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群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北京 100009)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伟大的经典著作，自它1937年问世至今，八十多年来被千千万万的读者反复阅读。在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更感到这部经典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如果说，《西行漫记》是记述和描写中国共产党及她的英雄儿女们奋勇斗争的辉煌交响曲，那么在它问世前也有前奏曲，如斯诺酝酿许久而未成书的《南行漫记》(Journey South of the Clouds)、1933年出版的《远东前线》(The Far Eastern Front)，以及1936年编译出版的《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其中，《活的中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前奏。对“前奏”这个说法，我国许多从事斯诺研究的学者并不陌生，其最早出自我国著名作家、斯诺生前好友及《活的中国》编译合作者萧乾先生[1]。

关于《活的中国》是《西行漫记》的前奏曲，国内许多学者曾不同深度地给予了论述，如安危先生写的《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张小鼎的《斯诺与鲁迅：兼谈《活的中国》编译经过》；尹均生、安危的《斯诺：与中国的两颗巨星相逢》[2]、孙华的《埃德加·斯诺研究》；武际良的《报春燕：埃德加·斯诺》和丁晓平的《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等。特别是近几年涌现出一些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如上海外国语学院2011届吕黎和2020届许磊有关《活的中国》的博士论文。

这些研究成果都反映了自斯诺先生1972年逝世后，我国学术界对这位中美关系、中西关系伟大架桥者的不断认识和研究，从开始对斯诺“觉醒点”的研究、发展到对《西行漫记》前奏曲的研究。这些可喜的研究成果都一再表明，伟大经典《西行漫记》并不是斯诺仅凭单纯的冒险精神“撞大运”产生的，而是有一个前期的积累、酝酿和准备，也就是有一个“前奏”。

这个前奏，实际上就是一个斯诺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斯诺在回忆录《复始之旅》中曾经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如果我(不是在中国待了一个阶段，而是)刚从美国来，我也许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兴许，我会认为共产党人是美国信条的对头。”[3]P12“在编译这部书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事——在某些方面可能知道的太多了，以至当局不再对我讲客气了。这样一些事，你如果追究的很深，就不能不产生同情心。”[4]

萧乾在《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一文中写到，编译《活的中国》“使斯诺大开眼界，他从中国事态的表层进而接触到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使他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上来了个飞跃”。

今天，年青一代的读者在开始阅读《西行漫记》、年长一代的读者在重读《西行漫记》的时候，应该对这个前奏曲有一个了解，这有助于我们从更加立体的视角来加深对这部伟大经典的理解。

要领会《活的中国》这个前奏曲，我认为有三个关键音符需要把握：一是“宋庆龄”、二是“鲁迅”、三是“活”(Living)这个字。

前奏曲关键音符之一：宋庆龄

斯诺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于1933年出版，他将此书献给C.H.T.(美国Harper’s Bazaar杂志编辑Charles Hanson Towne)，称他是“青年的朋友”；而斯诺的第二本书《活的中国》，扉页的致辞是：“献给S.C.L. (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宋庆龄在斯诺《活的中国》的编译过程中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她帮助斯诺提高了对当时中国复杂迷乱的政治局势的认识，并且介绍斯诺结识了许多中国进步作家和艺术家。斯诺在自传《复始之旅》中写道：“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在那些年月里，她经常介绍我认识一些未来的历史创造者——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战士。……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了解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尽的抱负。她还帮助我了解她的家族情况，了解她为什么拒绝与宋氏家族一起和蒋介石政府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我从书本上无法了解到的事实。”[3]P98

对于如何结识并第一次采访宋庆龄，斯诺在《复始之旅》中有一些记述，中外学者也有一些溯源。这个“斯诺—宋庆龄—鲁迅”从相识到相知的渊源关系，还有待日后进一步梳理。

结识宋庆龄，可以说是促使斯诺思想发生重要变化、进而从“社会学”[4]的角度出发，着手编译《活的中国》的重要因素。斯诺说，“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3]P99

宋庆龄对斯诺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他编译《活的中国》，也为他正确认识中国的红军、为他后来写作《西行漫记》做了思想和认识上的准备，这可以通过斯诺1933年8月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杂志》一篇题为《她为中国民众而战——记中国自由运动著名领袖的遗孀孙逸仙夫人》一文中看出来：“孙夫人十分同情红军，他们正为保卫其在华中各省拥有五千万人口的政府而进行着几乎不为人知的殊死战斗。孙夫人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的女性，因而也许她很敬佩红军的这种精神。……我对中国红军所知甚少，要获得确切的情况十分困难，但是，他们的士气看来十分高昂。凡熟知当前中国农村的悲惨状况的人，不能不对这批为数不多的战士产生某种敬慕之情。”[5]

从那时起三年后，也就是1936年的春天，斯诺从北平到上海会见了鲁迅，同时又心情急迫地请宋庆龄帮助联系陕北之行。1937年8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首次出版后，斯诺即将收到的第一本书赠送给宋庆龄，并题写：“赠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宋庆龄同志，您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6]由此可见宋庆龄在斯诺编译《活的中国》、写作《西行漫记》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972年斯诺去世后，宋庆龄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也提到，斯诺“翻译的当代短篇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使被人冷酷的称为‘神祕莫测’的中国人能为外界所了解。”[7]

前奏曲关键音符之二：鲁迅

斯诺在《活的中国》的“编者序言”中，对他编译此书的最初动机做了这样的表述：“编译的动力既出于好奇，也为了作一些尝试，但主要是由于我急于想了解‘现代中国创作界是在怎样活动着’，并让西方读者了解他们的情况。”

对于这样的尝试，斯诺选择鲁迅的《阿Q正传》作为切入点。斯诺在《复始之旅》中写到：“还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开始和姚莘农合作翻译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作家，《阿Q正传》是那时期最有影响的小说。”[3]P156

打开《活的中国》的封面，就是一幅鲁迅的肖像，那是在姚莘农的安排下，鲁迅为《活的中国》编译出版专门去照相馆拍摄的。全书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迅的七篇小说和短文，第二部分是其他十四位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可见鲁迅是《活的中国》的译介重点。

据斯诺说，他“初次耳闻鲁迅其人是在1930年”[8]，当时国民党当局就对鲁迅发出过逮捕令，派特务秘密跟踪，查禁鲁迅著作，甚至远至东南亚。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斯诺在东南亚旅行时，在一篇旅行报导中也曾写到：“海关检查你的行李，翻箱倒箧，非常彻底”，被检查者“为没有携带列宁、托洛茨基、高尔基和鲁迅的书感到窃喜”。[9]由此可见鲁迅的名字为当时海内外当局所警觉和惧怕。

通过与鲁迅的接触，使斯诺通过这位“精神上的巨人”[10]“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4]，了解到另一个“活着的中国”，感受到“健康的骚动”和“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11]。正如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萧乾所说，《活的中国》的编译工作，是斯诺“在鲁迅先生指导下认识旧中国现实和新中国前景的开端”，用斯诺自己的话来说，“鲁迅是使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1]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西行漫记》出版前，斯诺共写过五篇涉及鲁迅及《活的中国》的文章，足见鲁迅作为一个重要音符在《活的中国》这部前奏曲中所占有的地位。这五篇文章是：《白话大师：鲁迅》(1935年1月)、《鲁迅小传》(1935年1月)、《与鲁迅谈话记要》(1936年5月)、《中国的伏尔泰》(1936年11月)、《向鲁迅致敬》(1937年6月)。

对于斯诺，鲁迅也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935年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S君(指斯诺)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足叫人伤心。”

前奏曲关键音符之三：“活的”(Living)

《活的中国》的英文书名是Living China，这个书名曾被翻译为“活跃着的中国”，或“生机活跃的中国”。这个“活”字，反映了斯诺对当时中国内生活力的理解，力图将一个“活跃着的中国”告诉给西方的读者。

对于“活”这个音符，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去理解：一是斯诺面对遍布中国的死亡和杀戮，从对中国感到无望到对中国持有希望；二是针对当时在华西方人普遍对中国隔膜无知而言；三是以中国古老历史文化为背景反映现实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情况。这三个层面，也就是从目睹死亡到发现生机、从隔膜无知到探寻真相、从告别衰亡到迎接变革这样三个过程。

首先，斯诺对中国的认识是从目睹大量死亡开始的，这使他感到震惊，感到悲哀，也感到不解。中国人民当时处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状况，这促使斯诺思考，“努力试图理解我看到的周围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4]，并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去寻找答案。

斯诺写到，“在中国西北的那个地方(内蒙古萨拉齐)，我目击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3]P2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这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噩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12]P188

“发生在中国落后地区的饥荒曾经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但那是持续多年的饥荒，而这次水灾(1931年)却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创造了死亡人数的空前纪录。”[13]

相对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无数死亡，更骇人的是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人士的残害。

斯诺在他第一本书《远东前线》里写到：“我看够了，我的脑子里深深地印着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我想到那数百个无辜百姓的痛苦、损失和死亡，他们无端地被日本侵略军屠杀了。”[14]

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中，斯诺写到：“大批青年男女被当作赤党嫌疑分子而遭囚禁和杀害。但是，这些事件中没有比1932年2月7日五位很有才华的左翼作家在上海被处死更为惨绝人寰的了。——这些青年都不满三十岁，其中还包括一位女性，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警方逮捕，与其他许多被捕者一样，被引渡给国民党军事当局。 ……在经过照例的严刑拷打之后，他们得自挖墓穴，然后被处死。”[8]

“许多作家、编辑、记者、艺术家和戏剧家也遭到了和他们的作品同样的厄运。事实上，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代价的青年知识分子已有成百上千人，这使中国失去了一些最有才华的人。……受害者一个个、一群群地被绑架、被暗杀，他们被捕时很少见到逮捕状。”[15]

面对造成中国人民大量无辜死亡和被杀戮的情况，斯诺曾经发问：“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不打进大城市去抢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的宴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12]P189-190

《活的中国》前奏曲这个“活的”(living)音符，就是从“死亡”(dying)的现实里产生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斯诺在《活的中国》第一、第二部分的首篇作品，就分别用了鲁迅的《药》(人血馒头)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两篇文章，在柔石的作者小传里还特别提到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情况，说明了斯诺用“活”这个字作为“展望前景的开端”(萧乾语)，是基于当时遍布中国的死亡和杀戮的现实为出发点的。

其次，“活”这个关键音符，也是针对当时在华西方人圈子普遍对中国隔膜无知而言。

早在1930年，也就是斯诺来到中国不到两年，他就在《侨居上海的美国人》一文中写到：“侨居在上海的外国人对周围成千上万人的思想感情总是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借用英国作家阿瑟·兰赛姆的话，就是生活在‘一个密封的玻璃柜中’”。[16]

他后来在《活的中国》“编者序言”中写到：“外国作家对中国的知识界差不多一无所知， 而那些一般都是顽固不化、把变革看作洪水猛兽的汉学家总有意不去探索。”

斯诺在《西行漫记》开篇第二节“去西安的慢车”中，对侨居中国的外国人“无知+隔膜”的状况又做了生动的概述：“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指北平)，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掺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无声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12]P8

第三，斯诺用“活”这个关键音符，意在以中国古老历史文化为背景，反映现实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情况，告别腐朽和衰亡，迎接变革和新生。

斯诺在《活的中国》“编者序言”中写到：“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她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

“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摈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

“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澎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

通过“活”这个字，斯诺可以说是初步触及当时中国的人间脉搏，并通过后来1936年的西北之行发现了中国的“真谛”——照耀中国的红星。

《活的中国》内容十分丰富，包含有鲁迅的七篇文章和十四位中国作家(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孙席珍、田军、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杨刚、沙汀)的十七篇文学作品、以及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写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综述。《活的中国》是阅读《西行漫记》的重要辅助读物，特别是斯诺为此书写的“编者序言”。另外，斯诺对于这本书的编辑选材和翻译策略，也给我们提供了值得研究和学习的范本。

2022年是埃德加·斯诺先生去世50周年，若能以这个时间节点为契机，考虑以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为侧重点，从斯诺的编译动机、编译选材、编译互动、编译策略、编译效果等几个方面深入开展研究，通过《活的中国》前奏曲，更好地理解《西行漫记》这一伟大交响曲，并从这一个案的编译中吸取经验，从而在新形势下努力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