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静宜，向科衡

(1.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商贸流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2.浙江外国语学院 文化和旅游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3)

在扶贫攻坚决胜年中，乡村文旅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驱动模式之一；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即“双创”)的政策扶持下，“新农人”成为乡村文旅创新创业的重要人力资源资本。然而，受“新农人”前置身份多变性及其返乡创业意愿和动机复杂性的影响，“新农人”参与乡村文旅创新创业的效能、人才转型、文旅开发层次等问题对乡村文旅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阻滞作用，具体体现为乡村文旅模式的同质化、品牌传播的阻梗化、客流转化的低效化等。

目前，主流研究集中于“新农人”在乡村振兴中的参与程度和意愿、“双创”的时空分布、创业认知等微观单因素层面，对于“新农人”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双创”类型、空间分布、现实困境等已做了较多的探讨；但是，“新农人”在乡村的文旅创业会受到多个子因素多重交互的影响，不同子因素组合的影响及其驱动创业效能和组合路径的程度也不同。在本研究检索范围内，基于“新农人”文旅创业多重驱动因素和决策组合路径的研究还鲜见报道。识别“新农人”文旅创业的驱动因素、探索“双创”组合路径的优化决策，能够在理论上强化“新农人”返乡文旅创业的研究深度，在实证上有助于预测和剖析“新农人”乡村文旅创业的成效和诱因，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等有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此，本研究拟采用混合定性的研究方法，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深入一线调研，以杭州市富阳区蒋家村的“新农人”群体为研究目标，对其乡村文旅创业的前置经历、驱动因素、实施过程和效能进行案例撰写，再通过案例中的结果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定性比较分析，最终得出基于优化后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型的“新农人”乡村文旅创业组合路径，以期为摸清“新农人”乡村文旅创业的潜在驱动脉络和提升效能的组合路径提供参考。

1 “新农人”乡村文旅创新创业现状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基础

1.1 “新农人”乡村文旅创新创业研究动态与评述

“新农人”概念的提出，来源于全球许多地域都市农业中新兴农民的出现。这种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再小农现象标志着小农阶级从乡村向现代化大城市的空间转移。“新农人”的概念被界定为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的农业从业人员。

目前，国外关于新农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农人”的变迁理论与相关政策制定[1]、“新农人”与农业创业的内在关联[2]、影响“新农人”创业的关键因素[3]、“新农人”地方性概念框架分析与建设等。纵观国外“新农人”的研究，主要围绕“新农人”的农业创业和相关政策的决策与实施展开。

在国内，涉及“新农人”的研究，首先关注了“新农人”的概念范围界定[4]。多数研究认同“新农人”具有互联网、创新、文化、群体化的4大特征，在组织形态上的经营类型包括个体经营型、合作经营型和企业经营型等。部分学者从“双创”视域对“新农人”乡村旅游创业的活动类型、空间分布[5]和人才培育创新机制[6]、“新农人”参与乡村振兴的微观心理感知、“新农人”在旅游创业场域中传承保护的成长路径与角色[7]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纵观国内外关于“新农人”创新创业的研究，大多围绕概念界定、创业类型和内在影响因素展开，而对于“新农人”与乡村文旅的内在创业驱动力和公共、商业价值等，还未深入探讨。

在关于“新农人”的学术研究中，还有部分研究集中于“新农人”推动乡村振兴、参与乡村建设意愿等凸显身份认同和驱动作用的实证研究。该类研究主要基于流动范式展开，通过回流的时空变化来展开，但大多数都是基于访谈的静态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并未涉及深度的多重复杂因素的组合效应。对“新农人”的内在文旅创业驱动力和组合效应开展实证分析和深入拓展，有助于揭示“新农人”乡村文旅创新创业效能提升的内在机理。

1.2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乡村文旅中的研究现状与价值

行动者网络理论以3个核心概念构建分析框架，即行动者、异质性网络和转译[8]。其中，行动者的概念界定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存在和力量，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不同的行动者在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是异质的。整个行动者网络是否稳定的决定因素是不同行动者利益的转译情况，其中，转译过程(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环节，在该环节，强制通行点作为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核心，是该理论框架分析的重点。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行动者和网络的并置和相互内在机理作用的过程来解释行动者网络构建的模式，剖析网络的稳定性和发展[9]。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学科范畴中主要聚焦于乡村和城市、经济、旅游地理。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实证研究主要围绕理论模型构建与应用、传播整合生态体系、转型升级内在机理、利益共生空间生产、乡村文旅体验模型等方面展开。在理论模型构建上，盛春辉[10]、陈维华等[11]分别在返乡创业生态系统模型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运行机制模型的构建中融合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传播整合生态体系上，牛耀红[12]、刘楠等[13]分别从农业技术传播和乡村文化传播视角探索了传播新生态和整合体系的内在效应；在转型升级内在逻辑和共生空间生产方面，郑辽吉[14]利用该理论挖掘了乡村文旅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力，谭华云等[15]和李鹏等[16]分别以红色文旅区域的利益共生和文化遗产地发展与空间生产为研究目标，开展共生空间生产的逻辑解构。上述研究基本遵循行动者网络理论展开与研究目标的适配情境研究，对理论模型的改造、优化和重塑较为少见。总的来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型的应用实证分析和涉及潜在驱动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式已经较为成熟，但对乡村文旅创业中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价值挖掘和效能提升驱动因素等还较少涉及。基于此，本研究拟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作分析框架(但并不拘泥于该理论)，并在此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探寻是否存在潜在适配因素，以期进一步完善和提升该理论在“新农人”乡村文旅创业中的适用性。

1.3 “新农人”返乡创业效能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与评述

受地域差异和各地政策响应程度的影响，“新农人”创新创业的效能不一，影响因素也呈现复杂、多变、隐匿等特征。纵观目前学术界对“新农人”创业效能影响因素的阐释，有的将影响变量作为自变量按照传统因素和新时代因素进行区分，如将区位条件、旅游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支持、乡村经济条件作为传统因素，将通信技术、交通设施、知识创新能力、社会资本和生态环境作为新时代因素；也有按照创业情境下的商业模式进行划分的，如将创业学习、资源编排、机会能力视为前因因变量，推动商业模式设计[17]；还有的将角色感知指标体系，如身份、声望、意识、技能、道德等，嵌入“新农人”返乡创业效能中。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基于扎根理论，将情境-思维-行为作为创业认知研究设计的基本逻辑，对情境、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进行变量测量与分析[18]。综上，现有研究中涉及的“新农人”返乡创业效能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微观心理、技术硬件、交通硬件、内在知识资本、政府政策推进程度等内外部环境上，对这些变量的相关性和显著性做了相关实证研究，但对各个变量及其潜在变量的组合效应和复杂构型等却较少涉及。事实上，“新农人”返乡创业效能的影响因素是由多个表征因素和潜在因素组合构成的，因此现有的实证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本研究拟整合文献和深度访谈案例，进行相关变量的组合效应构型研究，旨在挖掘“新农人”返乡创业效能的显性路径和隐性构型组成。

2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比较定性研究

2.1 案例来源与研究设计

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蒋家村位于富春江南岸、富阳区东南部，面积8.79 km2，常住人口4 000余人。蒋家村有600多年历史，是浙江省历史文化重点整治村。近年来，当地提出了“蒋祠古韵、台门迎客”的宣传口号，开展文化礼堂和“麦家书屋”建设，延续文脉，实施古建筑保护、入口节点景观打造、美丽庭院创建。

蒋家村每年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人数在3～5人。这些“新农人”在回流前的过往创业经历和前置身份多变。本研究以蒋家村近3年回流返乡创业的10位现从事乡村文旅创业的“新农人”为研究对象，以其返乡创业的前置经验、乡村文旅创业驱动因素、乡村文旅创业经历与现状、乡村文旅创业成效为节点，以行动者网络为理论指导框架，进行乡村文旅创业案例编码等定性研究，最终形成“新农人”乡村文旅创新创业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型。随后，结合文献和案例集合选出解释变量，提出研究假设，对解释变量进行案例数据收集，并选取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校准赋值，得到清晰集真值表，并纳入fsQCA 3.0软件进行计算，以验证假设并开展单因素分析，分析驱动蒋家村“新农人”乡村文旅创业的因素和组合路径，最后对照本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型进行优化和整合，得出研究结论。由于QCA在比较定性研究中能够处理小样本，因此本研究选取10位“新农人”作为样本。

2.2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框架构建

通过访谈，提炼出10位在蒋家村现从事乡村文旅创业“新农人”的创业形式-创业类型-主体构成-功能价值-前置身份-驱动因素(表1)。其创业基本类型包括经营型、平台型和知识型，主体构成包括本地人、外来人口和返乡创业人员，前置身份不尽相同，创业形式基本覆盖了目前乡村文旅的主流形式，驱动因素存在部分重合。

表1 富阳区蒋家村10位“新农人”案例的关键驱动要素识别表

续表1 Continued Table 1

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乡村文旅创业是集合文化产业、知识变现、旅游体验、创意农业等为一体的创新创业，存在较为清晰的行动者-网络脉络(图1)。在该脉络的构建过程中，将“新农人”的文旅创业模式和空间通过转译过程进行创新创业效能转化、流量转化、品牌传播和影响力打造，整合各类有利资源进行变现，传递机制将“新农人”和其他相关利益者主体的行为意向和目的进行表达，形成初创文旅模式、初期过渡模式、中期商业模式、成熟期、中后期模式等创新创业生命周期。“新农人”在该网络空间机制环节中进行业务创新和流量推广，促使行动者-网络的资源流动和转化，加快乡村赋能效应和品牌知名度打造。可见，由“新农人”为主导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型融合了乡村生态空间、文旅生产空间、社会传播空间、创新效能转化空间等，为“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转化效能提供了网络空间载体。

图1 蒋家村“新农人”乡村文旅创业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型Fig.1 Theoretical actor-network model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for “new farmers” in Jiangjia Village

根据上述模型，本研究提出蒋家村“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中行动者的构成，以及强制通行(OPP)逻辑图(图2)。

图2 行动者构成与强制通行(OPP)逻辑图Fig.2 Actor composition and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 logic diagram

参与“新农人”文旅创业的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返乡创业“新农人”、外来“新农人”和未曾流动过的本地“新农人”，而非人类因素依托政策、资源、人脉等来支持“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价值的提升，并最终落实为一个共同的契合点，即“新农人”创新创业赋能并加速资源、政策、人脉的转化。

返乡创业“新农人”具有一定的地理和空间流动经历，有着前置的身份认同和身份转化适应，在行动者网络建构和转译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关键行动者。具体地，返乡创业“新农人”具有较为丰富的前置创新创业经验，在政策响应和应用上也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和预判能力，人脉资源也较容易盘活，土地资源的留存也为其提供了较为丰厚的创业土壤。例如案例1和案例5中的乡村亲子研学基地和手工艺文创文旅模式，均需要一定的当地土地资源和人脉资源才能在最短时间盘活。

将蒋家村“新农人”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转译流程整理为图3。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依赖于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等转译的关键。三种类型的“新农人”通过个体的力量去应召动员。在“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效能问题的呈现和剖析上，创新创业驱动因素和组合路径能够转译相关资源整合，实现利益联盟，当出现相关业务模式冲突和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时，“新农人”会采取利益抱团的形式，集中资源和流量，以点带面提升文旅创新创业的时空分布和转化效能。上述对“新农人”行动网络建构与转译流程的分析，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了变量提取和界定的理论基础。

图3 蒋家村“新农人”行动者网络建构与转译流程Fig.3 Diagram of 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process of actor network of “new farmer” in Jiangjia Village

2.3 分析策略——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QCA)是以案例为导向的定性研究，同时可结合变量导向的定量方法，在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应用较多。近年来，在乡村旅游、游客体验等细分领域，也开始出现基于该方法与其他定量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究[19]。QCA的应用模式包含清晰集、模糊集与多值集，其中，清晰集适用于处理二分赋值的变量。本研究把蒋家村10位“新农人”的访谈逐字稿整理成叙事案例，通过编码构建理论模型后，探寻“新农人”文旅创业的驱动因素和组合效应构型对其创业效能的影响。因此，将本文的分析研究策略确定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在选择变量时，以具有较为直接清晰的对应关系，并能在编码中进行二分赋值为依据。对解释变量，以是否在案例中客观存在为依据进行赋值。

2.4 样本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蒋家村“新农人”乡村文旅创业作为研究案例，原因有二：一是蒋家村的“新农人”创业类型和形式分布较为均衡，“新农人”来源分类清晰，作为乡村文旅民俗村的典型，该村“新农人”的文旅创业驱动因素和创业效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潜在性；二是由于“新农人”存在流动的现象，他们的前置经历和创业过程作为深描的案例，可以从中提炼相关解释变量，不同的解释变量的组合形成最终构型，每个构型的差异性对于揭示“新农人”创新创业效能成果的内在机理是较有意义的。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蒋家村10位“新农人”的个人文旅创业案例。这些案例基于访谈逐字稿(共计10万余字)整理而成。

2.5 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界定

解释变量的界定与设计主要考量“新农人”文旅创业案例中有可能会影响到其创业效能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基于案例和以往研究[5，18，20]，设定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表2)。

表2 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的设定与赋值

续表2 Continued Table 2

续表2 Continued Table 2

3 “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效能驱动路径探究

3.1 变量赋值与真值表构建

根据解释变量的赋值规则和判断依据，参考二级解释变量的说明，进行QCA赋值。本研究共设置9个解释变量、1个结果变量。对10个案例进行编码汇总，得到清晰集真值表，将其作为定性比较分析的基础。

3.2 单变量因素必要性分析

首先，分析单一解释变量是否构成“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效能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从集合论的角度来看，构成充分条件的解释变量的集合一定是对应的结果变量集合的子集，即充分性解释条件的出现一定会导致结果变量的出现。

使用fsQCA 3.0软件，通过计算单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率进行单变量因素必要性分析(表3)。在9个解释变量中，资源资本与角色感知的一致性大于0.8，确定这2个变量是”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效能的必要条件。在9个解释变量中，没有一个变量的覆盖度超过0.8，表明任一单一变量均不足以导致结果变量的产生，不存在充分或者必要条件，但同时各变量又都体现出参与度较高的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据此判断，“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效能是在多个驱动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实现的。

表3 单变量必要条件检测结果

3.3 多变量因素组合分析

通过单因素必要性分析可知，本文设定的任何一个单独的解释变量均达不到驱动“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的阈值，不能响应本研究的核心——“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成效提升的内在机理。为此，以下进行多因素的组合分析。

在进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过程中，设定最小案例阈值为1，也就是说，不能解释任何一次“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的因素组合将被剔除。同时，设定吻合度阈值为0.8。在筛选后的模糊真值表中的影响因素组合可以大体覆盖大多数“新农人”的文旅创新创业效能。

在具体的分析模式上，本研究选择复杂解进行阐释。复杂解可以排除几乎所有的反事实组合。

本研究得出的复杂解包括4种影响因素组合，即构型1～4(表4)，体现了蒋家村“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的4种路径，总覆盖率达到了1，也就是说，这4条路径对文旅创新创业成效的解释力度达到100%。具体地，这4种构型组合分别是：构型1，～外部情感与信念*探索执行*～周围支持*～区位条件*角色感知*资源资本*～政府政策*～创新创业程度*～内部情感与信念；构型2，～外部情感与信念*～探索执行*～周围支持*～区位条件*角色感知*资源资本*政府政策*～创新创业程度*内部情感与信念；构型3，～外部情感与信念*～探索执行*周围支持*区位条件*角色感知*资源资本*政府政策*～创新创业程度*内部情感与信念；构型4，外部情感与信念*探索执行*周围支持*～区位条件*角色感知*资源资本*政府政策*创新创业程度*内部情感与信念。其中，“*”代表“且”，“～”代表“无”。

表4 定性比较组合分析结果(复杂解)

3.3.1 构型1：探索执行*角色感知*资源资本

蒋家村“新农人”的文旅创新创业模式具有多样性，调研的10个案例都反馈了创新创业效能的成果。其中，探索执行*角色感知*资源资本这条路径是“新农人”创新创业成效较高的组合路径。前文已述，资源资本和角色感知是“新农人”文旅创业的必要条件。在文旅创新创业过程中，具有资源资本和自我角色感知(身份认可、技能与知识储备等)，并结合探索执行的举措，能够提升“新农人”文旅创业的成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行动者网络的理论框架模型。由资源资本和角色感知构成的行动者网络，需要转译为探索执行才能让创业落地，并加快创业成果的转化。在10个案例中，最接近此路径的是农家乐创业模式。

3.3.2 构型2：角色感知*资源资本*政府政策*内部情感与信念

当内部情感与信念和角色感知产生一定的组合效应，而新农人又同时把握了政府政策，进行一定的资源整合和资本投入时，“新农人”通过在文旅创新创业中进行内外协调和资源重整，用政策红利撬动资源资本的投入，又依靠角色感知中的自我效能感知和内部情感中的前置积累和经验沉淀，保持持续高效的文旅创新创业产出。这响应了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中的征召环节，促使内外部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打好文旅创新创业组合拳。在10个案例中，最接近此路径的是乡村文旅电商创业模式。

3.3.3 构型3：周围支持*区位条件*角色感知*资源资本*政府政策*内部情感与信念

该路径体现了区位位置和周围支持两大因素的组合效应。蒋家村“新农人”的部分创业模式和类型与交通区位关联较大。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往往具有一定的乡愁情缘，对于乡村的乡土人情较为熟悉，因此他们具备一定的内部情感和信念，有较高的情怀和热情，也认同自身的角色。返乡创业虽然带有一定的流动性，但他们把这种流动作为资本和经验的积累，结合当地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通过政府政策和人脉撬动创新创业的效能转化。这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型中的利益联盟阶段遥相呼应，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达成一致，协同发展。在10个案例中，最接近此路径的是农业采摘体验。

3.3.4 构型4：外部情感与信念*探索执行*周围支持*角色感知*资源资本*政府政策*创新创业程度*内部情感与信念

该路径反映了内外情感与创新创业模式的叠加效应，但同时依赖于政府政策和资本资源的整合，还取决于探索执行的效率和周围支持与角色感知的并行。该路径的组合要素较多，基本覆盖了所设定的解释变量。该路径适合新型创新业务，通过以下3方面达到创新创业效能的提升：(1)识别出周围支持力量和外部情感与信念；(2)通过政府政策的解读进行资源资本的转化；(3)以一个创新创业模式进行积极的探索执行。这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型中的动员到利益联盟的动态过程相符。在10个案例中，最接近此路径的是乡村文旅直播创业模式。

综上所述，9个解释变量在不同路径组合下都会成为“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的驱动因素，其中，促进“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最简单的路径是探索执行*角色感知*资源资本，这应该能够体现目前主流的“新农人”乡村文旅创业效能提升的驱动策略。该策略能够以较为清晰的角色定位整合好资源资本，能够果断执行落地，克服内心阻抗，积极挖掘人脉和变现资源，从而找到探索执行的路径。

4 “新农人”乡村文旅创业驱动因素与组合路径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杭州市富阳区蒋家村10位“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的驱动因素和效能进行了编码和案例分析，基于多解释变量的视角对“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提炼和归类，在构建“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行动者网络框架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清晰集比较定性方法探讨了驱动因素组合影响“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效能的机制和路径。

结果表明：(1)角色感知和资源资本是驱动“新农人”创新创业效能的首要促进因素，这2个要素组合在“新农人”选择文旅创业模式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例如，“新农人”要选择类似乡村餐饮和娱乐相结合的模式，需要注重角色感知和资源资本的紧密联合。(2)资源资本和政府政策是影响“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驱动力的外部保障性因素，而角色感知和内部情感与信念作为内部驱动合力是内向型保障因素。“新农人”通过内外保障因素产生协同效应。例如，“新农人”在乡村文旅电商创业模式中需要紧密结合内外保障因素进行流量和渠道的变现。(3)当区位条件和周围支持成为主推因素时，“新农人”文旅创业的驱动影响因素偏向交通区位和资源资本主导型，如农村采摘体验，该模式需要较为便捷的通达度和交通到达度，还需要土地资源和自然人文资源的适配。(4)“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驱动组合要素随着政策的更迭、商业模式红利期的周期、网络热点的追踪等而发生变化，因此多重叠加效应路径下的“新农人”文旅创业效能组合路径为“外部情感与信念+内部情感与信念、探索执行+创新创业程度、周围支持+角色感知、资源资本+政府政策”的四维路径。该路径适用于热点追踪和红利期占位的商业模式，如现在的农产品直播带货、乡村文旅直播MCN(多频道网络)、村播MCN等模式。

4.2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优化发现

通过上述解集的考查和结论对照，可以将9个解释变量划为4种组合影响路径，分别为身份资源导入型路径、资源政策协作型路径、时空资本适配型路径、热点红利追踪型路径(图4)。

图4 蒋家村“新农人”4种组合路径的示意图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four combined paths of “new farmers” in Jiangjia Village

对照本研究的行动者网络模型框架，结合蒋家村“新农人”4种组合路径图，本研究发现，可将情境适配环节嵌入行动者网络理论中，以确保行动者网络模型在应用决策时能够有较为完善的组合决策方案可供选择。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基于定性比较分析实证研究的“新农人”创新创业驱动因素和组合路径情境下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型框架(图5)。

图5 基于组合路径情境下行动者网络的理论模型框架Fig.5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ctor network model based on combined path scenario

该理论框架在原有的转译过程中新增一个情境适配路径的识别与匹配过程，该过程的网络节点与强制通行点(OPP)形成联动，识别并排除一些无效因素和节点，精简后进行组合构型路径的决策，以提升行动者网络理论决策的效能。情境适配路径的识别与决策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行动。因此，本研究将实证分析后得出的4条“新农人“文旅创新创业路径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补充框架，让社会网络化建构、相关核心因素识别、人类和非人类异质性行动者的效能识别与提升实现精准化。

本研究的政策价值体现为以下3点：(1)“新农人”的乡村文旅创新创业需要整合周围的政策资源和自身的特质资源，通过响应政府的政策和规划，提升创业效能；(2)“新农人”乡村文旅创新创业需要识别内外部环境和情境匹配，对创业决策进行有效论证和实践，优化创业效能；(3)“新农人”需要结合自身身份、资源政策协作等进行创业效能的最优化配置，并通过时空资本和“热点”红利为乡村文旅创新创业提供保障和转化路径。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在行动者网络构建的过程中，所参与的行动者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本研究以“新农人”为研究对象进行案例提取、定性比较分析，通过各个解释变量的转译进行原有理论框架模型的优化和改进；然而，影响“新农人”创新创业效能的因素还有很多，效能的概念界定和成果亦没有明确的标准，且QCA受限于小样本的研究方法，无法将所有的因素考虑进去。同时，蒋家村“新农人”的类型和创业履历并不包含所有“新农人”的情况，为了保证研究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本研究限定了研究对象和范围，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此外，“新农人”的身份流动和过往经历作为潜在变量具有一定的研究潜力和价值，但本研究并不能揭示动态的时间和空间的关联，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揭示“新农人”的解释变量和潜在变量对于整体网络行动者的内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