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这个消息在全国学界引起了震动。近期，各种讨论十分热烈，世界史同行的兴奋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一切似乎表明，“世界史”这个学科的春天就要来到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学科的性质决定的。1840年以前的中国，当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但一些“现代”学科的学术传承却可以寻找到古老的渊源，大多有很长的历史，自然也就有相关的典籍、研究人员和在中国学界形成的话语权。而世界史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学术产物，当然不会有原有的传统和话语权，在这样一个学术格局的定位中，也就有“妾身未分明”式的尴尬。尽管它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国外事务，使传统的中国能够迅速与世界接轨，加快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但在传统的学术格局中，这种对民族至关重要的国之大者的学科却面临着十分不利的“不实用”的悖论：因为在这个尚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中，它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作用却无法量化。在目前的学科评估中，这一古老的悖论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前现代”现象。

同样，作为开眼看世界产物的外语学科，却因为其直接的“有用”而避免了类似的尴尬，甚至还一度红得发紫。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无论如何其实用性都是十分明显的，在量化方面更是如此。英语的四六级考试，俨然已成为我们教育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于是，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同为开放产物的外语和外史，本是一家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许我只能从一个肤浅的层次来进行解读，那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尚未达到需要学术上国之大者的程度，只能将解决生存和温饱的学术问题放在首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合乎逻辑的。而现在考虑增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除领导部门的眼光外，还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到了需要这种对具体行业也许并不亟须但对国家民族极为重要的国之大者的地步了。

区域国别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首先是其学术渊源和大致的内涵。现代的学科分类大致产生于19世纪，而区域国别研究这个跨学科的东西则始自当代美国。当然在美国，它主要以地区研究的形式出现，是一项独特的美国事务。尽管如此，其影响仍然巨大。“在以世界各个地区、国家、民族与文化为对象的专业化学术知识的生产上，美国通过地区研究占取了巨大优势，并向美国以外的世界输出。‘知识在美国生产，在全世界消费’，地区研究正合此说。”[1]按照牛可的看法，美国的地区研究将“跨学科”“全世界覆盖”基础上的“整全的世界知识”“跨文化理解”“文化相对主义”，注入了美国的学术实践与学术文化，给美国战后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提供了新的、多元化的、更坚实的智识和文化基础。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合理的，而我更关注的是这种研究产生在美国的其他方面的因素。正如近代以来的现代学科分类一样，工业社会分工带来的专业化趋势造成了各门学科的精细化分类。那么，区域研究或者说区域国别的研究出现在美国，又是有哪些因素导致的？我认为，其他所有的东西在牛可的文章中都有较为到位的分析，唯一需要补充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主人心态。换言之，只有具备世界主人的心态，才会将世界划分为各个区域，将它们全部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至于这种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具体成果，应该还是次要的东西。而美国作为“二战”后世界的霸权国家，拥有主人心态自是顺理成章，并不深奥。将全世界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仅仅依靠某一学科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已经分类的学科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被聚合起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就是顺理成章之事。(1)其中，自然科学由于其本身的属性，已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学科重新聚合的趋势；人文社会科学则完全不同，国家意志对其发展的主导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认为，区域研究的核心是世界主人的这种心态。没有世界主人的心态，一些国家尽管设置了类似的研究机构，但也是有形无神，画虎不成反类犬，最多只是给美国的相关机构提供一些研究素材而已。或者，就是从美国类似机构获取某种可怜的资助，美其名曰“获得了国际承认”。所以，厘清区域研究在我国的定位显然至关重要。

其次是我们的区域国别学需要研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心态问题我们就不再关注了，既然国家要将其列入学科目录，显然就已经表明了某种意愿，无须我们操心。我国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尽管人均收入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这一体量已经使别人不安。我们固然不能放飞自我飘飘然起来，但该关注的事情自然需要关注，该做的事情自然应该去打理，不卑不亢是应有之道。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我们目前所不了解或者说知之甚少的所有问题。一句话，与我们的对外交往和发展利益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是研究的对象。这样一个庞大的研究对象群，不是任何一个学科可以单独应对的，它必然要求多学科的合作。但多学科的合作，依然有一个谁来主导，或者说在什么基础上合作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是涉外研究，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所以，研究者的外语能力显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也仅限于此：语言本身并不是区域研究的重点，而是必需的工具，外语不可能成为这项研究的核心和主导的学科。而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学科本来就有这一块。在这些学科看来，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无非是在自己原有的领地多占一块而已。因此，要以某一学科为主导，似乎也很难服众。这样一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肯定会与他国不同：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科特点考察，只能以现有的世界史学科为主导。

这并非因为我本人是世界史学科专业的，就强调世界史学科的主导性，而是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本就隐含着区域国别研究的性质。原有的世界史二级学科分类就有区域国别史这一研究方向，并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有关人才。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跨学科研究中，在我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现代化研究最早也是从世界史学科开始的。其中，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就是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的罗荣渠教授。

罗老师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本来是研究美国史、中美关系史、拉美史等课题的，最终却选择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作为其主攻方向，因为这一学科和现实结合最为紧密，最有利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事业。虽然进行这一研究的困难很多，要重新学习许多自己不熟悉、不懂的东西，如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发展经济学等，但他毅然决然、精神振奋地投入这一全新的工作中[2]，并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跨学科研究中独树一帜。尤其重要的是，罗老师此举并非“奉旨行事”，而是主动出击，为国担责。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这一跨学科研究首创者的成就进行详尽的梳理，并在总结其贡献之时为当今的研究勾画出某种大致的蓝图。总的来说，罗老师在这次开拓性的跨学科研究中留下了一些大音希声的东西。

第一，主动为国分忧，具有中国知识分子为国担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投入巨大而产出往往有很多争议的研究(各学科的评价标准不同，以自己学科的标准来衡量，产生分歧是很自然的)。罗老师开创世界现代化研究，是其学术积累使然，也是他所具有的中华知识分子使命感和家国情怀的一种自然反映。在中国学术界，当然有不少追求真知识、真学问的人，但不可否认，也有一种所谓的“纯学术”研究偏见，认为与国家和民族命运有关的贴近现实问题的研究不是学问。尤其是在目前国内的学科种类严格划一的情况下，只要被认为不是所谓的“纯学术”，不能归入某一具体的学科门类，往往就会遭人白眼。另一个目前人人心知肚明的现象却是，任何一篇学术论文，任何一种学术称谓，乃至一种学术荣誉，都是可以进行精确的利益量化的，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新常态。现代化研究，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甚至至今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体系，既无法量化，也无法给个人带来其他荣誉，而国家发展却迫切需要的国之大者的学问。罗老师以他的才学和知识分子的良知，顶着各种偏见的压力，毅然开辟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领域，使中国的现代化研究逐渐在学界占据一席之地。这样的功德和贡献，这样的人格，这样的思想境界，应该载入中国真正的学术史。

第二，独具慧眼的全球视野。罗老师提出的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不仅在当时，在当下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当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更多、更加深入以后，我们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态势的认知显然与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对“理想发展模式”开始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认识。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西方的理论乃至其制度设计本身有一种痴迷，甚至对各种只要穿上西方民主外衣的奇谈怪论都无力驳斥。这样的状况显然是不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尽管罗老师早就提出了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然而，追求完美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天性。这本是一种美德，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痴迷地追求理想模式往往适得其反。因此，如何充分运用罗老师的一元多线的理念来分析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构建中国学者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理论，依然是目前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三，中国发展的路径问题与如何评价、汲取国外的经验得失问题。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为什么国外的评估总是与中国的实际状况不符？实际上，这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区域国别研究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也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为重视的人。有一个例子常常使我困惑：我们熟知的英国工业革命，其评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变化。工业革命初起时，环境污染，工人没日没夜地干活，甚至在工作环境极为恶劣的矿井中挖煤，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描述是大家都清楚的，所以“糟得很”的评价很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革命激发的革命性生产力和巨大的社会变化使“好得很”的声音开始高涨。目前，无论是英国学界还是我国学界，对英国工业革命基本上是一片赞誉之声。为何如此？关键是工业革命确实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GDP保持飞速增长，并由此带来了社会的彻底改变。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我国的GDP几乎是两位数的增长，远超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对于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却缺乏实事求是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我常常在想，如果让我们的后世子孙来评价今天的状况，他们会如何撰写论文？或许他们论文的基本框架是这样的：当时的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超过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经济强国，由此推论出，中国的制度有多么先进，中国的教育是如何超前，中国人的文明程度是如何之高，中国的创新意识是如何领先，中国是如何改变了当时的人类世界。这样的看法我们或许会觉得可笑，但这不正是我们今天评价英国工业革命的标准模式吗？因此，回溯罗老师的研究，我们显然应该做好重新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以一种新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立场来审视外部世界，使我们对目前取得的成绩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对存在的问题和可以避免的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同时，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使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有一个更加合乎逻辑的理论解释。或许，更重要的是在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中建立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标准。

在总结罗老师首创跨学科研究贡献的基础上，很多问题已经不言自明了。那就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为适应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全局性的涉外门类学科，它只能以世界史为基础进行拓展。这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制约。因为在中国，世界史是一切涉外专业的基础学科，而不仅仅是历史类的基础。只有在具有相当世界史学养的基础上，其他的涉外研究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世界史既是基础学科，也是牵头学科，它能够包容其他专业在这个平台上共同发展，而现有的其他专业很难做到这一点。正因如此，教育部的这个决定才会引发世界史同仁的强烈共鸣。

那么，区域国别研究的大致方向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衡量标准有哪些？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按照有关的建议，它应该是在交叉学科下的一级学科。那么，它的主攻方向或它的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它与现有的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有什么不同之处？

这似乎是一个常识问题，却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搜寻一下，至少在当下并无任何权威人士或部门对此进行精确的界定。于是，我只能不揣冒昧，谈谈一得之见。

我以为，区域国别研究应该以发展研究为主导，这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其一，发展一直是我国关注的重点，域外发展与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尤其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后，这种紧密性质更是毋庸置疑。因此，区域国别研究放弃发展研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中的外部世界，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外部世界，这应该是与原有的历史研究的区别。其二，发展研究与现代化研究是一个钱币的两面，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方法视角，两者都相互交织，互为补充，从学理上将两者断然分割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甚至还会造成某些混乱。其三，西方的发展研究，其主要对象自然是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原有的现代化“标本”，也就是西方国家自身也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因此，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将其纳入整体性的涉外研究，显然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何况，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是要关注全球的动态性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发展态势都是我们必须研究的对象。说到底，他们的一切政治外交的取向和对外经贸政策，固然有纯粹的意识形态因素，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自身的发展利益。以发展的视角奠定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既符合设置这一学科的初衷，也完全符合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

如果对20世纪以来的发展理论进行梳理，我们更不难发现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意识形态、理论与方法上的差异，发展理论的不同派别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在体系和侧重点上有较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重要的发展思想和理论基本上已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如果以时间为序对发展思维与发展理论的演变趋势做比较系统的评述和分类，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竞争性资本主义(1700—1860年)，代表性思想为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两派；帝国主义阶段(1860—1945年)，代表性思想为马歇尔、瓦尔拉斯、杰文斯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卢森堡、列宁等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两派；晚期资本主义(1945—1980年)，其又分为两个阶段——扩张阶段(1945—1966年)、减速与危机阶段(1966—1980年)，前者包括以罗斯托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普雷比什关于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分析和巴兰的新帝国主义，后者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弗兰克和卡多索为代表的依附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的理论、以阿吉里·艾曼纽尔与阿明为代表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等。[3]其余的发展研究学者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各类专著基本包括了这样一些学术派别：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学派、现代化修正学派、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新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等。[4]此外，也有以经济发展为主线，将发展思想归类为资本积累与工业化，二元主义和以农业为中心的发展，开放式经济发展，改革主义发展等。[5]

通过对发展研究学派的概略梳理，不难发现其学科涉及面之广、学术底蕴之深厚、理论素养要求之高，国内的其他人文社科大概很难与之比肩。毫不夸张地说，发展研究的学术探索为我国这一新的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探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缺乏这样的学理基础，很难想象区域国别研究能有什么高质量的进展。因此，区域国别这种全方位的涉外研究，以此为基础和主攻方向，无论是从学术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都是十分合理的。当然，如何把现有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外贸、金融等学科整合进去，打破学科的壁垒，是另一个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这里就不展开了。

下面谈谈有关这个一级学科的设置和评审的具体操作问题，当然，也只能是一些建议。我认为，要把一件事情做好，资质问题至关重要。换言之，进入这一行的门槛必须厘清。

如上所述的这一跨学科的性质，实际上也是一种资质要求。一个学校的研究队伍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的资质要求，也就根本不可能开展相关的工作。从过往经验看，第一，这个学校要有一个涉外的学术研究群，即既要有外语人才，也要有相关的专业人才，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不要“创造”条件硬上了。实事求是地看，目前国内真正具备这些条件的大学并不多，在同行中都有一个潜在的名单。因此，只有把资质认定的工作做好，区域国别研究的工作才能有一个好的开头。这里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谁有资格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学科具有评定资质。换言之，评审者的资质由谁来评定的问题往往一开始就决定了事情的成败。国内的有关研究通常出发点很好，最后却是一地鸡毛，根源大多在于评审者自身的资质问题没有解决好。而在中国，评审资质本身又是一种权力资源。这种权力资源原本是一种公器，但近年来越来越成为某些当事者谋取私利的工具。窃以为，要避免国家公器再次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对评审者的资质认定应该有一套新的方法，那就是让学界同行真正地参与其中。首先，应该在官网上公布评审某某项目的评审者名单，对其在评审领域的成就进行专业性的鉴定。换言之，评审者自己必须是“这一领域”的专家，而并非只要是专家就可以评审。其次，对评审者的评审意见予以公布，表明其对自己的鉴定意见负责。为什么同意，为什么反对，应该有专业性的意见，签字画押，有所担当。如果最后出了什么问题，评审者应该负连带性的责任。目前，一栋大楼、一座桥梁都要终身负责，那么，对国之大者的项目和学科评审，难道不应该终身追责？

如果资质问题解决了，那么，这种跨学科本身的评价标准就应该建立。既然是国之大者的学术研究，就不可能给学校或者某一部门马上创造“效益”。所以，对这种跨学科的建设要慎重，一旦建立就不能急功近利，要耐得住性子，要坚持长期地投入，考核的时间必须足够长，最好在十年以上。当然，要使所在单位对这种长期投入心甘情愿，也应该采取某些看得见的鼓励措施。比如，这种跨学科很难列入具体的学科进行考评，那么就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直接给学校加分。也就是说，将跨学科研究的设置作为评价某一学校综合实力的影响因子，如果国家认定有这样的跨学科资质，整个学校的评价层次则可以上一个台阶。显然，这样做对这种跨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一措施没有落实，那也就证明有关部门并未真正地将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项“硬任务”。果真如此，教育部可以对有关部门追责。当然，如果国家决定在某所高校设置了这一学科，而最终不了了之，那就必须对校长追责。换言之，事情的成败的确主要取决于研究者本人，但更取决于管理研究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