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2013年，在杜克大学读书时，我选修过一门名为“唐人街：历史、文化与现实”的课。那门课上得十分“刺激”，因为全程都在玩游戏。游戏是在线上玩的，大致采用“唐人街探案”的模式——陈思诚系列电影《唐人街探案》第一部，要等到两年之后才上映；而线下的课堂则是游戏的延伸，大家在课上讨论网上的游戏过程：谁是警察？谁是窃贼？

为什么唐人街一定要和“探案”联系在一起呢？因为在美国，作为一个被隔离出来的“社区”，唐人街一直与“黑帮”关系密切。美国学者苏思纲著有《堂斗》一书，就写了20世纪初30多年里发生在美国唐人街的4次“堂斗”。

时间过去了100年，美国唐人街诞生的缘由早已被人们淡忘，与之相应的是随着全球华人的迁移，世界各地陆续诞生了新的唐人街。这样一种以华人海外聚居为特征的场所形态，还有存续的必要吗？它能够代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转型吗？

唐人街地标

华盛顿的唐人街

飞地：歧视、团结与文明的艰难对话

唐人街始于华人迁移，成型于文明歧视。无论是16世纪80年代在东南亚迫于西班牙殖民政策而形成的华人聚居区，还是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自发形成的唐人街，都与华人“开枝散叶—落叶归根”的家族意识深刻关联。

菲律宾马尼拉的唐人街与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一样，都是靠吸引中国原乡华人前来寻求生计而形成的。故土太过穷困，贫瘠的土地养育不了众多的族人，“开枝散叶”的宗族观念促使一批又一批的华人背井离乡，来到异国打拼。初抵新大陆的华人总是扮演着底层劳动力的角色，他们“在农场、矿场干活，或者去修铁路”“殖民势力利用华人苦力修铁路、开采金矿、开垦农田”“有的开了铸造厂修理间、洗衣店、裁缝店等”。正因为身处底层，海外华人总是要忍受来自他者世界的种族歧视。18世纪至19世纪，华人被刻板化为既贫穷落魄又充满暴力的群体。

这一群体虽身处底层，但高度团结。他们以方言、血缘、行业、同乡等关系为依凭，缔结多种互助合作组织（如黑帮堂口、行业协会、宗族祠堂等），与来自宗主国的社会性歧视相抗衡。他们越是团结，来自外部的歧视就越严重；外部的歧视越严重，他们就越团结。这种循环关系，最终导致了歧视的制度化。如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至1943年失效前始终是美国唯一一部禁止某一国籍人民移民的法案；再如早在1584年，西班牙殖民者就在马尼拉划定华人的定点聚居区“巴里安”（Parian）；日本德川幕府于1688年在长崎给华人划定规定的定居区（唐馆），直至20世纪初期才解除。

由歧视导致的彼此隔绝，使得文明之间的对话变得异常艰难。那时候，唐人街是一片海外“飞地”（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它一点儿都不像唐朝时的长安，随处可见“笑入胡姬酒肆中”的祥和，而是出于某种安全考虑的“画地为牢”。这种观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结盟之后，美国政府特授美军中的华人战士公民身份，才稍微有些改变。

景观：文化、异域与人类学平等观

直到今天，第一批海外唐人街仍然保留着不少与上述歧视相适应的空间形态。譬如飞檐翘角的牌坊、售卖中草药的店铺，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酒与宰杀好的整鸡整鸭并排放在柜台里，择日馆、算命摊、拳馆一字排开，很像是一个异族文化的活态博物馆。

而在重生于“二战”之后的文化人类学来看，保持这种文化上的原生态乃是正确的，唯有如此，文化与文化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才能不趋同，而是相异又平等。以此为基础，唐人街被迅速博物馆化，并进一步变成旅游景点。保存甚至新造唐人街，在这一思潮下带有很强的合法性。

美国早期漫画：冬季，在美华工在横贯新大陆的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建造工程中工作

欢度春节、舞狮舞龙，建造各种带有中华文化元素的公共雕塑，如1997年福州移民在纽约东百老汇唐人街建造了一尊林则徐塑像，开设书法、民乐等中华文化课程，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地唐人街的重要行动。如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城就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是由一位陈姓的中国台湾人（James Chen）投资建造于城郊的商业观光购物中心，名为唐人街（Chinatown Plaza），1999年被当地州政府指定为官方唐人街后，就真的成为“唐人街”了。在那里，被一圈琉璃瓦大屋顶的二层建筑包围的中心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带有很强动画效果的雕塑——《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这种刻意中国化的景观，与第一批海外唐人街上常见的“天下为公”牌坊不同，洋溢着明显的商业气息。

走向深层全球化：唐人街何去何从

按照我的理解，旧有的基于制度化而产生的唐人街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应该消失在现实之中。就如同2013年年初，我第一次到洛杉矶的唐人街（罗省华埠）时，震惊于那种禽味流溢、中国超市里逼仄凌乱的景象，恨不得这些“文化现象”赶紧消失。因为海外唐人街代表不了当代中国，外国人基于唐人街而认识的“中国”绝非现实中的“中国”。

可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唐人街没有死，它也不应该死。相反，随着新移民和移民三、四代走向海外主流社会，唐人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其能见度也在拓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南美、非洲等地新建的唐人街大都具有华人主导的意味。他们不再是受歧视的产物，反而是中国文化彰显于世界的象征。

当年的《排华法案》促使老一辈在美华人加倍重视故土的根脉思想，认定自己在海外只是“旅居”或“侨居”。而今，日益趋于平等的全球文化价值观让新的华人把根扎在移民国，认同移民国的主流社会身份，这也无可厚非。它是深层全球化到来的一种端倪。只是，这种更深刻的全球化最终要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在这一转变中，让唐人街进一步发挥文化桥梁的作用。那里不但保留了华文学校、中医、中餐、中式红白喜事等传统文化元素，更有基于中华文明独特“关系”而建立的各种组织、机构，帮助海外华人通向当地主流社会。也正因如此，完成转型的唐人街正在扩张，它们正以更为现代的形态嵌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如在纽约的福州人建立了一个可以在车上只说福州话的公交系统。

足见，在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上，唐人街是永不消退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