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丙泉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山东 威海 264209)

依靠精神创造的能力，人类超越动物状态，文明不断进步。但若仅仅是能发明工具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样的生活离动物并不远，因为一些动物也可以使用简单工具，甚至有互相合作的策略。其实这些活动都在动物的本能范围之中，是自然神奇造化的体现。而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在于精神创造，人的行为是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精神世界中有动物本能欲望的强大力量，也有精神自身的无限广阔、自由。人要在这个世界里寻找到自我，有人的生存方式，并不断创造、推动文明发展。

一、文明发展创造人类自己

自我创造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有精神活动能力，要超越动物状态，但精神是物质的产物，无法完全脱离血肉之躯和现实世界。精神活动的动力无疑是生存的本能力量，这种力量驱动人们去努力想象，去发明创造改变现实以保障生存。在这个过程中，本能力量推动精神活动指向现实世界的物质需要，产生永无止境的欲望力量。本能力量也推动精神自身的活动，而精神自身广阔自由，不可把握，难以理解，便产生种种幻想，乃至出现种种神灵。

本能欲望的强大力量表现出来，人类生活中便有和动物一样的征服、占有、统治的行为，如抢夺、劫掠、欺凌、压迫、战争和杀戮。种种幻想、神灵表现出来，便有崇拜、迷信等各种行为，如史前文明中的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各种巫术活动。

在文明的早期，人类精神活动便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或者是被动物性的欲望所支配，或者是被幻想的神灵所驱遣。此时人类文明能力低下，无法真正把握自我，还没有真正人的生存方式。但人不是动物，必定需要超越动物；人不是神灵，必定要靠自己来生存。动物是人要超越的状态，神灵是精神的幻象。只有欲望的满足，不过是动物；只幻想神灵，必定陷入疯狂。这二者都不是人的生存方式，二者之间才是人，既有动物肉体生存的物质基础，又有积极活跃的精神能力的发挥。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便是在二者之间创造自己的过程，文明不断发展进步，人自身也就不断显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不断解除物欲束缚、超越动物状态，另一方面也不断摆脱精神迷狂、走出神灵的阴影。人的创造渐渐增多，所思所想的精神活动也逐渐增多，也就是人的理性思考的成果，即知识和理论逐渐增多，人更多地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也就是说生活在人的状态之中。但这条道路坎坷曲折，人在动物和神灵两个极端之间左冲右突，动物、人、神灵这三种力量不断交战，经历许多艰难困苦，付出巨大代价，人类才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拥有人的生活方式。

关于上古时期人类的记忆痕迹，主要是靠神话传说和史诗留传下来，如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等，其中无论是天神或者英雄人物，为了满足占有欲，无不体现着残酷血腥的暴力，而这正是人类早期生活的特点，是动物性欲望的直观体现。

神灵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如宙斯、阿波罗、雅典娜等，都是想象发挥到极限而产生的形象。正如鲁迅所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神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1](P6)神话传说有其现实世界的依据，更增加了许多夸大、幻想的成分。因此也高度集中、概括、象征性地回答着关于世界、人生的许多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揭示现象后面的本质性内涵。所以说，神话传说充满魅力，世代流传，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神话中也有类似的形象，如共工、蚩尤、刑天等是欲望暴力的象征。经过血腥地战斗，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才最终统一起来，并被后人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夸父、后羿、大禹等也是承载着欲望力量和精神想象的神灵，在文明稍有进步后的商代，其建国、统治也十分残暴血腥，考古发掘出来的商代数量巨大的牲殉、人殉的遗骸，都是有力的证据。这种残暴也抽象化为商代青铜器上狞厉的饕餮形象，显示着商王统治的力量与威严。在有关夏商的传说中，都有夏王、商王与上天相沟通、获得神秘力量的传说，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巫术活动，是承载着巨大的生存欲望的精神想象。

在这些巫术活动中，虽然充满暴力、恐怖和疯狂，但人类的历史也在不断发展、进步，逐渐从这种神秘氛围中一步一步走出来。大禹是神话中的英雄，他的儿子启能和上天沟通，建立夏朝。汤则成为举行巫术活动的巫师，也是商朝的开创者。周人祖先公刘为躲避戎狄暴力侵犯，带领部族迁徙他乡。后来的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他“拘而演《周易》”，成为建构世界新秩序的伟大思想家。这种新的精神秩序也很快体现在人间世界，周武王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周朝。武王的弟弟周公制礼作乐，把社会统治秩序和人密切联系起来，使文明有了巨大进步。与“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的商代相比，周代文明不再盲目使用暴力、迷信鬼神，而是认识到了人的自身力量。“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论语·八佾》)，人的形象更加突出，地位更加重要，精神世界更加清晰明确。

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不断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满足需要。人类创造出各种工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改变了周围的世界，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些新的变化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人处于动物、神灵之间的一种状态。人类的创造越多，人的生活也就越丰富充实、越远离动物状态，从而拥有越来越高的文明。

二、人类文明的飞跃

在文明发展的早期，人类还没有自我觉醒的意识，没有多少自由创造的能力，保障生存是本能的要求，也是最大、最强烈的愿望。只有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精神创造的成果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出现伟大的哲学家阐明人和动物、神灵的不同，深入认识人类自我本性，人类才获得独立和自由，实现文明的飞跃。这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以他们的精神创造为标志，人类文明出现质的飞跃。雅思贝尔斯说道：“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们敢于作为个体依靠其自身。中国的隐者与云游思想家，印度的苦行僧，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们，他们尽管在信仰、思想内容、内在状况上截然不同，但全都属于哲学家之列。人们有能力将自身与整个世界进行内在的对比。他们在自身之中发现了根源，并由此超越了其自身以及世界。”[2](P10)他认为孔子就是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一些中国思想家的观点和他不谋而合，也更好地解释了“轴心”一词的含义。如柳诒徵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3](P231)梁漱溟非常赞同柳诒徵的观点，他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4](P150)在孔子的时代，中国文明实现突破，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化创造，即阐明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的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5](P99-100)

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发生质的飞跃的时代，是一个出现“人的生存方式”的时代，“自此以后，人才之所以成为人。”[2](P8)“这一‘人之存在’的整体改变可以称之为精神化”[2](P10)。这个轴心时代的伟大哲学家包括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琐罗亚斯德等人，他们的思想探索建构起了人的完整、独立、富于活力的精神世界。也说是人把自己的存在和动物、神灵明确区别开来。在动物和神灵之间，人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生成内在的动力，不断创造自己的生活。在“轴心时代”出现飞跃的文明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那些没有实现飞跃的人类文明，由于没有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则在较低的水平上停滞不前，世代重复着几乎一样的生活。有的文明区域虽然人口众多、力量强大，但只是如动物一样，欲壑难填，野蛮劫掠、征服其他民族。人终究不是动物，这样的文明没有发展前途，最终变得衰弱，乃至消失在历史中，如那些曾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上驰骋的游牧文明。有的虽然表现出更多精神方面的活动，甚至有杰出的发明创造，却把自己当成神灵，追求不朽和永生，这样的文明只能不断走向虚妄，最终难免衰落和消亡，如曾经建造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奇迹的古埃及文明。还有的向实现飞跃的高级文明学习，从而走上继续发展的道路，如欧洲的法国、德国等学习古希腊、古犹太文明，亚洲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学习古代中国文明。

文明的飞跃是人类精神能力得到巨大提升的结果，由伟大的哲学家们经过努力探索才得以实现。文明的飞跃表现为人类对自我和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把握了更多规律，有更多发明创造，有更好的生存状态。除了这些之外，尤其重要的是人自身的觉醒，产生了坚定的精神信仰，确定了人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不再受动物欲望和神灵幻想的主宰。人类有了精神信仰，便有了稳固的立足点，由此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并不断进步。

文明实现飞跃之后，人才真正有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人有了完整、稳固、自由的精神世界，有了真正的人的心灵，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不再轻易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如果把人的精神世界看作一个遮风挡雨、供人生活起居的建筑，那么，在实现文明飞跃之前，这个建筑不过是简陋的窝棚，几根木棍搭上一些茅草。而在实现文明飞跃之后，这个建筑便有了牢固的地基、粗壮的立柱和横梁，有了坚实的墙壁和屋顶，各个部分紧密地有机结合，构成一座雄伟坚固的精神殿堂。这座精神殿堂的地基便是人生信仰，立柱横梁是生活规律，墙壁屋顶是丰富的知识，还有各种艺术的装饰。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不同文明创造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伟大建筑，人们常常将其作为各种文明的象征。如古希腊文明中的神庙、古罗马的大竞技场、基督教文明中的哥特式教堂、伊斯兰文明中的清真寺，中国文明中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的楼宇等。

在不同的文明飞跃中，这种精神信仰的表现不尽相同，影响着各自不同的发展。按照和动物性欲望、幻想性神灵的接近程度的不同，文明飞跃的情形可以分为三种：偏重欲望的文明、偏重神灵的文明以及居于欲望和神灵之间的人的文明。

三、有所偏颇的文明

那些实现飞跃的文明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当代，人们的生活还受益于这些文明，如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犹太文明、古波斯文明等。在这些文明中，可以说中国文明以人为本，古希腊文明偏重欲望，其他文明则是偏重神灵的宗教文明。

在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提出要“认识你自己”。他主张积极发挥精神力量，超越动物状态，去追求知识，同时又要知道人和神之间的距离，保持对神的敬畏和信仰。苏格拉底喜欢思考，他认为自己有许多问题不明白，通过向别人请教和辩论来获得知识。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清醒的头脑，能思考问题和寻求知识。他说他要做一只牛虻，不断叮咬人们以保持意识清醒，不至于陷入昏沉的动物状态。古希腊人也敬畏神灵，他们建立神庙供奉雅典娜、阿波罗等。哲学家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他说苏格拉底“常常在家中献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6](P1)。对于现实生活，苏格拉底有自己的原则，不被动物欲望左右，“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最严格控制他的激情和嗜欲的人，而且也是一个能经得起冷、热和各种艰苦劳动的人。此外，他还是一个非常惯于勤俭生活的人，尽管他所有的很微薄，但他却很容易地使它应付裕如。”[6](P7)苏格拉底告诫年轻人过有节制的生活，劝勉人们去追求知识和那最光荣、最美好的德行。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继续思考，对世界万物提出“理式”说。他认为在纷纭变化的万事万物之上有一个世界的本源，即“理式”，这是真实、永恒的存在。人可以观照现实，让思想高飞远举，达到“理式”的世界。在对诗人的评论中，他认为诗人凭借灵感而进入“理式”世界。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与老师相反，他注重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研究，也研究“形而上学”，认为可以在研究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去追问世界的本源。

这三位哲学家都重视人的理性。古希腊人运用理性的力量，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保证个体和社会的生存发展。他们也有关于社会发展的思考，如苏格拉底的理想国是由统治者、武士、平民三个阶层构成的一个理想社会。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影响下，古希腊文明不断发展，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这种文明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如英国的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7](P669)伟大哲学家的创造是自己努力思考的结果，也受历史时代环境的影响。古希腊人获得知识、增强力量，主要是为了保证生存，征服他人，满足自己动物性的物欲需要。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雅典娜、阿波罗、维纳斯等都非常自私，他们的故事主要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占有、统治的欲望。在《荷马史诗》中，那些希腊英雄不过是掠夺、抢劫他人的强盗。为了劫掠财富，他们毁灭一座城市，屠杀无数无辜的生命。古希腊城邦实行奴隶制，那些自由的公民，包括哲学家在内，他们优裕的生活是建立在奴隶们的痛苦之上，其中最典型的是斯巴达城邦，其本身就是一个大军营，靠残酷压迫奴隶来生存。

城邦统治者也不断向外扩张，靠暴力征服对手。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带领军队四处征战，掠夺财富。后来古罗马吞并古希腊，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文明，仍是依靠强大军事力量不断征服等手段建立了强大帝国。但这种文明依靠暴力满足欲望，有更多动物性成分，不是人类文明的正道，所以当罗马帝国达到鼎盛之时，也就开始衰落，最终难免灭亡的命运。古希腊文明智慧高超，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后来的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继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满足欲望的文明，而宗教文明主张禁欲，是崇拜神灵、有更多神性的文明。如犹太教的历史非常悠久，从犹太教中又发展出基督教。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又一个源头，对世界文明有重要影响。在犹太教的经典《圣经旧约》中，记录了犹太民族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是犹太人不断寻找上帝，坚定信仰的过程。在《出埃及记》中，犹太人的领袖摩西得到上帝的召见，从上帝那里接受律法。依靠上帝的保佑和指示，犹太人获得强大精神力量，克服无数艰难困苦，最终回到自己的故乡。

在犹太教中，上帝是唯一的万能的神，只有全身心地信仰上帝，才能获得上帝的保佑。但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他们又常常忘记上帝的训诫，任意妄为，迷失正道。他们不断遭遇悲惨命运，先是被亚述打败，后来又被巴比伦灭国，无数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这一历史阶段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犹太民族中出现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面对苦难命运，他们深刻反省，检讨犹太人的各种过错，重新坚定对上帝的信仰。通过这些先知的努力，犹太人逐渐建立起自己强大的精神世界，他们懂得生存的规则，严守戒律。他们认为，人不能只满足自己的动物性欲望，只图感官享受，要遵守严格的戒律，虔诚信仰上帝，才能获得保佑。因为崇拜上帝、遵守戒律，所以信徒便既有对上帝信仰的追求，又有超越动物的表现。而那些戒律，那些民族生活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先知们思考的成果，逐渐建构成犹太民族的精神世界，推动他们不断生存发展，创造新的文明。

《圣经旧约》是古老犹太民族生活画卷的记录，其中的光荣与耻辱刻印在犹太人的精神世界里，给他们以经验和鼓舞或教训和刺激，激励他们努力奋斗，克服各种困难去实现梦想。对于生活在黑暗中世纪的基督徒来说，基督教也带来心灵的慰藉和安宁，带来生活的秩序、力量和希望。宗教中有对神灵的敬畏、对动物性欲望的超越，那些戒律为人们提供生存发展的原则和方法。

与偏重满足现实欲望的古希腊文明相比，宗教文明压抑人们的欲望，偏重崇拜虚幻的神灵。在受到强大外界压力、生存遭遇严重困难时，宗教中的神灵给人们带来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但这种精神力量也会造成人的异化，不利于人的自由创造。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拜倒在上帝面前，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拯救自己。人没有什么地位和尊严，没有创造的能力，而且是有罪的、卑贱的，人生的意义只在于早日离开现世，升入幻想的天堂之中。基督教束缚了人性的自由，阻碍了文明的发展。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人们才逐渐走出上帝的阴影，恢复人性的生机活力。

四、孔子儒家的文明飞跃

和上述两种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没有欲望、神灵方面的偏颇，是一种以人为本、包容动物性欲望和神性追求的文明。对中西文化，梁漱溟曾进行过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他说：“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和尚道士的不娶妻、尚苦行是印度文化的模仿，非中国原有的)。”[4](P150)他看到西方文化中宗教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备，在孔子有他一种精神，又为宗教所不能有。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5](P100)。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文明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文明。“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5](P103)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也就是“人”或“做人”。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而“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记·礼运》)。礼起源于动物性的饮食需要，但又超越动物，有“致其敬于鬼神”的精神活动。“礼”表明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在礼的起源中，“致其敬于鬼神”表明礼有超越动物的精神内涵，同时还表明与“鬼神”之间的距离，表明敬畏神灵的心理，不至于走向精神迷狂。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和动物、鬼神的区分。这种思想在《论语》中有明确表达，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如人敬畏鬼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等。

孔子不迷信鬼神，但有敬畏之心，有对“天”的信仰。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孔子“畏天命”，又“五十而知天命”，认为“天”崇高神圣，是生命的根基和源泉，是生存发展的保障和精神信仰的对象。“唯天唯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圣人能遵从上天的法则，开创文明。人要以圣人为榜样，发挥自己的能力，经世济民奉献社会，同时也和天地合而为一，达到参天地、赞化育的崇高境界。

“为仁”就是要超越动物状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认为“为仁”在于自己的努力，不能依靠其他外在力量，“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人要对自己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仁”，人担负着弘扬“道”的神圣使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为了完成这项神圣使命，不惜“杀身以成仁”。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认为人生任重而道远。“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8](P29)

人不是动物，也不是鬼神。人们在生活中有丰富的内容，有确定的秩序，还有明确的方向，即追求崇高神圣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仁”。孔子“仁”的思想建构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李泽厚说：“孔子通由仁而开始塑造一个文化心理结构体，如说得夸张一点，也就是在制造中国人的心灵。”[9](P30)

孔子儒家“仁”的思想确定了人的高贵地位，如“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后世儒家不断阐发“仁”的思想，把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心灵和万物、宇宙联系在一起，如“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0](P31)。在儒家思想中，人是世界的中心，人心中包含了宇宙万物。这也是《中庸》的中心思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按照本性要求，达到中和状态，“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孔子阐发“仁”的思想，实现中国文明的飞跃。后世儒家不断丰富、深化、践行孔子儒家思想，“为仁”也就是“做人”，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国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量，历经数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在全世界独此一份(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文明都早已中断)，与这个孔子仁学结构的长处也大有关系。”[8](P34)中国历史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但儒家思想始终是文化的主流，引领中国人努力做人、不断创造、奉献社会，乃至于参天地赞化育。

在“轴心时代”，经过伟大哲学家们的努力，人类文明产生飞跃，从较低级的蒙昧、混乱状态，进入到一个光明灿烂、有序发展的新阶段。人类认识到自己的特性，寻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断追求理想和创造生活，从而推动文明的发展。在实现飞跃的几大文明中，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明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