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琴

(山西开放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7)

西方心理学著作常常把无限纷繁的情绪和情感概称为感情。[1]情感是比较深沉的、内在的一种感情，“日久生情”一词就是对情感的最好诠释；情绪更多地是一种外在状态的表现，与情感对比而言是浅层次的。情绪和情感之间存在着相互牵制的关系，是同一种性质心理活动中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感情状态。

人类的感情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歌唱就是人类内心感情艺术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人类相互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

歌唱的感情具有主动性、能动性，歌唱者要表演一首作品，需要主动去体验、感受作品的思想内涵，引起情感共鸣，在这种情感的引领中产生相对应的情绪，以此展开对歌曲的二度创作。在歌唱艺术的表现中感情支持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歌唱者的气息、共鸣、咬字吐字、声音线条以及歌曲最终所表现的精神主题等方面。

一、感情增强了歌唱呼吸的动力

人的声音产生、传播以及共鸣都需要通过呼吸来进行，人在吃惊、高兴、悲伤等情绪的推动下产生的呼吸更深、更具有张力。同时，能使歌唱腔体积极、自然地张开，在情绪的支持中歌唱共鸣腔体内的空气流动性更强，由此声音会得到充分的共鸣和传播。所以，情绪对歌唱气息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中的《笑之歌》为例，此作品是剧中角色——女仆阿黛拉的一首幽默的咏叹调。阿黛拉聪明伶俐、勇敢活泼，是爱森斯坦伯爵家中的女仆。贵族生活和平民生活的对比以及男主人的调戏让阿黛拉心中积累了很多不满。在一次化妆舞会中，她装扮成一位女演员趁机对男主人爱森斯坦伯爵进行了一番报复性的嘲讽。在这首咏叹调的开始部分，阿黛拉对伯爵用调侃的语气边笑边唱，在笑的情绪推动下，歌唱者的气息自如、灵活，使共鸣腔得以充分地打开。在歌曲的高潮部分，花腔的跳音和笑声相连接，笑声和歌声充分地融合。每一乐句都自然、俏皮、流畅，让倾听者忍俊不禁。在笑声的推动中，共鸣更有穿透力，在共鸣的渲染下，歌声充满了色彩性。这首咏叹调的演唱灵活生动，表面上是对于伯爵的嘲笑，实际上表达了阿黛拉所代表的平民阶层对上流社会的不满情绪。花腔技巧的驾驭在这段作品中是必要的基本功，演唱过程中作品的情绪推动了歌唱者的气息，使其表演更具感染力，刻画出角色的性格特点。

歌唱表演是生活中的情感和情绪艺术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以歌曲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情感为源头，通过其相应歌唱情绪的表达来表现歌曲的思想感情。阿黛拉把对男主人不满的情绪化作嘲讽的笑声，在笑声中歌唱，在歌唱中嘲讽，在不满情绪的推动中气息更流动，声音更灵动，表达出阿黛拉勇敢、泼辣的形象特征。

二、感情渲染了歌唱咬字、吐字的效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品的创作和表演逐渐分离，从而有了更细化的分工，即作品的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词曲作者对于声乐作品的创作是一度创作，其创作也是以感情为起点来展开，创作的作品最终也是以情感的表达为落脚点。对一首作品进行歌唱前期的准备工作以及歌曲的表演，是对声乐作品的二度创作。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分析歌曲创作背景、作曲家的创作风格以及作品的主题思想、旋律特点，以作品的思想感情为出发点，然后再依据音乐的表现规律，对作品中的人物、情感进行再创造。[2]歌剧《白毛女》的咏叹调《恨似高山仇似海》中的咬字、吐字具有鲜明的戏曲风格，而这种风格的表达就是在充分研究作品相关创作背景、主题思想等基础上对作品进行的二度创作。

风格鲜明的咬字、吐字方式也是以作品的感情为出发点，呼吸是咬字吐字的动力支持。在这种动力支持中，咬字吐字的节奏、力度、腔调的把握是乐句情感传达的关键。歌剧《白毛女》的咏叹调《恨似高山仇似海》中开场的第一个字——“恨”的演唱表达方式，就是在对歌曲进行感情酝酿中爆发出来的以情带腔、以腔拖声的艺术表现。旧社会的压迫让白毛女喜儿心中积累了山一样高、海一样深的仇恨，带着这种仇恨的感情使她用哭腔呼喊出“恨”字，强化、渲染了仇恨的感情，一个 “恨”字的表演将满腔的怒火迸发得淋漓尽致，渲染了歌曲的艺术色彩。在雷佳演唱的版本中，那句掷地有声的“我是人”中的“人”字，在情绪的酝酿和推动下，咬字方式从字头到字腹、字尾，着重强调了每个环节，声调也在二声的基础上给予了重音来收尾的力度，同时节奏拖长、放慢，表现了作品中矛盾的冲突和对立，用激烈的情绪和着重的咬字强化了歌曲的主题意境。

中国的戏曲、民歌将情感的表现和咬字行腔的配合深入融合到极致。《恨似高山仇似海》就是一首具有戏曲风格的歌剧作品，采用了戏曲中的“紧拉慢唱”，乐队的配器、情绪的张力和咬字行腔的配合都突出了戏曲的特点。在结束部分，围绕着“鬼”字的演唱将歌剧中的矛盾冲突层层推进，一共有四个“鬼”字，每个“鬼”字都蕴含着不同的情绪波动，从对万恶旧社会的控诉到喜儿的勇敢抗争，情绪的变化层层迭起。最后一句“我是不死的鬼”，更是通过对“鬼”字的强调和渲染，将喜儿仇恨的情绪以及与旧社会抗争的精神在开放性的音乐结局中得到升华。在这首作品中，通过对“人”字与“鬼”字浓墨重彩的表现，渲染了歌唱表演中咬字吐字的艺术效果，点明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三、感情丰富了歌唱的旋律线条色彩

18至19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理论家主张文艺以抒发情感为主旨，将艺术的起源和功能归于自我情感的表现。[3]感情是声乐作品创作和演唱的主要支持，通过歌唱艺术表达了创作者的思想感情。思想感情对歌唱技法的提升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情绪的带动下丰富了歌唱的旋律线条色彩。

歌唱中，在气息的支持下发声同时配合咬字、吐字的腔调形成了歌唱的旋律。歌唱的旋律线条有流畅圆滑的大线条也有颗粒性跳动的小线条，有强力度的旋律也有弱处理的旋律等各种旋律形态，不同旋律线条在与丰富的情感层次融合中表达了不一样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中的《木偶之歌》，威尔第歌剧《弄臣》中吉尔达的唱段以及莫扎特歌剧《魔笛》中夜后的咏叹调《复仇的痛苦》，都属于花腔女高音作品。根据每部歌剧的角色定位及情感不同，作品所表达的声音线条色彩也是不一样的。

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中的《木偶之歌》，其角色定位是一个叫奥林匹亚的木偶，是一个没有血肉没有感情，随着机器发条的设定而歌唱的洋娃娃，歌曲的内容表现的是林中小鸟清脆而婉转的歌声。奥林匹亚是一个小木偶，她的演唱情绪就是机械的情绪，这也是歌唱情绪表演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奥林匹亚歌唱了林中小鸟美丽的歌声，并且模仿小鸟清脆的叫声，同时表达了爱情的美好。由于角色的需要，在乐句与乐句之间的连接中，语气感的对应关系不鲜明。声音线条表现出像机器一样精准的、没有情感呼应的语气特点。旋律线条的行进十分干净，不加任何的语感和情绪修饰，包括小颤音的声音频率也是机械而整齐的。洋娃娃的人物设定传达出机械、僵硬的状态，其所蕴含的感情也是机械的，表达了机器一样、没有语气对应感的声音旋律色彩。

同样是轻盈、可爱的花腔表演，在歌剧《弄臣》吉尔达的唱段《亲切的名字》中塑造的角色是一个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少女形象。这首咏叹调被注入了爱情的情愫，表现出浓浓的爱意和甜蜜。唱段描写了少女吉尔达刚结束与情人的约会，对着夜空不由地唱起了这首咏叹调。在开始的宣叙调部分，吉尔达呼唤着情人的名字，乐句以连贯流畅的大线条为主，每一句都是用情至深的呼唤，声音甜蜜而温馨，充满着少女的幻想，与广袤的夜空遥相呼应。进入咏叹调部分后，用流动的小线条和跳音来回交替编织旋律，表现了吉尔达初涉爱情时甜蜜激动的情绪。在这种爱的情绪引领下，跳跃和连贯的旋律线条相互交替回响，加之频繁出现的小颤音，让吉尔达的歌声如情人耳边的情话一样扣人心弦。在爱的情感浸润中吉尔达的声音表现出甜蜜、美好的旋律线条色彩。

莫扎特歌剧《魔笛》中夜后的咏叹调《复仇的痛苦》，表达了夜后满腔怒火和仇恨的感情。剧中，夜后仇恨大祭司萨拉斯特罗，她要求自己的女儿利用机会去刺杀大祭司，但遭到了女儿的拒绝。由此，点燃了夜后愤怒的火焰，在紧张、激烈且具有对抗性的音乐旋律中夜后演唱了这首咏叹调《复仇的痛苦》。歌曲开始部分是强力度的连音旋律线条，夜后的扮演角色是花腔女高音，花腔技巧的表演在此处更多地突出了一种戏剧性对抗的矛盾张力。夜后复仇情绪的激化使声音线条具有矛盾对抗、冲突的特点。歌曲的后半部分，快节奏的旋律和强力度的跳音更像是夜后复仇的火焰在高涨、在燃烧。花腔跳音在快速、激昂的音乐渲染中不断徘徊、上升，一连串华丽的花腔，在人声最难以企及的高音域反复跳跃、对抗，紧张的旋律、震撼的花腔共同营造出神界的威严和神秘，在夜后复仇情绪的推动中，声音充满了愤怒和激烈对抗的旋律色彩。

具有机械表现力的《木偶之歌》、充满爱情色彩的《亲切的名字》、在愤怒中迸发的《复仇的痛苦》，这些作品用花腔女高音在不同情感表现中塑造的丰富旋律声音线条，表达了不同的艺术特色和思想感情。声音是重要的交流媒介，通过情感浸润的歌声色彩具有多样性，表达了感情的细腻与真实，更能走进倾听者的心里，具有深刻的艺术影响力。

四、感情支撑了歌曲主题思想的表达

感情在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以感情为创作源头，通过其声音和语言载体的外在表现力表达出声乐作品的主题思想感情。所以，感情从歌唱内在的发端、辅助到外在的表现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说歌唱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具有感染力的歌声是歌唱的重要组成部分，歌词内容是歌曲的主题中心，通过饱含深情的演唱歌词，以声情并茂的方式来感染人、影响人，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英雄赞歌》是一首被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歌唱了英雄的先进事迹。这首歌曲主题鲜明，运用独唱和合唱相结合的方式歌唱了为革命斗争英勇牺牲的烈士。歌曲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为独唱，情绪积极，语调抑扬顿挫、娓娓道来，歌词描写了英雄深入敌后英勇杀敌的场景，声音绘声绘色、有明有暗，像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后半部分为合唱，歌词表达了英雄虽已牺牲，但其精神永存。这首歌曲中，悲壮的情感和奋发的精神是其主题思想感情。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首满怀爱国深情的作品，表达了“我和我的祖国”息息相连、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心情。歌曲采用三拍子的节奏，将祖国比作大海，我们是大海中的浪花一朵，情绪积极、乐观，旋律悠扬、回味无穷。在歌曲的高潮部分，旋律层层递进，情绪随之高涨，嘹亮的歌声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英雄赞歌》和《我和我的祖国》都是以颂歌为主题的声乐作品，一个是歌颂了为革命斗争牺牲的英雄，一个是歌颂了伟大的祖国，情绪都是激昂和奋进的。《英雄赞歌》将英雄战斗的形象在歌曲中生动再现，具有写实主义的风格。《我和我的祖国》将我和祖国的关系具象化为少女与母亲、浪花与大海的关系，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激发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歌唱者只有将自己融入到歌词的情景中，才能表达歌词的意思，引起听众的共鸣。

五、感情与歌唱在互动中升华

感情对声音技术层面有着启发、辅助的作用，感情带动情绪的释放，与歌唱发声技巧相辅相成。在情绪的作用下，歌唱的语调、语气、音色、节奏速度甚至肢体形态都发生了相应的艺术化反应，由此形成了歌唱声音的情感表达。所以，感情有着重要的美化和渲染作用，是连接作品内在思想和外在艺术表现力的桥梁。

歌唱的情感具有主动性，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与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情感、个人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4]歌唱者在进行二度创作的同时，其歌声的表达也使情绪有了更好的释放和表现，传达了作品的主题艺术思想，歌唱中的情绪内化为深层次的情感体验，感染听众的同时也激发了欣赏者的内心情感，从而也激发了其表达期望。《礼记·乐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深刻阐述了感情和音乐的创作、表演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感情为支持来辅助歌唱发声，增强了歌唱的艺术表现力，同时对歌唱作品思想主题具有精神支撑的作用。感情和歌唱之间互动性的升华，深化了精神追求，提供了价值导向，具有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歌曲在歌唱时代的主题思想和主旋律的同时，传递了正能量，增强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在内化于心的同时鼓舞着每个人，是社会、国家发展的精神支持和不竭动力，同时也是歌唱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