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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斯蒂芬·克莱恩《新娘来到黄天镇》中的双重叙事运动

2022-12-03孙彩霞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年18期
关键词:克莱恩威尔逊双重

孙彩霞

(天津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天津 300000)

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 1871-1900) 创作了自然主义小说《街头女郎玛吉》、战争小说《红色英勇勋章》等传世之作,在美国文坛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作品展现了19 世纪末美国的现实主义思潮,作品取材广泛,风格独特,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他的创作风格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和同时代的诺里斯、杰克·伦敦一起,用自然主义悲观宿命论的观点看待事物, 认为人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受环境和遗传因素的制约[1]。

克莱恩的经典名作,如《红色英勇勋章》《街头女郎玛吉》 等作品, 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然而, 笔者发现,对于其短篇小说《新娘来到黄天镇》, 国内外学者均未深入研究且多数分析视角局限于单一的叙事过程, 更鲜有研究从 “双重叙事运动”的视角来理解该小说的整体。 申丹教授提出,在不少短篇小说中,存在双重叙事进程,只有通过对作品的双重叙事动力——情节发展和与之并行的叙事暗流,加以充分关注,才能较好较全面地把握作品的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2]。

1 显性情节和双重叙事运动

《新娘来到黄天镇》 是克莱恩在1898年取材于美西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时值克莱恩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此期间,克莱恩不但领略了美国西部的风土人情,也收集了大量现实的写作素材。该短篇小说以两条线索同时讲述: 一条线索是火车上警长杰克·波特与新娘在火车上与周围人的相处,并坐火车赶去黄天镇的场景;另一条线索是黄天镇“疲惫绅士酒吧”内的人对威尔逊闹事的反应,及在酒吧外善良又在醉酒后爱闹事的威尔逊的肆意叫嚣场景的描写,之后两条线索相交于高潮处,赶回家的新婚夫妻和在家门口等待寻仇的威尔逊不期而遇。 按照往常思路,读者预料双方会发生激战,威尔逊和波特都会大显身手,然后波特制服威尔逊。然而该小说却出现了反高潮的结局, 最终两个枪战的对手在没有开枪的情况下匆匆结束了对峙, 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1890年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势头正旺,工业化的进程加速了财富的两极分化。 每个人都开始向往并追逐财富。 物质主义的社会背景使自然主义思想在美国得以发展和传播。自然主义作家打破常规,开始了解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关注生活中暴力、肮脏、贫穷和犯罪的方面。他们的作品描绘了对生活充满希望、却屡受打击、仍不断挣扎求生的人物形象,凸显了人性中“邪恶”的一面。自然主义的核心是“决定论”,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完全由本能、遗传和环境决定。自然主义认为,人类是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例如生物、社会、经济甚至机会。人类缺乏自主意志的自由,人们的行为受制于“命运”的牵引。

自然主义的元素在该篇小说中的体现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从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的统一体去分析美国西部向工业化转型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3]。 但是,这样的分析仍然是从显性的情节方面去分析,不能让读者完全理解作者的意图。 因此,我们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桎梏, 在关注显性情节发展的同时,将视野扩大到其背后的另一场叙事运动。也就是申丹教授提出的“隐性进程”的叙事暗流。 通过对潜文本的整体细读,笔者发现,该小说中存在另一个主题,即男权主义。男权主义意味着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占据主导特权。 在这种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群体的男性虽然处于不同的地位,但他们都拥有统治女性的利益,并合力维持这种统治地位。不难发现,在这部短篇小说中,女性角色在形象、名字、行为、数量等方面都被边缘化了。 在该小说中, 男权主义这个主题经常被忽视,即使有学者发现了其中的男权主义主题,也无法将男权主义与自然主义相联系[4],从双重叙事的角度去同时分析。在该短篇小说中,克莱恩通过叙事暗流中的这一主题, 潜移默化地勾勒出当时西方社会个体对文化环境变化的无奈, 也生动地展现了那个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在这部短篇小说中,隐性进程与显性情节并驾齐驱,两者相得益彰,在张力中共同表达了作品丰富的主题意义,塑造了多面的人物形象。

该小说主要通过三个场景来讲述: 第一个场景是火车上新娘新郎和周围人的反应; 第二个场景是酒吧内外人们对威尔逊闹事的反应; 第三个场景是在波特家门口,波特和威尔逊的矛盾一触即发,但是骤然缓解。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将探索在三个场景中的双重叙事运动, 即具体分析每个场景中的显性情节和隐性进程的相互作用, 更加深入理解小说作者的意图。

2 双重叙事运动的体现

2.1 列车上的双重叙事运动

斯蒂芬·克莱恩以“巨大的普尔曼”的主导形象开始了《新娘来到黄天镇》的创作,火车展示了如此“高贵的尊严”。这列火车就像具有超强引力的磁铁,驰骋于美国西部,整编着西部蛮荒的大地。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作为美国东部文明的象征和传递者,这辆豪华列车承载着美国东部的文明, 从精神和物质上, 自东向西巨细无遗地渗透到美国西部的每一个角落。在促进人口和贸易从东向西流动的过程中,也加速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和渗透。飞驰的火车,文明的车轮,一步一个脚印,势不可挡。 这里,斯蒂芬·克莱恩用火车代表美国东部文明, 因为火车不会像汽车一样随意停下来, 可见文明向西部的渗透势不可挡。 但是,波特对新娘说火车在中间会停4 次,说明文明与野蛮是对应的,野蛮是肆意侵略和破坏,而文明则要有秩序性和规划性地进行。然而,飞机速度更快,一路向西喷洒文明更加迅速,但是真正的文明进化,是两种文明在碰撞中逐渐演变完成的,最终一种文明征服另一种文明。从男权主义的角度来看,新娘无论来自哪里,条件是否优于男方,婚后一定要去新郎的所在地生活, 该短篇小说开始的剧情发展也是因为警长波特要接新娘回去黄天镇。 疾驰的火车一路向西,新娘离家乡越来越远,内心的安全感会逐渐降低,对新郎的依赖性也会增加,新郎对新娘的掌控会更容易。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 虽然波特把自己装扮成来自美国东部的人, 但他真正的文化背景总是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他“小心打量”着自己的新衣服,“像等待理发”一样,他偷偷瞟其他的乘客,动作神情均局促不安。 作为小镇英姿飒爽的警察,在此刻,畏畏缩缩,十分困窘,与自己的身份格格不入。 就连最后快要下车时,面对毫无傲气为他刷衣服的侍者,他给小费的动作都是那么不自然,尽显窘迫。他们的种种不安和尴尬,源于自然决定论,西部文化的环境背景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男权主义的角度来看,虽然在波特的社会世界中,人们“按照一般的习惯,把结婚看作是让他们开心的事情”,但另一种“心照不宣的仪式”,即男权主义的传统,妨碍了波特。他作为西部黄天镇的秩序维持者与规范者,与东部某个女人的联姻,以及他自己的职责,让他的思绪变得杂乱。

“新娘既不漂亮,也不年轻”。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任何的小细节都可能有不可阻挡的能量,都能影响历史的进程。然而,从男权主义的角度来看,“守本分”的新娘扮演着娴静和顺从的角色。她扮演了一个被动的女人,配合着丈夫的“自信”。在手表的情节中, 她故意对丈夫的陈述感到惊讶,“好像根本不知道似的”,这是她作为妻子和蔼可亲的一部分。然而,波特虽然爱着新娘,但是新娘和他讲话时,他有时候“甚至心不在焉,还离得远远的”。而新娘的种种行为都以新郎为主,期待“新郎的脸上闪着喜悦的光”。

2.2 围绕酒吧的双重叙事运动

该小说中波特所监管的小镇取名“黄天镇”,人们聚会的酒吧取名“疲惫绅士酒吧”,一群没有活力的西部文明的人,聚集在使人疲倦慵懒的酒吧里,看着昏昏欲睡的黄天镇。酒吧内一个来自东部的货郎,是个善于言辞的人。他悠闲地依靠着酒柜,滔滔不绝的话语牵动着酒吧内每个人的兴趣, 毫无疑问地掌握着酒吧内的话语权。所有的西部人都一声不吭,全都成了他的聆听者。曾经的牛仔哑口无言,东部的小贩夸夸其谈。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东部文明的进步让货郎有了足够的优越感, 西部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能为力,只得顺从。从男权主义的角度来看,“疲倦绅士酒吧里有六个男人”。 在这里,虽然克莱恩清楚地描绘了西部男性的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酒吧中没有描写任何一个西部文化代表性的女性, 只提到了一个“手提两个煤篮子的老妇人”。 上了年纪的女人,不能安心养老,仍然做着出卖体力和不体面的工作,更加突出了女性弱势的地位。 从侧面看,这也凸显了当时社会上, 女性并没有充分参与很多场合或者社交活动的权利。 此外,酒吧的名称“疲惫绅士酒吧”表明该酒吧似乎不欢迎女性,也不是为了女性而创办。

酒吧外,黄天镇成了威尔逊的“玩具”。在酒精的驱使下,威尔逊开始“玩弄这个小镇”。 不喝酒的时候,威尔逊是“镇上最大的好人”,他是“质朴而仁慈的”,并且“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他用“栗色法兰绒衬衫”和带有“红顶和镀金痕迹”的靴子来“装饰” 并保护自己,“这种靴子是苏格兰山坡上滑雪橇的小男孩所喜爱的那种”。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威尔逊的衣服都来自美国东部, 暗示着西部的工业发展早已被东部文明吞并。 即使威尔逊想坚持西部牛仔的穿衣习惯, 但是过去的牛仔也不得不顺从美国东部的审美倾向, 不得不接受美国东部文明的渗透。 要么不吃不喝,要么接受,这凸显了自然主义的主题,即人再挣扎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改变不了文明的进步。 从男权主义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即便是在酒吧之外,在这个大空间里,也没有一个属于美国西部的女人描述。相反的是,克莱恩描述了威尔逊在酒吧外的追狗场景。

2.3 波特家门口的双重叙事运动

当波特带着他的新娘回家时, 在门口与威尔逊不期而遇。 在双方气氛最紧绷的时刻, 矛盾一触即发,这时的波特没有求和也没有应战,只是解释道他结婚了,他的新娘来自美国东部,他也没有带枪。 这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就此出现了逆转, 威尔逊被吓跑了。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波特作为一名警察,他去美国东部没有带枪。当他回到镇上的时候,他大部分的忧虑是担心镇上的人看到新娘的反应, 而他甚至忘记了威尔逊的存在, 忘记了小镇上有爱闹事的西部牛仔。在东部的工商业文明发展中,不再是拿枪的人就可以主导话语权和行动权。 但是作为一名警察,随身带枪是职责所在,无可厚非。 但是波特在接受美国东部文明改编的过程中, 已经失去了正确的自我判断。最后威尔逊在跑开的时候,双脚在沙中留下了“漏斗形的脚印”,不仅是因为黄天镇西部文明最后两个支撑之一的波特已经撤离, 还因为他虽然没有屈服于美国东部文明,但历史的进步已成定局,他的抵抗是无效的、无力的,更是对命运的一种快速逃离。从男权主义的角度来看,虽然新娘在剧情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新娘的出现“制止了男人之间的冲突”,但新娘的干涉言行却从未发生。 一方面,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新娘的主动性和参与度都很低;另一方面,虽然波特有能力与他的新娘建立情感联系,但在关键时刻,当这个毫无头绪的女人在异国环境中感到极度恐惧时,他却只想到了自己,以至于他“本能地将胳膊从那个女人身上拿开”。 这显示了在新娘与波特的婚姻中,波特并不是以新娘为主,相反,新娘对波特来说,只是某种虚荣心或满足感的附属品。

3 双重叙事运动的讽刺效果

申丹教授提出,在存在隐性进程的作品中,显性情节或与隐性进程或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补充, 或者两者完全颠覆。 无论他们的关系是补充性质还是颠覆性质,这样的双重叙事运动模式,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讽性[5]。 在该小说中,自然主义和男权主义相互补充,在理解自然主义带来的反讽时,更加让读者体会到了男权主义带来的强烈讽刺效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隐性进程的反讽, 不同于一般类型的反讽。 “言语反讽”涉及词的表观含义与说话者意图表达的含义之间的不一致;“情景反讽” 涉及行为的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戏剧反讽” 涉及读者知情而人物不知情。而隐性进程中的反讽,不同于上述只发生在作品局部的反讽,存在于作品的始终[6]。

在该短篇小说中,一方面,克莱恩通过一个相对较短的故事,呈现了19 世纪末美国东部文明渗透并融入西部文明的场景。通过自然主义的主题,向我们展示了在新旧文明更迭的过程中, 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文明的脚步不会停留,而在交替过程中,新的文明也会让人感到迷茫,不知所措。该小说中自然主义带来的反讽体现在多个方面: 在火车上侍者对波特和新娘的嘲讽;在酒吧里滔滔不绝的货郎,听到威尔逊闹事的时候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躲; 在家门口与威尔逊不期而遇的波特,没有带枪,以及威尔逊逃走时候的狼狈模样。另一方面,隐性进程即男权主义的反讽效果更加强烈,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新娘,甚至没有明显的行为和话语,却有着改天换地的能量,而身经百战的波特和牛仔在文明进程中却无能为力,像极了小丑。 通过发掘文中的隐性进程,让读者在感受自然主义的讽刺效果时, 感受到了男权主义带来的讽刺效果。

自然主义和男权主义,这两种叙事运动,一明一暗,各有其特定的主题关注点。这两者在相互补充的过程中, 表达出更深刻的主题意义, 塑造出更丰满的人物形象, 引发读者深思, 帮助我们更好地对作品进行更加全面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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