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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在武警官兵自卑感和人际需求中的中介效应

2022-11-29宋增福张亚娟刘焕军隋佳汝李宇龙王秀超苗丹民

空军军医大学学报 2022年7期
关键词:自卑感人际总分

宋增福,张亚娟,刘焕军,隋佳汝,李宇龙,王秀超,苗丹民

(空军军医大学军事医学心理学系航空航天心理学教研室,陕西 西安 710032)

军人作为特殊职业群体,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容易产生人际需求的不满足,当面对各种突发情况时,极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甚至出现自杀等恶性事件,从而影响战斗力[1-2]。人际需要是KIMBERLY等[3]基于人际关系理论提出的,用于解释和研究自杀问题。该研究认为人际需求的缺失会使人失去与社会的连接,从而产生痛苦、绝望等情绪,进而产生自杀意念。自卑感是个体普遍存在的一个心理现象,是个体在面对不完美或者困难挫折时,产生的一种无力和失望的消极状态。MARTIN等[4]研究发现个体在对亲密伴侣自我暴露过程中,由于自卑感影响会促使其产生回避行为,进而影响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常常被认为是决定心理应激和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MALECKI等[5]从社会行为性质角度出发,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源自社交网络领悟到的支持行为,这种行为可以缓解负性心理体验的影响。综上分析,根据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探讨自卑感、社会关系和人际需求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假设官兵自卑感会影响人际需求,而社会支持可能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笔者以自杀人际关系理论为框架,从人际需要角度探讨降低自卑感、提升人际需求的途径,为进一步预防和干预自杀意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操作途径。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某部官兵830名。在征求官兵自愿填答问卷的基础上,宣读指导语,发放问卷。作答完毕后当场收回问卷,共收回问卷830份,剔除有缺失值和胡乱作答的问卷14份,获得有效问卷816份(问卷回收率98.3%)。此群体均为男性;户籍为农村688人(84.3%),城镇128人(15.7%);独生子女210人(25.7%),非独生子女606人(74.3%);列兵311人(38.1%),一期士官267人(32.7%),二期及以上士官和军官238人(29.2%);有农村留守儿童经历294人(36.0%),无农村留守儿童经历522人(64.0%);偏低家庭收入143人(17.5%),中等家庭收入566人(69.4%),偏高家庭收入107人(13.1%)。

1.2 方法

1.2.1 人际需求问卷(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INQ) 采用李晓敏等[6]修订的INQ,问卷共l5个条目,包括归属感缺失和累赘感知2个维度,量表采用Likert 7点计分(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其中有6个反向计分条目。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归属感缺失和累赘感知越高,反映出人际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86,2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6、0.79。

1.2.2 缺憾感量表(Feelings of Inadequacy Scale,FIS) 此量表由FLEMING和COURTNEY修订,蔡溢等[7]进行中文版信效度检验,用来评估个体自卑感程度。量表共36个条目,包括自尊、社交自信、学业能力、外貌、体能5个分量表。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分数越高代表自卑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93,5个分量表α系数分别为0.75、0.92、0.83、0.85、0.80。

1.2.3 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采用姜乾金[8]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量表共12个题目,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3个维度。量表采用Likert 7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所有条目分累计为“社会支持总分”。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95,3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9、0.93、0.86。

1.2.4 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检验3个量表的信度,采用Harman单因素法的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9]。其次,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某部官兵在各量表得分上人口学的差异,而后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探讨自卑感、社会支持和人际需求的关系。最后,使用Process v 3.4插件来检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其中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全部测量项目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9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被提出,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28.17%,小于40%的判断标准[1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学特征武警官兵的各量表得分比较

与户籍为城镇的官兵相比,户籍为农村的官兵在INQ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和FI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上偏高,且在INQ总分、累赘感知、自尊、外貌和FIS总分上差异显著(P<0.05),在PSS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上偏低,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在INQ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和FI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上偏高,且在自尊、外貌、FIS总分上差异显著(P<0.05),在PSSS总分及其各维度上偏低,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没有农村留守儿童经历的官兵相比,有此经历的官兵在INQ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和FI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上偏高,且在FIS总分及其各维度(除自尊)分上均差异显著(P<0.05,P<0.01);与二期及以上士官和军官相比,列兵和一期士官在INQ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和FI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上偏高,且在INQ总分及其各维度、社交自信、外貌、体能、FIS总分、朋友支持和PSSS总分上差异显著(P<0.05,P<0.01);与偏高家庭收入官兵相比,偏低家庭收入和中等家庭收入的官兵在INQ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和FI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上偏高,在PSS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上偏低,且在归属缺失、INQ总分、其他支持上差异显著(P<0.05,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武警官兵的各量表得分比较

2.2 人际需求、自卑感和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对人际需求、自卑感和社会支持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FI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与PSS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均呈负相关(-0.45≤r≤-0.16,P<0.01),与INQ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均呈正相关(0.28≤r≤0.65,P<0.01);PSS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与INQ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均呈负相关(-0.58≤r≤-0.32,P<0.01,表2)。

表2 人际需求、自卑感和社会支持的相关系数

2.3 社会支持在自卑感与人际需求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首先,采用SPSS中Process v 3.4的Model 4(Model 4为简单的中介模型),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对社会支持在自卑感与人际需求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3~4)。自卑感对人际需求的预测作用显著(B=0.53,t=17.53,P<0.01),且在放入中介变量后,自卑感对人际需求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0.39,t=13.85,P<0.01)。自卑感对社会支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0.33,t=-9.76,P<0.05),社会支持对人际需求的负向预测作用也显著(B=-0.43,t=-15.38,P<0.01)。此外,自卑感对人际需求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CI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表4),说明自卑感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人际需求,而且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影响人际需求,因此,社会支持在自卑感与人际需求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直接效应(0.131)和中介效应(0.047)分别占总效应(0.178)的73.6%、26.4%。

表3 社会支持的中介模型检验

表4 社会支持在自卑感与人际需求关系中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总效应分解表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武警某部官兵的自卑感和人际需求在多项人口学统计指标上存在统计学差异。户籍为农村、身为独生子女以及曾经有过农村留守儿童经历的官兵在人际需求和自卑感上均出现了得分偏高的现象。户籍为农村的官兵在从小到大生活的过程中,由于身处农村,家庭条件一般,容易形成不自信、自卑等心理;身为独生子女的官兵,从小缺乏兄弟姐妹陪伴,经常处于孤单甚至孤独状态;特别是有过农村留守儿童经历的官兵,在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缺少父母的重要陪伴,极易产生自卑、人际需求低等问题,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1]。与二期及以上士官和军官相比,列兵和一期士官的人际需求和自卑感偏高,并且在总分和多个维度差异显著(P<0.05),也说明了服役年限的长短是影响人际需求和自卑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役年限短的官兵由于入伍时间短,各项能力及环境适应会有一定的短板,与服役年限长的官兵相比,会出现心理受挫,从而产生自卑和人际需求问题。

本研究中武警某部官兵自卑感、社会支持与人际需求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FI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与INQ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呈正相关(0.28≤r≤0.65,P<0.01),这一结果与ZHOU等[12]研究结果一致。自卑感强的官兵容易出现排斥敏感性和孤独感,会影响正常的人际需求和人际交往动机,从而自我封闭、孤僻等,造成自我归属感缺失和累赘感知的消极情绪。其次FI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与PSS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呈负相关(-0.45≤r≤-0.16,P<0.01)。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的力度对于消除自卑有显著作用,通过在日常生活、护理及临床治疗中增加社会支持力度,可有效降低自卑感,促进心理健康[13]。同时,PSSS总分及其各维度分与INQ总分及其各维度分存在显著负相关(-0.58≤r≤-0.32,P<0.01)。大量研究证实,社会支持是预防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发生的重要保护因素之一[14]。在不同群体中,由于缺乏社会支持,自杀意念的风险会增加,对于自杀的接受认可度也会提升[15]。

通过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武警某部官兵的自卑感对人际需求预测作用显著(B=0.53,t=17.53,P<0.01),且在放入中介变量后,自卑感对人际需求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0.39,t=13.85,P<0.01),社会支持在自卑感与人际需求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根据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显示,人产生自杀意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际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而产生累赘感知和归属感缺失。为了降低自杀风险,提升人际需求的满足尤为重要。根据研究,自卑感作为人际需求的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当自卑感强度超过一定界限时,会产生压力、焦虑等不良情绪,也会产生孤独、排斥、孤僻等特征,对我们的人际需求会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尽早发现自杀意念产生的早期轨迹,筛选出高危人群。同时根据本研究的中介效应得出,武警官兵自卑感对人际需求的影响会受到社会支持的影响而减弱,及时的社会支持会降低自卑感,消除负性情绪体验,减少归属感缺失和累赘感知,通过满足人际需要进而降低自杀意念的风险,这一发现为减少武警官兵自卑、提升人际需求水平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总体而言,本文通过对武警官兵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研究,证实了社会支持在自卑感和人际需求中的中介作用,在提升归属感、降低累赘感知,进而降低自杀风险方面,给予了新的思考。一方面,我们要关注每名官兵个体的性格特征,针对自卑产生的不同原因,客观分析认真对待,从而降低自卑感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要发挥好官兵之间互帮互助的优良作风,及时给予必要的社会支持和帮助,进一步降低自卑感的消极体验,提升人际需求满足水平,降低自杀风险。同时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由于样本群体较为单一,使样本群体多样性有所欠缺;另一方面,由于量表测验本身具有局限性,容易受到被试群体影响,如被试不认真作答、受社会赞许性影响等,在之后研究中还需要其他更客观的研究技术证实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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