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黎

（1.甘肃政法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20）

19 世纪中晚期的朝鲜汉语会话书，常年被历史封存散落于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国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处，直到本世纪初逐渐被学者们发现并予以关注。现藏于韩国的有精神文化研究院的《你呢贵姓》、鲜文大学校朴在渊教授的《学清》、顺天大学图书馆的《中华正音》、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的《骑着一匹》《中华正音》《华音启蒙谚解》、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华音启蒙》、高丽大学六堂文库的《骑着匹》和华峰文库的《中华正音》（又名《官话》），现藏于日本的有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的《华音撮要》《关话略抄》、综合图书馆阿川文库的《中华正音》、驹泽大学图书馆濯足文库的《中华正音》。目前已整理出版的会话书有6 种12 个文本，有的系列抄本还有“版本异文”的文献特征。

新材料的发掘历来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尝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域外汉语原始文献的匮乏必然会制约研究水平，而这恰恰是理论性成果所不可替代的。韩国学者在这批会话书的研究领域起步较早，朴在渊在专著《朝鲜后期会话书词典》的序文中提到：“朝鲜后期个人编写的抄本会话书尚未受到关注。……以抄本形式保留下的比较罕见。”[2]并与金瑛合编了《骑着匹（六堂文库）·中华正音（华峰文库）》，韩国学者朴彻庠在其序文中评价道：“此次校勘·影印的《骑着匹》和《中华正音》并非司译院编撰，而是19 世纪由个人制作的抄本贸易汉语会话书，故不存在刊印本。”[3]我国研究起步稍晚，汪维辉教授与韩日学者合作先后主编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和《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也收录了19世纪大部分朝鲜汉语会话书文献，对各抄本详加注释并作了“解题”，认为这批会话书“除《象院题语》外，其余各种抄本均为海内孤本”[4]2，“语言也极为接近，可以放在一起来研究”[4]27。中韩学者对朝鲜汉语教科书的挖掘与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域外文献。

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批会话书虽然陆续作了一些探讨，但对其关注度并不高，侧重于一两种教科书的个案分析，多种资料的分析与比较也相对缺乏。为此，本文尝试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梳理这批收藏于韩日的19 世纪朝鲜会话书，讨论其在成书年代、编写内容和编写体例三方面的文献特征，并评述这批文献在语言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

一、19 世纪朝鲜会话书的文献特征

韩国朝鲜王朝（1392-1910）前期，恪守“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积极推行近邻诸国语言，认为与明朝的关系“至诚事大”，尤以汉学为主，多数文人都会自如地使用汉语，汉语官话的“质正”制度严格规范了当时的汉语教学。明清交替后，朝鲜文人认为与清朝往来等于背弃壬辰倭乱时出兵援朝的明朝，坚持反清复明和反清思明，因此与清朝的交流日渐减少，且清前期极力推广普及满语和满文，也促使朝鲜朝后期的语言政策更改为汉学和清学并重。正祖登基后朝鲜才开始积极吸纳清朝文化，进入19 世纪，燕行和北学开始流行，对中国的关注也逐渐增加，两国边境地区贸易日益频繁，前期的汉语日常会话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公务及商贸交流的需要，涌现出不少民间个人编写制作的汉语会话书。由于前期严格的“质正”制度早已废除，缺少了汉语水准较高的朝鲜文人和中国学者的检验和修订，19 世纪中晚期汉语会话书在编排或书写等方面远不如前期会话书《老乞大》《朴通事》那般严谨统一，但内容仍与中朝边境贸易有关，成书年代和编写体例也比较接近，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朝后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现实（表1）。

表1 19 世纪中晚期汉语会话书的文献特征

（一）成书年代相近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华音启蒙谚解》是对《华音启蒙》（奎章阁图书2993 号等）正文（即会话部分）所做的“谚解”，全书分上、下两卷，一册，共40 页，12 000 余字。汉语本和谚解本都是由当时的翻译官李应宪编纂的[5]。关于成书年代，韩国学者蔡瑛纯认为，原本《华音启蒙》作于1882 年，谚解本刊于1883 年（朝鲜高宗二十年，清光绪九年）[6]29。汪维辉据《华音启蒙谚解》有“光绪九年癸未印出”的刊期，认为正文原本与谚解本同时印行于1883 年[7]。两位学者对谚解本的成书年代很一致，汉语本的时间仅相差一年。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的《你呢贵姓》抄本一册，共34 页，67 面。现藏于韩国鲜文大学校朴在渊教授的《学清》是《你呢贵姓》的另一种手抄本，一册，15 页，30 面，约2 300 字。题目的意思是“学习清语（即汉语）”。它只有《你呢贵姓》中间的正文会话部分，且内容基本相同，两书有“版本异文”的文献特征。其成书年代，韩国学者朴在渊据两书韩语动词标志使用有异，认为《学清》要早于《你呢贵姓》[8]。何亚南、苏恩希以朴在渊、周发祥校注的《你呢贵姓》《学清》合刊本为底本，以《你呢贵姓》卷首“大正八年己未十一月日修缮”十二字和《学清》影印件的封面上的“乙未四月初二日笔”八字为据，分别推测《你呢贵姓》可能是1919 年的修订本，《学清》成书于1895年[9]。即两书大约成书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骑着一匹》系列共有五个抄本，《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收录了三本，分别是藏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的《骑着一匹》抄本一册，共49 页，97 面，约17 500 字；藏于韩国顺天大学图书馆的《中华正音》抄本一册，共34 页，将近20 000 字，篇幅比《骑着一匹》多出3 000 余字；藏于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濯足文库的《中华正音》一册，是系列抄本中篇幅最短的抄本，共44 页，88 面，不到5 000 字。另外两本收录于韩国出版的《骑着匹（六堂文库）·中华正音（华峰文库）》，六堂文库《骑着匹》分上、下两册，上册56 页，下册61 页，共23 000 余字，是五个抄本中字数最多的，对话也不够完整；华峰文库《中华正音》抄本一册，共44 页，约7 300 字。

关于该系列各抄本的成书年代，韩国学者朴在渊、金雅瑛曾根据封面“丙戌七月十七日”的题记以及正文中的一段对话“这个马是底根乾隆三十五年上我们当家的碱厂买来的。连这一筭起来，二十五遍上过京。如今成老咧”，推测《骑着一匹》的写作时间为道光六年（1826）[10]。汪维辉、朴在渊、姚伟嘉依据后来发现的顺天本记载的文字“岁在青猴卯月念八日终誊”，推测该抄本应该是道光四年（1824）二月二十八日抄写完毕的，《骑着一匹》也是早期抄本，时间大概也在1830 年之前；华峰文库《中华正音》扉页有“大韩隆熙三年己酉八月二十九日”和“汉语抄”两行字，推知抄写时间为1909 年；同为晚期抄本的濯足本《中华正音》和六堂文库《骑着匹》，大约抄写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11]。这五个抄本内容基本相同，早晚期抄本在成书时间上相差了七八十年，可以相互对照，利用“版本异文”也许能发现更多的语言现象，进一步细化其成书年代和各抄本的关系。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华音撮要》抄本一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正文对话部分，共52 页，其中前24 页相当于上卷，25页之后是下卷。第二大部分包括“伏兵荅问”“开市问荅”“勅使问荅”“日用行语”和“日用杂语”五项。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阿川文库的《中华正音》抄本一册，与《华音撮要》的第一部分完全相同，但篇幅少了近5 000 字。全书虽不分卷，但是抄写时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前25 页为第一部分，25a 只抄了两行，25b 空白；26 页至卷末为第二部分。汪维辉分别据《华音撮要》末尾“光绪三年丁丑菊月 日 仁洞”一行字，阿川文库《中华正音》卷末有“癸未至月日册主李 学”一行字，推测前者是光绪三年（1877）九月（菊月）抄写完毕的，后者抄写时间应不晚于1883 年[4]173。《华音撮要》第一部分和阿川文库的《中华正音》也具有“版本异文”的文献特征。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的《中华正音》抄本一册，共30 页。开篇有一小段类似序言的文字，内容有些杂乱，短文之后才是正文对话部分。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的《关话略抄》抄本一册，正文共14 页，仅3 000 余字。汪维辉根据文中的对话内容和所用词汇（“火轮船”）推测，藏书阁的《中华正音》成书时间当在世纪19 世纪后期1860 年以后[4]140，《关话略抄》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抄写者和抄写年代均未详[4]267。刘云在讨论“早期北京话的新材料”时，将《关话略抄》归为19 世纪后半叶的文献[12]。

以朴在渊和汪维辉为代表的韩中两国学者历经不懈努力，整理考证了久藏于韩国和日本的朝鲜汉语会话书，其成书年代最早有出现于19 世纪30 年代以前的顺天本《中华正音》和藏书阁本《骑着一匹》，最晚有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濯足本《中华正音》、六堂文库《骑着匹》、华峰文库《中华正音》和《你呢贵姓》，这些会话书语料基本可以反映清中晚期近代汉语北方官话的语言特点。

（二）编写内容相似

为了满足朝鲜后期中朝边贸需求，除了《华音启蒙》带有一定的“公务”特点外，19世纪中晚期的大部分汉语会话书都选取了下层小商人的生产生活或往来贩卖，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呈现了多个鲜活生动的“商贸”场景。

《华音启蒙》及其谚解本记录了朝鲜使臣李氏在去北京的路上，住店、交接公务、拜访老友的全过程。上卷有“路遇闲聊”“投宿王家店”“启程”“摆渡到张家湾”“打尖”“进城住店”“与世子交谈”。因话题的主人公为朝鲜使臣，下卷有“拜访礼部郎中王氏”“核查并移交朝贡物品”“回馆接待张老四”“拜访老友王大人”“谈论子母珠”等，只有小部分内容涉及商务贸易的场面。

《骑着一匹》展现了朝鲜商人为买卖前往北京的路上，和中国商人王大哥“聊行情”“问收成”“评论永长家卖存货”“介绍凤凰城大老爷”“互诉辛苦”，王大哥又托朝鲜商人“代买物品”“请客吃饭”；然后与车主“商量车钱”“路途闲聊”，与客店刘老板“吩咐做饭”“买鸡煮鸡”等。对话涉及市场形势、生意情况、收成以及对城将的评价等各种主题。此外，六堂文库《骑着匹》中还可见喝茶、买马、浏览北京等其他异本没有的内容。

《华音撮要》第一部分与日本阿川本《中华正音》完全相同，几乎都是中国商人王大哥和朝鲜客商黄老大在凤凰城做生意的对话，其中1a-24b 涉及的话题主要有“路遇搭讪”“托买物品”“问收成”“聊生意”“预告伙计应账”“买闽姜”“要账”，黄老大“进城”后先后与元发号李掌柜“聊家常”“对货单”，讨论“兑用银票”，然后返回与赶车人路上“聊家常”“住店”；25a 以后，记录了黄老大给王大哥讲述“归途劳顿”“突遇山贼”，王大哥向黄老大“托买海参”，与黄老大推荐的经纪金老四“谈海参生意”“查验样品”“撰写合同”“预订牛皮”“讨价还价”等。第二部分的“伏兵荅问”“开市问荅”“勅使问荅”篇幅较短，内容分别是“询问此行的目的、时间及所带物品”“验牛”“换牛”以及“问候礼仪”。

藏书阁本《中华正音》记载了清朝四品官员天津人马氏在赶往北京的途中跟朝鲜商人或其他人的对话，与朝鲜商人“路遇搭讪”“聊收成”“旅途艰辛”“托买物品”“请客吃饭”，与车主“商量车钱”“谈论骡子”“路上看景”，与客店主人王掌柜“拉家常”“买鸡杀鸡煮鸡”等等。《关话略抄》开头有一段相当于引子的文字交代全书的背景，之后才是朝鲜人金仙芝和中国人何八的对话，内容也是“谈生意”“住店”“吃饭”“雇车”等话题，书中出现的相关地名有凤凰山、义州府、抚宁县杨子庄、沈阳等。《你呢贵姓》和《学清》的篇幅较短，记录了卖牛皮的朝鲜商人崔氏和中国辽东商人王氏的千余字对话，从“拉家常闲聊”“谈牛皮价钱”“看牛皮货物”“讨价还价”的全过程。

19 世纪中晚期的朝鲜汉语会话书，基本继承了《老乞大》《朴通事》前期会话书实用性的特点，记录了朝鲜商人与中国商人、客店老板及伙计、车主及苦力等人物的一问一答，呈现了“拉家常”“问收成”“聊行情”“谈生意”“吃饭”“赶车”“住店”等话题，反映了中朝两国下层劳动者的边境贸易往来和日常生产生活。《华音启蒙》、藏书阁《中华正音》《关话略抄》《华音撮要》等会话书还出现了“火轮船”“毛洋布”“漂洋布”“英国人的洋行”“义丰/上海银号”“全兴号银票”“英国计时用的钟表”等，从词汇的角度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涌现出的各种新事物和新现象。

（三）体例同中有异

除了藏书阁《中华正音》只有汉语原文外，其他会话书基本传承了前期会话书《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的通行体例，对汉语原文加注了韩文（谚文）注音和译文，不过多数抄本在编排或书写方面不如《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规范和统一，且注音方式比较单一，位置也有一些变化，还出现了完全不同于前期会话书的特殊注音体例等，具体如下：

1.汉语，谚解（右注音、译文）

《华音启蒙》及其谚解本比较严格继承前期体例。汉语本有尹泰骏的序文，卷尾附有千字文、百家姓、天干地支、二十八宿、算数和华音正俗变异等。谚解本只有问答体文字的正文，共40 页，每面10 行，与《老乞大谚解》和《重刊老乞大谚解》相同的是每句话的每字下都有韩文注音，结束加圆圈○隔开，句末的双行小字有韩文翻译。不同的是，谚解本每字只注一个音，句末的双行小字是韩文注音夹汉字翻译，而《老乞大谚解》和《重刊老乞大谚解》还有左音（正音）和右音（俗音）之别，句末的双行小字全是韩文翻译。

《你呢贵姓》《学清》《关话略抄》、六堂文库《骑着匹》、华峰文库《中华正音》、濯足本《中华正音》、阿川本《中华正音》与《华音启蒙》谚解本趋同，只是不再分汉语本和谚解本，没有序文，大部分会话书也没有附录。

《你呢贵姓》主体是全书的第二部分，共26 页，每面有4 行汉语句子，8 行韩文注音，中间一行为汉字，右边用韩文逐字注音，左边是该句的韩文翻译。该书的附录是第一和第三部分，前者是“千字文”“百家姓”“天干地支”“二十八宿”“算数”共14 页，每面有6行汉语句子，6 行韩文注音，页面中居右的韩文应是对居左汉字的逐字注音；后者是单词、俗语、成语、惯用语和一些句子，共27 页，体例同第二部分。《学清》与《你呢贵姓》的第二部分几乎相同，共30 页，但体例却有差异，《学清》每面分上下两栏，上栏是7 行汉语句子和7 行韩文注音，下栏有7 行韩文翻译。《关话略抄》的体例接近《学清》，正文共14 页，每面也分上下两栏，上栏是11 行汉语句子，每字右侧均有韩文注音，形成11 行韩文注音，下栏也有7 行韩文翻译。阿川本《中华正音》也与以上会话书谚解体例相近，可能与抄写时代比较相近有关。

《骑着一匹》系列的六堂文库《骑着匹》、华峰文库《中华正音》和濯足本《中华正音》不仅成书年代接近，体例也相似。篇幅最长、内容最全的六堂文库《骑着匹》，每面有4 行汉语，每一行20 字左右，汉语右侧标有韩文逐字标音，左侧标有韩文翻译。华峰文库《中华正音》和濯足本《中华正音》的体例在细节上更为接近，汉语原文右侧标有韩文注音，在其下方或汉语原文左侧标有韩文翻译。不过华峰文库每面16 行，汉文有7 行或8 行，而濯足本每面只有12 行，汉文有5 行或6 行。

2.汉语，谚解（词尾、助词）

藏书阁本《骑着一匹》和顺天本《中华正音》是《骑着一匹》系列的另外两个抄本，两书的每个句子的末尾都加有近代韩语的词尾和助词。《骑着一匹》共49 页，每面8 行汉语句子，没有韩文注音和句内点读。顺天本到24b以后，句与句之间只留有空格，不再出现韩文词尾和助词，也许抄写者没有加完的缘故。

3.汉语，谚解（右注音、译文、词尾助词）/谚解（个别注音）/谚解（左注音、译文）

《华音撮要》谚解体例不仅与其他会话书不同，其内部也很不同。第一部分上卷前24 页的体例是每面9 行汉语句子，每个汉字的右侧均有韩文注音，句内的词和短语旁边还有点读，每个句子的末尾还加有近代韩语的词尾和助词。下卷是25 页之后，只有个别字有韩文注音，句与句之间留有空格，也不再出现韩文词尾和助词。第二部分每个汉字的左侧用韩文注音（这与其他会话书注音于汉字右侧的通例正相反），每句下面或左侧是韩文翻译。

作为学习汉语的朝鲜会话书，一般都标有韩文注音和译文以方便学习者。这批会话书除了藏书阁《中华正音》只有汉语外，其他会话书均提供了同中有异的谚解方式，如《你呢贵姓》《学清》《关话略抄》、濯足本《中华正音》等书中每个汉字都有韩文注音，句子也有韩文翻译，与《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相比，其韩文注音方式有些单一，如给一个汉字注音，由原来注正俗两个音变为只注一个音；注音位置也由汉字下面转变为汉字的右边，《华音撮要》第三部分注音在左边等。另外，还出现了仅见于顺天本《中华正音》《骑着一匹》和《华音撮要》第一部分上卷的特殊体例，即每个汉语句子的末尾加有近代韩语的词尾和助词，这种体例有可能是编者按照自己对汉语文章的理解，在全文抄完后再加上去的，以便了解会话内容的连贯性和语气，也间接反映了来自朝鲜民间编写者对汉语会话语法方面的理解。

二、19 世纪朝鲜会话书的语料价值

关于19 世纪朝鲜汉语会话书及其系列版本的语言性质，学界有“东北官话”说与“北京官话”说的分歧。汪维辉在“解题”中评价《华音启蒙谚解》“带有东北方言色彩”[7]466，《中华正音》“是由精通汉语东北方言的朝鲜人所编写”[4]27。岳辉、李无未先后指出东北官话特点比较突出，东北官话兼有北京官话的某些特点[13-14]；韩国学者蔡瑛纯曾根据《华音启蒙》尹泰骏的序认定该书是燕京话[6]37。张美兰认为蔡瑛纯的结论比较客观，采用“北京官话”说更为合理[15]。关于会话书的语言价值及特点，殷晓杰和汪维辉等还分别评价了《你呢贵姓》《学清》和“《骑着一匹》系列”在汉语史上的研究价值[11，16]，岳辉、李无未也探讨了《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中存在“非常规汉语”现象[14]，以上讨论仅涉及朝鲜汉语会话书，且会话书的种类也比较有限。

19 世纪的朝鲜汉语会话书，从纵向来看，基本沿袭了前期会话书《老乞大》《朴通事》的官方译学传统；从横向来看，与同时代的日本汉语教科书《官话指南》（1881、1893）、《支那语学校讲义录》（1901-1902），西人汉语教科书《语言自迩集》（1867、1886）、《官话类编》（1892、1898）等共同构成了19 世纪域外汉语北京官话教科书体系。19 世纪朝鲜汉语会话书，为清代汉语官话和汉语方言的演变、语言接触和韩国汉语教育史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域外文献，具有独特的语料价值。

（一）对汉语官话史研究的意义

朝鲜王朝不同历史时期对共同语的说法并不一致。在《老乞大》《朴通事》不同版本及《华音启蒙谚解》中均有体现。例如：

（1）俺汉儿人□（原本缺一字，疑为“上”或“行”字）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小汉儿言语省的有。（《原本老乞大》1a）

我汉儿人上学文书，因此上些少汉儿言语省的。（《老乞大谚解》2a）

我在中国人根前学书来着，所以些须知道官话。（《老乞大新释》1b）

我在中国人根前学书来，所以些须知道官话。（《重刊老乞大谚解》2a）

（2）你们老爷们怎么会说官话么？我是长来长往的，刚懂得几句眼前的话儿。（《华音启蒙谚解》上7a）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认为《原本老乞大》《老乞大谚解》中提到的“汉儿言语”是“‘汉儿’中间使用，也在北方民族和‘汉儿’之间使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母语各异的北方民族中间它也被作为共同语，并且连极僻远的地方也可通行”[17]198。而明清时期《老乞大新释》《重刊老乞大谚解》《华音启蒙谚解》的“官话”性质在国内学界曾有南北官话的争议，不过张卫东研究已表明，官话分为南、北两系，大约在1850 年北京官话取代了南京官话[18-19]。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的《语言自迩集》（1867）是西方各国学习汉语的早期教科书，他在“序言”已将“北京话”（“北京官话”）视为教学的目的语[20]：

（3）只是要进一步证明了我自己很久以前的一个结论，即北京话（Pekingese）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第一版序言）19 世纪中叶后，域外各国开始掀起学习北京官话的热潮。日本学者六角恒广的《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中记载[21]：

（4）为了适应外交上的实际需要，发展具有通用性的北京官话教育，已成为必需。于是从明治9 年（1876）9 月始，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汉语科开始实行北京官话教育，从北京招聘了中国人教师，学生自不必说，即使原来教南京语的教师也学习北京官话，他们用的教科书是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

受《语言自迩集》的影响，日本汉语教育从明治九年开始，教学语言从南京官话转换为北京官话，之后出现了《亚细亚言语集》（1879）《官话指南》（1881）《官话篇》（1903）《官话急救篇》（1904）等一系列北京官话教科书。14 世纪至18 世纪，为适应不同时代朝鲜人学习当时汉语的需要，朝鲜朝“司译院”多次修订《老乞大》《朴通事》，19 世纪由个人所编的抄本汉语会话书，内容均为日常口语的真实记录，应该也如实反映了清代通行的“官话”，留下了难得的、贴近清代汉语官话口语的珍贵资料。

在汉语官话史研究中，清朝是一段薄弱的环节。“特别是清初到19 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22]因此，这批会话书对早期现代汉语研究也是有重要价值的。例如：

来的时候-儿坐车来的吗？骑马来的吗？

天道好冷，骑不得牲口，坐车来咧。（《华音撮要》1a）

上文是会话书《华音撮要》的正文开头部分，中国商人王大哥和朝鲜客商黄老大，路遇凤凰城时搭讪闲聊的对话，与口语基本一致，仅这部分就有“大哥”“打”“赶”“起身”“这个月初头”“昨儿个”“坐车”“骑马”等口语词，以及“啊”“吗”“咧”等语气词。“它是日常口语的忠实记录，口语怎么说，它就怎么写，完全是‘原生态’的，这与一般的书面文献有着本质的区别。”[11]其他会话书也有很多常见的口语词，如“掌柜的”“太爷们”“伙计”“光景”“各人”“咱们”“多咱”“今儿个”“晌午”“赶”“张罗”“使唤”“央及”“逛”“教”“搁”“歇”“管保”“弄”“瞧”“擃（弄）”“顶”“底根儿”“短”“该当”“埋汰”“丢人”“归起/皈起”“横竖”“快当”“来着”“稀松”“早起”“不要紧”“罢（巴）不得”“摩（摸）不着”“动不动”等等，带有明显的北方口语色彩，也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中的语言现实。19 世纪中叶以后，在域外各国纷纷使用北京官话教科书的大背景下，这批会话书是以北京话口语作为学习汉语的教材，采用问答体的形式，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北京话面貌。

（二）对方言研究的意义

这些流传于中朝贸易边境的汉语会话书，除了《华音启蒙谚解》是当时翻译官李应宪编纂之外，其他会话书都是民间自编的，《骑着一匹》《中华正音》等还有几个不同系列的抄本，突出特点就是其书写形式也纯属民间的“原生态”，书中的俗字和记音字众多，如：勾/句（够）、哈（喝）、费（赔）、增（挣）、些（下）、罣/罷（罢）、盃（杯）、崠（洞）、寡（光）、颇（脖）、氷（冰）、赶（敢）、离胡（离谱）、拾得（掇）、當誤/當悮（耽误）、硬亮（朗）、讲主（究）、管保（管包）、张挪（罗）、正尽（正经）、心（寻）思、吱（记）声儿、遭搨/遭塌/遭他（糟蹋）、平宜/平易/併意/并一/併一（便宜）、项市/项事/恒市/恒事/行事（行市）等等，这些记音字的大量使用说明会话书编撰者的汉语水平有限，也出现了会话书语言基础是“北京官话”还是“东北官话”的分歧。

从明清汉语的背景看，官话虽然是一种通语，但其通用程度是相对而言的，北京官话与南京官话也并非截然对立的，通行各地的官话大多夹杂着各自的方言，不管是域内北京官话文献《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还是域外北京官话教科书《官话指南》《官话类编》等，也都也不可避免地夹杂一些方言色彩。19 世纪的朝鲜汉语会话书，内容多是边境贸易中的中朝商人、客店老板和伙计、车主和苦力等生产生活或往来贩卖，朝鲜编撰者为了如实呈现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在一问一答的对话编排上，既会使用地道、通行的官话，也会带有编写者所熟悉汉语方言，比如活跃于中朝边境的东北方言。“北京官话”还是“东北官话”的讨论实质上反映了北京官话形成过程中北京话与东北话具有密切的关系。同样，河北方言、冀鲁官话、胶辽官话和中原官话等在内的众多方言也对北京官话的形成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19 世纪朝鲜汉语会话书不仅能探析清代“官话”的发展演变，还可以了解这一时期的东北方言特点。

（三）对语言接触研究的意义

《老乞大》一书中将他们自己所使用的语言称为“汉儿言语”，太田辰夫认为“汉儿言语”是一种在北方民族和“汉儿”之间使用的北方各民族共同语，是一种卑俗的、不合规范的汉语[17]203。祖生利评价太田先生对“汉儿言语”的描述符合皮钦语的一般特征，但考虑到“汉儿言语”不仅在不同语言社团（即汉人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与少数民族）之间使用，而且也在汉人相互之间使用，所以他认为“汉儿言语”更接近克里奥尔语，是“以北方汉语为词汇供给语，同时吸收其他民族的部分词汇，语法上则糅入契丹、女真、蒙古及畏兀儿等阿尔泰诸语言的语法特征，成为融合后的北方汉人（包括汉人和汉化了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畏兀儿人等）的共同语”[23]。李泰洙考察《老乞大》四种版本之间的语言差异，发现古本《老乞大》中出现SOV/OV 句、方位词“上、上头、里、根底”等特殊用法是蒙古语向汉语渗透的反映[24]，也从具体语言事实上证明了“汉儿言语”受蒙古语的干扰，是元代蒙古语同北方汉语语言接触的产物。

学界也很关注朝鲜会话书的另外一种“非汉语用法”。遇笑容、曹广顺和赵长才分别讨论了《训世评话》白话部分的一些语言现象和“是”的用法，都认为与作者母语的干扰有关[25-26]。19世纪中晚期的朝鲜汉语会话书《你呢贵姓》《学淸》《骑着一匹》《中华正音》等会话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是”的特殊用法。如：

（6）老爷们是要走罢？慢待慢待。（《华音启蒙谚解》上18b）

（7）一种皮子是本来并不是一个一个讲主。（《你呢贵姓》17b）

（8）你们朝鲜出的许多的东西里头，就是但一种海蔘是，本来南京地方发行的。（濯足本《中华正音》8a）

汉语的“是”表示系词或强调性副词，而上述会话书中“是”都不表示以上语法意义，有的放置在主语之后与动词性谓语组合，有的位于前一分句的句末。日本学者竹越孝（2018）分析认为这种用作主语或话题标记的“是”，是编写者将母语的格标记成分带入汉语的结果，并据此将朝鲜汉语教科书分为“汉儿言语”类和“朝鲜汉语”类两种类型[27]。另外，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特殊语法现象，例如：

（9）你在这里作生意有多少年的工夫吗？（《你呢贵姓》8a）

（10）你要拿去就，别说是十包，那怕一百包，也我的好放心哪。（《华音撮要》2b）

（11）咳没有三十里的，到不去咧？一天一百四五十里地却是不用走咧！（《骑着一匹》34a）

（12）我的言语他，归起凭帖取银就是咧。（阿川本《中华正音》4b）

例（9）中疑问代词和语气词“吗”同时出现，而汉语疑问句中二者只能出现一种；例（10）“就”位于前一分句的句末，其后有停顿且有韩语词尾助词。例（11）（12）“到不去”“我的言语他”读起来都比较别扭，不太合乎汉语表达习惯。会话书是朝鲜人学习汉语的重要载体，但编撰者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尽管他们对汉语已经很熟悉，但还是会把自己母语的一些词汇和语法现象写进了教科书里，这些词汇和语法与当时的汉语实际面貌是有一定差距的。因此19 世纪中晚期的朝鲜汉语会话书和15 世纪的《训世评话》有些相似，存在着因作者母语朝鲜语负迁移而产生的“中介语”现象。作为清代汉语史研究的域外文献，在研究时应该对这一性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四）对韩国汉语教育史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韩两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韩国的语言文字深受汉源词和汉字的影响，汉语教育在朝鲜半岛古朝鲜历代的教学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界熟知《老乞大》《朴通事》系列汉语会话书，反映了汉语口语在14世纪到18 世纪的发展变化。《中韩语言文字关系史研究》曾以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搜集和梳理了韩国在高丽、李朝（朝鲜时代）、日帝统治时期和大韩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中国发生的语言文字交流情况，其中介绍了11 种口语读本类教材，有初期的《老乞大》《朴通事》，后期的《华音启蒙》，并评价“《华音启蒙谚解》是李朝最后的常用汉语课本”[28]。《明清域外官话文献语言研究》在“朝鲜后期北京官话教材”部分也只提到《学清》《你呢贵姓》和《华音启蒙谚解》[29]。这些影响较大的著述均未涉及久藏于韩日的大部分19 世纪中晚期汉语会话书，是有一些遗憾的。近几年，多达30 多部朝鲜日据时期（1910-1945）汉语会话书的相继出版，补充了朝鲜半岛20 世纪前半叶的汉语教育发展。19 世纪中晚期汉语会话书文献，是对韩国汉语教材编写史和传播史的重要证据，可进一步完善学界对韩国14 至20 世纪的600 多年间汉语教育制度和政策变化的历史认知。

三、结语

目前挖掘整理的6 种12 个文本的汉语会话书抄本，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朝后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现实，在成书年代、编写内容和体例三个方面具有相似的文献特征。会话书基本上传承了朝鲜司译院汉学书《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的通行体例，还出现了完全不同于前期会话书的特殊注音体例等，体现了来自朝鲜民间编写者对汉语会话书的编排意图和对汉语的理解。

在清代北京官话教材的大背景下，19 世纪中晚期朝鲜汉语会话书，是清代“北京官话”的口语教科书，与同时代的日本和西人编写的汉语教科书共同构成了19 世纪域外汉语北京官话教科书体系，不仅可以作为汉语官话和汉语方言的研究语料，还可以作为对韩汉语教材编写史和传播史的重要证据。这批会话书的内容几乎都是中朝贸易会话，编写者除了力求适应通行的汉语官话外，不可避免地会去使用其熟悉或经常接触到的汉语方言，如以东北方言展示中朝边境气息浓郁的日常生活。同时，还要注意朝鲜汉语教科书的语言现象并非都是当时汉语口语的忠实记录，《训世评话》的朝鲜作者李边在《序》中说：“《老乞大》《朴通事》多带蒙古之音，非纯汉语。”但他所写的汉语白话文中也出现了一些非汉语因素。19世纪中晚期汉语会话书多是民间个人编撰制作的抄本，汉语的严谨性与规范性方面必然不如受到严格“质正”的《老乞大》《朴通事》，因此，这批会话书各抄本中的“非汉语用法”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