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毅 王 微 刘文锋 潘承丹

（黔东南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贵州凯里 556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发展最不平衡指城乡发展不平衡，最不充分指村发展不充分。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 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31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6倍，虽较上年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仍然较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村人口是主要参与者、保障者，农村人口的发展状态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的关键因素[1]。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青壮年大量外流，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逐渐走向老弱化，这将严重削弱乡村振兴的人口结构基础[2]；另一方面，乡村人口的减少，缓解了乡村人口承载力，有利于乡村振兴系列目标的实现[3]。从人力资本上看，受教育水平的升高有利于增加农户工作收入，还能显著降低农户贫困发生率[4]。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占相当大的比重[5]。人力资本短缺，综合素质不高将影响乡村振兴的实施成效[6]。

现阶段，对农村人口转变、农村居民收入、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本文依据2020年黔东南州11个行政村社会调查的资料，对不同类型村的人口结构和家庭收入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对乡村产业振兴提出了相应建议。

1 数据来源与村寨概况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黔东南州11个行政村的社会调研数据，样本数据包括村级概况、家庭人口、劳动力情况、家庭资产和家庭收入情况等信息。有效样本共3 506户、13 419人。

1.2 村庄分类

本次调查选取非贫困村4个、一般贫困村3个和深度贫困村4个。

2 农村人口结构状况

本文将农村人口分为外出人口、非外出人口和搬离人口，外出人口包括外出学习、当兵和外出就业人员及其随行人员，搬离人口包括搬离人员和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非外出人口指没有离开所在乡镇的辖区人员。本文分别就性别、年龄、就业收入结构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对外出人口和非外出人口的状况进行分析。

2.1 被调查村人口居住现状

本次调查有效样本3 506户、13 419人。其中，外出人口占总人口数的37.3%，外出人口中99.6%为外出学习、当兵和外出就业人口，是农村主要流失人口；非外出人口占总人口数的58.7%，主要为老人、妇女、留守儿童和少部分没有离开所在乡镇辖区的劳动人口。

如表1所示，从不同贫困程度村的外出和非外出人口来看，非外出人口比例最高的为深度贫困村（62.2%），最低的为一般贫困村（55.4%），随贫困深度加深，非外出人口比例呈“U”形分布。外出人口中，外出就业人口比例最高的是一般贫困村，为31.0%；非贫困村和深度贫困村外出务工人口比例相近，分别为25.4%和25.8%。从外出求学、当兵的人口比例来看，随贫困深度加深，外出求学、当兵的人口比例逐渐减少，说明有条件的农户更愿意送子女外出求学、当兵。

表1 被调查村人口基本状况

2.2 被调查村人口性别结构

由表2可知，总体人口男女比例为1.33：1，性别失衡较为严重。外出人口中男性显著多于女性，而非外出人口中，男性与女性差别不大，但仍略多于女性。从不同贫困深度村的外出人口男女比例来看，随着贫困深度的加深，外出人口男女比例失衡更为严重，深度贫困村中男性外出人口达到七成。

表2 被调查村人口性别结构 单位：%

2.3 被调查村人口年龄分布

从被调查村的总体人口年龄分布可见，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9.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3%，表明农村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期[7]。外出人口中，15～44岁人口占外出人口的68.9%，远高于非外出人口（31.6%），表明外出人口中大多为年轻人。另外，0～14岁外出人口占比14.3%，说明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村父母会把孩子一起带上，在外求学。非外出人口中，0～14岁、45～64岁和 65岁及以上这几个年龄段人口占非外出人口的68.6%，说明留守农村人口主要为儿童、少年和大龄劳动人口及老年人。人口结构问题非常突出，如表3所示。

表3 被调查村人口年龄分布

2.4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就业状况

2.4.1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及分布状况。由表4可知，2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劳动参与率差别不大，在97.1%～100.0%之间；15～2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外出人口和非外出人口劳动参与率分别为47.4%、62.4%。说明15～24岁外出人口大部分还在读书；而15～24岁非外出人口大多数还在读书，但他们同时也参与农村劳动。65岁及以上非外出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9.3%，说明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仍在参与劳动。

表4 被调查村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及分布状况

2.4.2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状况。外出劳动年龄人口男性占比较高，且外出劳动人口中大多数为外出务工，占比达到98.3%。在非外出的劳动人口中，有70.7%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平均年龄为51.8岁，女性务农人口略多于男性；有15.5%的人口就近在乡内务工；有7.0%人从事农业的同时还参与其他工作，如村干、公益性岗位人员，如表5所示。

表5 被调查村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状况

2.4.3 农村外出与非外出劳动力对比。从表6可知，外出劳动力主要集中在25～44岁，占外出劳动力人口的60%以上；非外出劳动力主要集中在35～64岁，占非外出劳动力的70%以上。说明外出劳动力主要为青壮年人口，而非外出劳动力大多为中老年人。在各年龄段中，男性外出劳动力占男性劳动力的70%左右。随着年龄增长，外出女性劳动力占比趋向稳定，说明女性外出务工的意愿降低。在外出和非外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中，外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高于非外出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8年）。随着年龄增加，外出和非外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都呈下降趋势。

表6 被调查村外出与非外出劳动力对比

综上所述，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留在农村，大量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人口空心化严重。

3 农户收入状况

3.1 农户收入结构

从农户收入结构来看，有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84.9%，农业经营性收入仅为4.6%；无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转移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7.9%，工资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不到三成，主要是因为无非农就业的家庭主要为无劳动力或弱劳动力贫困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表7）。

表7 被调查村农户收入结构

3.2 农户收入分布

从农户收入分布看，农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9 685元，人均年收入无低于4 000元的家庭，说明已实现全部脱贫，有非农业就业家庭与无非农业就业家庭人均年收入差别不大，说明政府对无非农业就业户贫困家庭支持力度较大。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7 000元以上的家庭中，无论是有非农业就业家庭和无非农业就业家庭都占到了七成，说明无非农业就业家庭除务农外可能还在农村周边打零工（表8）。

表8 被调查村农户收入分布

综上所述，当前大部分农户实现至少1人及以上就业，在有非农业就业家庭中，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八成。无非农就业家庭多为贫困家庭，由于家庭缺少劳动力，家庭收入主要依靠转移性收入。

4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黔东南州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留守农村以大龄、低教育水平、务农女性及学龄儿童、老人为主，农村劳动力短缺、人口空心化严重，缺少正常比例年轻男女劳动力，黔东南州的乡村振兴必然任务艰巨。实施路径上要重点围绕人口振兴和产业振兴两大主题，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

乡村常住人口规模持续缩小，无论从近期还是长期看，这一趋势难以逆转[8]，农业人口转移与乡村振兴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农业人口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碍乡村产业振兴，同时也能加快乡村产业振兴的进程。一方面，农村优质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短缺，不利于乡村产业振兴；另一方面，有效劳动力短缺形成了要素替代，以服务外包替代短缺劳动力，促进乡村服务业发展，并对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9-10]。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替代劳动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同时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促进农业产业化，提高生产效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产业振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点，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着更加迫切的任务和政策需求。首先，我国总体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产业化进程迟缓，没有跳出小范围、低程度、传统粗放发展模式，农业机械化作业程度低，消费效率低下。细碎化的土地小范围运营和兼业化的养殖方式，导致农业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更为突出。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大力推进农用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引导社会资本将人才、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农业农村，加快建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充分发挥资本替代劳动的正面促进效应，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次，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学会使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教育并引导其克服小农意识，转变其生产生活方式，积极主动投身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发展，才能有效推进现代农业进程。最后，政府应积极建立和完善乡村创业平台，吸引大批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为其提供优质的创业环境、金融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组织引导和扶持一批有实力、有能力、有抱负的返乡农民工运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人脉来兴办实业、发展产业，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