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蕾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20世纪50年代的《宋诗选注》与80～90年代的《钱锺书选唐诗》是钱锺书生前编选的两部诗歌选本。《宋诗选注》是钱锺书在《全宋诗》面世以前，受中国社科院组织的任命，对宋诗作辑录、选注的一部宋诗选本；《钱锺书选唐诗》是钱锺书以清代《全唐诗》为底本，据个人的诗学意趣和审美倾向遴选诗歌，再经夫人杨绛亲笔抄录的一部私人唐诗选本。原书名为《〈全唐诗录〉杨绛日课》，2020年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刊行，出版社另取名为《钱锺书选唐诗》。在此之前，已有选家兼选唐宋诗歌的例子，如据传由南宋刘克庄所编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①专选唐、宋五七言律和绝句；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专录唐宋诗人五律、七律；清代姚鼐的《五七言近体诗钞》选录唐五、七律和宋七律。在选家搜辑唐、宋诗作时，无一例外要面对赫赫有名的诗歌史争端——唐宋诗之争，或宗唐抑宋，或祧宋贬唐，或调和唐宋。选家的唐、宋诗学观必然反映在诗歌选本里。通过对钱锺书唐、宋诗选本的比较研究，探讨两部诗选之间的互异与相通之处，或能更为精准地勘入钱锺书唐、宋诗学观念的堂奥。笔者将从选目、诗歌选本特色以及选诗标准等三方面比较《宋诗选注》与《钱锺书选唐诗》。

一、选目之比较

在选目总量上，《宋诗选注》选录诗家80位，录诗375首；《钱锺书选唐诗》选录诗人308位，录诗1 997首。这两部不同的诗歌选本有相似的选诗理路，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相同之处在于：两部诗歌选本择录诗家的思路高度统一，都以诗歌发展阶段、诗歌风格、诗学派系罗列诗人，串联诗人群体、以诗家为线索勾勒诗歌史脉络，同时特别关注唐代诗人与宋代诗人间承继与超越的关系。互异之处在于：选录诗人、选录题材等不同。

(一)选目理路的相通

两部诗歌选本具有相通的选目理路。具体而言，都是以诗人为纲目完整地展示一代诗歌的演进脉络。面世较早的《宋诗选注》用80位诗家勾勒出宋代诗歌发展的历程。以王禹偁、寇准、林逋的诗作为宋初时期学白体、晚唐体的代表；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锋，兼有文同、曾巩、王安石、刘攽、王令等给宋诗带来的变化；又有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元祐诗人继起；北宋末、南宋初诗坛几为江西诗派的天下，选入徐俯、洪炎、江端友、韩驹、吕本中等宗法江西诗派诗家。此外，《宋诗选注》还录入宗泽、汪藻、曾几、陈与义等不甚诗法江西诗派的诗人，如汪藻主要受苏轼影响[1]193、曾几“已经做了杨万里的先声”[1]203，以此作为两宋之交诗风的过渡。可见，钱锺书选人眼光之审慎周到。南宋以降，选录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尤袤4位中兴诗人。钱锺书认为“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1]255。钱锺书是以人为线索，钩稽宋诗体派的脉络。而宗法晚唐的江湖诗派则从诗人潘桎开始，在“‘四灵’的作品中充分表现”的。接着又以刘克庄作为调和江西派与江湖派的代表，充实诗歌史的发展脉络，用周密、文天祥、汪元量、萧立之这些宋末诗人的作品为宋诗画上句号。这样的选诗理路既完整地展示宋诗发展的主干，又尽量不遗漏细节上的真实面貌。

无独有偶，《钱锺书选唐诗》也展现着与《宋诗选注》高度相似的选目思路与策略。钱锺书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4个发展时期勾勒出唐诗的流变过程。在《钱锺书选唐诗》中，钱锺书以李义府、虞世南、王绩、宋之问、王勃、杜审言、郭震、骆宾王、陈子昂、王适、沈佺期等人作为隋末到初唐诗坛的代表，同时删汰卢照邻、杨炯显示私人诗歌选本的选诗倾向；盛唐诗坛主要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与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两派并立，又选李白多首乐府、歌行、绝句，总体上展现有唐一代诗作的盛世气象。同时在王瀚以下、孟浩然之前录入格调高古奥逸的孟云卿，似有意漏出中唐元结诸家的复古诗风，呈现盛唐诗入中唐的细微变化。至于中唐，钱锺书展现了一幅“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的诗坛蔚为大观之盛况。在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浩大声势之下，钱锺书针脚细密地拈出杨衡、王播、刘言史、长孙辅佐、张碧、卢殷、王鲁复、雍裕之、王初、姚合等诗人，以填补诗风交替、师承关系的诗歌发展缝隙。到了晚唐，钱锺书以杜牧、许浑、李商隐、贾岛、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唐彦谦、韩偓、杜荀鹤、韦庄等大家为晚唐诗风的主要代表，又耐心地罗列如陈沆、成彦雄、翁宏、孙光宪、颜仁郁、刘兼、李茂复、卢汪、金昌绪、朱绛、徐安期、韦鹏翼等多位晚唐小家，众星拱月般环绕在大家周围，共同构成一幅人物繁多的晚唐诗坛图谱。

通过对比两部诗歌选本录诗的内在理路，可以发现三点。第一，从选目总体概况来看，《钱锺书选唐诗》收录诗人、诗作的数量远多于《宋诗选注》，《钱锺书选唐诗》所展示的诗史面貌更加立体饱满、完整清晰，其囊括的唐诗体派风格、格调体式也较《宋诗选注》更为丰富多彩。第二，《钱锺书选唐诗》有赖于私人选录的编选意图，选目真切地反映钱锺书眼中的唐诗发展脉络以及发自内心称引的唐诗作品。第三，两部诗歌选本在选目的内在理路上有相通之处，都注重以诗人为线索勾勒诗歌发展的完整历程，既安排“大家”与“名家”作为展现诗史面貌的主干部分，又拈出鲜为人知的“小家”安排在诗风过渡之间，使诗歌选本展现的诗歌流变过程有迹可循、有据可查。

(二)选目题材、格调的差异

《宋诗选注》与《钱锺书选唐诗》在选择题材、格调方面表现出差异性。其一，从诗歌题材上比较，《钱锺书选唐诗》收录大量的赠答酬唱诗、闺怨爱情诗，还选录咏史怀古诗、山水田园诗、羁旅行役诗、闺怨思妇诗、农事诗、通俗诗等诗作。而《宋诗选注》则选入许多心系民瘼的诗篇，主要取材于两宋时期社会底层人民的现实遭遇。钱锺书重视“诗可以怨”的诗学主张，因而整部《宋诗选注》挟裹着士人忧生忧世的怨愤。并且，在《宋诗选注》中，几乎找不到一首纯粹的爱情诗，这与《钱锺书选唐诗》里触手可及的爱情诗、闺怨诗大相径庭。不过，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解释：一是宋人诗歌中讲道理多而言性情少，“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二是宋人的恋爱生活常常反映在宋词的创作中；三是宋代爱情诗艺术并不高明，远在唐人之下[1]7-8。其二，两部诗歌选本收录作品的格调存在差异。据统计，两部诗歌选本收录最多的诗歌体裁是近体诗。《钱锺书选唐诗》收录近体诗1 350余首，约占总数的68%；《宋诗选注》收录近体诗280余首，约占总数的76%，近体诗在唐、宋两代诗歌体式中占比最高。在五、七言近体诗收录上，选录最多的都是七言绝句，但细究钱锺书唐、宋诗歌选本所遴选的七言绝句，发现两者在选目方面有格调上的差别：《宋诗选注》收录多为情绪低迷、意境清冷的七言绝句，颇近晚唐格调，如选入寇准的《书河上亭壁》《夏日》，曾巩的《城南》，晁端友的《宿济州西门外旅馆》，翁卷的《野望》《乡村四月》，赵师秀的《数日》《约客》，高翥的《秋日》，方岳的《湖上》，叶绍翁的《田家三咏》《夜书所见》等。对此，有学者评价“《宋诗选注》中‘冷寂’意境的七言绝句最多，这是此书的独特之处”[2]。相比之下，《钱锺书选唐诗》收录七言绝句的艺术风格更为丰富、多元。雄浑劲健如王昌龄的《从军行》《出塞》，严武的《军城早秋》；精神飘逸如李白的《客中行》《早发白帝城》《秋下荆门》；冲淡自然如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委曲达意如刘方平的《春怨》《代春怨》，李商隐的《霜月》《夜雨寄北》《嫦娥》；纤秾绮丽如李商隐的《日射》《闺情》，韩偓的《深院》；疏野真率如陈沆的《嘲庐山道士》，唐末朝士的《睹野花思京师旧游》，杜光庭的《偶题》等，展示了唐代七言绝句风格多样、品貌丰富的特点。

二、诗歌选本特色之比较

钱锺书选诗自立门户、不依傍前人，两部断代诗歌选本各具特色，在著录体例方面的差异，包括有无注评、有无序言等。但既为一人所选，二者必然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处。《宋诗选注》与《钱锺书选唐诗》并非割裂、孤立的诗歌选本，“打通”与“互证”的诗学理念贯穿两者之间，它们能够交叉缠结、互为注脚。至于相同之处，两部诗歌选本都表现出重视诗坛大家而不废小家的特色，同时展现了两代诗歌抒情主体的面貌。

(一)体例上的差异与互文

两部诗歌选本最大的区别在于编选体例，此处的“体例”涉及注释、序言、旁批等诸多要素。一方面，相较于缺乏选诗序言以及诗歌注评的《钱锺书选唐诗》，《宋诗选注》最大的特色是有序、有注、有评，一是为诗歌作注释，既笺注典故、梳理诗意，又采用“以诗注诗”的注释方式，对篇章词句作具体的艺术鉴赏与评判；二是在收录诗作之前，将诗歌源流与师承的钩沉、诗歌鉴赏与品评的论述、文献辨伪与辑佚的发现等评骘一并写入诗人小传中。这样的体例使只有300多首宋诗的诗歌选本变得充盈丰满，勾勒出宋代诗歌史的线索。因此，《宋诗选注》不仅是诗集，它运用了注诗与评诗的形式，成为选家表明艺术鉴赏与诗歌史认识的诗学文本。这部宋诗选本的编选体例与宋代盛行讲学、好发议论的学术环境以及宋代“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学风气暗合。钱锺书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1]7另一方面，《钱锺书选唐诗》则缺少了钱锺书的注解，实为学界一桩憾事。笔者揣测，其因有二：一是钱锺书编选唐诗选时，已年逾70，精力远不及20多年前选注宋诗的时候，更遑论注解近2000首唐诗；二是相较于重理性、求阐释的诗学思维，唐人更擅长传达诗意的、感性的认识，以个体情感寓于形象、辞藻之中，唐代则“正是一个重感性、重个体生命发越的时代”[3]1。唐代诗学也表现出重视个体的直观把握与感性领悟的特点，而不像宋代诗学偏好阐发义理、以理性分析见胜。正如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4]134因此，钱锺书面对唐诗及唐诗学重感性体悟、重审美体验的特征时，为了顺应这种鲜明的特点，采取了选录篇目而不予注评的诗歌选本体例。

与《钱锺书选唐诗》无评注相对照的是《宋诗选注》有注有评、以诗注诗的诗歌选本特色。但这种诗歌选本特色并不是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的，以诗注诗是《宋诗选注》的注释特色。钱锺书引用其他诗人或其诗句注解所选诗句的内涵、句法、语法、题材、体裁、源流等。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用来注解宋诗的“另一家诗人或其诗句”大部分取自唐代诗人、唐人诗句，同时又能在《钱锺书选唐诗》的选人、选篇中找到回应。如《宋诗选注》录柳开《柳枝词》，钱锺书自注第4条云：“这首诗很像唐朝韦庄的《古离别》”，并在其唐诗选本中选了韦庄《古离别》；在宋人王禹偁的诗人小传中，钱锺书说王禹偁“提倡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收录他反映民瘼的谏诗《对雪》，而唐诗选本中则默契地在杜甫名下录入感叹战乱的五律《对雪》；诗歌选本又录南宋诗人朱弁诗《春阴》，解“酒薄难将梦到家”诗意时，征引了唐人孟郊《秋夕贫居述怀诗》《再下第》、刘威《冬夜旅怀》。钱锺书认为《春阴》尾联：“绝域东风竟何事，只应催我鬓边华”妙于唐人李益《度破讷沙》、刘商《胡笳十八拍》第六拍中的说法，以上钱锺书所注引的4首唐人诗歌都已录入《钱锺书选唐诗》。据笔者统计，在《宋诗选注》与《钱锺书选唐诗》之间发生互证的诗歌已超过20首，说明钱锺书有意将两部诗歌选本视为相互参看的一个整体，使二者成为互补互证、前后关联的诗歌选本。

(二)人物选择上的趋同与分别

在诗歌选本特色上，《钱锺书选唐诗》与《宋诗选注》都表现出重视大家、不舍小家的特点，两部诗歌选本都体现了以诗坛大家来支撑诗歌史的演进脉络，收录小家进而丰富诗人图谱、描画诗歌史细节以及打开读者见识的选诗意图，在以诗坛大家为主线之际不忘给诗坛小家留有一方天地。如《宋诗选注》以王禹偁、寇准为宋初“白体”“晚唐体”的诗人代表，继之以梅尧臣、苏轼、欧阳修三人为北宋革新派领袖，往后分列王安石及其他苏门六君子为北宋诗坛主将，举徐俯、洪炎、吕本中等人为江西诗派后进，又列南宋四大中兴诗人诸多诗作显示中兴诗坛的主要创作风貌。在这条上起北宋、下迄南宋的诗歌史主线之间，适当地安排陶弼、晁端友、曹勋、董颖、吴涛等诗名不高的宋代小家，这些小诗人在诗歌选本中收到了细化诗歌史事实、避免以偏概全的效果。而这种特色在《钱锺书选唐诗》中同样展露无遗，收录的145位晚唐诗人中，朱庆余以下，除雍陶、杜牧、李商隐、李群玉、贾岛、温庭筠、皮日休、杜荀鹤、韦庄等大家和名家外，其余的都是诗名较弱的晚唐小家，以星罗棋布之态构成一幅虑周藻密的唐末诗家图谱。

至于二者之别，《钱锺书选唐诗》收录了唐代皇室贵族、世家豪族、庶族阶层、佛僧道士、优伶野人、闺阁才女等各个社会阶层、具有多元信仰主张以及性别身份互异的诗人，展现了唐代儒教、道教、佛教三教并行之下，多元并包、开放融合的社会风气。反观《宋诗选注》选入诗人的类型，几乎都是两宋之间的士人而不见女性诗人的踪影，偶然有隐者林逋、琴师汪元量稍作点缀，大体上稍显单调。

三、选诗标准之比较

钱锺书谈艺论文，是站在以文学为本位的立场上的，这种诗学理念贯穿其全部著述中，包括他的两部诗歌选本，且集中反映在诗歌选本的选诗标准里。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是文艺批评的两个重要标准，“孰为末节孰为先”，是选家在遴选作品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选诗标准的出发点。经比较两部诗歌选本的选诗标准，可以发现二者在看待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的先后关系的一致性，以及在相应标准之下看待诗歌本质、诗歌创作等诗学命题的一贯性与互异性。

(一)艺术标准定位的一致

对于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两部诗歌选本都若明若暗地显示出相同的态度。《宋诗选注》的选诗标准明确提出了“六不选标准”，这6条标准已然说明选者重视诗作艺术审美的偏向。受当时文艺风气影响，有学者直指钱锺书不是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来选录宋诗，而是强调艺术标准[5]。20世纪60年代，钱锺书曾承担过社科院《唐诗选》初稿的选注和审定工作，但在70年代《唐诗选》的选目作了不小的改动，已非原本的面貌。钱锺书在读完后来的这部《唐诗选》前言后，表示坚决不署自己的名字。周绚隆在《钱锺书选唐诗·出版后记》谈到钱锺书不愿在《唐诗选》署名的情况，补充道：“显然，他对后来成书的《唐诗选》是持保留意见的——特别是对其选诗标准。”[6]1158后来，由钱锺书遴选、杨绛抄录的方式编成了一部私家唐诗选本——《钱锺书选唐诗》。钱锺书用此表达自己始终坚持以艺术标准为先的选诗标准与诗学观念。

在为艺术标准统摄的选诗活动中，钱锺书始终以艺术成就的高低、审美价值的大小来衡量唐诗和宋诗。钱锺书主张“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将唐诗与宋诗划入艺术鉴赏的领域，以艺术的标准对二者做出平心之论。在《宋诗选注》中，钱锺书以这样的观念去评判某篇唐诗与某篇宋诗的高下。如钱锺书在比较宋人柳永《煮海歌》和唐人柳宗元《晋问》里描写盐池一段时，认为前者是唐宋两代把盐民生活写得最为痛切的诗歌之一，而后者尽管刻画精细，但伤于“笼统”，没有具体地书写盐民的悲苦；又认为宋人朱弁《春阴》“酒薄难将梦到家”胜于唐人孟郊、刘威、方干的诗语，推许朱弁语更为曲折凄深[1]228。钱锺书从艺术标准出发，认为宋诗尚有未及唐诗之处，或者有欲学唐人而未能登堂入室的问题。钱锺书认为梅尧臣作诗师法唐人，说他的古诗学习韩愈、孟郊、卢仝，五言律诗受到王孟的启发，“不过他‘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言语之间暗示：尽管梅尧臣师法唐人，但是未能超出唐人、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在钱锺书的诗歌选本中，所有的诗歌评判结果都为艺术标准所统领。

(二)选诗标准的一贯与互异

对于诗歌的创新，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明确说明反对仿照前人的假古董、旧货充新的诗歌，提出作诗应在自然形态中寻找诗思、不蹈袭前人言语，诗贵于自立门户；对于诗歌的功能，钱锺书认为文章之要义并非作者一味地抒发自我情感，而其功用和效能在于能够有效地打动读者，“情”在其文艺批评中是一个极关键的评价标准。由此可知，“诗贵创新”和“以情感人”是钱锺书选录诗歌的重要评判标准。

1.“诗贵创新”之异同

钱锺书的唐、宋诗选本都具有“诗贵创新”的选诗标准。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引梅尧臣论诗语：“以故为新，以俗为雅。”[8]38-39钱锺书推重那些把熟见的词汇、材料、意境翻新生变的作品，又在《宋诗选注》中，批判了那些“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1]20的诗作。这种推陈出新的选诗标准在两部诗歌选本中都有所体现。《钱锺书选唐诗》与《宋诗选注》的选篇，都尽量摒弃模拟旧作、堆垛故实的作品，选目上倾向自立门户、取材自然的诗作。《钱锺书选唐诗》对初盛唐时期宗尚汉魏、模拟汉魏古体的作品多不取，如杨炯、卢照邻、储光羲等的诗，又如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有意剔除一味复古、铺排典故而未能自出其意的诗作。《宋诗选注》以评注的形式径直表明推崇创新的选诗标准，这种观点在诗歌选本中已复现了十多例。如钱锺书评寇准的诗人小传说：“他的七言绝诗比较不依傍前人，最有韵味。”[1]14在李觏的诗人小传中，高度评价李觏道：“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辟的两家。”并称引选入的李觏《获稻》诗的颔联：“这一点细密的观察在旁人这类诗里还没见过。”

尽管两部诗歌选本都以“诗贵创新”为标准，但相较之下，二者创新的内涵各有侧重。《钱锺书选唐诗》留意文体上的立异创新以及新文体的孕育，《宋诗选注》则更关注诗意的生新变化。一方面，前者选取任华、顾况、韩愈、孟郊、马异、卢仝、李贺等以怪立异著称的诗家，选取了《寄李白》《寄杜拾遗》《怀素上人草书歌》《梁广画花歌》《苔藓山歌》《宜城琴客歌》《李供奉弹箜篌歌》《醉赠张秘书》《赠别崔纯亮》《答卢仝结交书》《哭玉碑子》《李凭箜篌引》等“以文为诗”、多用语助、敢于打破律体的诗作。《钱锺书选唐诗》还关注词这种新的文学体式在唐代的萌芽，如选入中唐张志和的《渔父歌》、唐末蜀后主王衍的《醉妆词》，以示词在中晚唐时期的起步。相比之下，《宋诗选注》的文体意识就更为严苛，面对词体发达的宋代，钱锺书没有选取一首词作，划清了词体与诗体的界限。另一方面，宋人学唐是中国诗学史的一个重要命题。钱锺书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果’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澈，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1]11在宋诗的审美评鉴中，钱锺书始终关注一个问题：宋人是如何基于唐人的诗歌成果，在诗意、字法、句法上做出创意，进而继续耕耘诗歌这片田地的。这种关注贯穿《宋诗选注》，如选取宋人柳开《柳枝词》，将其尾联的写法与唐人韦庄《古离别》作比较，认为柳开诗超越了韦庄诗，在诗意上显得更为新鲜、深细；又如诗歌选本收录曾几的《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褒扬颈联的对句“五更桐叶最佳音”，称其能在唐人刘媛的《长门怨》、温庭筠的《更漏子》的情景描画上旧调翻新。钱锺书还推崇那些不沾染流弊、表达新颖脱俗的诗人，如李弥逊、曹勋、吴涛、华岳、洪咨夔等。钱锺书在李弥逊的诗人小传里道：“命意造句都新鲜轻巧，在当时可算独来独往。”对于曹勋则夸赞“这种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产生了一种新的诗境，而曹勋是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的人”。可见，钱锺书倾向以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为先决条件、以诗意的生新变化为选诗标准来选录宋诗。

2.“以情感人”之异同

两部诗歌选本都贯通着“以情感人”的选诗标准，但又在此标准下各有所好。《谈艺录》认为：“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7]86文体变化万千，并不妨碍情感的吟咏与传递。钱锺书还表示“一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作用”[8]131，重视文学作品在情感上打动读者，使读者能获得情感的熏染。这样的诗学观念反映在钱锺书的两部诗歌选本中，使诗歌选本保存了许多情感真挚的作品。《钱锺书选唐诗》选入300多首赠答诗、酬唱诗，体现唐代诗人极为丰富的精神生活与情感体悟，包含亲情、爱情、友情、君臣之情、师生之情等情感形态。这些作品有人生如寄、及时行乐的抒怀，有落第失意、怀才不遇的悲叹，有慨叹时局、忧国忧民的感喟，有悼亡感旧、追怀故人的伤感等，这些作品都以诚挚的感情打动读者。《宋诗选本》，从抒发情感种类来看，未及《钱锺书选唐诗》的丰富、多元。《宋诗选本》收录了很多反映人民疾苦、体恤社会底层劳动人民以及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诗歌，如王禹偁的《对雪》，梅尧臣的《陶者》《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柳永的《煮海歌》，李觏的《获稻》，文同的《织妇怨》等；还选录经历“靖康之难”的诗人的诗，如乐雷发的《乌乌歌》，文天祥的《扬子江》《南安军》《金陵驿》《除夜》，汪元量的《醉歌》《湖州歌》等。这些反映民瘼、感慨时局的诗作传递着宋代士大夫忧民忧世的情感、对底层人民的怜悯以及对统治阶层的控诉。

四、结 语

从选诗的内在理路看，《宋诗选注》与《钱锺书选唐诗》二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都运用了统摄大家、不废小家的选目策略，完备地勾勒出一代诗歌发展的脉络；从诗歌选本特色来看，看似《宋诗选注》以诗注诗的注解方式与《钱锺书选唐诗》的缺乏注释有很大的差异，然而前者以诗注诗所引用的唐人诗歌不少都能从后者的选目中找到落脚处；从选诗标准来看，钱锺书以文学为本位的准则贯通两部诗歌选本，使其表现为以艺术审美优先的选诗标准。两部诗歌选本也有区别，在体量上，《钱锺书选唐诗》是《宋诗选注》的5倍多；在题材上，《钱锺书选唐诗》比《宋诗选注》反映的社会面貌更为广阔，《钱锺书选唐诗》兼顾诗人的社会身份、宗教信仰以及男女性别，比《宋诗选注》彰显了诗人群体更为丰富多元的主体形象。在选诗标准上，尽管二者都要求诗歌的创新求变，但《宋诗选注》更重视诗意翻新、字法和句法的变化，而《钱锺书选唐诗》则更关注文体的变动发展。

注 释：

① 据李更、陈新整理《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提出：“在编选过程中虽然不无曾经参用刘克庄所编某种选集的可能性，但总体上和刘克庄并不存在直接关联.”见《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885-886、891页.又侯体健在《〈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与晚宋诗坛》中认为，《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是一部坊间书商托名刘克庄编选的唐宋诗选，应非在刘克庄的六种绝句选基础上编成的.见《文学遗产》2021年第4期.另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题为谢枋得所撰的说法，则见根据孙琴安《唐诗诗歌选本六百种提要 附录一》，第452页.目前，学界对《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与刘克庄的关系存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