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祺皓 孙宏亮

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Henry Ernest Sigerist,1891年～1957年)在法国巴黎出生，双亲是瑞士人，10岁时跟随父母迁回苏黎世，并在那里接受初等教育。19岁就读于苏黎世大学并主修哲学，翌年进入医学院学习并于1917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西格里斯特一生致力于医学史研究，曾先后执教于苏黎世大学、莱比锡大学，最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医史研究所主任直至退休[1]。他早期接受的哲学、医学、历史学、语言学教育促使他后期对多个国家医学史进行实地考察，并开展学术研究[2]。他还将社会学观念引入医学史研究中，并提出“医学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同时也是一门社会科学”的观点[3]。此外，西格里斯特在健康保险制度、医患关系、医学与其他专业的联系、健康观、医学史教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通过对其医学人文思想内涵及当代价值的解读，以期对医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与推动作用。

1 西格里斯特对医学人文发展的贡献

1.1 西格里斯特对世界医学史研究的贡献

西格里斯特是20世纪著名的医史学家，在医学史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发表过许多医学史著作及学术论文，为世界医学史的发展开辟新方向，创造了医学史研究新模式。40岁时他应邀前往美国并于次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主任，此间他组建美国医史学会，为美国医学史研究创造了极大的便利；退休后回到瑞士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医学史并主持医史学会[4]，一生善于发掘医学史研究方面的人才并指导他们完成许多工作。西格里斯特不仅在医学史研究方面取得震古烁今的成就，还另辟蹊径，将社会学观点融入医学史研究，认为医学史的研究不仅为了审视过去，也帮助解决当时社会紧迫的医学问题并预测未来发展[5]。在《疾病与人类文明》一书中他提出“疾病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古老，既然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出现过疾病，那么一切人类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认为医学史的研究不应单纯地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传染病，而应该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结合[6]。西格里斯特通过研究医学史来探寻解决医学社会问题的新路径；相应地，他于社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也激起他对医学史的新思考。

1.2 西格里斯特推动世界多地健康保险体系的建立

西格里斯特站在为医疗保险而战的最前线，在其广泛的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发现德国、奥地利、瑞士、英国、法国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和一些南美国家都有医疗保险制度，但仍有许多国家只是在传统上随意地扩大了保健服务却并没有改善保健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爆发的经济危机使他更加确信强制性地将医疗保险与扩大公共卫生服务范畴相结合是理想的解决方案。西格里斯特指出美国医疗服务可以通过税收提供资金并向所有纳税人免费提供公共服务，但由于美国社会制度的特殊性，资本家开始敌对并攻击西格里斯特的观点，阻挠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7]。西格里斯特曾三次赴苏联考察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情况及医疗保障体系，并撰写《社会化医学在苏联》，其内容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对加拿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产生深远影响[8]。西格里斯特认为疾病的流行与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身医疗、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来制定相应的公共卫生制度。因此，1939年他在南非考察时拒绝其建立国家医疗保险制度转而支持逐步发展公共卫生服务。

1.3 西格里斯特对中国医学与文化的推崇与传扬

西格里斯特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因苏黎世大学有关东方文化的课程太少而前往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学习汉语。胡美博士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办了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在与其进行交谈后，西格里斯特被中国的情况吸引并计划考察中国医学，也正是在西格里斯特的介绍下，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成为国际医史学会的会员[9]。1933年，在时任北平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顾临先生的支持下，顾谦吉先生将《人与医学》进行汉译并由胡适先生亲自为其写了序文，使西方生物医学的概念首次传入中国，推动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行并促使中西医学结合观念的萌生。1943年，西格里斯特的学生维斯将《黄帝内经·素问》进行英译，他亲自为该书做序，凸显其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及对中医学理论的推崇[10]，遗憾的是西格里斯特先生因病去世未能完成当初前往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计划。

2 西格里斯特医学人文思想的内涵

2.1 医患关系之新界说

西格里斯特提出“狭义”与“广义”两种情形的医患关系，狭义的医患关系指的是医生和他所管理的患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而广义的医患关系则代表医疗相关技术人员的群体与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群之间的关系[11]。在《最伟大的医生：传记西方医学史》一书中，西格里斯特采用以人带史的方法，对古希腊至20世纪初50多位西方医学大家一生不同领域的探索与成就进行介绍[12]。他希望患者可以更好地了解疾病，理解医生并配合治疗，以积极的态度抗争病魔从而充分利用宝贵的生命。在对医学史研究的过程中，西格里斯特首次提出改变传统的以医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转而同时研究治疗者与被治疗者。他认为患者群体也应该在医学史研究中被重视，这样才能保证医学史研究成果更好地助推医学发展，引导医生为患者提供最佳医疗服务，使医疗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

2.2 医学职业之新视野

公元14世纪以来，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进步，哈维创立了血液循环说并建立了实验生理学的基础，免疫学之父詹纳研究及推广牛痘疫苗防治天花都证明医学更加科学化、专业化，近现代疾病的诊治更需要医务工作者各群体之间的通力合作。西格里斯特认为临床专业的医师对患者的诊断及治疗需要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协助与建议，需要实验室、影像学的全部资源。同时，医生的专业职能也受到社会其他职业的尊重与信托。例如，精神卫生教育在青少年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家听取医生的建议和意见，实现青少年智能、道德教育双管齐下，引导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健康成长，更能降低未来犯罪发生的风险。同样，医生也可以为行政司法决策提供参考，为法庭提供精神状态评估服务以裁决被告方责任，针对事故对原告方造成的伤害制定合理的惩罚措施，以及罪犯获得开释后对其进行心理、行为等多方面测试以判断其是否适合回归社会等。医生能否做出准确合理的临床决策深切地影响着其服务对象的未来发展。

2.3 医学属性之新定义

以往对医学的定义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体的疾病得到救治，并促使患者康复，是生物学的应用学科之一。而西格里斯特认为医学不只是一门自然科学，更是社会科学，医学行动关乎到医学团体和社会两方面，非单纯的医生治疗患者身体上的病痛，也要关注患者的内心感受，进而达到患者社会功能完好的最终目标。受到生理病理因素的影响，类似孕妇、老年人、残疾人及负伤老兵这类弱势人群的社会功能极易受到威胁。医疗卫生体系应该对这些群体进行康复训练并为企业提供专业性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特殊人群保障机制，这样不但可以相当程度上减轻社会的经济负担，也可以使他们发挥有益的社会功能。

2.4 健康保障之新认知

随着医学史研究的持续进行，西格里斯特梳理出从最初希波克拉底时期到19世纪医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致使其社会地位变化的规律，经历过人道主义、功利主义的变革，最终得出社会成员无论经济状况如何、生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应获得平等的卫生服务的结论。大规模暴发的传染病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对人类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他认为人们都在寻求一种制度，既可以向社会提供能满足需要的医疗救护，同时又能足以酬谢医生的劳动，社会保险便是一种集大成的创新[13]。为系统解决对全民医疗的资助问题，西格里斯特大力推动社会健康保险体系的建立，将患病产生的财务风险在更大的人群中分摊，该体系成为之后医疗保险制度定型前的形式。

2.5 大学教育之新感观

西格里斯特不仅仅是一位医史学家，也是极具创造力的研究人员，一个有健全和务实思想的教育工作者。在南非考察期间他曾进行过一场有关大学教育的演讲，后来经过补充后被命名为《十字路口的大学：演讲和论文》，他意识到当时大学教育在教学目标和方法方面的缺陷，大学教育过多注重于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灌输而忽视培养学生的生活信念与辩证思维，致使学生将来在社会中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4]。大学学术研究的特点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功利性地执着于得出结果。思想的冲突，坦率的、无限制的学术讨论，是让本科生、研究生以及研究员更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西格里斯特认为大学教育必须建立在历史和哲学研究基础上，这有益于学生认识他们的社会角色，这对于社会文明、文化的繁荣，世界持久的和平至关重要。

3 西格里斯特医学人文思想的当代价值

3.1 医学史教育助推医学生职业精神养成

西格里斯特创新性地在《伟大的医生》这部著作中采用以人带史的方法研究医学史，别出新裁地集西方名医的传奇事迹与专业性相关评述为一体，以彰显医家敬畏生命、崇善求真、注重实践、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在《十字路口的大学：演讲和论文》一书中提出对研究生阶段医学生的教育不应局限于提高其技术水平，也要注重培养其医德医风进而更好地实现专业素养全科化以及医学知识跨领域融合。医学多元化的学制、医学生的分段化培养导致学生疲于各科室轮转、通过阶段考试而忽略了职业精神的塑造，而医学史正是连接医学专业教育和职业精神培育的桥梁。西格里斯特主张以史为鉴，医学史研究按时间顺序阐述了医学前辈战胜疾病、促进健康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其中同样蕴含着他们对医学职业精神的思考与感悟。医学院校在课程安排中加入医学史教学可以加强医学生对医学精神的理解，促进医学人文教育和医学实践教育的融合以提高医学生道德修养和人文素质。通过西格里斯特对医学这门学科的描述，不仅可以窥见其门户之大、范围之广，还可以明白医生这个职业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光荣使命。进而促使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应始终秉持患者和社会利益大于自身利益的原则，将职业道德付诸行动，患者需要时能义无反顾地将利他主义内化于心。

3.2 医学社会学视角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随着现代社会医学学科的高速发展及基本医学常识的广泛普及，人们的健康保健需求逐步提高，使得医生和患者这两个群体间涌现出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导致部分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医患冲突发生，医患双方出现信任危机等问题。在疾病治疗的过程中，传统的以医师为中心的诊疗模式难以绝对地保证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15]。为此西格里斯特关于医学史研究产生新的见解，认为作为被治疗者的患者同样应该作为医学史研究的对象，并期望患者可以通过了解医疗卫生发展史进而转换对医学的认知、纠正错误观念进而理解医生的现实处境、工作环境并及时与医生沟通以免错过最佳治疗窗口期造成意外事件的发生。患者信赖医生并配合治疗能更好地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进而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同时，西格里斯特也希冀医生转变传统的诊疗模式，尊重患者的内心想法、价值观念及文化背景并对患者施以人文关怀来增加医患间的信任，为现代以疾病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患者为中心的观念以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3.3 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以维护公共秩序

西格里斯特曾赴多个国家和地区实地考察，致力于当地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并将理论研究付诸实践，实施疾病预防机制，为后来医疗保险制度的产生与推广奠定基础[16]。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我国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问题，虽然我国的医疗保障初步实现全民覆盖，但目前的医疗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仍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医疗卫生的需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对创建和谐的卫生环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险制度是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和实质表现，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对维护公共秩序也起着关键作用。20世纪开始，我国政府逐步推进医疗改革，大力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众的医疗经济负担，证明西格里斯特“健康保险”学说所具有的前瞻性。因此，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符合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

3.4 健康思想推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西格里斯特提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对生活具有正面、快乐的态度，并且欣然接受生活所赋予每个人的责任。只有身体和精神处于平衡，对躯体和社会环境具有更好的适应性，才可称之为健康人。”[17]在《疾病与人类文明》一书中，他认为医学发挥的功能很有限，人类健康状况的改善除了归功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同时还受到政治制度、经济条件、地域间文化差异等多因素的影响[18]。政治制度决定在面对一类新型传染病时，国家所能够调用人力物力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良好的经济条件支持社会更加快速地摆脱传染病疫情的阴影；地域间的文化差异则决定患者应对疾病治疗的态度及对社会其他个体的责任意识。发达地区拥有较高的医疗水平及物质基础以对抗传染病的威胁，而一些欠发达的地区则相对缺乏，这就需要国家权力机构通过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升居民卫生意识及加强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以保障人民健康免受传染性疾病的威胁。西格里斯特同样认为，公共卫生问题不是单一国家问题，即使疾病在某一国家被控制并消灭，但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仍有可能继续繁殖，就将进一步导致该传染病死灰复燃。因此，不仅要在全国范围内，而且要在国际范围内来思考和计划；不仅需要医学手段，而且更需要采取广泛的综合措施和经济支持。以天花病毒为例，这个困扰人类至少3 000年的疾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带领下，团结世界各国力量，通过疾病监测、疫苗接种等手段，成为第一种，也是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唯一一种被消灭的人类疾病，彰显全球合作防控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不仅需要国家自身健康服务的完善，还需要国际间合作措施的开展以促进全人类健康。只有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强大合力，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共同推动世界公共卫生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