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琪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430079)

1936年至1937年，隆隆战火已蔓延至山西腹地的古城深院。置身于时代漩涡中，凄惶无依的青年们走出精心营构的“象牙之塔”，不再留恋“家”所给予的宁静庇护，他们无限贴近广阔而沉默的土地，深切体味迷惘而沉痛的吟哦。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茕茕孑立而又追寻自由的壮志青年们，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生存境遇，他们有的投身行伍，慷慨悲歌，雁门关外御敌寇，洒下诸多热血；有的辗转漂泊，流荡浮沉，历经无数的沧桑坎坷。动荡激变的年代似乎并未给人们过多的选择，正如原居于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的赵黛莉女士，因七封别具一格的往来书信而染上了传奇的色彩。

“作家报告人生，报告社会，报告上世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命运，便是职责。”[1]P4《寻找巴金的黛莉》正是在此创作理念下，孕育而生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以先并行后交汇的两条线索贯穿而成，一条是作家赵瑜如何觅得珍贵信件，寻得当年与巴金书信交流的“赵黛莉”女士的曲折经历；另一条是史料的公开与考据，对盘根错节的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更进一步勾勒历史情境，还原文学现场。因此，怀揣着对历史的天然敬畏和好奇，立足于对纪实的自觉遵循和坚守，赵瑜将尘封多年的信件，巧妙设为叙述的线索，融入历史的叙事中，在重返与追索间，填补缺失的罅隙，并以此汲取反省，凝聚思考。

一、追索与诘问：尘封书信的历史观照

(一)鲜为人知的书信结识

书信是一重私密的文学对话空间，是往来私语谱就的一脉心曲，既隐秘委婉，又真切亲昵。夜话山雨，清谈咏歌，人生流转和文学问答都付于方寸之间。寄信与回信，发问与作答，彼此都将诗意的笔触，蘸满细腻的情致，通信使作家与读者以更为紧密的方式，实现连接、互动、共鸣。巴金和赵黛莉正是如此，一位是以《家》之名，撕开封建大家族温情脉脉的面纱，大声宣告封建制度注定崩溃的命运，深刻塑造时代青年共同的精神气质的进步作家；另一位是困锁深宅古院，憎恨身边的堕落与腐朽，试图逃离坟墓般的高墙深院，希望拥抱火热的革命，以青春和激情书写动人华章的文学青年。二人因《家》而结缘，因文学而熟识，尚在太原女子师范就读的学生赵黛莉第一次阅读巴金的作品，一下子被那些怀揣着纯然的心，“坚守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不合人性的传统”[1]P7的青年们迷住了。1936年的一个深夜，得了猩红热发着高烧的少女写下寄给《大公报》转巴金先生的第一封信。在信中，她分享个人读书心得，畅谈虚无主义理论，倾心致信文坛大家，以表思慕之情、亲近之意，更传达出一心想逃离深宅，投身社会革命的愿望。从此，由上海到太原，1936年到1937年，巴金和黛莉开启了长达一年的通信。虽黛莉寄出的信件早因年代久远、战火硝烟而不可寻觅，但巴金寄还的七封信件极为幸运地留存下来，勾勒出普通读者和专业作家之间的难能可贵的情谊。

秉持着纪实精神，赵瑜对信件进行原封不动地梳理、呈现，加以相关历史事件的考据与还原，更显真实而动人。首先，书信开头的称谓历经三变，从尊称“黛莉先生”，到“黛莉”，最后省略称谓。对于素未谋面的倾心读者，真挚而友善的巴金给予黛莉足够的尊重，称为“先生”；随着交流的深入，转为称呼“黛莉”，以显亦师亦友的亲近；最后，直接略去称谓，颔首之际，心心相惜，无言便是言说，沉淀着别样的情谊。诚如其所言，巴金时常感动于“读者相信作家”“远近地区的读者常常寄来十页以上的信件，将心底隐藏的秘密倾吐而出，痛苦、坦率、诚恳、热情的心灵豁然敞开”，因而怀有“把心交给读者的信念”[2]，倾听读者的声音，交流创作的机缘，更反哺创作本身，暗生出某种互动、共生的影响力。其次，在正文部分，巴金谈生活、谈文章、谈理想。他并非以启蒙者的骄矜立场自居，而是温情待人，循循善诱，娓娓道来。纵观仅存的七封信件，巴金不断在回应读者们好奇的创作问题，例如觉慧的故事是否为巴金本人的自画像、淑英的结局如何、如何写就一篇好文章。他以真诚而热切的心，孜孜不倦地回复着南来北往的书信。与此同时，面对着求知若渴的新文学读者，巴金自觉肩负起启蒙与召唤的历史重担，推介欧洲大家的作品，尤其是波兰无政府主义者廖·抗夫创作的《夜未央》，剧作围绕着革命青年为完成刺杀任务而慷慨赴义的情节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质深深震撼了巴金先生，他如此赞赏：“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3]事实上，在和诸如黛莉等文学青年的对话中，巴金不仅扮演着精神导师的角色，而且时常化身倾心之友，在硝烟弥漫的时代，跨越时空的阻隔，实现见字如晤的传达。面对着抱定牺牲自己，以图他人幸福之愿的黛莉，巴金怀有极大的敬意，只因两人时刻浸润在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理想里，认定丰富充盈的生命便是追求为他人放射，为他人牺牲的。于苍凉的人间奔袭，与亿万人休戚与共，巴金执著地追求一切的光明与爱，只愿抵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的一代去往前方的光明道路，他如此劝慰黛莉：“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个十七岁的女子，也应该过些快乐的日子。”[1]P20巴金和陌生读者黛莉的频繁通信，无奈终止于国难当头、山河飘摇之际，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望你好好地活下去”[1]P119的祝福，便戛然而止。山高水长，道各自珍重；河清海晏，话彼此论文。

(二)具体而微的日常实践

雷达曾赞赏赵瑜的纪实创作为“一粒沙可见大千世界”[1]P249。一扎扎尘封的信笺，具体而微渺，一窥过往，别有洞天；同时，它也是一则则珍贵的史料，待其浮出历史的地表，拨开往事的重重迷雾，即可反射出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艰难曲折的个体实践。不幸的是，历经战火纷飞和人世浮沉，现代作家的诸多书信或散佚，或销毁，或掩埋于回忆的黄沙之下，再难重见天日。不同于早在1987年结集出版的《雪泥集：巴金书简》，幸得杨苡先生的悉心保存，这批信件能够公之于众，流传至今；作为普通文学青年的黛莉之信，自寄出之日，恐再难寻回，而巴金先生寄回之信更是历经八十载风云激荡、曲折离奇，才依托赵瑜的报告文学，为世人所知晓。事实上，当年的黛莉接触新知识，追随新思潮，离家北行，只图革命报国，逃离黑暗腐朽的家族。但因她不愿家中长辈知晓，临行匆匆之际，将信件一一收捡，与心爱的书籍一道用油布打包，藏于老家顶棚上。任由春去秋来几十载，信封置于原处，落灰蒙尘。建国后，横遭老院拆除之难，但恰巧被古董商赵从平搜寻拾得，最终辗转落入作家赵瑜手中，以确凿而丰沛的面貌走入大众的视野。

以平和、细腻的叙述深入历史的缝隙，剖析、展开其内核，勾勒出在宏大的历史进程里，个体微观、鲜活的命运浮沉；还原出在理想与现实的抉择间，个人曲折、艰难的生活境遇。赵瑜以《寻找巴金的黛莉》为名，放开脚步丈量着晋陕之地，寻找这位神秘的赵黛莉女士，她姓甚名谁，芳龄几何？是否天随人愿，实现昔日的革命追求，淬炼为刚强的战士呢？此处，赵瑜放缓脚步，徐徐图之，并未着急回应满腹疑问的读者们，而是回溯过往，讲述这批书信的来之不易。闲暇漫步古玩市场的作家赵瑜因一盘棋局结识了古董商人赵从平，狡黠抬价的商人与不动声色的作家，俩人一番真真假假切磋之后，第一轮告一段落；随后，赵瑜投其所好，另带《牺牲者》一册以示诚意，最终如愿以偿。只因作家报告之责任，赵瑜选择远行，千里跋涉，追索黛莉女士的故事，同时，行行重行行中体味上世纪知识分子直面广袤古老的土地，如何选择前行的道路。因此，他一方面以寄信地址“坡子街20号”为线索，查询新中国成立前栖身于此的阎锡山高层人员名单；另一方面以寄信人“赵黛莉”为指引，寻觅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赵氏家族的相关信息。顺藤摸瓜，细细排查，最终将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大院的主人锁定为宁武望族之赵廷雅。黛莉，原名为梅生，1920年生人，是赵廷雅次女。因崇尚新文学新思潮，阅读巴金的《家》后，心潮澎湃，倾心致信给这位陌生又熟悉的作家——巴金先生。赵瑜以切实的田野调查，一一探访，终于在故事的结尾，揭开了黛莉女士的神秘面纱。

二、理想与现实：激荡年代的命运错位

(一)从芾甘到巴金：碎裂灵魂的暗夜呼号

当晚辈作家赵瑜沉入这段历史的漩涡之中，他站在时间的内部，细细品味心灵世界的千回百转，现实处境的暧昧难辨，更体察到历史事件对个体命运影响的庞杂，它并非直接扭转抑或是凌驾于日常生活，而是点滴渗入，矛盾与角力并生，反复与突转共行。与此同时，通过书信的考证和史料的补充，赵瑜正视了早年巴金文学世界里客观存在的思想成分，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而且矛盾痛苦的巴金，进而写成这部洋洋洒洒的报告文学，让人得以一窥这段文坛佳话。

当五四浪潮席卷巴蜀之地时，涉世未深的巴金一脚踏入革命的漩涡，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文学，习得新知识，尤其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夜未央》等译本，深深震撼了少年巴金的心灵，安那其主义的火花萌生、滋长，逐步形成其早期思想体系的一抹明亮底色。直至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由盛转衰，支离解体，“许多惨痛的图画包围着我，它们使我的手颤动，它们使我的心颤动”[4]，致使将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作为毕生事业的巴金，横遭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当众多仁人志士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主义时，巴金思想的前五四底色依旧未能改换，而他的痛苦与焦灼正是来源于与时代主流思潮的“错位”[5]。纵然冷酷的现实错位横亘于理想的追寻之途，但燃烧的灵魂、爆裂的心灵逼迫着他执笔立言，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申诉其悲哀、发泄其情感、解决其问题、暴露其灵魂，诞生了《家》《春》《秋》等系列作品，涤荡了一代青年的枯竭心灵，描绘了一代青年的精神谱系。陈思和曾如此阐明巴金20世纪30年代时的内心世界，他认为巴金文字的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经无法做成，不想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6]。曾经以革命战士“芾甘”为名，第一次公开发文的少年，转眼间，使用笔名“巴金”着手文学创作。从芾甘到巴金，笔名转变的背后，不变的是他心底熊熊燃烧的火焰，是对他人的关切和对世事的洞察。

正如在1936年5月25日夜，寓居上海的巴金提笔回复这位山西少女的第二封来信，他如此写到：

“我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所以我的文章也是的。我在生活里追求着光明，爱，人间的幸福，我在文章所追求的，也是这个。但我行为却常常不能和思想一致，这是社会环境使我如此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1]P19-20

隐去蜚声文坛的光晕，剥离青年导师的标签，他仅仅是与青年们共站一处的友人，但他同样是青年，一个愿意倾听他人的苦闷叹息，愿意分享个人的难言矛盾的青年。在与黛莉年纪相仿的岁月里，少年巴金第一次接触无政府主义书籍，反强权、争自由的信念便落地生根，潜滋暗长。当他展信细读，不由联想到意气风发的少年芾甘，那个热爱文艺、渴慕自由、求索未来的自己，这是巴金与黛莉的对话，更是青年巴金与少年巴金的对话，因而他的心悲悯而敞开，不由坦言道：

“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你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鸟，你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在那里有无数老鹰在等着啄你。”[1]P20

在激荡的年代里，他是暗夜呼号的人，渴望唤醒更多的来者，寻觅未来的光明，他深知社会现实的残酷无情，愿自己化作春泥，以文字滋养更多的生命绽放，这是巴金的痛苦，也是巴金的幸福。

(二)从梅生到黛莉：历史边缘的女性悲鸣

伴随着卢沟桥的一声炮火，山河飘摇，日寇的铁骑无情地践踏古老的三晋之地，人心思战。如果说战前的赵梅生，虽苦于自我意识觉醒与父权传统强压之间的纠缠、挣扎，但仍是在祖辈荫泽庇佑下，安稳求学的文学青年，尚能在混融着青春激情的乌托邦之梦里缱绻，与仰慕的作家书信往来，畅谈革命理想，共话苍凉人间，将求知明志的期许倾注于字里行间，由语词渗透到经验，由书信迁移至实践，她最终于历史罅隙里超越一己悲欢，汇入现世的滚滚洪流之中。

当少女赵梅生进入新文学，转为知识女性赵黛莉，她不仅构成了阅读的主体，被召唤、被启蒙，更跨越了时空的阻隔，与作品建立起有机联系。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环境的知识青年们，共同阅读巴金，共同汲取精神养分，觉醒于激变的社会与启蒙的文学，进而建立起想象的共同体，获得全新的身份认知。与此同时，通过阅读获得的新观念、新思想往往发展为出走封建家族的内驱力，进而促使一代叛逆青年对未来图景的大胆设想落实为具体实践，远在太原的黛莉，便是如此。徘徊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不得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家族与国家的抉择，但又难以自持地对革命的光明前景展开遐想，其两难处境可想而知。对赵黛莉而言，她从不是囿于一己天地、夙夜忧叹的痴心女子，以期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而挣脱封建礼教的桎梏，锚定自我价值的坐标。相反，少女旖旎的情思并未袭上心头，全因不愿在黑暗家庭里苟活，黛莉大声呼告：“我宁肯永远浪迹天涯，也绝不到日军占领区，去接受奴化教育。”[1]P181深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迫切现实，她以身许国，全将赤子之心系于民族、国家的命运浮沉，从自我走向大众，从“狭的笼”走向广袤的土地。诸多叛离家庭的赵黛莉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感召下自觉奔向革命，他们的挣扎与痛苦并未终结。逃离铁屋子仅仅是原点，抵达革命彼岸的路途危机四伏，纷繁复杂的社会图景映入眼帘，乌托邦之梦恍如镜花水月，纯美易碎。正如学者赵园所述，“就知识者通常的情况看，对于‘家’，思想上的反抗在前，割断经济上的联系在后。当他们最初‘反抗家庭’的时候，还不能不作为家庭成员，依赖于‘家’所拥有的经济力量，以至这些人与‘家’之间，‘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心理距离’与实际生活距离，显得那样不同”[7]。雏鸟刚刚展翅翱翔，稚嫩的羽翼难以承载历史的使命，迫切的生计问题又使其很长时间内，在家族亲朋的狭小圈子里兜兜转转。

事与愿违，底层的生活、火热的革命、惨烈的战场等短暂出现，此后的较长时间，黛莉远离战场，青葱岁月里的誓言似乎远去。时局起伏，命运多舛。一方面，盛极而衰的高门大户终难自保，在战争、政权、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倾颓衰败，再无立锥之地；另一方面，愤而出走的赵黛莉，七十载音讯断隔，历经精神与肉体的多重磨砺，仓皇辗转于太原、兰州、上海、西安等地，如浮萍般飘荡流转。在特定年代里，历经歧视、孤立和暴力的洗礼，孤独无助，举步维艰的黛莉，从不服软、屈从，她是为了女儿，更是为了曾经坚守的信念和始终追求的自由。赵黛莉女士传奇而坎坷的命运走向，在篇末得以徐徐展开。尽管她沦落在家族与革命的边缘，失去身份，面容难辨，但她在时代边缘里的悲咽、挣扎与执着，承载于微薄的信纸之上，彰显着更为真切鲜活的历史。

三、意识与姿态：式微境遇的文学重构

(一)自觉的文体意识

报告文学发展至今，已有百年风雨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的鼎盛繁荣，到如今的困窘之境，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有着深切的体认，即便身处创作的黄金时代，仍孜孜不倦地实践着报告文学的文体创新，探求个性化的写作风格，他曾坦言：“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唯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我愿意像小说家、散文家那样高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激扬文字。在报告中‘无我’，在文学中‘我在’，糅合而成为报告的文学或文学的报告。”[8]

所谓在报告中“无我”，即突出的是取材的确凿不移、叙述的不偏不倚，而在文学中“我在”，则是作家面对客观存在，保持自己的独立观察和理性思考，坚守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在诸多关涉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要素中，赵瑜将精巧的结构和灵动的语言视为核心，以期践行独特的写作风格。从文本结构来看，他效仿小说设悬念、留伏笔，以“寻找”为线索，将书信内容嵌入叙事脉络，水乳交融。在《寻找巴金的黛莉》里，赵瑜精心安排了两条线索，一是寻找与揭秘，一是品读与考据。寻找的过程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使读者不由跟随着赵瑜的脚步，寻幽探秘；而读信的过程，是娓娓道来、不急不躁的，引导读者重回历史的现场，揭开被遮蔽的面纱，品味人生的况味。至此，作家以精湛的组织、结构能力，调和作品的叙事节奏，一明一暗、一快一慢间，尽显文体之美。从文本语言来看，赵瑜笔尖融情，以看似无意的闲笔抒己心胸。作家记录了与梅生老人时隔多年的对话，这些口述的历史一经他者经验的过滤，被再度倾听与书写，就不再是粗砾冰冷的叙述，而是融入了细腻温暖的情致，字里行间无不显现出作者对上世纪知识分子生平的大悲悯与大境界。此外，洒落在文本间的闲来之笔却不闲，更有画龙点睛之妙。无论是赵家五叔捐躯赴国难的故事，还是赵瑜慨叹当今文坛现状的心声，这些吉光片羽的议论，无不供人联想、引人深思，形成了自由闲适又别有意味的语言风格。

(二)独立的写作姿态

一位作家的成熟，不仅在于明了文学之为文学的要义，自觉追求文体的创新，苦心孤诣于语言的锤炼，而且在于其创作呈现出知识分子写作的丰盈多元的面貌。《寻找巴金的黛莉》正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典范，不仅叙事对象是知识分子，描绘波谲云诡之际，他们的生存境遇与精神轨迹，而且叙事立场是知识分子，以独立的写作姿态，呈现出作家独特的历史观照与人文关怀。

将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纳入知识分子写作的应有之义，于时间深处寻求对话，致使文本获得走向悠远的品格。对晚辈赵瑜而言，回望前人历史，唯余敬畏二字。深觉历史纵深与厚重的赵瑜，秉持着作家的好奇天性，以柔韧的方式复活父辈生活的记忆，以文学的引证来填补一段真实的历史；同时，充分理解先辈在历史路口的犹豫反复或逡巡延宕，敬畏他们以独特的视角书写的青春故事。此外，在赵瑜的写作中，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反复交替、动态行进，“要想写好现实，一定要有历史关照，这两者之间是不可割断的。从来不存在所谓单纯的现实题材，它们一定是互动的关系。写历史也是为了当今，为了当下的变革，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9]。赵瑜在寻找黛莉的旅途中，以现实为出发点，与历史对话，反思当下种种流弊；与前人对话，汲取追求真实和真理的勇气；与自我对话，生发独一无二的知性思考。此外，他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写作，融“我”的思考、判断和取向入文学，即在客观的事件和真实的细节里，有“我”之表达。面对当年的黛莉、今日的梅生，赵瑜常怀悲悯之心、深情之意，文字间时常感念她们被宏大的喧嚣所裹挟的悲鸣幸而未被湮没、忘却在历史的罅隙间，得以言说。那些与读者同悲同乐，充盈着精神共鸣与心灵震颤的文字，无不折射出赵瑜根深蒂固的人文关怀。

在追索与重返之间，摇曳生姿的是作家赵瑜始终如一的文学理想。他以脚步丈量文学的每一寸土地，踏实坚定的是纪实的态度，洒脱恣意的是叙述的风格，一张一弛间，唯余盎然的报告文学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