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鹏， 赵 泓

人才培养是高等院校最重要的职能，对于高校自身发展乃至国家建设都具有巨大影响。在如火如荼的“双一流”建设中，人才培养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建设内容已得到广泛共识。如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将“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1〕作为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之一；顾秉林院士也认为评价一流大学关键要看三方面，首先就是要看大学是否能培养出杰出人才〔2〕。因此，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首先要把人才培养提升至学校的发展战略加以重视。

一、人才培养战略对于“双一流”建设大学的重要意义

在国家“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在国内国外两个面向都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从国内来看，我国现在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众多行业企业处于世界顶尖行列，如轨道交通行业等，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高水平大学的人才培养肩负的是为各行各业输送顶尖人才的责任，“双一流”建设将进一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崛起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国外来看，由于高等教育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全球对于生源的争夺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9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总数达到109.5万人之多，在美留学生人数已经连续第四年超过100万〔3〕。2020年之后，虽然新冠疫情的影响使美国的国际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但是美国高校仍是海外留学的首选地。

中国目前也已迅速成长为全球重要的留学目的国之一。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万多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4〕。对于生源的全球争夺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对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外交政策变化以及文化传播等都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吸引外国留学生，不能仅靠相对低廉的费用和奖学金计划，更要通过“双一流”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学生成才成功率，才能更好地促进高水平大学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知名度和综合竞争力。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也是在不断深化的。纵观国家“双一流”建设历程，高校人才培养的政策制定是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自2015年8月18日国家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开始，人才培养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反复被人们讨论，构建与“双一流”建设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日益受到政府及高校的重视。2017年1月，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明确了“双一流”高校的遴选条件，指出了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达到的要求；2018年6月，在教育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再次强调了人才培养对于“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的建设思路；2018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中第二章便是“落实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双一流”建设中的人才培养指明了具体的实施路径；到2018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摆在了各高校面前。对国内高校而言，这既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警醒，中国大学必须回归到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上来，要坚定不移地培养能够肩负起民族复兴时代重任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国内各高校对于人才培养在“双一流”建设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2015年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之前，我国已开展过“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建设，按照以往的建设经验和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很多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都会更加重视科学研究，认为只要做好科研，实现“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就指日可待了，人才培养成为了科研的陪衬。这一认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忽视了本科教育的根本性地位，严重牺牲了教育质量。存在这种认识的高校不在少数，甚至个别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著名高校，其人才培养质量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质疑。现在，国内各高水平大学通过第四轮和第五轮学科评估的洗礼，以及“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深入，纷纷将人才培养提高到了学校发展战略的层面。这些举措将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国家输送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二、我国“双一流”建设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成就与积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条是促进高等教育普及，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国当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1.55%，属于精英教育阶段，这种低入学率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该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内各高校纷纷开始扩招，扩招既是二战后国际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在中国的体现，也是我国国家建设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各方面人才的必然要求。此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即达到15%，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过渡；到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等教育规模成为世界之最；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0%，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4.4%。另一条是培育顶尖大学和顶尖学科，使之能够跻身世界前列。从1990年6月国家教委在制定全国教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时，便提出了在“八五”期间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高校的问题。1991年4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正式提出了要重点办好一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后启动了“211工程”建设，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5月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的要求和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教育部启动了“985工程”建设，即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211工程”、“985工程”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沿着这两条发展建设主线，我国的高等教育40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仅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量合格建设者，还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大批优秀高校跻身世界名校行列。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中，清华大学位列第15名，在亚洲大学中排名第三，而北京大学位列第23名〔5〕。

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一些新问题和新现象不能回避与忽视。自1999年扩招以来，随着学生规模的急剧扩大，教育资源与师资力量无法满足教育需求的矛盾，导致了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曾经的大学精英教育质量逐渐下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诟病；另一方面，“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也愈演愈烈，这一情况在“双一流”建设高校表现的尤为突出，这就使得人才培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轻视。面对这些问题，教育部在2001年8月28日发布了旨在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2003年启动了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2007年发布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后又陆续启动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等一系列“卓越计划”，通过这些举措，有效地遏制了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趋势，重新提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声誉。与此同时，教育部还通过教学质量评估工作，稳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国家在2003年出台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行全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制度，为完成这一任务，教育部于2004年成立了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并正式启动了五年一轮的评估工作，评估工作得到了高校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达到了“以评促建”的最初目的。2011年教育部又出台了《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确立了“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学校自我评估”“实现分类的院校评估”“开展专业认证及评估”“探索国际评估”的“五维”评估方式，这一评估方式融合了政府、学校、专业机构以及社会多元评价，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高校当前的办学情况，也使受评高校的办学实力和教学水平得到了新的提升。

三、“双一流”建设大学人才培养需要辨析的两个关键点

从已有研究可知，“双一流”建设大学人才培养存在的“低质量”、“受轻视”两大历史痼疾，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进程来看，是一种应然，还是一种实然呢？首先必须做两个辨析。

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是否会消失。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可知，二战以后，各国都曾经历过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逐渐使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精英教育的消失，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曲折前进，各国大多确立了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并存兼顾的原则。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认为：从本质上讲,大众化与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并不是英才教育的天敌。英才教育过去主要是在大学中实现的，现在大学的职能业已加强，但是实施英才教育的任务没有改变〔6〕。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由于学生人数众多，且崇尚教育公平以及教育机会均等，导致了教育的平庸化趋势，这引起了当时美国各界的担忧。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倡导英才主义的民主论和平等主义的民主论并举的方针，逐渐平衡了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德国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也经历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但是从2006年开始，德国启动了“精英大学”计划，这项由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和德国科学基金会发起的计划，其目的在于促进德国大学科技研究和学术创新。这一计划将帮助德国打造一批高水平大学，参与高等教育国际竞争，重振德国在高等教育界的威望。对照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来看，我们从1999年扩招以来所走过的道路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所面临问题是相同的，先进国家的做法也是值得借鉴的。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需要依靠的是大量的职业技能学校，而尖端人才培养则必须依靠高水平一流大学。我国“双一流”建设与德国的“精英大学”计划相类似，都是希望遴选出一批高水平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做出表率，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另一个需要辨析的是高水平大学的科研是否比教学更重要。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从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大学看，重科研现象不是中国高校独有的一种特色，各国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德国“精英大学”计划出台后，有人认为“精英大学”计划导致了整个德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损失。而来自美国的批评声音则更为响亮和直接，2011年1月12日的《自然》和1月14日的《科学》两个顶尖杂志，“分别刊登了两篇文章讨论当代研究型大学的现状。其核心观点就是，由于大学本身的原因，美国教育及研究正在受到损害”。文章指出，“科学研究很容易获得回报，但教学则不然”，“美国大学都在竭尽全力寻求联邦政府的经费支持，主要用于建设或者扩建各种各样的实验室，购买更为先进的仪器设备，但对于教学，对于要在实验室工作的学生，却没有能够给予同样的重视”〔7〕。事实上，对于高水平大学来说，人才培养既是科学研究的“产出”，也为科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创造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知识是人类探索宇宙、思考社会发展的智慧结晶，也是需要人类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宝贵财富。大学教育就是要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年轻有为的莘莘学子，学生也因为学会了这些知识成为社会栋梁之才，所以说人才培养是科学研究的“产出”；而另一方面，部分学生通过进一步深造，成为了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为科研事业添砖加瓦，对科研事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内各高校对于高水平青年人才的争抢，就体现了科研与教学共同合力的结果。

四、“双一流”建设大学人才培养战略规划

战略，是一种掌控全局，实现全局目标的长远规划。其核心要素有两点，一是全局性，即不能过于关注局部利益得失，而应以大局为重；二是长期性，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需要根据目标导向做长远打算。高水平大学的人才培养战略，必须围绕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做好全局性、长期性的规划布局。

“双一流”建设大学要做好人才培养战略规划，首先要回答的就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要完成这一根本任务，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就要设定为培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有了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目标，才能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有的放矢，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8〕。

其次是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经验，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双一流”的含义是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建成“双一流”，不仅要靠我们自己不断摸索、开拓进取，也需要借鉴世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的先进经验。哈佛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经过几次调整之后，已从培养神职人员转移到培养各行各业精英上来，现在的哈佛大学，更加重视培养实干家和有教养的人。基于这两点，哈佛大学开始了注重实用主义科学的课程改革，并强调通识课程(或称博雅课程)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牛津大学自中世纪以来就致力于培养领袖型人才，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牛津大学培养的高层次政治家位列英国之首。当代牛津大学所培养的领袖已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要培养各行各业的领袖。为实现这一目标，牛津大学更加重视学科与课程的综合性，突出学科交叉，文理平衡，培养复合型人才。从国外一流大学建设历史可见，培养目标的明确性以及培养目标与培养体系的契合，是大学人才培养战略的核心，对学校发展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宏观任务和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过由于我国高校众多，发展历史、发展层次、学科特色均有较大差异，所以各高校在具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方面也可以有所不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扩招影响以及不科学的高校评价，使得很多高校盲目求大求全，缺乏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千篇一律，培养方式大同小异，这也导致了很多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事实上，除了少数综合性大学，差异性发展才是各高校步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必经之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是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只有几千学生的学校，但是它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它只向学生提供两类主要的本科课程：文学士(A.B.)课程与理学士(B.S.E.)课程，它甚至没有在美国炙手可热的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但是这并不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在世界上的声誉，它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一起被称美国“常春藤三巨头”，在最新的U.S.News 2022年美国大学排名中，普林斯顿大学位列全美大学榜首。普林斯顿大学的发展经验给国内“双一流”建设带来一种启示，走自身特色的一流之路，不盲目追求热门，保证学生培养质量，才是获得成功的关键。

第三是以学科发展为导向，做好专业布局与专业建设。学科的基本含义是知识或学术的分类，根据《教育大辞典》中对“学科”的定义，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它是按知识的内在逻辑组织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而在高等学校中，学科是围绕学术分类建立起来的组织，它是高校的基本单元，集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为一体，是高校承担大学功能的基本载体，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支撑〔9〕。专业是高等学校培养学生的具体领域，《实用教育大辞典》认为专业是根据社会分工、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学科的发展和分类状况而划分的学业门类，它由特定的专业培养目标和相应的课程体系组成。在传统的观念，学科更偏重于科研，而专业更偏重人才培养。事实上，从学科评估的角度来看，“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都是学科评估的一级指标框架，可见对于学科来说，除了科研，人才培养也同样重要。那么学科与专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从“双一流”建设的角度来看，学科建设应该是专业布局与专业建设的导向和基础，专业布局与专业建设必须以学科发展为依托。因为学科是知识的集合，专业则以知识传授为根本，有什么样的学科，就要发展什么样的专业，学科水平越高，专业发展后劲越强，反之，没有学科支撑的专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专业也很难发展起来。在“双一流”建设当中，如何以学科发展为导向，做好专业布局与专业建设？最基础、也最首要的是凝练学科方向，突出传统优势特色学科，并以此作为学校和专业的立足根本；同时要积极发展新兴学科，根据科学的最新演进、国家战略、社会需求等增设新专业、改造老专业；再就是要发展交叉学科，通过知识的交叉，形成新的专业。

第四是提高教师队伍认识，保障教学与科研的平衡。师资队伍既是高校科研的主力军，也是人才培养的实施者。在现今的学校评价、职称评审、业绩考核等众多指标中，科研都被认为是重中之重，而由于对教学质量的考核难以量化和把握，往往容易受到轻视。要想提高教师对人才培养的重视，既要从观念转变入手，也要从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等方面的进行改革。高校现在大力引进的院士、长江学者、“千人”等“帽子”人才，不能只在科研上对其要求，而把大量的教学工作压在青年教师头上，这无形中体现了“只要科研好，教学无所谓”的不良观念。“帽子”人才更应该带头给学生上课，为青年教师做好表率，让教学是教师的根本任务的观念重新在教师中树立。同时，高校还要严把教学过程关，不让教师有懈怠之感，保证教学质量。此外，高校还应在职称评审、业绩考核中增加教学评价比重，平衡教学与科研工作，使重视教学的教师获得荣誉感和满足感。

最后是从全校着眼，从未来着眼，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所谓“体制”是一种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而“机制”是一个工作系统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对于高校来说，体制机制涉及到学校的收入来源、人事组织、资源分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全局性、长期性的问题，体制机制不协调，将会严重影响学校发展。如今，“双一流”建设已成为各高水平大学的最重要任务，所以高校内部的所有体制机制都应该围绕“双一流”建设进行设计和制定。而作为“双一流”建设之“本”的人才培养，理应被重点考虑。那么如何针对人才培养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呢？一是要改变收入来源。目前中国高校最基本的收入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这直接导致了高校更加重视招生规模和科研项目数量，而对人才培养加以忽略。反观国外高水平大学，私人捐款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这虽然与不同国家的免税政策有关，但是校友对学校的感情才是捐赠的最重要因素。我国高校只有重视私人捐款，使之成为学校的重要收入来源，才能更加重视人才培养，尽可能保证学生成才成功，形成校友乐于为学校捐款的良性循环。二是要改变资源分配机制。高校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其运行模式习惯于各司其职、按部就班，这也导致了很多高校的资源分配部门各自为政、缺少配合，只管投入，不问成效。如各高校“双一流”建设都有具体的建设任务和考核指标，但是很多高校的经费划拨权力在财务部门，其要考虑全校的经费用度，不会完全按照“双一流”任务进行经费预算，这就可能造成“双一流”建设任务无法完成。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做到全校一盘棋。“双一流”建设是全校的牵总性工作，全校的资源配置应该围绕“双一流”建设统筹考虑，重新进行组织。比如人才培养方面可能涉及到教室改造，但是这也可能与今年的“双一流”建设任务关系不大，所以可以延后，或寻求其他资金解决。总之，只有学校各部门协同合作，上下一心，才能更好地保证“双一流”建设任务的完成，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