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艳

习近平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为“百年大变局”)的整体把握和价值判断，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发展形势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是党在应对世界发展变化时遵循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回看“百年大变局”的研究成果，学界似乎缺失了一段“中国化”的理论梳理，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属性在该领域得不到合适的注解。实际上，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大变局”的阐释极其丰富，为此类研究提供了较多的认识材料。加大此类“溯源”研究，不仅对挖掘中国化的思想资源、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有促进作用，更能从学术研究中发掘出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大变局”这个价值判断在理论和实践维度上的百年贡献。

近年来，随着“百年大变局”进入研究视域，“百年大变局”的相关成果随之逐渐增多。从现有研究来说，主要集中在对“百年大变局”性质、内容和意义的把握上。如黄仁伟在《如何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学术界研究“百年大变局”的几个方向：一是“关于‘百年’时间的概念”，即“百年大变局”形成问题的研究；二是“大变局指的是什么”，即“百年大变局”内容研究；三是“对中国产生重大的、长远的影响”，即“百年大变局”意义研究〔1〕。李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一文中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要正确理解“百年大变局”应当从三个方面把握，亦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种变局是怎样的变局”“它正在把世界引向何处”〔2〕。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对“百年大变局”基本遵循了上述研究的基本框架，但因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多集中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所以“百年大变局”的研究一度缺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维度，具体体现在对“百年大变局”理论渊源的“脱嵌”(1)“脱嵌”是指“百年大变局”的理论溯源缺失从毛泽东到胡锦涛这段时期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变局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或者说“百年大变局”的理论渊源或形成基础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

关于“百年大变局”的理论溯源，大部分研究者将理论起点落脚在论证李鸿章所提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比较和联系上，认为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和面临两次“未有之大变局”，并重点讨论了这两次变局的区别与联系(2)“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参见徐勇、张慧慧的《“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叠加及应对》，刊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0期。。田文林则在《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厘清“百年大变局”的内涵、影响，并提出应对办法〔3〕。此外，研究者们也将理论终点归至习近平对“百年大变局”的相关论述，如史志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身份的变迁》中，通过历史发生学的演进脉络，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对“百年大变局”论述的相关文献，得出一条相对完整的理论线索〔4〕。然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间地带”则被遗忘，这就像是一条理论锁链，中间一部分的铁环“脱嵌”了。尽管胡鞍钢在《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本走向与未来趋势》中认为“毛泽东同志最早遇见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5〕，但此类研究成果仅停留在毛泽东对该问题的看法上，并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是一种相对碎片化的研究。

综上，“百年大变局”的理论溯源缺失了一段中国化的学术梳理。回望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走过的辉煌路程，我们发现党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实质上是对“百年大变局”的阐释和理论贡献，所以，“百年大变局”的理论溯源就是建党这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世界发展关系时走过的路，特别是在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当下，在与西方争夺话语权、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树立中国共产党伟大形象时，此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应给予重点关注。

一、习近平对“百年大变局”重要论述及其价值

“百年大变局”是习近平在2017年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应对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提出的价值研判，后来“百年大变局”的概念在不断补充和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发展策略、应对世界形势的理论依据和指导。

(一)“百年大变局”的提出明确了应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方案

最初“百年大变局”的概念仅仅用于描绘发生在军事领域的变化。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军事领域发展变化广泛而深刻，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6〕，可以说“百年大变局”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分析世界发展大势之后提出的价值判断。“百年大变局”特别强调在军事领域发生的变化及其应对之道。

其后“百年大变局”的理论阐释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被赋予时代内涵。如习近平在2017年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时进一步强调“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7〕，也就是说，要消除军事领域的大变革、大变动就是要立足于世界形势的变化，抓住战略机遇期，在军事领域做出一些革新和调整。这样一来，既折射出“百年大变局”的军事变革，又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世界局势的整体把握。

习近平第一次明确使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述是在2017年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会上他认为“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8〕。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大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价值判断，是党对大变局认识向纵深发展的理论升华。于中国而言，“百年大变局”的到来已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推动着世界各国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顺势而为，使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成为“百年大变局”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百年大变局”的提出及其发展为中国应对国际形势提供了科学指导，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如习近平2018年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用“金色十年”间接阐释未来十年世界将面临的大变局，即“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重塑”〔9〕等内容，这些价值判断着眼于中国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的风起云涌：在认识的深度上，将“百年大变局”产生的原因从国际秩序的变化延伸为综合因素的考量；在认识的广度上，强调将“百年大变局”带来的挑战转化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以上价值判断形成了一个不断开放的认知系统，既为中国在应对国际局势变化提供科学指导，又为世界贡献了中国应对“百年大变局”的发展经验。

(二)“百年大变局”的内涵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百年大变局”作为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总体判断，是一个实践性的话语体系，很难通过质性研究的办法对其进行概念式定义。实际上，理解“百年大变局”在于从整体上把握“百年大变局”的内涵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价值意义。

1.经济的“百年大变局”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战略机遇

经济的“百年大变局”体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经济“百年大变局”的内容也是原因。随着技术发展的深化和产业实力的提升，往往容易在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形成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或革命，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在以往的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科技优势，在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占据主导，造成全球南北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不仅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且造成发展中国家对资本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进而形成政治上的依附，造成“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格局。经济“百年大变局”的到来，使得不论科技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的权力格局都将重新洗牌，那些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抓住主动权的国家将赢得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科技革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战略赶超的发展机遇期，促使全球经济向均衡方向发展。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也是经济“百年大变局”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次机遇。以往经济全球化围绕着资本这个轴心点将资本价值增殖的逐利行为发挥到极致，其本身便带有不平等、不公平的发展属性。但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及其所倡导的“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理念对世界经济发展带了正面的溢出效应。新型经济全球化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变得更好，这是中国在独立探索发展道路进程中为发展中国家贡献的发展方案和中国智慧。

2.政治的“百年大变局”为国际局势提供新的外部环境

世界的政治格局是指“国际社会一段时间之内很稳定的、国家间的力量对比”〔10〕，“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取决于国家间经济力量的对比，并受世界局势的影响”〔11〕。“百年大变局”的到来使得国家之间发展呈现不平衡、不稳定、不断变化的趋势，主要呈现为三种：一是在现行世界政治格局占优势的发达国家希望借助“百年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巩固其主导地位；二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让他们对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新的期待；三是新型市场国家的发展给封闭性的世界格局带来冲击。尽管世界政治格局的这三种趋势对国际局势产生的消极作用依然存在，如地域性民粹主义的兴起、贸易和关税保护制度的阻碍、逆经济全球化和反经济全球化的滥觞，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局势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政治的“百年大变局”对国际局势产生的正面效应依旧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特别是“百年大变局”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机遇，尤其是在这一百年内，发展中国家在完成民族独立后依托科学和技术革命，不仅摆脱了相对贫困的局面，而且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以往依附于资本发达国家的局面正在扭转，给国际形势带来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靠的发展环境。

3.文化的“百年大变局”为国际交流创设发展平台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经济维度使世界日益变成一个地球村，文明(3)这里存在一个关于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区分问题。《现代汉语词典》给“文化”的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辞海》对“文明”一词的解释也是指“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化与文明的客体虽然都是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人化世界,但是所指是截然不同的:文化是指“人化”,文明是指“进化”。本文着重强调的是文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笔者看来文明与文化是不可分的,因为“文明”本身即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形式和实体。没有文化的积累也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进步,而人类社会文明建设过程也是在践行着一种文化。二者交织纠缠在统一的历史进程当中。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频繁。就此，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不同看法，他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认为，文明之间是有冲突的，其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国家必然在文明上寻求支撑”〔12〕，从而放大了文明的异质性和冲突性。

习近平曾引用过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意思是羹汤的美味在于味道之间的调和。实际上，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味道”、魅力和存在价值。文明之间在价值上应是平等的，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在相互学习和交流上，应是开放和包容的，文明之间没有偏见、歧视。文化的“百年大变局”是指文化的交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的发展状态。尽管在文化的交流与互学中，个别国家出现了谋求文化主导权，以文化的普世价值代替文化的多元化、以文明的优越论拒斥其他文化的现象，但是纵观全球文化发展的交流史，文化之间的融合与互学依旧是文化发展的主基调以及文化“百年大变局”最核心的内容。

总之，文化的“百年大变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次同世界不同文化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文明之间的常态化交流为双方的彼此认同创造了条件。

4.社会的“百年大变局”为新兴国家提供崛起条件

如果我们把“局”看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那么变局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不稳定的发展趋势。社会“百年大变局”的不稳定因素源自社会风险。当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时，风险产生的叠加效应就越明显。单个国家出现的风险往往借助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从而导致防范化解国际风险的能力范围超过了单独任何国家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因此，全球性的共同行动变得必要。

可是，在面对社会“百年大变局”时，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等的现象导致社会治理权的“寻租”“搭便车”行为出现，新兴市场国家将承担更多的社会治理责任。如新兴科学技术的开发与运用使得社会治理出现的风险深度化和复杂化；地域性的民族问题因为各方势力的介入上升为全球安全问题；一些疾病因为传播源的扩散恶化成全球疫情；局部性的战争扩大化等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将承担大部分社会治理的成本，而发达国家则将自身的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的权责不对称给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尽管新兴市场国家要承担更多国际社会治理成本，但在治理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提升了其在全球的重要程度，进而提升了其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总而言之，“百年大变局”的内涵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百年发展方案、经验和智慧。

二、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大变局”的时代阐释及其贡献

“百年大变局”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可能因为“百年大变局”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政治术语，抑或研究人员多有政治学研究的背景，以致在“百年大变局”中占据了话语优势，以往的文献并不能佐证上述观点，但可以肯定“百年大变局”必然具有中国化的阐释。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大变局”的阐释，体现建党一百周年以来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做出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一)毛泽东五个时期对国内局势的看法是“百年大变局”的阐释及其贡献

毛泽东对“百年大变局”的把握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百年大变局”是指帝国主义扶持的军阀由混战走向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如1921年，毛泽东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命题，毛泽东将改造二者联系起来，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又根据世界范围内的变局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变局是存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的斗争：一面是红色的旗帜，由第三国际高举；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由国际联盟高举。因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3〕。这一时期主要变化是中国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扶持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变局”主要来自这种矛盾不稳定性。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变局”主要来自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内战，同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是“变局”成因的一部分。毛泽东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14〕。此外，他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就“百年大变局”作了哲学上的分析。在《实践论》中，他认为“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14〕，想要抵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减小“百年大变局”的影响，就是要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由“自在的阶级”〔14〕上升到“自为的阶级”〔14〕，利用帝国主义内外部各种矛盾，争取群众，发挥各阶级力量。他在《矛盾论》一文的“两种宇宙观”章节中认为，矛盾是相互转化的，“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14〕。从被统治到自由解放是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变局”。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百年大变局”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潮迭起及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一时期，毛泽东时常用“转折(点)”“时局”“形势”等相关词汇描述“百年大变局”，如他在1937年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上海太原失陷后，“世界人民反对日本和援助中国的运动正在发展”，“苏联正在准备用实力援助中国”〔15〕。就国内情况而言，中国抗战的第三个方向是“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15〕，但“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15〕。这就是说，“百年大变局”是指国际上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和苏联正在支持中国，而国内消极抵抗不得民心，社会各阶级要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使国家摆脱沦为殖民地的风险。毛泽东1939年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当前的国际时局正处在新的形势中，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势必从“片面性状态”〔15〕转向“全面性的战争”〔15〕。他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及其性质，并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形势下必然“专力进攻中国”，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毛泽东在《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号召社会各阶级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力争扭转时局。总之，毛泽东对“百年大变局”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消长分析及日本侵华发展的态势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都能找到相关的依据。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百年大变局”是指抗日战争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较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16〕。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进入了一个“过渡阶段”〔16〕，该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防止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他于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用“三个转折点”具体阐明“百年大变局”的两种内涵：其一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16〕；其二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6〕。综上，这一时期“百年大变局”的变化体现在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是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以来发生的一个变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即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百年大变局”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及其演变导致国际形势的赓续。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已经敏锐觉察到国际形势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将世界大部分国家分成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至此，两大阵营对抗成为国际形势发展的原因。为应对此变化，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用两个“不承认”——“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国外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承存在”阐发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思想〔17〕。周恩来在1952年新中国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把这个思想称之为“另起炉灶”。此外，毛泽东还在1949年1月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次提到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思想，为新中国正确判断国际局势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再者，“一边倒”也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外交策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判断，“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而且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历史像大海一样并不总是风平浪静的，常有潮起潮落。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在失去苏联支持后，中国夹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博弈中处境尴尬。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阐述了他对时代看法，认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18〕。为了应对时代提出的“挑战”，毛泽东甚至提出了既反苏又反美“两个拳头打人”的应急策略，并在此后将统一战线思想运用到外交政策上，发现在苏美之间还有“中间地带”用作回旋，可争取其势力以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于是他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外交思想。其实早在1946年，毛泽东在接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就已经蕴含着“中间地带”的思想，他认为在苏联和美国之间隔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美国要实现对苏联进攻的前提是“压服这些中间国家”〔16〕。亚非拉民族独立后，采取了“不结盟”政策，让毛泽东对完善该理论有了新的思考,他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思想。1964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将“中间地带”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组成的“第一个中间地带”；另一部分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第二个中间地带”〔18〕。这种划分让中国在失去苏联支持又要应对来自美国威胁的情况下，能得到发展喘息的机会，甚至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外交道路。20世纪70年代，“百年大变局”迎来苏攻美守的争霸格局，国际形势发生相应变化。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开始了“一条线”的战略构想。他在1973年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指出，“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就是说，他希望通过国家间的外交合作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稳定国际局势。此外，为应对美苏争霸带来的消极影响，毛泽东还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他在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8〕。“三个世界”的划分使我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复杂纷争的美苏争霸变局中有了更多发展的空间。

科学的理论来源于生动的社会实践。毛泽东五个时期对变局的把握和实践做法共同构成了“百年大变局”中国化源流的一个分支，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百多年的探索。经此变局，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开启民族复兴的奋斗画卷。

(二)邓小平对“百年大变局”的阐释及其贡献

邓小平时代，“百年大变局”是和平与发展的变局，主要包括中国发展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时代是一个转折的年代，是从革命与战争走向了和平与发展的阶段。“百年大变局”在实践维度上指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新兴科学技术迎来的深刻巨变，这些变化使得国际局势在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中交织互构，并由此产生中国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问题，这种思考源自：

第一，国际政治多极化程度加强，加剧了变局的产生。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开始收缩力量和战线，美苏关系和两大阵营的对抗逐渐由紧张对峙走向缓和发展。资本主义阵营中欧洲国家的矛盾日渐增多，矛盾不断；社会主义阵营中，东欧一些国家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美苏在世界的控制力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此外，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独立基础上，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抵御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如中国借助于改革开放，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日益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摈弃了“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的方式”，继续发展了毛泽东“一条线”、“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外交思想，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统一战线的思想一以贯之。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就曾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20〕。

第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这种认识十分清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世界形势的判断认为“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美苏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22〕，就是说，十一大之前世界的发展主题是革命与战争，但是此后(改革开放后)，世界的主题转变成“和平与发展”。中共十三大明确肯定，“和平和发展”是“两大主题”，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十二个重要观点之一。世界主题转化的背后是国际局势的变迁，它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一种变化、一个变局。

第三，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最具决定性的发展因素。七八十年代，世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增长的贡献逐渐提升。科学技术不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且作为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竞争与合作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衡量国家实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此后随着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对社会主义阶段性本质的思考，逐渐形成对生产力的本质理解。他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20〕，并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因此，发展科学技术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发展维系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防止“百年大变局”滑向动荡。

第四，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愿望强烈。宏观层面而言，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国际局势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组织原则的世界局势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治理权力的垄断。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崛起的背景下必然产生国际大变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他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曾指出“世界总局势在变”，需要考虑新的政策去应对。国际政治实践业已证明，霸权主义、集团政治等行不通，所以“世界上现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20〕。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新秩序。如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强调，“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20〕，并主张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准则。

邓小平对“百年大变局”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将“战略机遇期”(4)战略机遇期是胡锦涛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尽管在邓小平相关文献中并未出现这个词汇，但是他对“机遇”“时机”“机会”等词的理解实际蕴含战略机遇期的思想。的思想定义为“百年大变局”的理论贡献。宏观意义上，邓小平所说的机遇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思考应对“百年大变局”的办法，更强调“趋利避害”，化解来自变局的消极影响。因而，机遇的概念贴合了“战略机遇期”，与“百年大变局”带来的战略布局和机遇具有相同的意思。

“百年大变局”从影响范畴讲，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决定性等特征。全局性是指“百年大变局”产生的影响是全局的，不只针对一个地区或国家，因而，它将给国际社会带来相对复杂的形势，所以多数人将“百年大变局”理解为国际形势或局势。长远性是指“百年大变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一个量的积累和质的转化过程。虽然百年如前文赘述不是一个数量词，但至少可以说明“百年大变局”具有的长远性这一特征。决定性是指“百年大变局”对当前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很大，甚至具备改变国际局势的能力。因此，能否抓住变局的“历史机遇”〔23〕，“历来是关系革命与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24〕，就是说，“百年大变局”的理解来源于邓小平对机遇意识、忧患意识的科学把握。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东亚部分国家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走上富强道路，第三世界的群体崛起，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都给世界带来许多变化。毫无疑问，这样的发展态势是一个变局。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已经预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两个转变”〔25〕，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转变。“两个转变”是在应对“百年大变局”的形势下提出的，强调在不否定战争因素存在的条件下突出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在外交政策中体现独立自主性，这为理解“百年大变局”提供了研究途径。

(三)江泽民“历史机遇期”思想对“百年大变局”的阐释及其贡献

江泽民时期，和平与发展依旧是时代主题。他对“百年大变局”阐释源自他对“历史机遇期”的把握与分析。十四大以后，“百年大变局”被普遍理解为一种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局势的判断，且经常被提及。这可能与生产力提高、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有关，或者从“百年大变局”的结果上说，发展的外部环境对变局的产生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依据就是，当决策管理者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首要的前提就是对当前世界局势的分析，再根据预测结果制定发展策略，于是这些战略便成为“百年大变局”提法的源头活水。

江泽民关于“世界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是“百年大变局”的时代内涵之一。江泽民曾经四次提及此概念。他在1992年十四大报告的第三部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章节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26〕，此后在1993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11月会见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时着重强调了这一看法。尽管在1998年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并未言明该术语，但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即“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曾经历过几次重大变动”〔24〕的论述依然属于这方面内容。总之，江泽民对“世界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首先，世界两极已经终结，国际各种力量开始分化与重组，世界的政治格局走向了多极化，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和平是可以实现的。其次，国际格局依然动荡不安。尽管战争得到控制，但是因宗教信仰、领土纷争和民族认同等矛盾诱发的局部冲突和战争频发。再次，国际经济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发展环境恶劣，贫富差距极化，进而使得南北鸿沟进一步加大。

二是“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其一，世界格局的重塑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既为争取和平环境创造了条件，也为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开展经济建设提供空间。其二，利用国际力量的分化与重组带来的机遇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三是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的联系与合作紧密，为推动解决地区争端提供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卡斯特罗时，作出了“社会主义前途依然光明”〔25〕的判断。

江泽民关于“世界正处在大变革时期”是“百年大变局”的时代内涵之一。江泽民关于“大变革”的论述有四次，前三次是从国内生产关系(5)这里将社会关系也理解为生产关系。论述民族变革、“党的变革”、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运动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只有在2002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时，重点讨论了世界形势和变化的几个关键问题，即“当前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问题、“全球发展的变化”问题和“不同文明发展与交流呈现的新局面”等。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他认为世界处在大变革时期的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世界多极化，另一个是经济全球化。这两种变革使国际社会依存、互动加深的同时，也造成了“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25〕的变化。在全球发展变化的问题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重塑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此外，江泽民还提及了世界文明交融互鉴的问题，点明了文明的差异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起点。这些思想、看法都为“百年大变局”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等提供借鉴。

江泽民关于“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期”的论述是“百年大变局”的时代内涵之一。江泽民在199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时，指出：“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的重要时刻”〔24〕，同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百年大变局”的判断做了重要论述，把“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期”当成“百年大变局”的发展环境。不管是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还是“历史时期”都是指两段时间：一段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实现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另一段是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个“一百年”(6)这里的“一百年”与习近平谈及的两个一百年具有不同的内涵。，共产党所开辟的新局面就是“百年大变局”形成的内容，也为理解“百年大变局”提供实践材料。

江泽民关于“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论述是“百年大变局”的内涵之一。他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东部和中西部的经济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26〕，这就间接说明改革开放有使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质变的能力，必然构成“百年大变局”出现的原因之一，所以理解“百年大变局”的一个线索就是改革开放。随后，江泽民2000年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国际竞争”〔25〕。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说，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进程，同时也使竞争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内进行，这是一种来自发展的变化，如果放置国际社会考虑，必然给国际形势产生影响。因此，“百年大变局”源流可以在社会生产力的维度找到唯物史观的哲学依据。

以往研究者大都未涉及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百年大变局”相关论述的挖掘，即便有也可能是零散的，原因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并未明确使用“百年大变局”这个特定术语。尽管江泽民也未涉及，但是他对战略机遇期、国际局势的一些看法，却贴近“百年大变局”表达的实质内容，成为其中国化源流的一个支流。

(四)胡锦涛“战略机遇期”思想对“百年大变局”阐释及其贡献

“百年大变局”的判断依据可以在胡锦涛“战略机遇期”思想中找到，或者说胡锦涛“战略机遇期”思想是“百年大变局”的阐释和理论贡献。

胡锦涛的“战略机遇期”思想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理论。“战略机遇期”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1994年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上作出的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判断，即“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动’、‘伟大变革’的历史时期”〔27〕。无论是“变动”还是“变革”，都突出强调了国内外面临复杂的矛盾、新情况和新问题。总的说来，这些新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内容：第一，国际局势复杂不定。胡锦涛2001年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新世纪献辞》一文中认为世界正在“大转折”〔27〕。不过，这种判断在十七大报告第十一章“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下完善成“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28〕。这种变革和调整有两个内容：其一，和平与发展不仅是时代主题，也是变革和调整时期的内容。胡锦涛认同江泽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整体判断，如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日新月异(社会信息化)及其全球合作日趋紧密等看法，在此基础上，认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时代不可阻挡潮流。其二，“大变革大调整”有其自身的内容，这可以从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相关文献中找到依据，其内容大致包括“大国对外关系出现重大调整”“国际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国际思想文化领域出现重大动向”〔29〕等。

第二，国内大变革。国内变革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带来的伟大变革以及为了应对21世纪前二十年发展的变革。就改革开放的变革，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一切亲身经历了这30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华夏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29〕。“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一切亲身经历了这30年伟大变革”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尊重人民首创和改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效率与公平，独立自主与经济全球化，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和党的建设等变革。以上构成“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主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胡锦涛2011年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中首次将“大发展”的内容纳入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中。至此，他的“战略机遇期”思想被表述为“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胡锦涛“战略机遇期”思想为“百年大变局”的出场提供了实现途径。“战略机遇期”涵盖的部分内容就是“百年大变局”理论的“支架”。如胡锦涛2010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个时期”，即“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和“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就是“百年大变局”提出的现实环境。“百年大变局”的提出离不开现实土壤，它的理论根据必然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即可在上述“四个时期”中探索出它的本质，从而印证胡锦涛“战略机遇期”思想也是“百年大变局”中国化源流的一个支流。

三、中国共产党应对“百年大变局”的策略

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大变局”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理论层面对其概念的深化，更是在实践层面提出了应对“百年大变局”的策略与方案。找出应对“百年大变局”的策略是研究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也是将认识的原理、原则与现实的需要结合的互动过程。总的来说，应对“百年大变局”的策略包括三点：一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以应对国际风险的挑战；二是发展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尽管这三种应对“百年大变局”的策略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共产党对抓住“百年大变局”发展机遇期的所有实践方案，但不得不说，这三种策略因为更具有操作性而让“化危为机”“于变局之中开新局”有了更加明确的实践目标和价值导向。

(一)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以应对国际风险的挑战

社会风险是社会发展的外部性，甚至我们可以把社会风险当作国际社会发展的成本。降低社会风险就是促进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百年大变局的到来，无疑增加社会风险，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所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树立可持续的安全观就是通过发展安全稳定的环境达到控制和降低社会风险发生率的目的，进而以一个整体的联动的组织方式应对来自“百年大变局”的挑战。

新安全观的核心表达就是既要保证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安全，又要实现区域、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安全。从整体看，树立新安全观有助于降低百年大变局带来的世界性风险，尽可能地将这种风险化危为机，更好地推动世界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从局部看，树立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新安全观就能将局部的抗风险能力转变为整体力量，有效抵御来自世界的风险。唯有如此，才能应对“百年大变局”带来的国际风险，找到应对“百年大变局”的策略。

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已经注意到国家安全与把握战略机遇期相互关系的问题，他在中央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要切实加强国家安全工作，为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保障”，就是说，维护国家安全应置于国际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历史背景下思考，这样才能防范风险。之后，习近平在《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中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周边区域外交之中，认为应“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这样有助于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增强战略互信，以区域性的安全合作应对大变局产生的风险。

新安全观之所以能够应对“百年大变局”带来的国际风险挑战，是因为这样的价值观准确反映出各国人民对抵御风险的共同期待。处在“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各国都希望通过合作的手段实现对国际风险的预估和掌控，而不是独自承受来自“百年大变局”的挑战，因而新安全观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共同价值”，尤其在国际风险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环境下，更具有强烈的思想先导性。总而言之，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有助于应对“百年大变局”带来的风险挑战。

(二)发展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国际治理体系

“百年大变局”带来的风险，其范围之广、影响范围之深已经超过单个国家承受能力，因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此类风险中独善其身，如“百年大变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影响已成为一股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在此背景下，已不存在安全“孤岛”，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共同应对来自“百年大变局”的挑战，这就不得不涉及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本质就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之间的相处，或说发展国际关系，已经不能像“资本时代”以资本为核心那样奉行丛林法则，而是要让参与国际治理的国家都能获得发展红利。这就需要用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即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发展关系完善国际治理体系。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世界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为原则和宗旨的国家主权制度。在这个主权制度下，世界各国相互确认各自主权，为战后世界治理格局奠定了相对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但是，“百年大变局”的产生使得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冲突不断爆发并升级，阻碍世界和平进程，加上冷战思维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意识形态斗争的高潮迭起和新干涉主义的泛滥，世界性安全变得岌岌可危，“百年大变局”带来的大风险逐渐增强、大挑战逐渐增多，人类迫切希望通过完善国际治理体系抵御日益频繁和增多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变得必要和迫切。

相互尊重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前提。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干涉他国内政，遇到发展分歧时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公平正义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公平正义就是要求“世界各国都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歧视性和偏见性的错误行径，维护国际社会的正义性秩序和机制”〔30〕。合作共赢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合作共赢要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百年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是当前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一个发展难题。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应认真思考如何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变局之中开新局这一问题。面对“百年大变局”导致的未知的利益格局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只有共同树立“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不偏离人类整体发展的正途，不突破任何一种文明的伦理底线，最终实现主体之间的利益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追求搭建一个有着明确组织形式的具体的“共同体”，而是强调秉持“共同体”的精神实质，即合作精神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反对单边主义，倡导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对话协商。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狭隘的“成员利益”，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人类共同价值”，以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凸显追求“共赢”的价值取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重大课题的深入思考，是对如何化解大变局带来的全球治理风险而提出的中国方案”〔31〕。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以往西方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是一种去中心化，以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共同协作、责任共担、成果共享为核心原则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最早在2013年阐述了这个方案，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演讲中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明确将建设五个世界定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

从人类命运而言，“百年大变局”究竟将会给全球带来何种风险无法预知，但这五个世界必定是人类社会最终的价值追求。它不仅在认识层面为人类提供思考方向，而且在实践层面指明了具体的操作方案。这五个世界中不论哪一个世界都是应对国际风险的一种有效办法：持久和平的世界，为应对“百年大变局”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普遍安全的世界，为应对“百年大变局”提供了内在保障；共同繁荣的世界，为对应“百年大变局”提供了经济动力；开放包容的世界，为应对“百年大变局”提供了合作契机；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应对“百年大变局”提供了绿色支持。因此，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有效应对“百年大变局”带来的国际风险。

总之，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大变局”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充分彰显了党对“百年大变局”理论溯源研究的贡献。正是由于党在实践中的创新精神，才使得这段“百年大变局”的研究越发突出理论的真理性和实践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