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远 李家谦 李剑桥

传统认为，中医四大经典包括《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由于年代久远，书缺简脱，晦涩难懂，但中医经典又是临床的基础，因此，准确掌握中医经典内涵十分必要。历代医家在对中医经典进行文字训诂、注疏的基础上，反复阐释中医经典，排抉隐奥，并多所发明，逐步形成了传承两千年的中医正统。历代医家阐发中医经典义理过程中，中医经典阐释也逐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阐释方法。除了有类似于儒家经典“以经解经”和“以论释经”的阐释方法外[1]，基于临床的“以病诠经”的阐释方法尤其值得重视,本文就中医经典阐释方法作初步探讨。

1 “以论释经”阐释方法促进中医经典传承与理论创新

1.1 “以论释经”的基本内容

这里说的“以论释经”特指后世医家通过著作的论述来阐释经典。如前所述，文字训诂、注疏是阐释中医经典的基础，但后世医家单纯地译注，没有阐释，中医经典义理依然晦涩，其价值也无从抉发。如《敖氏伤寒金镜录》讲到后世医家阐释《伤寒论》的价值：“晋叔和成其章序，成无己《明理论》，刘河间五运六气，参同仲景钤法，则病之所变，预可知也。”[2]可见，中医经典的义理要清晰地展示，需要后世医家对其进行阐述。

中医经典是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不断积累的结晶，其定型历史源远流长。《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天然不是中医经典，其经典化的过程是通过一代又一代医家反复阐发、论述，最终才被世人所公认。“以论释经”的基本形式就是医家著作大量地论述中医经典。对于“以论释经”法，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对经典的每句话的阐述都要有依据，提出的每个理论都要经得起临床验证，如王冰[3]1-2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所讲，要“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对于文义不清者，应“刻意研精，探微索隐”，以“识契真要”。通过深入阐释疑点，在群疑冰释的基础上，“义理环周，一以参详”形成系统的中医经典理论。在这方面，刘守真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穷理尽性，精微至要”、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上溯内经，旁及他书，参以己见”内容详备，“能发仲景未尽之意”，均为“以论释经”的典范[4]。有的著作医理精辟，即使是伪作，也不失为中医经典阐释的佳作，如《内经评文灵枢》讲到：“其遗篇传于宋之刘温舒，世遂谓温舒伪作，非也。盖温舒以前为启玄学人之所作也，始未必敢僭以补经，而指为遗篇是温舒之过。然圣经日湮，旧文所存无分真伪，皆可珍惜，则附经以传固未可厚非也。”[5]绵延不绝的中医经典阐释过程中孕育着新的医理，使中医基本理论更加丰富。后世医家作为传统的中医经典阐释方法的主体，通过不断扩大的阐释影响，使后世中医著作大有比肩中医经典之势。如《四圣心源》序中所讲“是编宗黄帝、岐伯、越人、仲景四圣人之心传，而运以精思，达以卓论，抉天人之秘奥，阐顺逆之精微,作述相承，独标真谛，举谬悠之说，一扫而空之，其为功岂浅鲜哉！”[6]7

1.2 “以论释经”与中医经典阐释的关系

中医经典与后世医家论著关系紧密。没有后世医家著作，经典的诸多奥旨依然悬而未决。讲透中医经典是后世医家著书立说的动力，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医经典与后世医家著作在医理上共进共荣。可见，后世中医著作虽因中医经典而起，但中医经典也离不开后世中医著作。中医经典与后世医家论述虽共同构建了中医义理成体系的链条，但整个中医理论体系在各个层面都与中医经典的初始之义相关，表明中医经典是“以论释经”的出发点。相反，如果中医经典孤立地自说自话，单纯“以经解经”，势必使中医经典沦为孤岛，固化医学理论，导致中医理论逻辑链条不能自洽，与后世形成的中医理论共识“绝缘”。表明“以论释经”是中医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如黄元御医籍经典：《四圣心源》序中所谓：“宗黄氏即以宗仲景，不宗仲景，黄岐之法不立，不宗黄氏，仲景之法不明。”[6]11强调的就是“以论释经”既要保证与中医经典一脉相承，又要促进对经典的理解，这正是中医学理论的守正创新。

不承认后世医家“以论释经”的价值，就阻断了中医经典的外延，显然是和中医经典内涵的可拓展性是南辕北辙的。例如，遵经派医家陈修园[7]《景岳新方砭》序中言：“阳托仲景之名，而实与相反者，景岳之邪说也。圣训不明，总由邪说不辟。为邪说之最者，莫如景岳之《新方八阵》。”这种厚古薄今，将中医经典定于一尊，一概贬低后世医家著作的态度，是不利于中医经典的阐释和中医理论发展的。

1.3 “以论释经”阐释法促进中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以论释经”不只是对中医经典内涵有阐发作用，还从整体上促进中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一方面，经久不衰的“以论释经”，逐步形成了鳞次栉比、角度不一、内容多样的后世中医著作，充实和完善了中医学理论的内容。如中医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在《脾胃论》讲到：“《内经》说百病皆由上中下三者，及论形气两虚，即不及天地之邪，乃知脾胃不足，为百病之始。”[8]可见，李东垣在阐释《黄帝内经》中脾胃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脾胃的重要性，提出了补脾胃理论和一系列的方剂，形成了补土派并影响至今。另一方面，“以论释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阐释丰富了中医理论，出现了诸多中医理论的创新点，尤其是金元四大家及明清医家对中医经典的阐释促进了中医理论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譬如《金匮玉函经二注》认为：“固圣人无已之心，不易之学也。后之学人，若东垣之脾胃，河间之温热，丹溪之湿热，王安道之统论，易思兰之发明，薛立斋之虚弱，莫不各擅其长。”[9]

另外，“以论释经”还包含着中医传承关系。如《珍珠囊》在《神农本草经》药性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药性认识方面提出了“厚薄、升降浮沉”等理论，而《汤液本草》上续于张元素的《珍珠囊》，但又“出新意于法度之中”[10]。可见，“以论释经”常常是传承中又蕴含着创新。后世医家对中医经典研究促进中医理论的守正创新，这正是“以论释经”的价值所在。

2 “以经解经”的阐释方法传承中医义理之正统

2.1 中医经典的地位需要正确的阐释才能巩固

历代医家对中医经典的阐释著作不可胜数，但良莠不齐的中医经典阐释著作，会削弱中医经典的权威。一是训诂极为繁琐，将中医经典研究内耗于斟词酌句，脱离临床，以至于出现舍本逐末的情况。为维护医经正统，需要“依经立训”，而“不逞私见”。中医经典如《黄帝内经》文简理奥，的确需要注疏、训诂，如《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所言：“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3]3故中医经典研究不能拘泥于训诂注疏，更需要进行针对医理的阐释。二是由于中医经典成书时间久远，旨趣艰深，而后世中医著作文浅意赅，接近受众时代的思维，虽内容平庸，但语言表达方式易于为后学所接受，如《伤寒微旨论》后序所言“虽不足助智者之观，但窃通其俗用耳”[11]。

也有经典阐释中裹挟着的某些谬误，习医者若不具慧眼，也常常可以鱼目混珠。所以，后世医家著作阐释中医经典，容易挪移和削弱中医经典的影响力。

2.2 “以经解经”的基本路径

一是基本形式为儒家、道家经典阐释医经。从古至今，医易同源，医儒一家，故以儒家、道家经典为依据，对中医经典阐释比较常见，如《内经博议》所言“五经四子之书,医之宗旨也”[12]。以《周易》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本身就蕴含着大量的医理，对中医学发展作用极大，如《周易·系辞传下》讲的“乾，阳物也; 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就可以用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阳化气，阴成形”的阐释[13]；道家经典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观和养生观，这与《黄帝内经》中的自然观和养生观异曲同工，如《道德经》的“天人相通”理论可以阐释《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中“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的论点[14]。《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的论述可解释《黄帝内经》中“阴平阳秘”的内涵[14]。二是中医经典之间的相互阐释分为两种情况：医经阐释《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阐释其他中医经典。中医经典之间理论上有诸多内在的关联，医经常常作为阐释《神农本草经》药性的工具，如《神农本草经疏》“因疏以通经，因经以契往，俾炎黄之旨晦而复明，药物之生利而罔害”[15]。《黄帝内经》为医经之首，《难经》也是早期中医经典，均是作为阐释其他医经的常用工具。《伤寒论》作为经典著作，与《黄帝内经》《难经》紧密相关，本身就是对中医经典创造性的阐释。从《伤寒论》序讲到的“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见，张仲景不仅深谙“以经解经”之要旨，并对中医经典理论进行创造性发展[16]。《伤寒论》对《内经》《难经》内容有创造性阐释，但更多的是结合临床，列397条，113方，对临床有极高的指导价值。如《伤寒论》序所言该书“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16]。《伤寒论》不仅是经典，而且结合临床对《黄帝内经》《难经》在理论和临床方面进行创造性阐释，是“以经解经”阐释方法的典范。

中医经典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回归中医经典，“以经解经”也作为阐释的基本方法和要求。如《医经原旨》所讲“《素问》《灵枢》二经传于世，想亦闻陈言于古老，敷衍成之，虽文多败缺，实万古不磨之作”[17]。对于经典的阐释，也强调维护经典的权威性，如《灵素节注类编》言其著书的目的在于“以为学人首当必读之书，略表古圣垂教之意，或于医道，不无小补”[18]。

2.3 “以经解经”阐释法价值在于巩固中医经典的权威

所谓“以经解经”的中医经典阐释方法，是医家通过个人对中医经典的体悟和认知，从总体上把握中医经典内涵，呈现中医经典的义理。《黄元御著作十三种:金匮悬解》讲到：“《金匮》之书，言显而理晦，非精于《灵》《素》之理者，不能解《金匮》之言”[19]468。“以经解经”目的就是明确中医经典的本意，准确理解中医经典文本的内涵，揭示中医经典所蕴含的价值。“注不破经”，当中医经典和后世中医著作对医理的认识相左时，普遍采取放弃后世中医著作之意而遵循中医经典之宗。离经叛道，有违中医经典原旨者，均为医家所不齿。如《黄元御医学全集：难经悬解》认为偏离中医经典的著述“去圣逾远，斯道逾微。虽注之者先后数十家，多出自凡庸之手，或援经引典，半涉支离，或编说绘图，适形固陋”[20]。

“以经解经”本身也是重新认识中医经典，是中医经典阐释方法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虽然中医经典阐释离不开文字考证，但“以经解经”与中医经典训诂截然不同。如《黄元御著作十三种:金匮悬解》讲到：“国朝徐彬有《金匮要略论注》二十四卷，较之元人朱丹溪《金匮钩玄》，似较明晓。下至赵良《集注》，以及李文今、程林、魏荔彤、尤怡、周扬俊、沈明宗、高世栻、李升玺诸家，各有注释，皆主一偏之见，未能融贯，以其于《灵》《素》之理不精也”[19]469。这说明，“以经解经”的要点在于把握和巩固中医经典义理，发力点不在文字考证。

3 “以病诠经”阐释法是中医经典保持活力的源泉

中医经典的生命力在于有效指导临床，如《类证活人书》评价《伤寒论》：“据病可以识证，因证可以得方，如执左契，易如反掌，遂使天下伤寒，无横夭之人，其为饶益不可思议。”[21]因此，有效解决临床问题既是中医经典阐释方法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中医经典阐释的归宿。

3.1 临床实践的经典阐释构成“以病诠经”的基础

“以病诠经”指的是医家以临床案例为基础，通过对该病理法方药的认识阐释中医经典的方法。与“以经解经”和“以论释经”不同，在“以病诠经”的活动中，中医学家的临床实践和思辨的结合构成了该方法的基础，中医经典文本的核心价值通过中医经典理论的再认识和医家对临床实践反思结合才得以实现。如《伤寒明理论》辨析了《伤寒论》中50种证候的病因病机，“真得长沙公之旨趣也，使习医之流，读其论而知其理，识其证而别其病，胸次了然而无惑”[22]。“以病诠经”法以《经方实验录》为代表，如该书序所言“其间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甲戌年，姜生佐景来，掇拾方案，左以解说，名之曰《经方实验录》”[23]。由于其显著的临床价值和生机勃勃的理论价值，是“以病诠经”法的典范。有疗效才有话语权，“以病诠经”以案例为依据，已经是当代中医经典阐释方法的主流。如《李赛美〈伤寒论〉临床十讲》以《伤寒论》为主线，融入个人经验和体会阐释经典的方法显然更让经典具有活力[24]。这种经典阐释的方法，好比儒家的“我注六经”。如《宋元学案补遗》所讲“学者诚以身体之、以心会之，则圣人之道，不在于书，而在吾身、吾心矣”[25]。“以病诠经”法的基本路径中，强调中医经典与中医临床的耦合，其价值取向，正是以中医经典文本的阐释为手段来深入对疾病理法方药的认识，并在临床实践中证实经典的不朽价值，使古老的中医经典与时代同步。如《续名医类案》所言“类案俱在，发明其书之旨也。类案传，虽谓黄帝、扁鹊至今不死可也”[26]。中医经典阐释方法，最终都应当是通过理解中医经典来促进对中医临床问题进行正确的理解与实践，从这一点来看，“以病诠经”无疑是最直接、最确切的中医经典阐释方法。

3.2 “以病诠经”与“以经解经”“以论释经”的关系

中医经典诠释方法虽有所不同，但都凝聚着医家临床经验和智慧。相对而言，“以经解经”在学术上强调从学理的源头认识中医经典，对临床要求引经据典，注重守正传承；“以论释经”基于个人临床体悟对中医经典的内涵进行发挥，促进中医理论的创新；而“以病诠经”与临床结合得更加紧密，强调通过实践准确认识中医经典蕴含的中医理论。部分医家的中医经典阐释水平和临床实践能力并不同步。如柯韵伯是著名的伤寒学家，所著《伤寒来苏集》是阐释《伤寒论》的上乘之作，《伤寒法祖》讲柯韵伯“阐未发之藏，探独得之秘，其明辨详晰，使仲景千古不明之案一旦豁然”[27]，但后世对柯韵伯的临床能力评价不高，如《清史稿》言其“栖息于虞山，不以医自鸣，当世鲜有知之者”[28]。中医经典阐释最终需要服务临床。因此，多数中医学家在阐释中医经典时，特别重视个人临床实践与中医经典相结合，强调个人学术思想的发挥，中医经典阐释要结合医家临床实践，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将医家的临床体悟融入到中医经典文本阐释，形成二者的有机结合，使阐释活动具有中医经典解读与医家临床思想交汇的二维价值。《黄元御医书全集：素问悬解》讲“道经递阐而益明，理以互证而愈邃”[29]。强调“以病诠经”的价值，并非否定“以经解经”和“以论释经”，相反，“以经解经”和“以论释经”是“以病诠经”的基础，三者是互动共进的关系。“以经解经”阐释法的重点是以早期经典著作为依据，力求准确理解中医经典文本的内涵，特点是“注不破经”。“以经解经”阐释法虽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保证了中医经典正统理论体系一脉相承，是其他阐释方法的基石。参透中医经典是医家著书立说的动力，“以论释经”通过医家个人著作论述中医经典，既与“以经解经”一脉相承，又结合医家临床体悟增进对经典的理解，并孕育着新的医理，是对中医经典的守正创新。“以病诠经”的医家视中医经典为圭臬，以鲜活的案例为出发点，结合临床实践的反思提升对中医经典的认识，既让中医经典保持活力，又让中医经典理论与实践互动而常论常新。

另外，“以病诠经”“以经释病”也有一定区别。“以病诠经”的目的是为了阐释经典，病案及对病案的分析只是阐释经典的依据，如同中医经典条文是论点，案例分析是为阐释经典服务，这一工作主要是由研究中医经典的学者完成，基本的思路是以病诠经，按语则融中医经典义理于疾病解析。如《王洪图内经临证发挥》《伤寒论名医验案精选》均是“以病诠经”之作。“以经释病”指的是医家对疾病的认识是以中医经典为依据，进行辨证治疗，疾病为研究主体，经典是为认识疾病和辨证用药服务。这主要是从事临床的中医学家进行的研究。当然，研究中医经典的学者常常就是临床大家，如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本身就是临床大家，临床学家也对中医经典有着深入的研究，如国医大师郭子光教授同时也是研究伤寒论的专家。故“以病诠经”与“以经释病”二者关系紧密，只是认识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一样而已。

3.3 “以病诠经”法促进中医学术与临床的发展

“以病诠经”式的中医经典阐释，将中医经典的意义和医家对中医临床的见解相关联，促进了中医经典论述和临床体悟的融合，既维护了中医经典与后世中医理论的一脉相承，又促进中医学术与临床发展。如《名医类案》序所言，该书可“宣明往范，昭示来学，既不诡于圣经，复易通乎时俗”[30]。

中医经典通过阐释得到广泛认可，根本上还是因为可以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同时，中医经典阐释没有终点，是可永续发展的。中医经典文本的价值关键是有效地指导临床，“以病诠经”一开始就有实事求是的品质。“以病诠经”不断总结的中医理论，是推动中医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未来中医走向的先导。如《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对《伤寒论》第七十九条的阐释中，在对条文所述病证的病机进行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柴胡桂枝干姜汤临床用药要点为“患者诉说悸动、气短。腹诊方面，胸胁苦满轻微，甚至有时难于证实。一般腹部弹力弱，多见脐部悸动的亢进。尽管主诉口渴，但程度不重。大便呈软便倾向的场合多于秘结的情况。微寒多见，血色不佳”[31]。显然，这不是对条文的简单翻译，而是结合医家的临床经验对经典进行的创造性的、描述清晰的、实践性很强的阐释。“以病诠经”能够持续促进中医理论的发展，是中医经典最大的活力与价值。研究中医经典蕴含的临床医学理论，是研究和发展中医经典的学术至为重要的内容[32]。通过对中医经典的阐释，提取出中医学精华，更好地运用于现代中医临床，找到与现代中医学实践的契合点更是中医经典阐释工作的中心环节。因此，“以病诠经”结合中医临床研究中医经典的阐释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4 结语

为了阐释经典文本，西方学者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较早提出了阐释学的概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阐释方法，现代学者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将阐释学发展到新的阶段[33-34]。本文以历代医学著作序言为基本依据，认为“以经解经”“以论释经”和“以病诠经”三种方法是中医经典阐释的基本方法。从中医学发展实际出发，认为基于中医临床的方法是中医经典保持活力的源泉。从本文研究结果看，合适的阐释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和深入地认识中医经典的内涵、外延，并合理地应用中医经典指导临床。然而，中医经典阐释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阐释的逻辑、中医经典阐释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中医经典阐释与中医临床之间的关联性、合理阐释与窄化或过度阐释之间度的把握等问题。上述问题中，又以中医经典阐释与中医临床之间的关联性最为关键，这也是中医经典阐释未来需要重点研究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