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壮道，姜家定

(1.洛阳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2.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黄河文明是黄河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黄河文化不仅在黄河流域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区域性文化，而且在长江以南地区也滋养了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区域性文化。在黄河流域这些区域性文化中，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文化。从河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我们可以管窥黄河文明的传播态势。洛学又是河洛文化哲学价值形态的典型代表。因此，研究洛学在中华大地的发展和传播，也可以洞悉黄河文明及其精神文化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中的概况。

一、洛学是黄河文明精神文化的典型代表

黄河文明可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面，不管从哪个层面讲，河洛文化都是黄河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若单从精神文化层面讲，河洛地区的洛学不仅是河洛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黄河文明精神文化的核心内涵。

(一)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内容

黄河文化就是人类在黄河5 464公里的河道上，在75万多平方公里的流域内，创造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它不仅囊括了上游的河湟文化、关中文化，中游的河洛文化，下游的齐鲁文化，还融合了中原的农耕文化、西北的游牧文化、东部的海岱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庞大的、复杂的、自成一系的、囊括东中西部地区的、完整的文化体系。不管从覆盖区域来看，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河洛文化在这些众多的区域性文化中无疑居于核心地位。

从文化的覆盖区域来看，河洛文化覆盖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它是以古代河南洛阳地区为中心，以黄河为轴线，向南包括伊洛盆地，向北包括沁河盆地，向西达到晋南地区，向东包括豫西丘陵东面的冲积平原等广大区域内的文化。它无论是与上游的河湟文化，还是关中文化，抑或是下游的齐鲁文化相比，都占尽“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这个优势使它在对内融合方面，能够更容易吸纳融会上下游的区域文化，在对外传播方面能够更容易向四周辐射，扩大它的影响范围。因此，从地理区位和覆盖区域来看，河洛文化在黄河文化的众多区域性文化中是居于吸纳并辐射四周的核心地位。

从文化的内涵来看，河洛文化包括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洛古国”、二里头夏文化、偃师商城遗址商文化、西周文化，一脉相承，绝无仅有。从文化类型上看，无论是三皇五帝的传说文化，还是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无论是周公的制度文化，还是经典的玄学、理学文化；无论是包括四大发明的科技文化，还是诗词歌赋的文学艺术，河洛文化都以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超越了其他区域文化。因此，从文化的内涵来看，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刘庆柱认为：“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根文化’。”[1]

(二)洛学是河洛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

河洛文化从广义上讲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部分。河洛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历史文化、科技文化、文学艺术文化、民俗文化等，其中反映价值观的文化是其核心部分。如果儒学是黄河文化或华夏历史文化主流价值观的典型代表，那么洛学就是河洛文化主流价值观的典型代表。

河洛精神文化部分包含五大学说：儒学、道学、佛学、玄学和理学。我们常说儒学源于洛阳，是因为孔子曾到洛阳入周问礼。而儒学虽然诞生在山东地区齐鲁文化的范围内，但它的根脉在洛阳。周公是在洛阳制礼作乐的。周公的儿子伯禽，也是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把礼乐制度带到鲁国之后，鲁国的孔子推崇周公的礼制思想，并到洛阳找到当时最有学问的老子进行实地调研，最终把这种礼乐治国思想发展成儒学。而正是洛阳那个被孔子问礼的最有学问的老子，写下5 000字的《道德经》，凭借一篇文章创立了一个道家学派。佛学是外来文化，但它经过白马驮经，扎根河洛大地，并以此为基地，以白马寺、少林寺、龙门石窟为依托，以著名僧人唐玄奘为代表，把佛学传向华夏大地。曹操、司马懿的后代坐镇洛阳、统治中原时期，文人骚客不甘寂寞，在洛阳地区通过反叛儒学，创立了玄学。

北宋的洛学就是在这些学派的基础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吸收了道学、借鉴了佛学、扬弃了玄学，在儒学的思想内核上，提炼了哲学范畴，开拓了理论视域，完善了理论体系，最终创立了洛学。因此说，洛学是河洛思想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河洛文化主流价值观的典型代表。

二、洛学在中华大地的发展演化

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都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们收徒讲学，弟子众多，这些门徒来自今天的河南、河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洛学在全国各地的发展与传播，主要靠这些弟子及再传弟子来实现。

(一)洛学在南方地区的发展演化

洛学在北宋时期的北方诞生和成熟，南宋以后开始在南方传播发展。南宋建立后，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心南移杭州，洛学的传播发展主要以南方为主，传播的骨干成员主要是二程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这一阶段，在二程弟子的不懈努力下，洛学在南方发展成为五大地方学派。

福建闽学是由二程的两大著名弟子杨时、游酢首创的一个理学地方学派。杨时、游酢都是福建人，二人都在程门四大弟子之列，他们在洛阳演绎了著名的“程门立雪”故事。他们跟着二程学成后，把洛学带入家乡福建地区，经过罗从彦、李侗的继承和发展，传到了朱熹。朱熹对洛学做了一次认真的总结和阐发，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理学门派——闽学。闽学是理学的地方学派之一，其理论形态仍是理学，集大成者是朱熹，学术思想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性即理”。因此，后世称为“程朱理学”。

荆楚地区的湖湘学派创始人是南宋时期的洛学家胡安国(1074～1138)。胡安国是杨时的弟子，胡安国所著的《春秋传》、所编的《二程文集》是湖湘学派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石，其中《春秋传》是宋代洛学家从义理角度研究《春秋》的代表作。胡安国的儿子胡宏曾拜洛学家杨时和侯仲良为师。胡宏在南岳衡山文定书院讲学20余年，著有《知言》《五峰集》等。胡宏的门生众多：有张栻、韩璜、吴翌、彪居正、孙蒙正、赵孟、赵棠等人，其中张栻最为出名。湖湘学派后来就是被张栻发扬光大,并对江西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江西学派又称“陆学”或“象山学派”，它由南宋的陆九渊(1139～1193)创立。陆九渊与洛学存在一定学术渊源。程颢的心本论是陆九渊心学的主要思想源头。清代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全祖望说，陆九渊的学说继承了洛学的心学分支谢良佐的思想。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谢良佐，承继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以性论心,以仁切己,对程颢的心学进行了创新。后来经王蒲、张九成等人的延续，最后传到陆九渊，心学得到升华，形成了江西学派的思想体系。

浙江温州的永嘉学派，发端于北宋，兴盛于南宋，是二程洛学在南方发展的一个分支学派。北宋中期，浙江温州的周行己等“元丰太学九先生”接受了洛学，并成为程颢、程颐的弟子。周行己(1067～1125)对温州永嘉学派影响最大。南宋建立后，周行己的私淑弟子郑伯熊接续了对洛学的传承。后来，二程的再传弟子薛季宣(1134～1173)，创立了永嘉学派。薛季宣把洛学传给叶适、陈亮。叶适是薛季宣最突出的一个学生，永嘉学派在叶适手里得到了完善，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四川的涪陵学派与洛学最直接的关系是程颐被贬涪州，程颐是涪陵学派的启蒙者。涪陵的谯定(1023～?)就是在程颐影响下，决心从程颐学《易》，得到了洛学的精髓，后创立涪陵学派(也称“谯学”)。谯定少喜学佛，析理归儒，后学《易》，与程颐关系密切。涪陵学派对南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洛学在南方的发展传播，由二程的弟子与再传弟子担纲，以闽、湘、浙、赣、川的五大地方学派为主要体系，传播扩散到南方各地。

(二)洛学在北方地区的发展演化

北方地区，在南宋建立后，中原成为金国的统治区。由于战乱，大批洛学学人南迁，洛学在南方开枝散叶。虽然洛学在北方萧条了，但洛学在中原的传播余绪未断，仍以一种较为特殊的家传方式传承，直到金末时期，中原地区才逐渐显现出洛学“复盛”的迹象。

元朝建立后，“元代大儒”许衡(1209～1281)，多次向元世祖推荐“汉法”，终使“四书”“五经”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教材。后来，许衡、姚枢、窦默等洛学传人相聚今河南辉县的苏门山，开办学院，讲学授徒，研习洛学，使洛学在北方重新获得复兴。

明朝政权建立后，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洛学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潮。明初洛学传人中最为著名的是曹端(1376～1434)和薛瑄(1389～1464)。曹端、薛瑄是明代洛学的重要传人。其中，薛瑄培养出了洛阳的阎禹锡、南阳的王鸿儒等一大批学者，对中州洛学的传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兴起，中州的尤时熙、孟化鲤共同完成了明代洛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化。

清朝前期，洛学发展极为繁盛，以孙奇逢(1584～1675)为首的“中州八先生”在洛学传承中最为著名。孙奇逢是清朝洛学的开山鼻祖，其余七先生皆为其门人或私淑弟子。“中州八先生”的教育实践和学术发展基本上奠定了清代洛学的基调。清朝中晚期，洛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棠阶(1798～1865)与倭仁(1804～1871)，他们非常注重把洛学价值观贯穿于日常道德修养中。

李时灿(1866～1943)，河南卫辉人，民国时期杰出的河南进步教育家，也是中州最后一位理学家。李时灿创建“经正书院”，改革教学内容，推介时务新书，宣传维新变革思想。嵇文甫(1895～1963)，河南卫辉人，幼年在家乡接受洛学教育，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继承和研究洛学的学者之一，传统洛学在嵇文甫这里走向了新生。

洛学在关中的发展由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吕大临(1040～1092)开启。关学与洛学本是并列的理学学派，但正如闽学有洛学传承一样，关学也受到了洛学的渗透和影响。吕大临拜二程为师、学习吸收洛学之后，洛学的一些思想在关学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总之，洛学在北方的发展传播是以洛阳地区为中心，向西、向东、向北辐射，主要在黄河流域传播，先后覆盖了河南、山西、山东，并发展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区，最后以理学形态传播到整个北方地区。从全国的传播态势来说，由于战争和人口迁徙的原因，洛学形成于中原，兴盛于南，回传到北，最终成就了700余年的理学辉煌。

三、洛学对黄河文明的精神传承

黄河文明是黄河文化的发展，因而黄河文明的精神文化主要体现为黄河文化精神。黄河文化精神在目前学界也被称作黄河精神，不少学者把二者混用。实际上，黄河精神是说黄河作为一条河流具有人的某些精神，就是用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创造的文化精神比拟到黄河之上，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如说黄河具有“自强不息”“生命关怀”的精神等，实际上是在用“人”的精神比拟“河”的精神。黄河文化精神是指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创造的文化精神，就是指人的精神，不存在比拟之说，如“团结拼搏”“务实开拓”“敬业奉献”[2]等，这显然仅仅是在说人的精神，黄河只是一个地域限定概念。因此，黄河文化精神这个概念更为准确、更为宽泛、更具包容力。简单来说，黄河具有人的某种优秀精神，我们称它为黄河精神；而黄河文化精神传承的是黄河文明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华夏历史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的优秀代表。

洛学在创立、成熟、发展、传播、实践过程中，传承了黄河文明所蕴含的精神文化。这些精神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主要包括：自强不息、居安思危、科学求真、务实创新等。

(一)自强不息精神

习近平说：“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3]

洛学的自强不息精神主要指一代代洛学家坚定信念、百折不挠、奋斗不息的精神和情怀。如程颢，25岁中进士，26岁任鄠县主簿，32岁任晋城令，38岁调到中央任职。程颢的仕途不顺，39岁就被贬为地方闲职官员。但此后程颢并没有消沉，而是用了14年时间从事以前作为业余爱好的教育和学术活动，著书立说。又如程颐，20岁时以文章出名，25岁收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并且28年如一日。直到53岁才受司马光推荐，到京城任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给皇帝讲课。1年多后，由于性格耿直、坚持原则，被贬到洛阳教育机构国子监任职。65岁又被削职为民，9个月后被贬到重庆，逆境中写成《易传》。3年后才调回洛阳教育机构，69岁官复原职。70岁又被撤职，并且学生被遣散，著作被销毁，书院被关门。但71岁时，形势一经好转，程颐又迁居伊川鸣皋开办书院，继续教书育人。直到几年后去世，一生著书立说，从教不辍，百折不挠，终成一代圣人。再如元朝初期，异族入侵，洛学断绝，姚枢发现并启用赵复，经过不懈努力，使洛学复传，并与许衡等人在苏门山复兴洛学。清朝的孙奇峰不仅自己著书立说，而且不顾90岁的高龄，督促学生撰写《洛学编》《北学编》，为之作序，传承洛学。所有这些洛学家，无一不具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二)居安思危精神

黄河虽然滋养了华夏民族，但在中下游地区是洪灾频仍，故黄河文化沉淀着深厚的居安思危文化精神。在洛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洛学家多数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心系国家，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程颢就具有这种居安思危的“忧天下”的传统精神。程颢在给皇帝的奏折里说，臣“惟知以忧国爱君为心”[4]458。程颢对宋朝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势力也颇为担忧，说：“戎狄之遗，岂能遽绝之哉？在备于我而图其后。”[4]470希望朝廷早做准备。程颐的忧患意识更深刻：“况为患者，岂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飞越。”[4]512此外，程颐还对北宋王朝内部潜伏的危机感到担忧，认为北宋的国内政治形势是：“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者乎？”[4]511希望朝廷能注意到这种危机，增加国家储备，防患于未然。二程的忧患意识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弟子和洛学传人。伊焞是二程晚年的得意弟子，与秦桧同朝，力主抗金，不惜以辞职反对议和。明朝时期，洛阳人刘健，四朝元老，被誉为中国“六大儒相”，死后留下数千言奏章，劝皇帝正身勤学，亲贤人，远奸臣，忧虑国家命运。

(三)科学求真精神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当代治理灾害时产生了著名的焦裕禄精神，而其中的科学求实精神就是焦裕禄在河南兰考治理风沙和洪涝灾害时的经验总结。洛学虽然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唯心相对的是唯物，科学相对的是迷信，但洛学在哲学框架上的唯心主义并不影响洛学家在具体观点上的科学精神。

二程洛学在论述“名数”“实理”等观念时就体现出科学精神。程颢说：“有实则有名，名实一物也。”[4]129就是说名和实是统一的。程颐指出“一物须有一理”，即每一物质都有自身的结构和特性。程颐还说：“医生不诣理，则处方论药不尽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后，其性又如何。”[4]162程颐认为：物物各有性，各物性不同，合之更不同。二程用阴阳交互作用解释雷电等自然现象。二程说，雷电能产生火，钻木能生火，两石相击能出火星，“盖是动极则阳生，自然之理”[4]237。二程认为，月出潮水生，日出潮水退，也是阴阳互变的道理，这些都属于自然现象。

二程对神奇鬼怪的分析也体现了科学精神。二程虽然是唯心主义者，但他们从来都不迷信鬼神，而是科学地解释鬼神现象。二程说：“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极当。”[4]52二程认为，鬼神是人们想象出来的，要么讲的人根本没见过，只是听说；要么见过的人是脑子有毛病，产生了幻觉；要么眼睛有毛病，看花了眼，孔子说过人们相信眼见为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呀！二程说：“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凡实理，得之于心自别。”[4]147只凭听见看见，不去理性地实践分析，结论不一定完全正确。这些论述都体现出洛学具有的科学精神。

洛学的求真精神体现在认识论上的“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就是通过对事物的接触、探讨、思考最后获得正确的知识。这种正确的知识就是真知或真理，就是二程说的“格物穷理”[4]157。二程认为，“天理”存在于万物之中，“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4]193，要想发现“天理”，必须去研究具体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至物理”[4]188。具体怎样“格物”呢？二程认为，做学问、求真知必须秉持笃敬的功夫。二程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者，主张“知先行后”。二程说，要想从洛阳到京城开封，必须先有出哪个门，走哪条路的知识。二程更强调“经验”“思考”在求得真知中的作用，但是也不反对运用“实践”去获得“天理”，并提出了“真知”和“常知”的概念来强调“实践”环节的不可或缺。

“真知”是指对事物真实的正确的认识，而“常知”则是指对事物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模糊认识。二程说：“真知与常知异。”[4]16二程说老虎能伤人，这是小孩都知道的常识，但这不是真知，真知是一个曾经被老虎咬伤过，经历死里逃生的那个人对老虎伤人的可怕性的真切认识。那些从道听途说得知老虎会伤人而无深刻体会的认识就是“常知”。在论述“真知”时，二程还触及“真知”的认定问题。二程说：“若夫真知，未有不能行者。”[4]388就是说凡“真知”都能被付诸实践，相反不能付诸实践的认识就不是真知：“谓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4]1191即使声称自己获得了真知，但在实践中行不通，那就是还没有获得，还需要继续探求，直到最后获得的认识能经得起实践检验为止。这里体现的就是二程洛学执着不懈的求真精神。

(四)务实创新精神

务实开拓是黄河流域生活的人民在几千年的治水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精神。它在洛学中就表现为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同时也是洛学的重要治学目标。二程说：“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4]95二程认为，学习理论知识就是为了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打造器具就是为了适用，不为治国之用，学习四书五经，有啥好处呢？经世致用的“用”就是“治术”，“治术”实际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艺术，也是洛学的重要落脚点。洛学原本就是体用之学，信仰为“体”，治术为“用”。张载评价《周礼》说：“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5]249洛学家倡导的治术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科举、吏治、农田水利、交通运输、民政、兵制、边防等方面的治世方案，而且还包括农业技术、经济理财、天文历法、音乐数学等实用技术。洛学家还认为“治术”来之于经典著作。洛学家胡安国研究《春秋》就是希望从中找到经世治国的方案，把它当作“经世大典”，用来“处大事”，制定抗金复国大政方针。

元代洛学家姚枢、窦默、郝经、许衡等主张积极用世，重视政治实践，解决现实问题。许衡的知识面很广，不仅讲经传、子史、礼乐，而且也讲兵刑、食货、星历、水利等科学知识。许衡“知历理”，与郭守敬一同制仪象圭表，实测子午线，制定《授时历》。这都反映了洛学学以致用的实践精神。

明代著名洛学家薛瑄不仅重视实践，还强调“理”对“行”的重要性。薛瑄认为，如果明白了“理”再去做事情，就像大白天走路，踏踏实实，清清楚楚，不会走错路；不知“理”去做事情，就像黑夜走路，瞎摸乱碰，就算一时走正确，最终也免不了误入歧途或掉到坑里。薛瑄的弟子洛阳人刘健，深谙理学精髓，曾任太子太傅和首辅，成为四朝元老，成就弘治中兴。刘健把理学要义用于政治实践，清正廉洁，兴利除弊，名列“六大儒相”，为后人所景仰。

洛学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二程的创新思维上。二程认为，做学问要独立思考，不能固守陈说，质疑是创新的起点。二程能成功改造儒学，创立洛学，关键在于他们发现了“理”这个重要理论范式，然后用这个范式构建了一个完备的哲学体系。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4]424这个“理”是通过独立思考得来的，这种“自家体贴”就是创新。

“自得”是一种治学方法。孟子就主张自得，“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就是说学者想达到高深造诣，必须经过一个独立思考的认识过程。二程对此深表赞赏。程颢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4]482程颐说：“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4]316二程认为事物虽然千差万别，但皆有规律，只要理性思考就会得到新认识，开拓新境界。这就是学术创新。

二程的学术创新主要是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弊端而提出的。二程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4]187二程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严重弊端：第一个时弊是沉溺于文章，应试教育引人误入歧途；第二个时弊是咬文嚼字学习经典，束缚人的思想；第三个时弊是没有文化自信，相信异端邪说，接受佛家和老庄学说。二程认为，只有改变学术风气，创新研究方法，才能领会经典“义理”：“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4]1189二程通过创新思维方法，改变了宋代学术风气，开拓了儒学的新境界。

四、洛学对黄河文明传播的贡献

从洛学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发展演化，我们可以看到黄河文明通过学缘、战争、移民等途径在华夏大地由中原地区向东南西北四面辐射传播的大致路径，也可以看到黄河文明是如何由区域文明上升为中华民族所共有的华夏历史文明的复杂过程，也可以看到形成于河洛地区的洛学对华夏历史文明的巨大贡献。

从黄河文明传播的过程看，洛学作为黄河流域、河洛地区的一个地方学派，先凭学术交流从黄河中游传播到上游和下游地区，再借师徒传承、人口迁徙等传播到江南地区，后因改朝换代回传华北广大地区，最终演化为绵延700余年的宋明理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黄河文明传播的内涵看，洛学所传承的自强不息、居安思危、科学求真、务实创新等文化精神，伴随着洛学发展为理学，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奋勇前行。从黄河文明的时代价值看，洛学所传承的黄河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践行中发挥着重要的现实作用，科学求真、务实创新精神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最强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