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婷婷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0)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全局发展着眼，提出于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文化强国既是综合历史和现实做出的理论归纳，也是对社会发展和建设规律的系统性认识。作为历史发展定位，文化强国是基于人类文明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做出的理论判断；作为国家新发展战略，文化强国是基于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历史地位做出的抉择；作为社会理想，文化强国是基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做出的正确认识；作为社会发展架构，文化强国是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在机理的唯物主义把握。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期，探究建成文化强国的价值意蕴、生成逻辑、价值定位及价值依据，对于科学定位文化强国战略地位,明晰文化强国战略价值意蕴，彰显中华文明物种特色，打造中国新形象具有切实的价值意义。

一、新时代建成文化强国的价值生成逻辑

(一)历史逻辑：经典传统文化的历史涵养

深厚的文化根基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脊梁，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价值意蕴生成的历史源头。文化作为包含多种要素的统一体系既具有自身的稳定机制，也隐含着系统崩溃的可能。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一大文明中心，是唯一未断裂且传承于今的文明。文化强国战略价值的实现依托于中华文明发展成果，立足于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卓越成就之上。“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中华民族长达五千年的发展历程造就了意蕴深厚的中华文明。在人同自然关系上，中华文明倡导“天人合一”。西方近代哲学泰斗大都极度推崇科技的力量，主张探索自然的终极指向是征服自然力量。对于人与自然问题，《周易大传》所推崇的“天人协调说”在中华文明宝库里占据核心位置。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有机体系，人作为系统要素的核心成员从属于天地万物普遍运行的发展规律，并借助这种规律影响和改造自然。中华文明的这种主张克服了人与自然两者的对立，倡导人同自然界的协调统一。对于人的社会关系问题，中华文化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主张“家族本位”。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个人本位”，中华文明注重家庭伦理关系，强调家庭成员间的责任义务关系，例如父慈子孝、夫妻相敬如宾等。对于家族成员间关系的处理，中华文明以和谐为准则，弘扬家庭道德、传统美德，以期构建融洽和谐的社会关系。传统文明的“家庭本位”思想虽忽视了个人权利，但是其对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具有切实的价值。对于民族问题的处理，传统文明推崇“协和万邦”理念。区别于西方文明的好战健斗，中华文化提倡在民族独立的前提下打造各民族间和谐的关系模式。中华文明主张在本民族家园和谐安定的基础上，以道德教化为原则影响他国，以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夙愿。中华文明中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内含浓厚的和平理想，为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养料。

(二)思想逻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旗帜和灵魂，是新时代文化强国价值意蕴得以生成的思想引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守正创新，在革命战争时期创造了红色革命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造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引领地位的体现形式与当下时代特征相符合，是繁荣兴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也是保证新时代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生命力与鲜活力的必要前提。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明相得益彰。落实文化强国战略任务，须科学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机理。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印记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重要属性，这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依据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华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推陈出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的涵育下凸显“中国特色”。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文化领域的核心遵循。中华文化明确了“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回答了“我们要到哪里去”。文化强国战略的落实亟需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根本指导思想”[2]，它从根本上确定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定位了我国文化领域的发展朝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样态，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遵循下返本开新、推陈出新。最后，马克思主义确保文化强国发展的“二为”方向。人民本位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主线，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终极价值旨向。新时代，坚守人民立场的要义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导引，其从根本上确保了文化强国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此外，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根本标识是社会性质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特质的鲜明表征。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前提下，我国文化强国的建设将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给予动力源泉。

(三)实践逻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诉求

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全体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是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价值意蕴得以生成的实践来源。在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中，文化强国既是构建现代化国家的核心要素，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建成文化强国既回应了人民大众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积极应对了国际错误思潮的侵蚀，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注入了精神血脉。首先，文化力量是各国较量的深沉力量。历经四十余年的改革与建设，我国在经济领域获得的优异成绩为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提升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文化领域的竞争力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当下，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其“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3]。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新形象的打造，中华文明的崛起日益需要文化软实力的精神支撑。其次，中华儿女对健康文化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随着全面小康奋进目标的落实，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得到质的提升。在实现物质小康的基础上，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怀有较大期许，迫切需要优质物质产品与精神富足的文化产品的均衡供给。此外，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精致利己主义、商品拜物教等社会现象频频上演，人民大众亟需优质的精神养料净化心灵、体悟审美，寻找人存在的本真意义。最后，保障国家安全的现实性要求。“一个国家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3]新时期，文化安全是我国安全领域的核心要素。在世界历史不断推进的浪潮中，西方国家借助于经济、科技等优势大肆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其核心价值观。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渗透下，虚无历史、虚无文化等思想倾向日益涌现，逐渐消解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力度及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感。新时代，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维护我国文化主权，彰显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增强中国话语的感染力，塑造魅力型大国形象是文化强国战略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代建成文化强国的价值定位

(一)个人层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奠基

人既依自然而存在，又以自知而生活。促成人的全方位解放是建成文化强国的终极价值旨趣。精神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表征，其根本价值的实现在于回归社会，回应人的发展需求。对人格的涵育，对审美的关照，对精神自由的生成是精神文化的核心功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借鉴黑格尔的劳动学说，批判资本统治下的异化劳动状态，提出废除私有制以期恢复人的主体自觉，推进人的自由全面进步。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剔除了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顽疾，为技术革新及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伴随科技的日益鼎新，技术理性演变为致人异化的新型工具。在技术的支配下，人日益丧失作为独特个体的“自知性”。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完善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产品需求，但也造成资本控制在社会横行的不良倾向。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们对世俗物质的追求消解了作为个体的精神信仰与自我个性，感性欲望的极大冲击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日趋贫乏。此外，资本逻辑对于物质利益的极度推崇也造成社会内卷化现象的加剧，普遍性时代焦虑现象日益严重。在长期的抑郁状态下，不少人放弃自我存在的意义，蜷缩于狭小的自我舒适区，沉迷于佛系主义等亚健康状态。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能多维度地重塑人的精神世界，确证人的生命价值。首先，激发人的主体性意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感的增强、民族文化感染力的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的彰显都依托于人民大众思维活力的迸发。其次，平衡感性及精神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优质文化产品的供给、文化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大等能极大地完善人的精神系统，改善精神贫困的现状。最后，提升自我道德修养。中华文化历史底蕴的涵养、和谐文化环境的营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的开展能为社会个体自我修养的提升提供精神依据及评价标准。

(二)社会层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基石

全面小康既是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核心表征，也是建成文化强国的题中之意，文化强国战略是打造全面小康的精神基石与动力之源。首先，“文化小康”是全面小康的关键一环。“‘小康’既是经济和物质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有礼仪规范和文明演进的要求。”[4]小康社会作为中华儿女诉求的美好生活状态，其核心要义随历史进程的推进日益完善。新时代的小康社会不仅标志着物质产品的极大充裕，还彰显着人民精神生活的健康充盈。由物质充裕到精神充盈，全面小康的潜在内蕴不断拓展。作为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文化小康”促成了社会发展水平的质的提升，是打造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开拓地。其次，建成文化强国是巩固全面小康胜利果实的文化动力。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党领导下的全体中华儿女收获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果实，完成了“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征程。全面小康战略目标的实现使我国民族复兴大业迎来飞跃性进步，并过渡到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依据唯物辩证法理论，万物的界定内含潜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全面小康的建成仍然潜在不可忽视的短板，社会基本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第一个百年胜利成果的完善与巩固。其一，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重大转变。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已经超越感性欲望的满足，越来越重视超越性价值的享受。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能够完善文化供给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改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供给失调的现状。其二，增强“四个自信”，提升社会凝聚力。全面小康的实现是党的正确指导与人民大众奋力进取的结晶。补足全面小康的短板，巩固全面小康的胜利果实仍需坚守中国共产党的引领，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强国的建成将夯实文化自信的群众基础，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力，坚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正确立场。此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进一步缓解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矛盾，为完善全面小康注入经济支持。

(三)民族层面：打造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命脉

实现我国发展的基本现代化离不开人民主体的协力奋斗。构建民族共同体是培育民族复兴接班人、提升中华同胞团结力的助推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5]，新时期建成文化强国是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关键之举。首先，民族共同体的创建离不开经典传统的历史涵养。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理性认知是培育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论前提。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是各民族中华儿女久经历史打磨的思想智库，其孕育着饱具生命力的民族共同体的萌芽。受地理环境影响，“华夷一体”的民族发展趋向是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本源。扎根于农耕劳作的中华民族内蕴浓厚的本根思想，主张家庭本位的价值理念，推崇“天下一家”为最高价值追求，倡导个人、社会、民族间彼此共存、互通完善的共同体模式。此外，“合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标识，它是中华儿女对万物总体关系的根本认识，也是中华各民族互通有无的根本遵循。“合和”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主题不仅展示了中华儿女追求和平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打造民族共同体的坚守。其次，文化领域的高度共识是构建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支撑。我国的“文化百花园”熔铸于各民族齐肩并进、团结奋进的历史进程里，饱含着中华同胞对祖国复兴的期待，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身份归属。建设多元一体、互助团结、彼此依存的民族“大家庭”是多民族整合的系统工程，中华各民族的有机融合离不开文化认同这一精神纽带。各族同胞达成文化共识的根本旨向是民族认同，全体同胞对本民族的高度认可是夯实民族统一体意识的先决条件。立足文化自觉这一逻辑前提，提升个体间的文化共识度是建设民族共同体的必要之举。最后，核心价值观的聚合力是打造民族共同体的黏合剂。社会转型背景下，各族人民面临价值选择多元化难题。价值观认同是实现民族和合的关键基质。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是凝聚民族合力、统一行为准则的根本遵循。价值观的多元选择致使中华儿女出现主流价值观认同模糊、价值取向选择焦虑等不良趋向，这使整合社会群众思想、推动民族共同体发展工作进程走入困境。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灯，提升中华儿女的民族共同体关注度，搭建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观环境是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的重点任务。

(四)世界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

立足于全球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天下儿女描画出未来美好建设蓝图。文化强国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为凝聚“天下大同”共识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依据。首先，各国文明的互鉴互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创建的文化要求。文化作为表征社会存在的共有知识体系，对个体、民族及国家的行为方式起指引作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里扮演“引导”角色。文化的共时性特征为各国文化间的相互融通创造了可能。相对独立的各国文明体系凭借交流媒介互通有无、博采众长，搭建起无形的精神桥梁，打破了世界人民间的区隔，凝成了一定的文化共识，是政治共同体建构和维系的思想前提。以异质性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和巩固的非外力助推剂。经学传统中的“大一统”理念对中华民族统一体五千余年的维系是典型例证。其次，中华文明蕴含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力量。“和而不同”作为贯穿传统文化的主题之一，蕴含着创建共同体的设想雏形。其一，“协和万邦”的政治方针。远在上古时期，尧帝在部落治理中坚持“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6]。对于中华民族与外邦的关系，历代统治者秉持“和谐”原则处理民族纷争，提倡以文德感化方式实现万邦和顺、万民亲睦。其二，“和气生财”的经济之道。物质富裕是实现“天下大同”的经济保障，对于各民族的经济利益冲突，中华文明拒绝盲目媾和，以包容性姿态追求天下共赢。其三，“博采众长”的文化智慧。在各族文明火花的相互激荡中，中华儿女遵守“和而不同”的交流方针，以平等独立的开放姿态兼收并蓄，为华夏文明注入异域性的文化基因。最后，中华文明的普泛化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本质。平等、开放、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显著特质，其冲破了民族个体的封闭性、排他性，追求平等、独立前提下世界各民族的一体化发展。中华文明不仅内蕴丰富，而且饱含普泛化特点。中华文化普泛性的实质是非排他性，其克服了西方中心论、华夏中心主义的弊端，致力于打造世界异质文明和睦共处的交流空间。

三、新时代建成文化强国的价值依据

(一)学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立足于人的异化状态，以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逻辑主线，描绘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文化强国建设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粹，是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新样态的新战略。首先，文化建设宗旨论的继承。文化自身的阶级性主宰了文明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归。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坚守无产阶级政治立场，驳斥资本主义文化的虚假性，旨在实现人民本位的价值旨趣。新时期，人民本位是贯穿文化强国战略的逻辑主线。一是坚持全民共建。人民作为历史演绎的主推手，是创建文化强国的主战力。新发展方位下，党中央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为核心内容，坚持返本开新、博采众长，不断采取措施更新人民的思想意识，塑造人民的新精神面貌，培育人民的行为规范，为建成文化强国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主力军。二是坚持全民共享。文化强国战略以“人人共享”为建设准则，依托相关文化发展体制，着力打造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区域间文化发展的不均衡现状，切实维护人民的文化共享权力。三是保障文化共享质量。文化强国建设以实现“高质量共享”为目标，扎实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文化产业发展，提高供给质量；以公共文化发展为中心，依托社会主体的供给力量，实现人民主体的精神新期许。其次，文化建设方法论的继承。其一，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确立的学理依据，又是贯穿其发展始终的根本方法。文化强国建设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科学协调，既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在机理的深刻把握，也是传承与发展群众史观的重要表征。其二，正确认识新旧文化间的张力。马克思通过驳斥唯心主义的理性史观，强调理论作为文化的高级表征具有历史继承性。文化强国战略在系统把握传统旧文明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内在机理的前提下，坚持返本开新、守正创新，积极探索中华文化实现“双创”之路径。其三，科学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内在机理。面对文化全球化趋势，马克思通过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强调文化落后的民族剔除“世界文化”糟粕、科学汲取其精华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一大重任。新时期，文化强国战略既主张“走出去”，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又坚持“引进来”，积极吸收世界文明给养，以推动世界文明相通、文化相融。

(二)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智慧结晶的传承与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至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党领导全体人民在文化领域实现了文化自觉到文化自强的跨越，并积累了一脉相承的文化建设结晶。新的时代方位下，为实现文化自强向文化强国的华丽转身，中国共产党传承历史经验，创新性地提出“建成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首先，坚守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是我国文化领域的核心遵循，也是建成文化强国的最大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固年幼的无产阶级政权，党中央将文化发展隶属于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总结教训，实事求是，确立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并行的战略地位，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文化发展思想。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在党的核心引领下，文化战略地位实现从独立发展向“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关键构成部分的转变。新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国际两大格局，将文化纳入国家软实力，提出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力图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落实注入文化支持。其次，坚守文化建设的根本立足点。人民本位既是党中央工作的起点，同时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终极旨趣。革命阶段，为凝聚战斗力量，确立工农群体主人翁地位，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文化为工农服务的民本性。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时代要求、群众需求，制定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发展方针，为我国文化的发展释放了蓬勃动力。伴随改革开放深度的加大，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人民立场，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伟大指向。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人人共建、人人共享、提高共享质量”为文化工作原则，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改善精神产品供给，均衡公共文化建设等，以建成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小康为目标。最后，坚守文化建设的科学方法。方法的科学与否关切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效，“返本开新、中西融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在文化领域凝结的方法结晶。新旧文明、中西文明间的内在机理是我国文化领域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至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建设的“三个面向”，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汇通古今、贯通中西，以期实现文化发展的历史深度与时代的高度统一。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经典传统文明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根”，寻求经典文明的当代意蕴及转化路径。立足国际格局，以包容的态度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实现与世界文明的相互融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共同价值观基础。

(三)现实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坚守与开拓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在文化领域不懈探寻文化发展规律，挖掘文化建设的多维价值定位，统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整体布局，为当下建成文化强国注入了扎实的现实积淀。首先，坚守文化发展的政治向度。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格外强调文化的政治价值定位，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引领原则，巩固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话语权等。新形势下，受西方多元价值观的不断冲击，中国共产党紧抓意识形态建设，发挥主流价值观的凝聚力，增强“四个自信”培育力度，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3]。同时，积极发挥文化领域的外交功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外宣工作，塑造中国新形象，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打造和谐的外部空间。其次，开拓文化建设的经济向度。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持续深化文化的经济价值向度，文化的生产力效能日益释放。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打破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发展的政治教条化倾向，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现状，于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文化产业”一词，并把其归入国民经济体系。随后，党中央进一步区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整体部署文化改革工作，强调于市场经济背景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昌盛。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建成文化强国提升至国家战略地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文化供给质量，激发人民主体的文化思维活力，繁荣现代文化产业，开拓“走出去”道路，以期打造我国的世界新形象。最后，拓展文化建设的价值向度。其一，贯彻文化发展的民本价值。人民本位是百年来党在文化领域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价值立场。鉴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及人民对于美好精神生活的期许，党中央以建成文化强国为战略目标，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民本立场。其二，塑造中国文化新样态。中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民族性之源，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根。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对于实现传统经典的“双创”目标，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具有较大助力。其三，开拓中国文化的世界意蕴。价值观的融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以开放包容为优秀品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致力于推进民族文化的融合汇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建奠基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