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雨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有语：“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1]P1775对于“入兴贵闲”一句的解释，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在诸多的解读中，有一种将“入兴贵闲”的“闲”释为“虚静”，将之与《神思》篇的“虚静”等同起来。如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舍人论文家体物之理，皆至精粹，而‘入兴贵闲，析辞尚简’二语尤要。闲者，神思篇所谓虚静也，虚静之极，自生明妙。”[2]P162在这里，刘永济将“入兴贵闲”与“虚静”等同视之。同样持此种观点的还有郭晋稀、王运熙、袁济喜、王志彬等学者。这些学者将“入兴贵闲”释为“虚静”并非是牵强附会，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一方面，《神思》篇中所说“神与物游”易使人将其与《物色》篇联系起来，加之刘勰在《物色》篇中并未对“入兴贵闲”予以十分明确的说明，学者在解读时便容易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阐释。另一方面，“闲”与“虚静”涉及十分抽象的感受、体验等方面的内容，易造成解读上的偏差。笔者认为，《文心雕龙》虽然前后贯通，全书中有不少相互呼应之处，但是还是需要深入文本，探求其真义。《物色》篇中所说“入兴贵闲”虽与“虚静”之义相近，但二者所指实有不同。

一、释“入兴贵闲”与“虚静”

要想辨析“入兴贵闲”非《神思》篇所谓“虚静”，首先要明晰刘勰在《物色》篇中所说的“入兴贵闲”的含义。“入兴”之“兴”即《比兴》所言之“兴”。《比兴》篇中所言：“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兴则环譬以托讽。”[1]P1374根据刘勰的阐述，他所理解的“兴”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起情，即主体因外界事物的触动，内心生发情感。对于这一点，刘勰在其他篇次中也多次提及，如《铨赋》中所说“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等；“兴”的另一层含义是“环譬以托讽”，即有所托喻。就《物色》篇而言，刘勰所谓“入兴”显然只涉及到了“兴”的第一层含义，即与“情”有关的一方面。他在《物色》篇中所说“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1]P1757均是就“情”而言。由此可见，“兴”不离“情”，是与“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色》之“入兴”即是睹物起情的开始。再论“贵闲”，重点在一“闲”字。《文心雕龙》全书共有八篇九次用到“闲”字，其释义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以“闲”通“娴”，释为“娴熟”，《乐府》中“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韵”、《铭箴》中“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杂文》中“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中所用之“闲”均为此义；第二类是将“闲”释为“空”，指无关紧要，没有实际意义，如《章句》中“据事似闲，在用实切”、《事类》中“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之“闲”；第三类“闲”取其闲暇、闲静、闲情之义，强调作者写作时的闲适之态，如《养气》中“常弄闲于才锋”、《才略》中“谢书源之闲情”均为此义；第四类是用于评论作家的创作风格，《才略》中“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即用于此。根据刘勰对于“闲”的用法来看，《物色》中所说“入兴贵闲”之“闲”释为“闲适，闲静”更为恰当。由此，“贵闲”与“入兴”相衔，是说主体与物相接时，受到自然景物的触动内心兴起情感时应该保持一种优游不迫的闲静心态。而这种心态，是写作者无意间得之，是与“物”与“辞”密不可分的，借此达到“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的目的。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展开论述。在此，我们明确了刘勰在《物色》篇中所言“入兴贵闲”的含义，接下来我们还需明确《神思》篇中所说的“虚静”之义。

《文心雕龙·神思》中有“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之语，刘勰所谓“虚静”作为涵养“神思”的必要条件之一，历来争议颇多，莫衷一是。对于“虚静”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其思想来源的不同看法。这种分歧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主老庄道家，一派主儒家。但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不必过于细究，因为无论哪一派，其对“虚静”思想核心要义的解读都是相通的。诸子中最先谈及“虚静”概念的是老子，《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3]P150他所论“虚静”实为体道，是将“虚”“静”作为认识、把握“道”的方法，要求人们以此“涤除玄鉴”而通于“道”。他所说的“致虚”“守静”是要求人们在面对纷繁的万物时，既要让自己的内心处于一种空明澄净的状态，不为各种私心成见所侵扰，又要排除外界事物的干扰，是清除内与外两方面因素达到极致的“虚”“静”，然后再通过外界之动来把握万物规律。庄子承继了老子的观点并有所发展，《庄子·天道》中说：“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4]P403他认为只有“虚静”才能“通于万物”，从而达到“天乐”的境界，这里所说实与老子所持并无二致。但他进一步对通于“虚静”的方法作出了阐述，提出“心斋”“坐忘”的观点。他所说的“心斋”“坐忘”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消解由生理而来的欲望，使欲望不给心以奴役，于是心便从欲望的要挟中解放出来”[5]P43；二是“与物相接时，不让心对物作知识的活动，不让由知识而来的是非判断给心以烦扰，于是心便从知识无穷的追逐中，得到解放”[5]P43。也就是说，“心斋”“坐忘”的核心是要求人们从生理欲望与知识中解脱，达到身与心的双重自由，从而实现对“道”的体悟。儒家也讲“虚静”，荀子的“虚一而静”，其思想的基本内涵是要求人们在认识“道”时，不要以心中成见去干扰对现有事物的理解，不能为心所役，要有一种不为杂念欲望所动的持守。由此可见，无论是老、庄还是荀子，他们对于“虚静”的要求是相通的，即排除干扰，保有内心澄明。

刘勰吸收诸子思想用于文章写作领域，他所谓“虚静”虽与诸子所言切入点不同，但并未改变“虚静”的核心要义，即精神的澄明专一，不为外物所扰。由此，可知刘勰所谓“虚静”指虚而无物的静，保持精神的澄明。虽然与“入兴贵闲”一样，都强调精神方面，但“虚静”有法可循，是写作者有意求之便可能达到的状态，最终是要达到“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P1068。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剖析《物色》之“入兴贵闲”与《神思》之“虚静”之异。

二、《物色》之“入兴贵闲”非《神思》之“虚静”

(一)写作者：“入兴贵闲”是无意得之，“虚静”是有意求之

“入兴贵闲”作为一种优游不迫的闲静心态，是写作者自然得之，强之则不可得。黄叔琳评此句“天下事哪件不从忙里错过，文亦然矣。”纪昀评此句“四语尤精。凡流传佳句，都是有意无意之中，偶然得一二语，都无累牍连篇、苦心力造之事。”[6]P1195黄氏和纪氏对于此句的理解都十分精当。东晋时期，山水游赏逐渐进入士人生活，山水诗、山水画随之便兴盛起来，刘勰作此篇专论诗文和自然景物的关系，便与此有关。就山水游赏而言，忙中自然无法体会其中之美，只有在优游闲静、从容适会中才能把握其中神韵。刘勰身处其中，已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物色》中所说“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1]P1774其中，“率尔造极”便是无意而得。由此，则知“入兴贵闲”是写作者无意之中保有的一种优游不迫的闲静心态，无法可依，“虚静”则与此不同。

“虚静”之法，刘勰在《神思》中已明确指出。他说“疏瀹五藏，藻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1]P1067此即是说，要想达到“虚静”，首先要“疏瀹五藏，藻雪精神”，也就是疏通心中阻碍，洗涤净化自己的精神。刘勰化用《庄子·知北游》中的句子以明此“虚静”之法。但庄子所说是要抛弃一切，离行去知以达“虚静”，是将知识学问和“虚静”的思维状态对立起来，仍带有直观神秘色彩。刘勰虽引用其语，但他将“虚静”之法加以具体化，“积学”以下四句，就是他所提出的达于“虚静”的方式。“积学以储宝”是说通过学习来积累自己的知识，“酌理以富才”是说斟酌事理来丰富自己的才能，“研阅以穷照”是说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以求对事物的透彻理解，“驯致以绎辞”是说顺其情致来运用文辞。也就是说，写作者要想进入“虚静”的状态，做好以上几点便可能达到。由此，便知“入兴贵闲”乃是写作者于无意之中自然秉持的一种心态，无法可依，不可强，而“虚静”虽难以达到，但写作者通过“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的前期准备也可进入此境。

(二)写作过程：“入兴贵闲”贯穿始终，“虚静”是在构思之初

《文心雕龙》每一篇都有其专门的论述对象，《通变》篇专论文章写作的变化创新问题，《情采》篇专论作者情志与作品辞采的关系问题，《物色》篇的论述对象则是由自然景物引起的“感兴”以及如何描写自然景物，“入兴贵闲”便是刘勰专论此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刘勰所论是针对具体写作过程而言，是与“物”“情”“辞”密切相联的，“入兴贵闲”在此范围内展开，自然不离“物”“情”“辞”。首先要明确的是，《物色》篇通篇所言之“物”，皆指“自然景物”，而非“万事万物”。在《物色》篇中，刘勰阐明了“物”“情”“辞”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所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指出情志随景物不同而变化，文辞因情志而生发，而“入兴贵闲”则是贯穿整个过程的一种闲静心态。“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是说四季景物循环更替，而景色的更替必然引起情志的改变，也就是他所说的“情以物迁”，对于由“物”引起的“情”，刘勰认为要以“贵闲”与之相接，保持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而写作者不仅需要在触物起情阶段保持这种心态，在接下来的写作过程中也要一以贯之。因为刘勰在“入兴贵闲”之后紧接着阐明了“辞”的问题，他说“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指出以“闲”“入兴”之后，不仅能“辞以情发”，这因情而发的“辞”，更会因这种从容不迫的心态而达到“简”，而“简”正是刘勰论文所看重的重要品质之一。《宗经》所言“辞约而旨丰”“体约而不芜”，《风骨》所言“析辞必精”，《镕裁》所言“撮辞以举要”以及《物色》中所言“以少总多”等，都鲜明地表现出刘勰的尚简思想。“简”正是他对于文辞的要求之一。由此可见，刘勰《物色》篇所说的“入兴贵闲”是与“物”“情”“辞”密不可分的涉及具体写作过程的一种从容不迫的闲静心态。

《神思》篇专论写作构思问题，全篇范围不出此，而构思属于具体写作展开之前的酝酿准备阶段，“虚静”在此范围内展开，这就决定了其与“入兴贵闲”所涉范围的不同。刘勰所谓“虚静”是涵养神思的必要条件之一，如前所述，刘勰受先秦诸子影响，将“虚静”这一范畴用于文章写作领域，但并未改变其核心要义，据刘勰自己所言也可证明这一点。他在《神思》篇中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藻雪精神。”他直接化用《庄子·知北游》中的语句为“虚静”作解，其原文是“老聃曰：‘汝斋戒，疏瀹而心，藻雪而精神’”。由此可知，刘勰所谓“虚静”与诸子所言相通，不同的是他强调的是临文之前的一种状态，是排除一切干扰，忘物、忘我、忘知、忘欲，进而以澄明之心与万物相接，要求写作者在进入“神与物游”之前保持精神的空虚与心神的专一，大有以无通有的意味。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神与物游”，而这时与“虚静”有关的“物”，便非“入兴贵闲”之“自然景物”，而是“万事万物”。而写作者在“虚静”状态下排除所有外界干扰和杂念，其中自然也包括主体之“情”，也就是说，处于写作构思准备阶段的“虚静”，是不涉及“情”与“辞”的，而对于“物”来说，其所涉范围较“入兴贵闲”而言也宽泛得多。

由此可见，《神思》之“虚静”作为具体写作展开前的准备阶段，作为通向“神与物游”的条件之一，所涉之“物”是包括自然景物在内的万事万物，而“情”与“辞”是“虚静”过程中排除在外的东西，与“入兴贵闲”所涉范围并不相同，所以并不能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

(三)写作目的：“入兴贵闲”是情味无遗，“虚静”是游于天地

对于“入兴贵闲”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刘勰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说“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也就是说，在写作过程中保持这样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来接物运辞，就会使作品的韵味自然流露出来，使情思更加鲜明清新。在这里，他将“味飘飘而轻举”与“情晔晔而更新”二者并列，将“情”与“味”联系起来加以阐述，“情”因“味”而更新，作品有“味”便更有助于“情”的表达，重点落在一个“味”字上。刘勰在其他篇目中也多次论及“味”字，《宗经》之“余味日新”，《体性》之“故志隐而味深”，《附会》之“辞味必乱”等，更列有《隐秀》一篇含有对“味”的集中论述。他在《物色》篇中论及“入兴贵闲”时再次用“味”来阐述其最终目的，要求为文之终能达到物色尽，情有余而显味。在刘勰看来，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景物时，只有保持内心闲静，才能以简辞纳繁物，写尽因景物所引起的“情貌”，使韵味、情思显露无遗，这便是“入兴贵闲”的最终目的。

对于“虚静”的最终目的刘勰在《神思》篇中也说得很明确，“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P1068在这里，他化用《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寓言来说明“虚静”所要达到的目的，实际上是说以澄明之心观物，可达到一种技艺纯熟、出神入化的境界，精神不为时空所缚，游于天地之间。对于写作构思而言，由“虚静”而达到的“神与物游”无疑是最好的状态。他在后文更进一步说明了达到“虚静”对于写作的影响，“是以秉心养术，无勿苦虑”。也就是说，达到“虚静”使得主体精神能够游于天地，在进行构思时不必殚精竭虑，劳神苦思，而是可以“率志委和”，从容自如地应对，这样为文者便能“垂帷制胜”。由此可见，“虚静”所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是可以“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舒卷风云之色”的“游”。

由此，我们明晰了“入兴贵闲”与“虚静”之间的差异，《物色》之“入兴贵闲”是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所要保持的一种优游不迫、从容自适的心态，不离“物”“情”“辞”三者，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作品的“情味”显露无遗；《神思》之“虚静”是对写作构思而言，是要在临文之前保持一种内心澄明，弃绝一切干扰的心境，是要以无通有，并不涉及“情”与“辞”，其最终目的是追求一种精神的“游”，以期为文时“无勿苦虑”而“垂帷制胜”。所以，“入兴贵闲”并不能简单地释为“虚静”，我们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加以仔细斟酌。

三、余论

“大量创建命题并运用命题表述思想观点和进行理论建构是《文心雕龙》显著的理论特色之一。”[7]P673《文心雕龙》全书共出现了近三百个命题。可以说，命题是刘勰用以阐明自己思想观点的重要方式。在近三百个命题中，有一些是古已有之，刘勰为阐明己见而加以化用，比如《明诗》中所说“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神思》中所言“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通变》中所说“文辞气力，通变则久”等，其中“诗言志”“虚静”和“通变”都是据古而用。更有一大部分命题是刘勰为论说自己的思想而提出的，比如《铨赋》中所说“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时序》中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物色》中所说“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等。这些命题的提出有当时时代因素的影响，也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就“入兴贵闲”而言，即是如此。

刘勰之所以提出“入兴贵闲”，除了与前文所述山水诗的兴起有关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文学思潮的流变密切相关。他在《序志》中所说“辞人爱奇，言贵浮诡”，《明诗》中所说“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晋士群才，稍入轻绮”“江左篇制，溺乎玄风”等，从这些他对当时文坛风气和文人诗作的评价来看，他多用“浮”“轻”“溺”等字，除了对当时作品表现形式上的不满，还暗含着对当时士人心态的不满。魏晋南北朝之时，士风大变，士人不再汲汲于功名而将重心转向审美艺术，玄学兴起，佛教流行，玄禅文化的碰撞交融，思想的多元并存加之时代格局的变化等，对当时的士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面对这些变动，士人心态便难以守静，内心的不平静反映到文学写作上，便呈现出刘勰所指出的这些时弊。面对这样的情况，刘勰便提出“入兴贵闲”的解决之道，给予当时文人心灵上的拯弊之方。

“入兴贵闲”所针对的士人心态问题，非仅存于魏晋六朝时代，其前之秦汉，后之宋元明清乃至今日，这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实际存在的难题。尤当今日，社会环境较之于古可谓沧海桑田，在很多方面都是古时无法比拟的，但浮躁之风较之于古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铺天盖地的信息碎片、琳琅满目的电子快餐、对高效快速生活方式的沉溺等等，都让我们被浮躁所裹挟，鲜有人还能静下心来用整块的时间来完整地阅读或写作，我们似乎将要失去本该保有的那份“闲静”之美。“入兴贵闲”于今而言重在“闲心”“闲情”和“闲美”。

首先，人生当有闲心。所谓“闲心”，旨在理解生活，明确自身的生活，不时放慢脚步欣赏沿途美景。对今天的社会而言，人们似乎正逐渐忘却这一点，无止境的忙碌变成了生活的主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享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乐趣，而是投身快节奏的旋涡，凡事都讲求快速高效。这样的生活固然能让人不断获得能力的提升，也能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久而久之，“忙”所带来的“副作用”也开始显露。越来越多的人患上“都市病”“焦虑症”“抑郁症”等新型疾病，在高压的环境下逐渐失去享受生活的能力。“入兴贵闲”于古而言，虽是对写作提出的要求，但对今人来说是要学会拥抱生活中的“闲”，不时保有一颗“闲心”。

其次，作者当有闲情。所谓“闲情”，旨在摒弃实用功利目的，以超功利的态度进行写作，不“为文而造情”，而让文自然从胸臆间流出，纵是“闲言语”，也可成佳句。无论古今，对于名利的追逐是一直存在的，对于文章写作来说，这往往会使作品流为某种工具，而丧失其原本的价值。写作者应该保有“闲情”，这样，即便是面对最平常的事物，也能做到真正的物我合一，“有意无意之中，偶然得一二语”，也可成流传的佳句。

最后，文章当有闲美。所谓“闲美”，旨在追求形式与内容的雅化，不单把文章作为表达的工具。网络术语、缩写词的流行，是现代社会追求高速的印痕，但这些词语显然只做到了“言简意赅”，丢掉了文章“雅”的一面。刘勰所谓“入兴贵闲”虽尚“简辞”，但并未弃“雅”，对于“雅”的追寻是深入其骨髓的，而如今却避重就轻，专承其“简”。对于现今的文章写作来说，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雅”与“简”并存，于“闲”中追求其“美”，将古代学人的智慧融入现代写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