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芳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民族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重要议题，居民环境行为则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近年来，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政策的双重推动下，我国居民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由于过去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它们面临的环境问题和治理措施也不同，逐渐形成“重城市，轻农村”“重发达地区、轻落后地区”的多元环境局面。那么，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是否也如同环境问题一样受到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的影响呢？从宏观的区域视角出发，用城乡和地区差异解释居民环境行为，对提升我国居民整体环境行为，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居民环境行为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关于环境城乡差异的相关议题，存在3种观点：（1）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关心环境[1—2]，尤其是在环境感知、环境态度上表示得更优于农村居民[3]；（2）城乡因素与环保意识的相关强度很低[4]，城乡居民环保意识差异不大；（3）随着农村环境管理服务和环保设施的逐步完善，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和行为也随之提高，不比城市居民差[5]，甚至有研究表明远郊区居民的环境意识得分显著高于城区居民[6]。但通过经验研究证明我国居民环境关心的地区差异确实存在，并突出表现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差别[7]。而关于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部分研究发现个体接触环境的差别会影响其环境意识，城市居民由于长期面临着空气、水、噪声等污染问题，更倾向于环境保护；农村居民因为生活环境较为天然，更关注生计问题和经济增长[8—9]，但生活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的农村居民也会表现出更强的环境意识和行为[10]。琼斯等[11]指出当控制住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个体人口特征变量后，城乡对居民环境行为影响的显著性下降，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行为越好。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的需求层次会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同样地，社会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对环境品质的需求越高，对环境就越关心[12]，这种差别尤其体现在我国东、中、西部之间。此外，张健[13]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制度设计对人的环境意识与行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1）国内外学者对环境相关议题存在的城乡差异尚无定论。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环境意识或行为是一个多维概念，测量维度不同就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二是依据的理论框架不同也会导致结果的分野。（2）现有环境相关议题多集中于对个体的环境感知、环境意识等主观层面的研究，对客观的环境行为研究较少。（3）对个体环境意识或行为差异的研究多从微观的个体人口特征出发，从城乡和地区等宏观层面出发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立足我国国情，从区域视角出发，尝试利用全国性抽样数据研究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并分析哪些因素能够有效地解释这种差异，使研究结论更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环境接触差别理论

该理论认为，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以及采取的环境行为与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实际污染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个体所生活的环境污染越严重，环境行为越好；反之亦然[14]。具体来看，我国城市存在人口稠密、交通堵塞、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噪声污染等环境问题，居民切身感受到环境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必然更加关心环境；而农村拥有更多“天然的自然”，空气、水等环境质量较好，所以村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较为模糊[15]。

假设一：居民环境行为存在城乡差异，城市居民的环境行为优于农村居民。

1.2 经济优先理论

环境社会学中的经济优先理论认为，人的环境意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和行为也不同[16]。也就是说，人的价值观念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进步，逐渐强调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环境意识的觉醒就是其中之一。收入水平越高，居民越愿意投入更多时间、金钱和精力去追求高品质的环境质量，环境行为也更好；反之亦然。该理论亦可以作为假设一的支撑，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优于农村居民。值得指出的是，此处意在讨论居民环境行为的地区差异，我国地域广大，东部、中部、西部存在明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东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假设二：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东部向西部逐渐变差。

2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包含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信息，覆盖全国28个省市（除港澳台、新疆、西藏、海南）。由于2014年起CGSS问卷不再设环境模块，本文选取2013年的最新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年共完成问卷11438份，剔除变量中存在的缺失值和异常值，一共获得10155个样本。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从宏观层面出发讨论城乡、地区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而我国目前仍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仍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异，这几年宏观层面的差异仍未改变，所以数据仍然具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2.2 变量测量

（1）本文研究的是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环境行为，用问卷中“B22居民环境活动与行为量表”（表1）来测量，只需将居民对这10个问题的得分加总即可生成“环境行为”，为连续变量，受访者的得分越高，表示环境行为越好。（2）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城乡、地区。城乡用问卷中“居住地基层组织是村委会还是居委会”来测量，村委会辖区内的为农村居民，赋值为0；居委会辖区内为城镇居民，赋值为1。地区用问卷中“S41采访地点”来测量，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东中西经济带划分，将西部赋值为0，中部赋值为1，东部赋值为2（表2）。（3）参考相关研究[17—18]，本文引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水平、政治面貌、婚姻、民族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含义与赋值如表2所示。

表1 居民环境活动与行为

表2 变量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表2、表3）可知样本具有如下特点：（1）城市居民多于农村居民，分别占62.18%和37.82%；（2）东部居民最多，占40.55%，中部居民其次，占33.91%，西部居民最少，占25.53%；（3）男性略多于女性，分别占53.35%和46.65；（4）中老年人居多，平均年龄50.83，最小值为19，最大值为99；（5）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占34.44%，初中及中专的占34.43%，职业高中、普通高中和技校的占14.23%，大学专科的占8.54%，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占8.37%；（6）党员人数占11.06%，非党员占88.94%；（7）已婚的居多，占90.40%，未婚占9.60%；（8）汉族居多，占91.36%，少数民族占8.64%。

表3 样本描述性统计

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平均得分15.23，总体来说环境行为表现一般。分城乡来观察，农村得分13.90，城市得分16.04，城市比农村高2.14分，可得出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好于农村居民，初步验证了“假设一：居民环境行为存在城乡差异，城市居民的环境行为优于农村居民。”分地区观察，东部得分16.23，中部得分14.25，西部得分14.66，可得出东部地区居民的环境行为最好，西部次之，中部最差，该结论与“假设二：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受区域经济的影响，由东部向西部逐渐变差。”部分相符，部分不符。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进一步解释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本文构建多元OLS回归模型，利用Stata16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函数公式如下：

式中，Hi代表受访者的环境行为； α代表截距项；X代表影响城乡居民环境行为的各个变量；i代表变量的个数； β代表各个变量的估计系数； ε代表误差项。居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居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3.1 城乡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

根据模型1和模型2可知，城乡变量与居民环境行为均呈高度正相关，即城市居民环境行为优于农村居民，再次验证了假设一。分地区看，东部（模型5）、中部（模型6）的结论与全样本一致。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直接对居民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城市居民更加关心环境；而农村的生活环境相对天然，村民很难产生环境污染的危机意识，也更少关心环境。另一方面，我国在治理环境时带有“轻农村、重城市”的倾向，农村的环境治理措施，知识宣传和道德约束等都落后于城市，村民环境意识觉醒缓慢。而西部地区居民环境行为的城乡差异较小，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城乡差异本身就较小。

3.2 地区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

根据模型2可知，地区与环境行为高度相关，东部地区居民环境行为优于中部和西部，但西部优于中部。分城乡看，城市（模型3）的结论与全样本一致；但在农村（模型4），西部居民环境行为优于东部和中部。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的自然、历史和文化有关。一方面，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落后，但拥有大量自然保护区等宝贵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更依赖自然、崇尚自然，如牧民放牧就需要关注草原的生态环境，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理念与行为。

3.3 个体社会人口特征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

总体来看，除城乡、地区因素，居民环境行为还与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水平、政治面貌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年龄、婚姻、民族变量虽与环境行为有一定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1）性别。根据模型2，总体来说，性别与环境行为呈负相关，即女性的环境行为优于男性。这可能与传统的两性劳动分工有关，一般来说，女性会把生活的重心更多放在家庭，在照料家庭的过程中会采取更多的环境行为，加上女性本身就比男性更加细心，更容易关注到环境问题。根据模型3～4，分城乡观察，城市居民环境行为与性别有显著的负相关，即女性优于男性；而农村居民环境行为与性别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相关性低。根据模型5～7，分地区观察，东、中、西部居民性别与环境行为均为负相关，且回归系数接近，结果与全样本一致。

（2）受教育程度。根据模型2～7，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分城乡、地区来观察，受教育程度与环境行为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行为越好。可能的解释有：第一，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环境知识越丰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入；第二，教育能够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使之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更愿意投身到环境保护的活动中去；第三，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一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中的资源和精力更多，行动也更有效。

（3）个人收入水平。根据模型2～4，无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城乡观察，个人收入水平与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即个人收入水平越高，环境行为越好。分地区观察，东部、西部的结论与全样本一致，但中部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来说，人的需求层次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具体表现为从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到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再到追求高质量环境的满足的过程，所以收入水平越高的人越愿意采取好的环境行为。

（4）政治面貌。根据模型2～7，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分城乡、地区来观察，政治面貌与环境行为均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共产党员的环境行为优于其他人群。可能的解释有：第一，共产党员代表着我国最先进的群体，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第二，共产党员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与政治认同，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进一步看，农村的相关性高于城镇，西部的相关性高于中部和东部。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村或西部地区成为共产党员的机会更少，因此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个身份，充分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采取更多环境保护行为。

（5）年龄。根据模型2，总体上看年龄与环境行为的相关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模型3～4，分城乡看，城镇居民环境行为与年龄呈较弱的正相关；但农村呈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对环境保护有了新的认识并付诸行动，而老一辈的农村人由于文化水平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比较差，依旧保持着以往比较落后的环境理念和行为。根据模型5～7，分地区看，东部居民环境行为与年龄呈正相关，而西部呈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东部地区居民环境行为普遍较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更深刻，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环境保护中去；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由于过去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人们更加关注生计问题，现在随着教育、经济的发展，年轻人的整体素质提高，环境行为也变好。

（6）民族。根据模型2，总体上看，民族与环境行为的相关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模型3～4，分城乡看，城镇居民环境行为与民族有较弱的正相关；农村有较弱的负相关。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城市的少数民族与大部分汉族居民无异，只有生活在农村的少数民族才与自然界有亲密的联系。根据模型5～7，分地区看，东部居民环境行为与民族有显著的正相关，即汉族环境行为优于少数民族，可能是因为生活在东部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都与汉族无异，且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农村。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使用CGSS2013年数据，从宏观的区域视角出发，考察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借助stata16软件和多元OLS回归模型分析了城乡、地区以及个体人口特征与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城乡因素与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城市居民环境行为优于农村居民。（2）地区因素与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有显著的相关性，东部地区居民环境行为最好，西部次之，中部最差。（3）总体来看，我国居民环境行为还受到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水平、政治面貌等个体人口特征的影响。（4）分城乡看，城镇居民环境行为与性别有显著的负相关，而农村不相关；城镇居民环境行为与年龄有微弱的正相关，而农村有显著的负相关；城镇居民环境行为与民族有微弱的正相关，而农村有微弱的负相关。（5）分地区看，东、中部居民环境行为与城乡有显著的正相关，而西部不相关；东部居民环境行为与年龄有显著的正相关，而西部有显著的负相关，中部不相关；东、西部居民环境行为与个人收入有显著正相关，而中部不相关；东部居民环境行为与民族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中、西部不相关。

4.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几点建议：（1）消除城乡环境保护二元结构，提升农村居民环境行为。首先，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应向农村倾斜，加强农村环保机构队伍建设，把农村环保工作纳入重点工作范畴。其次，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政策引导环保科普资源的公平分配，打破农村居民在环境素质培育方面的困境。（2）加大环保宣传与教育力度。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受教育程度都显著影响居民环境行为，因此可以通过教育来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环境行为水平。首先，应有针对性地探索适合农村的宣传教育主题、内容和渠道。其次，长期性和持续性的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效果，应形成固定时间，如在农村“赶集日”等人群集中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再次，充分利用手机、电视等媒网络媒介的力量，加强对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环境知识教育，让民众充分了解和掌握环境知识，悉知自己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从而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去。（3）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政治面貌都显著影响居民环境行为，因此可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去。事实上，只有人人都做到自觉爱护环境，才能享受到绿水青山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