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葵，曾乐媛，陈京军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网络偏差行为是个人在网络使用时出现的违背网络道德、破坏网络规范、不符合社会期望的偏差行为的总称[1]。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分为网络交往偏差、言语偏差、使用偏差和色情偏差行为四种[2]。随着网络的普及，如何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进行干预及矫正已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个体和环境因素。个体因素涉及自我和心理健康[3]、人格[4]、网络道德[5]等；环境因素则包括父母监控[6]、父母教养方式[7]、社会支持[8]、人际交往状况[9]等。关于个体和环境对网络偏差行为共同影响的研究则相对缺乏。

家庭系统理论指出，个体在成长中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最直接和具体，其中就包括父母的教养方式[10]。父母教养方式不仅塑造了儿童、青少年的观念与行为，也将对个体成人后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消极教养方式(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行为[11]、青少年网络欺负[7]、初中生网上过激[12]和网络欺负行为[13]、大学生攻击行为[14]等问题行为均呈正相关。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消极父母教养方式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

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个体与环境因素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共同对个体产生作用[15]。道德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由道德特征构成，包含内隐和外显两个维度[16]。首先，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个体道德认同的发展。镜像自我理论指出个体会依据他人的态度来了解并界定自我，尤其是成长中的重要他人——父母。父母的养育风格是影响子女自我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17]，也是影响道德认同发展的重要因素[18]。父母的拒绝否认容易使他们自我意识模糊和自我评价较低，从而导致其道德自我重要性偏低，他们难形成并践行正确的道德原则。许多研究证实，父母拒绝与青少年的道德认同负相关显著[19-20]。父母过度的干涉保护也可能阻碍孩子建立和发展独立个性，从而对他们道德认同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但目前过度保护与道德认同的关系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集中在两者是负相关还是不相关[19-20]。

道德认同作为个体网络偏差行为等问题行为的重要预测变量，往往会激发个体自我调节能力来维持自我道德形象[21]。因此，较高的道德认同将促使个体从事各种利他行为，避免个体做出各种问题行为。研究表明，道德认同可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攻击行为[22]、网络偏差行为[23]、网络欺负[24]和网络攻击行为[25]。同时，道德认同在道德推脱与上述网络偏差行为的关系中起到调节和中介作用[23-25]。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道德认同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一 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发放网络问卷。共回收303份有效问卷。男生129人，女生174人；独生子女108人，非独生子女195人。

(二)研究工具

1.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由张婷编制[2]，共 19个题，包含网络交往偏差、言语偏差、使用偏差和色情行为4个因子；5点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本研究中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和KMO系数分别为0.948、0.933，有良好信效度。

2.简式父母教养量表中文版。由蒋奖等人翻译并修改订正[26]，包含父与母版本，各21个题，包括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4点计分，从“1”(从不)到“4”(总是)。本研究中总量表α系数和KMO系数分别为0.873、0.803。父亲和母亲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01、0.742；KMO系数分别为0.881、0.894。

3.道德认同问卷。由Aquino等人编制[16]，共10个题，其中内隐和外显两个维度各5题；5点计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KMO系数分别为0.794、0.823。

(三)数据处理

运行SPSS 22.0和AMOS 24.0进行数据分析。

二 结 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取Harman单因素分析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被提出的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共有17个。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21.77%，小于40%。证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二)各变量的得分及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差异性分析

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均值为1.41，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为：网络色情行为、交往偏差、言语偏差、使用偏差行为。道德认同均值为4，内隐维度得分较高。父母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均值分别为1.59、2.72、2.2(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M±SD)

不同性别在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总分及各因子差异显著(除了交往偏差),男生得分较高(见表2)。是否独生在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总分及各因子、父母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差异显著，独生子女得分较高。

表2 各变量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性比较(M±SD)

(三)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父母拒绝与情感温暖负相关；父母过度保护与父母拒绝、情感温暖正相关；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总分及各因子与父母拒绝、过度保护正相关，与道德认同的总分及各因子负相关；道德认同总分及各因子与父母拒绝负相关(见表3)。

表3 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四)消极父母教养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

为验证道德认同在消极父母教养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模型拟合良好(CMIN/DF=1.677，P<0.05，CFI=0.989，GFI=0.978，RMSEA=0.047)。采用Bootstrap 技术重复抽样5 000次后的检验结果，消极教养方式对道德认同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P<0.001)。道德认同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P<0.001)。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为0.202，其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见表4)。

图1 道德认同在消极父母教养对网络偏差行为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表4 道德认同在消极父母教养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中介效应分析表

进一步控制性别、是否独生变量，验证道德认同在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对网络偏差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均显著(P<0.001)。当加入道德认同为中介变量后，父母拒绝的直接效应为0.34。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为0.06，其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见表5)。然而，在父母过度保护与网络偏差行为关系中，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为0.03，其95%的置信区间包含0(见表6)。

表5 道德认同的中介模型检验

表6 道德认同在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表

三 讨 论

(一)大学生各变量特点分析

首先，男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偏差比女大学生多，但总体较健康。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4，8]。这可能是由于男生更爱探索、控制性和主动性更强，上网更倾向寻求感官刺激[27]，也更偏好冒险行为[28]。此外，独生的大学生得分显著更高，支持了张婷的研究结果[2]。其次，大学生的道德认同总体较高，尤其是内隐道德认同。这体现了当代大学生内心有着坚定的道德信念。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大学生感知到父母拒绝程度最低，其次是过度保护，最高是情感温暖。可见大部分父母倾向于采用积极教养方式，较少采用消极教养方式。独生子女感受到更高的父母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较好支持了前人研究[29]。此外，父母拒绝与过度保护正相关、与情感温暖负相关，支持了胡阳的研究结果[13]。而父母过度保护也与情感温暖正相关，与前人研究不一致[13，20]。这表明在不同的中国家庭中，子女对父母过度保护的定义有较大差异。

(二)消极父母教养、道德认同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调查发现，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这与胡阳关于初中生网络欺负的研究结果一致[13]。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父母监控。拒绝型父母难以对子女进行有效的监管,也无法引导其健康安全地上网。当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时，孩子长期处在被保护与溺爱的环境中，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任性鲁莽的性格，更容易做出网络偏差行为。

此外，道德认同可负向预测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这支持了前人研究[23-25]。道德认同可影响个体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并调节个体道德行为，降低个体做出与道德规范相悖的偏差行为的风险。道德认同总分及各因子与父母拒绝负相关，与任素洁的研究结论[30]相同。此外，本研究支持父母过度保护与道德认同不相关的观点[20，31]。一方面在以社会价值取向为主流的中国家庭中，父母严格、控制的权威型养育风格有利于儿童内化各类社会行为规范。同时父母的保护使孩子在良好的环境成长，子女比较听话单纯。因此，孩子的道德认同较高。但是另一方面，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人的自主性受挫时，个体往往采用补偿性行为来应对[32]。面对父母的过度干涉保护，孩子可能感到自主性受挫，为追求个性独立而选择叛逆，不愿遵从世俗规则，道德规则意识越淡薄，道德认同也越低。因此，根据以上矛盾的两种解释，父母过度保护与道德认同的关系呈现不相关。

(三)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可通过道德认同间接影响网络偏差行为，这与程琪研究结果相似[33]。父母教养方式越消极，大学生道德认同水平越低，也更易出现网络偏差行为。研究发现道德认同在父母拒绝与网络偏差行为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可能与亲子依恋关系受损有关。依恋理论认为，亲子依恋经验会被个体泛化为有关自我以及面对他人的内部处理模型[34]。首先，拒绝型的父母往往极少给予孩子关怀，易使子女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其自我信念和行为会消极。被拒绝的孩子自尊水平较低，社会支持不足，同时很难受到家庭道德教育，道德同一性比较混乱，容易向虚拟匿名的网络世界寻求存在感，通过发表过激、不文明言论来展现个人价值。其次，父母与孩子的积极互动是孩子安全感形成的基础，依恋的好坏决定孩子客体关系的形成。拒绝型父母往往对子女的关注不足，漠视甚至拒绝子女心理需求。子女也会潜意识习得父母这种相处模式，并将其泛化，从而难以在现实中与人建立良好关系，缺乏同理心和道德意识。为了寻求安全感，子女容易将情感寄托于网络，如迷恋网络游戏和交友。本研究中，道德认同在父母过度保护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与取样群体是大学生有关。大学生基本都已独立自主，父母过度保护的表现并不突出，且总体道德水平偏高。

四 结 论

1.大学生的道德认同负向预测网络偏差行为；

2.父母拒绝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负向预测道德认同，道德认同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父母过度保护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总的来看，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预防应注意评估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影响，最佳的渠道是在子女未成年阶段就给父母开展父母课堂教育。而对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干预，道德教育的作用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