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石剑

（昆明文理学院，云南昆明 650222）

1 晚清剧变中的督抚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个人立身不易。作为督抚群体的士大夫亦然。 清末士大夫有“清流”与“浊流”之分。 正如陈寅恪论称：“清代同光朝士大夫有清流浊流之分”。[1]即“自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奕、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等为浊流。 迄光绪至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但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下， 晚清督抚特别是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督抚的文化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既手握重权又是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 深厚的儒学素养使其立身处世善能逢变应对。对于西方文化的涌入，既没有全然排拒， 又非全盘接受， 而是进行了有选择地吸纳。 无论吸纳还是抵拒，取舍西学的价值标准，都深深地植根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之中。 传统的经世观念为督抚们吸纳西学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随着时代潮流的冲击，不断地超越传统，吸收西方文化，对西学的探求呈现出步步深入的态势，虽然固有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对其吸纳的程度存在一定的限制。 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来认知西学，吸纳西学，并阐释中西文化的关系就形成了晚清督抚中西文化观的核心内容。 而他们所具有的经世观念又是中西文化观展开的一个起点。

2 变局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实践

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也是儒学区别于佛学、道学的根本标志。它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对中华民族薪尽火传、生生不息、繁荣昌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晚清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新旧文化交汇与激烈碰撞，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动，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盛行起来。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国家面临痛失利权、 中外交涉过程中日益繁复， 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率先觉醒，在不断“交涉”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认识和积极地思考， 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国人在认识交涉的基础上，将理论运用于实际，逐渐改善晚清交涉面临的困境。该文就选取几个人物和事件为代表，来试着论述在大变局中的经世致用， 或许对分析督抚们的行为和那一段大变局的历史能引起一些思考。

2.1 作为儒学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

经世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 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入世哲学，“内圣外王” 是封建士大夫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也就是修身的目的是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之于儒学，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可或缺。经世致用彰显了传统文化中求实效、重功利一面，呼唤人们关注民生，讲求实效。历史表明， 经世观念的隐显， 随社会治乱的变换而变化。承平之世，社会安定，经世思想不易察觉；衰乱之际，社会、政治危机严重，经世观念彰显，这种意识的变化，在一个朝代末期的时候非常明显。 明末清初，士子们在经历亡国之痛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狠批“空谈心性”，主张“学以致用”，清初遂兴起了经世之学。 虽经康乾沉寂下来，嘉道以降，清王朝的统治日趋衰败，“不详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为疫疾，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愤，鬼神思变置”，种种症候预示着末日的到来[2]。晚清的内忧外患，再度唤起了士大夫沉寂已久的经世思想。

2.2 大变局下经世观念的兴起

外患的接踵而来， 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开始了他们新一轮的征服与掠夺。随着时事的变迁，要求学风转变的呼声愈来愈强。 梁启超“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3]。 经世思想的兴起，汉学、宋学逐渐开始摆脱空疏无用，走向求实致用。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人物，此时的经世思潮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治学路向：龚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唐鉴等人所代表的理学经世派。 前者影响的主要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晚清督抚们的经世观念则多来自后者的理学经世派。 晚清督抚虽大多不是思想家，很少阐发经世之学的理论，但则是儒家文化的饱学之士，作为经世思想的信奉者，经世观念在他们身上有迹可循；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家，实际的政务官，成为经世思潮的实践者，儒家的经世精神始终贯穿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

当晚清经世观念兴起之时， 逐渐在学术和政治两个领域展开。 督抚成为将经世之学付诸实践的主要力量，成了经世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龚自珍、魏源在学术上推动经世致用思想的同时， 地方上出现了林则徐等一批讲求经世的督抚。他们从实际出发，进行了漕政、盐政等一系列改革，将经世思想变成了政治实践。经世官僚与学者联系在一起，经世主张通过握有实权的督抚来实现， 而官僚手中的权力又为经世观念付诸实践提供了条件。 尽管督抚们的一些改革措施并不是很彻底，但这种面向现实、注重改革、讲求实效的经世精神却成为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近代、用中学接纳西学的内在动力。

2.3 晚清督抚的经世致用思想实践

在实践经世致用思想方面， 林则徐与其同时代的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认真务实的精神。 比如在禁烟问题上，他同样表现出务实的精神，以实际厉害打动道光，惊呼：“若尤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4]在了解外情、处理外事方面，林则徐主动了解国际局势，不囿成见。他说：“现值防夷吃紧之际， 必须时常探访夷情， 知其虚实， 始可定控制之方。 ”在当时清朝不许官员与夷人接触的实际可知，林则徐的这些举措不可谓不大胆， 多数固守天朝观念的官员是无法做到的。务实的经世精神，使林则徐突破了清朝的诸多禁忌，不自觉间，就经“旧世”过渡到“开眼看世界”。 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被革职戍边，他的思想升华受限。 林则徐从西安出发谪戍伊犁期间，以《壬寅日记》为基础删节提炼而成的《荷戈纪程》， 是一部清代中后期重要的西北地理学著作，虽然是地理学著作， 从书中反映出来的西北地区气候特点、交通状况、民众生活，以及贸易情况、驻军和民族关系等多方面内容，可以看出林则徐胸怀天下、忧国忧民之情和经世致用的精神追求, 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价值与思想意义。 他了解夷情的活动启发了知识界， 使得知识界出现了研究世界史地、“开眼看世界”的思潮。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打破了清王朝的颓废，危难中，一批经世之士走上了战场。正是凭借“经世”的信念与才干，经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人由将帅到督抚， 逐渐掌握了一方行政。 曾国藩从青年起，就讲求“经世之学”，为政、为学、求学讲求一个“实”字，曾说过：“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而所谓“实”者，即“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5]。李鸿章同样受着传统儒学的熏陶，具有经世之志，曾与曾国藩“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 面对太平军的凶猛攻势，其整顿军队、惩治腐败，革除积弊，终能挽清朝之大厦于将倾。正是这种经邦济世的精神， 使他们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时局有了清醒的认识， 对中国的出路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变局”呼唤新的应变方略，不安与焦虑引发了他们长久的反思，思所以抑夷之道。曾国藩在阅读《海国图志》之类书籍的同时，还屡次向郭嵩焘探询御敌之道。 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

“西夷之事，屡接来书，俱称御之有道，而所谓始终不一说破，战耶和耶，抑别有一术出于战和之外者耶？ ……请阁下详悉指示：所谓康庄者安在？ 荆棘者安在？可以不战者安在？战而胜与胜负皆无悔者又安在？ 祈告我浅显之情，莫做深妙之语，至要至荷！[6]”

可见曾国藩想了解御夷之道的急切心情， 通过多方了解后，曾国藩产生了“制洋器”的思想，表示中国“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7]。 同样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阐述了关于自强的一些主张， 他们从华洋杂处、洋强华弱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新的经世方略——在“古方”之外添加了“学习西方”的新内容。

这些新思想、新方略的提出，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所需，是顺应时势的必然。在认识学习西方历史的必然中，督抚的经世观念正是他们走向近代，接受西学的思想基础。继曾、左、李之后，进入督抚行列的沈葆桢、郭嵩焘、刘昆一、张之洞等人也有过一段从经世致用到学习西方的历程。 正是由于督抚们的不断倡导，才有了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前后相继。洋务三十年中，督抚成为当时统治集团开明而务实的群体。虽然像曾国藩、左宗棠对西方列强本质的认识不是很深，但他们却抛开了天朝的虚骄， 不在体制礼仪上斤斤计较，这是当时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的。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洋务”上，他们努力倡导、实力推行。 曾国藩曾在《复陈夷务折》中强调，“规划全局”与“讲求实际”并行不悖，而讲求实际即“下手工夫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大要不外三端，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8]。 李鸿章也曾说，“苦做下学功夫，做到那处，说道那处。”[9]结合19 世纪后期的晚清历史，近代史上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都是由他们牵头而发起的。 如洋务运动正是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一批督抚们“苦做下学功夫”的结果。 从当时督抚们兴办大批的企业、学堂可以看出，他们成为洋务运动的主体。在当时面对重重阻力的情况下，他们排除万难，继续着自己的事业。 处在事事掣肘、事事无成之余，令督抚们发出了感慨，今日大患不在外夷和内乱，而在朝廷无人主张。分析在清末新政中督抚们的经历，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

2.4 晚清官制改革中的督抚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就是人类行为的游戏规则， 人类只有在发现社会交往行为中的冲突与矛盾问题以后，才有可能在长期试错过程中，为解决矛盾而形成约束性的游戏规则的， 制度是作为解决矛盾的办法而生产， 并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跟进的。 ”[10]晚清督抚们作为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中的重要一环，自然也就受到影响。中国的传统官僚体制则是根据2000年以来解决矛盾问题办法的游戏规则来制定下来的，用祖宗的规矩将自己网在里面。这样就必然缺乏竞争性， 就像制度经济学中所说的达摩原则，即“不假思索地服从习俗、责任，养成宿命地接受现实的品德”[11]。 行为服从打磨原则的人通常顺从地接受其作为某种成员的命运和不假思索地接受祖先的知识。不容否认科举体制所具有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 甚至是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 但是这种类似服从达摩原则行为的人虽较易于控制， 但他们很难去探索改善自己与他人环境的新途径或新手段。 在缺乏竞争的体制下的生活可能比在竞争下生活得更加舒服， 因为不假思索地遵循自己已确立的规则， 不论其是否对他们构成实质性损害。 整个体制和督抚们都面临深刻的两难矛盾：一方面，由于传统的专制集权的儒家官僚体制的封闭，官员在其中生活得越久，阅历越丰富，就越能适应这种官僚环境，越是习于所安，承袭旧章，就越缺乏变革的意愿、知识和能力，在这一体制内就越保守，越无法适应新环境的挑战；另一方面，不是督抚的那些与官僚体制关联较少的部分的边缘知识分子对督抚们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他们虽不受官僚体制的约束，能在实际生活中发展新思维，接收新的价值，具有全局意识，敏锐的世界眼光，但他们缺少体制内的经验与实际政治磨炼， 主持变革显然缺少必要的官僚经验。晚清官制改革中，包含督抚在内的传统阻力过大就削弱了主持变革的力量。 在整个新政过程中，虽然传统的儒家官僚在改革中的阻力逐渐减弱，但这个时候中央权威又面临一个几乎是关乎清政府生死存亡的地方督抚的挑战， 成为国家组织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12]。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思维的成熟， 人的思想意识一般会经历由激进向保守的转变，督抚们也不例外。 虽然科举废止，社会西化氛围浓重，但上流社会教育子弟依然以中学为重，唯有草根阶层、贫民子弟多以学习西式教育为谋生手段。在制度上提倡西学，推崇实业，在家族中注重中学，强调义理。 例如：张之洞等人制订的“癸卯学制”，在强调实学知识教育的同时，更为突出中学的“本体”地位， 然而实际运转中， 往昔中学崇隆地位不断式微，而应用型学科“喧宾夺主”占据主流，这种重“理”轻“文”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当然没有督抚们的力持定见、实力兴作，就没有30年的洋务运动。在晚清如此困险情况下， 非有实权之督抚者， 不能有所建树。洋务运动虽未使中国走向富强，但迈出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步， 奠定了此后晚清资产阶级进行改良与革命的物质、文化基础。 中国走向近代伊始，正是督抚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虽然后来的维新、革命运动得势， 督抚中的不少人也一直为中华民族的出路努力探索，尽管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观念成为他们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魏源、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皆是出自传统的经世观念。要注意的是，督抚们作为封疆大吏的这一特殊的政治群体， 限定了他们的认知、吸纳西学的深度，思想行为难免带有一定的保守性，这是能够理解的。这一保守性在晚清督抚的西学观念的演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督抚们的文化观，恰恰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