴纲目》，还编辑《宋名臣言行录》，以辑录北宋“名臣”言行事迹。元明时期效仿《宋名臣言行录》的史著纷纷出现，如元代苏天爵(1294—1352)编纂《元朝名臣事略》，明代杨廉(1452-1525)等纂辑《皇明名臣言行录》等。另一类以“名臣”命名的史著也影响深远，南宋名臣赵汝愚(1140—1196)编辑《宋朝诸臣奏议》，分类编选北宋名臣奏章。此后，明初敕修《历代名臣奏议》，明中后期诸如《皇明名臣经济录》《皇明经济文录》等以名臣奏议为主要内容的经世文编相继问世。无论是“名臣言行录”还是“名臣奏议”，两者体例不同，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指向治国利民之道，合起来有助于发挥经世致用之学。到了晚明社会，在内忧外患的现实背景下，复社领袖张溥、张采等为应对阳明学影响下的空疏学风，开始重新编刊名臣经世类史著，试图激发和引导士人对于学问经邦济世面向的关注。

以张溥为首的复社人物颇为重视对名臣言行的整理和诵习，对于关系国家治道的奏议等政论文字，均加以重编重刊。这实际是晚明史学汇编“经世文”的风气之展现。[3]崇祯八年(1635)，张溥删节重刊并作序的《历代名臣奏议》就是复社名臣经世类史著的重要代表作。《历代名臣奏议》是永乐十四年(1416)敕修的奏议汇编，由明初黄淮(1367—1449)、杨士奇(1366—1444)领衔修纂，汇集商周乃至宋元的历代名臣奏议，具有较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4-5]张溥重新编刊明初敕撰书《历代名臣奏议》有着一定的背景和考虑。

首先，张溥认为《历代名臣奏议》一书具有与《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比肩的重要价值。他提出：“古来致治之书，编年莫大于《通鉴》，纪实莫备于《通考》。然《通鉴》整齐往事，治乱兼设；《通考》证据旧闻，不厌烦博。及乎明君显相、贞臣硕士，口语辩对之文，封驳颂谏之说，或一概舍置，阙而不录，或以意节取，录而不完，使后世读者不无抚膺太息，想象其全。”[6]张溥认为《历代名臣奏议》能够补益《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二书之未备，有益于治国化民之道。对于晚明学者而言，奏议汇编确是具有“经世致用”属性的重要经世文献。

其次，张溥重印《历代名臣奏议》的具体缘由，乃基于该书自永乐十四年敕撰颁布后在民间流传不广的实情。张溥对于此书近于泯灭不传的状况不无遗憾，称“《奏议》虽诏颁学宫，世无其板。余小子生长三十年，未尝一见，询之郡县学官掌故，有愕不知为何书者。辛未(崇祯四年，1631)游京师，始获寓目。心好读之，遍购不能得。归访之藏书家，多云无有。久之，同社友人出一本相示，字间摩脱难识，最后得太原藏本相雠正，乃竟读”[6]。《历代名臣奏议》在民间少见流传的情形，官私藏书目录及题跋也可证之。清丁丙(1832—1899)《善本书室藏书志》称《历代名臣奏议》“书成刊印仅数百本，颁诸学宫，版藏禁中，至崇祯间太仓张溥始刊节本”[7]。

张溥重编《历代名臣奏议》的具体做法是将此书逐条删削节录。其删节力度之大，被清人彭元瑞(1731—1803)评为“虽仍旧卷，而删削太甚，至一条仅数十字”[8]284。在书前删例中，张溥亦详述其删削原则，称：

卷三百五十，仍旧本也。书用剪截，非其得已。然人存名，事存目，滥而不留者，标括上行，梗概尤具。读者按卷以求，犹然完书契。删始自唐，唐以上，其文不可删也，删之则亻赞且阙；唐以下不删，则丛脞弗任也。至宋元，尤兢兢焉。内府之藏，宋集称盛，原书搜网，其代独详，因其详文，发其精指，庶几全史矣。删有标目，无评辞，有标目者著体要，无评辞者绝妄说。文有圈点，无勾画，圈点严则其意出，勾画去则其气全。不删者如其初，删者则曰略，所以别也。原书亦有称略者，因其略名而广之，非创也。去取之际，先事实，后文辞。事实既该，文辞不副，虽删必存；文辞虽富，事实未包，即仅存焉，亦所缓矣。以其人而有言，存其言而有书，非正人昌言弗录也。间有存者，若杨素、许敬宗，亦千之一尔。别而出之，存犹不存也。(2)张溥删例，参见张溥《七录斋合集》，曾肖点校，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641页。此篇出自张溥节略本《历代名臣奏议》，日本文久二年(1862)和刻本。

张溥阐明删节凡例甚详。但因《历代名臣奏议》出自御制，张氏反复强调其删节裁汰此书的做法并非首创，而是有着推广永乐朝御制书的目的。其称：

文皇放黜百家，独明圣学，尊经则有《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信史则有《历代奏议》，博物则有《永乐大典》。《大典》卷溢二万，谋梓未成，本藏内府，不达民间，好古者欲见未繇，吁嗟而已。《奏议》与诸经并列，明令天下学人共通其义，而镌板不行，受读无路，绝而不问，同于禁书，其谁之责？间览先民纂取《大全》，删括《性理》，本帙通流，诵习几遍，意其法亦可施于《奏议》。又不敢僭忽，率依原卷，标指详略，逾二年成刻。[6]

以上所述永乐朝《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历代名臣奏议》《永乐大典》三种御制书，其中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流传最广、读者最众。《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除由内府刊刻之外，还由官方委托建阳书坊刊刻出版，在民间得以广传。《历代名臣奏议》《永乐大典》则藏版内府，有碍传播。张溥在此强调，他删节《历代名臣奏议》的做法乃是仿效前贤对于《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的重编活动，并非个人的独创、首创。

诚如张溥所言，《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自颁布起，即成为明代士子研习程朱理学经典的必备书籍。其在明代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增补本、合编本、节略本等版本变形。明末复社成员亦不乏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为底本的衍生著作，如张溥本人《五经四书合纂大全》、社友杨彝(1583—1661)《四书大全节要》、张自烈(1597—1673)《四书大全辨》等。既然官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已早有“纂取”“删括”之作，那么张溥节录《历代名臣奏议》则不为僭越之举了。

不过，张溥对《历代名臣奏议》的编刊设想，不止于删削节录。将崇祯刊本《历代名臣奏议》的书前序言，与张溥文集中所收录的《历代名臣奏议序》相比，后者在文末增出以下文字，从中更可见张溥重编此书的最初设想。其称：

余又有不量者，《奏议》虽从分门，仍当编年，设去群书杂说、家居私策诸文，专引奏对，据《纲目》之例，具列月日，粲然明书，使人因事惕息，以用某言兴、用某言败，亦足以训，度更二年可续成，然惧弗任也。[9]267

由此可见，张溥重刊《历代名臣奏议》之志愿，更在用纲目体裁重编此书，从而强化此书阐发义理、鉴知兴衰的史学功能，提升此书有资于治道的经世面向。

张溥重编《历代名臣奏议》之旨在于发挥此书的经世效用，其社友对此均有体会和共鸣。好友张采直接点明张溥重编《历代名臣奏议》之旨意，乃是对此书经世功用的重视，称“(张溥)又谓无益之辞虽多莫用，惟《历代名臣奏议》足可经世，严加存置，自宋以下即文辞并授裁削”[10]644。张溥之后，复社陈子龙、徐孚远(1599—1665)、宋徵璧(1602—1672)等人于崇祯十一年(1638)编成《明经世文编》，“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世之师法”[11]，可谓明末经世文献编辑传统的延续和扩展。

二、评阅重刊《宋名臣言行录》

除《历代名臣奏议》之外，复社代表人物张采等还编刊朱子《宋名臣言行录》一书，影响深远。《宋名臣言行录》75卷为宋代人物资料汇编：前集10卷，后集14卷，为朱熹撰写、李衡校勘删节；续集、别集、外集51卷为李幼武撰写。朱熹撰写“名臣言行录”，选取“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者”[12]，意在以资世鉴。该书自刊行即引起复杂争议，流传广布。(3)有关《名臣言行录》的研究参见李伟国《朱熹〈名臣言行录〉八百年历史公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第89～99页；李瑾明《〈宋名臣言行录〉的编纂与后世影响》，《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293页。到了晚明，复社杨以任、张采等学者面对刊本残破的情形重刊《宋名臣言行录》，并加以评阅之语，对其书的后世流传有重要推动作用。

现存崇祯十一年张采刊本《宋名臣言行录》，全称《宋朱晦庵先生名臣言行录》，卷首列有张采评阅，宋学显、马嘉植同参正。此书前有社友周镳(？—1645)序言、杨以任崇祯六年(1633)旧序。张采在杨以任序言之后作有跋语，阐明《宋名臣言行录》重刊之经过。张采称：

是书故尝镂版，藏在应天府学，日久漫灭，几不成册。维节以进士受学官，表章先籍，鸠工修辑。癸酉(1633)春，访余于虎丘僧舍，以一部贻赠，随商略可否，相期评定属梓，并以《国朝名臣录》分任。因各举闻见，历书姓名，扄之笥箧，盘桓三日别去。越明年甲戌(1634)，维节遂为古人。……嗟夫！若《国朝录》成，维节即一人，一人数事矣。今余以此任，分之雍瞻侯子(侯岐曾)。而《宋录》之刻，则与令申宋子(宋学显)、培元马子(马嘉植)成之。工既竣，为理旧序，奚啻闻山阳笛经过黄公酒垆也。[12]

杨以任，字维节，崇祯四年(1631)进士，崇祯七年(1634)英年早逝，杨、张二人合作《国朝名臣录》的著述活动因此未能展开。于是，张采与复社侯岐曾(1594—1646)分任《国朝名臣录》之撰写。尽管此书未能完成，但复社诸子纂辑历代名臣言行的共同志趣，从中得以显见。文末“山阳笛经过黄公酒垆”句，乃化用晋朝“竹林七贤”中向秀(227—272)、王戎(234—305)的典故。向秀过嵇康(224—263)故居闻邻人笛声，悼思旧人。王戎为尚书令，过黄公酒垆，曾有“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13]的感触。张采用此典以寄托对杨以任之思。

张采对《宋名臣言行录》所做的贡献，一是校正其中疑误之处，二是加以评阅，其自称“谨就所识知，一一较正，间即考补，窃于是书谬有微功，复不自量，辄加丹黄，且致评鸷”。同为参正的长洲宋学显(崇祯元年进士)、平湖马嘉植(崇祯七年进士)两人，既为复社名士，参与《诗经说约》《皇明经世文编》等复社社友的共同编纂活动，亦是经世名臣，怀“经世理物之才”[14]，于经世济民之事多所关心。崇祯十五年(1642)马嘉植所上《奸回误国请正宪典疏》《国势阽危庙算未定疏》，被收入乾隆朝敕修《明臣奏议》。

复社学者在明末之际倡议名臣，实则是在晚明政治衰微背景下振奋为臣之道的尝试和努力。对君、臣两道的辨明，是复社学者热衷探讨的话题。在刊刻《历代名臣奏议》时，张溥也表达过对君臣政论的关注，以及对于“《奏议》载臣言，不载君言”的强调。而《宋名臣言行录》一书的重刊，则有重振臣道、辅养君道的双重内涵。

就《宋名臣言行录》一书的经世价值与意义，周镳详细记述了他与张采的探讨。《宋名臣言行录》刻成之后，张采请社友周镳为之作序，表明其重刊此书的宗旨，乃为补救国家人才培养之弊，培养有用于国家的经世之才。张采称：“今之士皆全才鲜矣。事之易能，不假深造；少而易进，不俟大成。使得业由学广，志以年坚，未仕者无躁心，已仕者守古履。斯录也，或其有少裨乎。”[12]这与复社诸人重新整理国家理学经典、编纂科举考试用书等著述活动，有其内在一致性。周镳以宋代寇准(961—1023)、胡铨(1102—1180)等人的史事为例，强调倡议臣道之外，君主也需有所省察。他慨叹道：“岂尽臣之过，君子之罪也哉？然则斯录微独人臣之箴，抑又君人者藻爵群工，乙夜省览之要鉴也。”[12]周镳认为，《宋名臣言行录》不仅是详载臣道之书，也是君主明辨是非、鉴别忠奸的要书。最终张采、周镳两人达成共识：尽管《宋名臣言行录》所言只是臣道，但君主实可从中汲取养分，只不过“修之在己，成之在君，在君者难邀，在己者易勉，吾终责夫臣道焉尔”[12]。

崇祯六年(1633)，提议重刊、表彰《宋名臣言行录》的杨以任，则对“名臣”的所属专作论述。杨氏“就名破名”，强调“名人”未必“名臣”，其中“善败并存”，需仔细辨别，朱子《宋名臣言行录》此书即为学者提供学习“真”名臣的途径。其称：

朱子非取必纯臣为也，纂曰“名臣”，名之藏伪多矣。遁世之学，斩绝名根，潜德弗光，原本一闷。世之转旋面目，不可测识者，皆名人也，有败不败尔。朱子岂以名诲天下哉？就名破名，使知善败并存，初终莫掩。学者必求安身立命之处，唯究极实地乃为得耳，又岂后之执笔者所能窥测一二欤？然则濂溪、明道诸先生，其于暗意非不近矣，朱子何不取以正之，而必待续之。性命之学，标之以名，原非朱子意中事。况诸子所造，亦自不犹，统命之名，以开道学一径，滋他日之伪，朱子弗是也。就其意而深求之，其名者与，不必名者与？名之为累者，亦既灿然。虽不必删，有严于删者矣。是书也，残缺已甚，余怃然恐遂灭没，而昔人意绪将无所托以传，乃访一二旧本，属贾君柱明，授梓成书焉。梓既竣，为挈此义，欲共学者审于劝惩，无为名所眩也。[12]

杨以任此番言说用心良苦，要在激励诸君子以忠纯笃实之臣的言行作为榜样，同时避免以“名臣”之称号为负累。同时，杨以任反复申述《宋名臣言行录》的名臣所属，实则有益于“名臣言行录”这类史学体裁的界定与规范。实际上，《宋名臣言行录》中所录人物，有不少后来被认为是奸诈、坚僻之徒，这也是朱熹此书不以人废言的表现。杨以任对此曲折辩论，提出朱子旨在行《春秋》劝惩之旨，对于所选宋人言行各胪其实，而“非专取以法”。此后，清修《四库全书》馆臣亦注意到杨以任的说法，且对《宋名臣言行录》评价不低，称“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略具于斯，旁资检阅，固亦无所不可矣”[15]。

三、张溥等名臣经世类史著的传播及影响

对《历代名臣奏议》《宋名臣言行录》等名臣著作的重新编刊，复社始终贯彻以复兴臣道、弘扬经世实学的理念，在明末历史背景下殊有意义。复社成员也多以“名臣”相砥砺，而非以文章家相期许，这在张溥、张采身上有显著体现。张溥自述其与张采常以“臣子之忠厚烦难”相互勉励，重视一言一行有益于经世致用，所谓“靡碎之物，猥杂之论，不敢放废于古人也”[9]493。张采在评价张溥时直以“名臣”许之，强调他“岂仅文章显”[10]551，更以经济之才影响后世。以“二张”为代表的复社名臣著作、名臣观念，既是晚明实学思潮的集中体现，亦对清代乃至周边汉文化圈诸国的史学和史论影响深远。

首先，张溥节略本《历代名臣奏议》、张采评阅本《宋名臣言行录》自刊行便渐成为二书在中国及周边诸国流传的主要版本。此为复社名臣经世类史著之影响的主要表现。

以《历代名臣奏议》言之，明清之际的学者甚为重视此书的经世价值，其张溥节略本则成为明末至清代该书流传的主要版本。被誉为“海内大儒”的清初李禺页(1627—1705)指出，《历代名臣奏议》是与《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文献通考》《实政录》《资治通鉴纲目大全》诸书并列的“适用之书”，他认为“学人贵识时务，奏议皆识一时之务者也，当熟玩之，以为奏记之助”，提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16]学贵经世的观点实际是当时学者的共识所在，以故张溥节略本《历代名臣奏议》刊行后备受关注。清代著名学者彭元瑞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曾提示张溥节略本对于《历代名臣奏议》的传播意义。彭氏指出，明永乐间内府版《历代名臣奏议》颁诸学宫，甚少流传，以致“溥自序谓，世无其版，生长三十年未尝一见。则此本在明时已稀有。今惟行张溥节本，似此官刊颁布之书实为珍秘矣”[8]284。可见，明内府本《历代名臣奏议》行世确少，清代《历代名臣奏议》主要借助张溥节略本流传的实情。清代《续通志》等也有称引张溥节略本《历代名臣奏议》的情况，显示此书所具有的文献及史料价值。[17]

经张溥、张采重编重刊的名臣经世类史著还远播至东亚周边诸国，并产生了数量可观的和刻本、朝鲜活字本，这是其著作影响的深入体现。张溥节略本《历代名臣奏议》在东亚诸国流布甚广，并被翻印出版。除传入的崇祯刻本外，其和刻本有文久二年(1862)小田瀛点本，此本在日本多次刊刻，后又于昭和五十三年(1978)覆刊。其朝鲜活字本则有仁祖十三年(1635)序的木活字本(三铸甲寅字)多种。张采评阅本《宋名臣言行录》亦传入周边诸国，其和刻本有宽文七年(1667)风月庄左卫门刊本、天保十四年(1844)覆刊本，还有米良石操定释、奥并继考订的明治十二年(1879)、十四年(1881)刊本(简称《宋录定释》)多种。张采评阅本《宋名臣言行录》在朝鲜王朝翻印次数较多，其朝鲜活字本有显宗七年(1666)跋语本、英祖年间(1724—1776)金属活字本(戊申字)、宪宗十一年(1845)岭营用显宗七年闵维重(1630—1687)仿印书体木活字本等。

据现存朝鲜学者闵维重的记述，可见朝鲜王朝后期刊刻张采评阅本《宋名臣言行录》的具体细节。时任湖南(朝鲜半岛西南部)按使的闵维重重刊《宋名臣言行录》等书，然所刊书籍出现讹误，故予以重新印制。闵氏称：

本道新刊《宋名臣言行录》《少微通鉴》等书，顷已印出进御矣。臣于近日更加翻阅，则《言行录·前集》序文中寇平仲，误书为平仲。跋语中所谓李氏，误书为武氏。……臣簿书倥偬，精思疲耗，勘校之际，失于照察，以此入梓。臣于上彻宸览，追省悚惕，无所容措，谨此正误改刊。重为印出御览件《言行录》六张，《通鉴》三张，国用件《言行录》六十张，《通鉴》三十张，并入盛柜子，上送于承政院。而臣之昏不觉察，合有重谴，惶恐待罪。[18]

《宋名臣言行录》与《资治通鉴》是朝鲜君主常读常讲的中国史著，朝鲜君臣乐于从书中寻求历史鉴戒与治国之方。由是，张采评阅本《宋名臣言行录》在朝鲜半岛传播翻印的过程中，经朝鲜文臣校订重刊而进一步推广。

其次，复社名臣经世类著作中的史论亦在周边诸国产生影响。以张采评阅本《宋名臣言行录》为例，朝鲜王朝学者喜读宋史，记载宋代史事的《宋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成为君主教育、学者自修的重要史籍。以故不少朝鲜学者尤其重视《宋名臣言行录》，朝鲜学者金德讠咸(1562—1636)平生“惟专心经籍及宋诸贤书，尤喜看《名臣言行录》，曰：吾于此，自少至老，多有得力处”[19]。朝鲜孝宗、肃宗时期的重臣宋时烈(1607—1689)对友人强调“退溪先生多劝人看《名臣言行录》，此书不费力穷索，而受用极有益。兄须以此早晩浸灌，至佳至佳”[20]，更以朝鲜大儒李滉(1501—1570)之言劝勉他人诵读此书。随着复社重刊本《宋名臣言行录》的传入和翻刻，李朝后期学者得以读到此书，一则通过此书以见宋代史事之详[21]，二则将此书视为士大夫“律身之本”[22]。宋时烈门人、著名文臣金昌协(1651—1708)，曾与宗人金楷甫讨论古今节义事，其后读到张采的宋代史论，深感共鸣，不由感慨道：“今日偶见张采《名臣(续)录序》，已论及此，其意正与余前日所云者相符。独恨金君在远，不得出此序共读耳。”[23]

再次，复社名臣著述的广泛流传，对“言行录”史著体裁在清代及东亚诸国的流衍有推动之功。清初大儒黄宗羲(1610—1695)称：“史之为体，有编年，有列传，言行录固列传之体也。列传善善恶恶，而言行录善善之意长，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洁当年一言一行，足为衣冠之准的者，无自而入焉，则比之列传为尤严也。”[24]随着张采重刊本《宋名臣言行录》的流传，朝鲜王朝后期亦出现《海东名臣录》《朝鲜历代名臣录》多种同类体裁史书。

最后，复社诸子重刊重编名臣著述，其中所蕴含的对于振兴臣道、辅翼君道的意涵，亦有域外回响。作为“东国十八贤”之一的朝鲜名儒宋时烈，在为闵维重重刊《宋名臣言行录》作跋语时称：

今湖南按使闵公维重重刊是书，将以上备睿览。夫多识前言往行，固圣学之要，而仍知为人臣者，其心术之邪正、事业之崇庳，皆系乎人主之一身，则其为鉴戒，尤岂少哉？张子曰：仕者入治朝则德日进，入乱朝则德日退，只观在上者有可学、无可学。今是书皆人臣事，而闵公犹必欲进御者，其意亦深矣。仍窃伏记圣考朝，有为心性说以进者，圣考顾谓筵臣：此莫违于朱子之旨否乎？今圣上继述，尤在于道术之辨。倘于乙览之际，至周、程以下，别取《渊源录》，究观圣贤之嫡传……则其于大一统之义，亦将有助云尔。[25]

宋时烈所言，与周镳、张采、张溥等复社学者的用意异曲同工，无不希望以上述名臣经世类著作辅翼君道，帮助君主省察借鉴，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结 语

崇祯初年，复社魁首张溥、张采等人相继重编重刊名臣经世类史著，开启了复社经世文献整理的序幕。张溥节略重印明初敕撰书《历代名臣奏议》，涵盖从商朝至宋元的奏议汇编。张采评阅重刊《宋名臣言行录》，阐发宋代名臣言行事迹。由此，其从内容和实际收效上，与专采明人奏疏和政治论述的《明经世文编》相得益彰，构成晚明经世文汇编的完整体系脉络。

晚明复社的经世文献整理与刊刻，集中体现了晚明史学的实学趋向。复社学者在经史文献中寻找治世济民之道，理学大儒朱熹编辑的宋代名臣事迹，本朝敕修的历代名臣奏议受到高度关注，成为张溥、张采等复社学者所热衷改造、评议的对象。通过编刊名臣经世类史著，复社学者将自身的政治抱负、时事关注、文风及学风导向融入其中，对复社经世理念的形成和弘扬大有裨益。张溥等人的编刊活动，可谓《明经世文编》的编纂“前史”。随后《明经世文编》的完成和后续影响，有赖于张溥等复社成员的支持唱和，更将复社经世史学的发展推向新阶段。

在晚明结社运动的背景下，复社的经世史学活动更具社团特点。(4)晚明社集的最新研究参见张艺曦《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复社多种经史著作都有多位社友合力编刊的记录，《明经世文编》还列有数百人的选辑、参阅、鉴定群体名录。以故，从崇祯初年张溥等重新编刊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名臣经世类史著，到陈子龙等复社成员通力编选整理本朝经世文献，复社经世史学的影响随着社友的持续努力而日益扩大。经张溥等重编重刊的名臣经世类著作，到清代时，不仅在中国得以传播，而且流传至日本及朝鲜半岛，并被多次翻印，深远影响其史学评论和史学编纂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