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倩，吴盛亮，庄佩芬

（1.福建农林大学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2；2.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3.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能够提高资本积累速度，也能够通过提高资本的生产率效应和优化资本的配置效应进而提高本国制造业的资本质量、缩短传统制造业的生产周期[1]，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加快了各国资金的流动，有效地促进全球贸易以及非贸易行业发展。2009年后，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进口来源地、出口目的地以及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而澳大利亚同时也是中国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2]。在当前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和矛盾不断升级的新形势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新金融服务条款在加快各国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的同时，也给中澳经贸合作关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1 文献综述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金融服务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当前在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2个方面。

一部分研究致力于从实证的层面探究影响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相关因素。黄满盈等[3]利用1997—2008年中国金融发展相关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发现政府的支持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帮助最大，而金融业的激烈竞争将会阻碍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发展。王丽荣等[4]在将中国与美日新三国在金融服务贸易的总体情况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挖掘制约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对其促进作用最为显著。黄满盈等[5]扩展了双边金融服务的出口流量方程并构造了综合衡量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综合指数，以此为基础，得出了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仍较弱的观点；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双方的经济规模将显著影响双边金融服务出口竞争力，并且在进出口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随着中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不少学者也聚焦金融开放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效用及作用路径。如贾宪军[6]在利用多维度指标测算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基础上，定量分析发现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带来中国金融业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显著提升。贾宪军等[7]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总体规模的提升、金融营运效率的发展、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在金融开放尤其是双向的金融开放在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中充当了重要的作用路径。

另一部分研究致力于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发展概况以及面临的问题展开分析，并尝试提出竞争力提升路径。如朱盛萍等[8]利用SWOT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总体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的优劣势、机遇与挑战展开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江暮红[9]在分析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情况并与美国、英国等国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使用 TC、RCA等指数量化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而从金融资产质量提高、金融产品创新以及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等方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进行了展望。王晓丹等[10]将韩国作为对标对象，从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概况、TC指数、RCA指数等方面对中韩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李中尧等[11]则关注中日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差异，从总体贸易发展与相关的竞争力量化指标两方面分析，发现相较而言，中国金融服务贸易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李虹等[12]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背景，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贸易总体发展和竞争力的基础上，聚焦贸易互补性，使用 TCI指数进行测度，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具有较大的金融服务贸易互补性。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将中国作为单一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或是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韩国等）进行国际比较，而对澳大利亚的关注较少。澳大利亚是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此外，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与生效，将带来大量的与贸易投资相关的金融服务需求，必将给同属于RCEP成员国的中国与澳大利亚带来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也将为两国金融服务经贸合作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因此，本文聚焦于金融服务贸易，通过对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测算，分析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比较中国与澳大利亚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立足中国国情，借鉴澳大利亚发展经验，为高水平开放下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2 中澳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概况及比较

2.1 中澳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2.1.1 中国金融服务贸易 自加入WTO以来，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金融业发展起步较晚，当前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如图1所示，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整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09—2014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均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2014年金融服务贸易总额达到历史最高峰94.71亿美元。2015年，受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下滑、原油等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以及汇率的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加剧；同时，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也使得国内金融业生态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额骤降。此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整体上趋于平缓增长。从贸易地位来看，由于中国金融服务发展历史较短，金融创新能力以及金融服务贸易产业机制较为薄弱，自2000年以来，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且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金融服务的进口需求增大，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逆差额整体呈现平稳上升态势。与近年来整体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态势不同，随着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壮大，2016年中国金融服务业扭转了长期贸易逆差状态，且2016—2020年始终处于贸易顺差状态。这与近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推进，中国金融服务转变贸易方式，不断向着高附加值、高端领域发展有关。

图1 2005—2020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规模

2.1.2 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 澳大利亚政府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将其国家打造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澳大利亚以多样性和创新性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享誉全球，金融服务业成为其国内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如图2所示，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整体上始终保持着稳定增长趋势，其贸易变动趋势与全球性经济冲击密切相关，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5—2016年全球经济发展的放缓以及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出现大幅度下降。另外，从贸易地位来看，2005—2020年间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保持着贸易顺差，且规模在整体上呈现不断地扩大的态势，这与澳大利亚金融业透明的监管、开放的资本账户以及众多著名高端金融机构等不断发展密不可分。

图2 2005—2020年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规模

2.2 中澳金融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服务贸易日益国际化和频繁化，与此同时，金融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成分，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图3所示，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在其总体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并且明显受到如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2015—2016年全球经济发展的放缓等全球性经济冲击的影响。从占比绝对值来看，由于中国金融业发展起步较晚、产业基础薄弱且对外开放水平不足，与澳大利亚相比，2005—2020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在总体服务贸易中的比重虽整体增长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反映了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尚未形成突出的国际竞争力。

图3 2005—2020年中澳金融服务贸易总额占服务贸易比重变化

3 中澳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测算及比较

3.1 国际市场占有率（MS）

MS指 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的某一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这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越大，该产品出口的全球竞争力就越强。数学公式表示为：

式（1）中，xij表示j国i品的出口总额，xiw表示i产品的全球出口总额。

如表1所示，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在国际中的市场占有率除了在2011年和2015年受贸易摩擦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因素的影响有较为剧烈的回降之外，整体处于上升的趋势，由2005年的0.06%增长到2020年的0.79%。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占有率总体上也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与中国MS指数表现出的较为明显的波动相比，澳大利亚MS指数波动较小。随着金融服务贸易开放水平的提升和服务经济的迅速增长，近年来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占有率与澳大利亚基本持平，甚至是有所超越，表现后来居上的趋势。

表1 2005—2020年中国与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占有率

3.2 贸易竞争力指数（TC）

TC 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是地区某一产品净出口额占该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例，数学公式表示为：

式（2）中，Xi-Mi表示某一个国家或是地区i产品的净出口，Xi+Mi表示该国家或是地区i产品的进出口总额。TC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产品的TC指数值趋近1，则表明该产品出口额越大，产品竞争力越强；当TC指数值等于1，则表明该产品为完全出口品；当TC指数值趋近-1，表明该产品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则产品竞争力越弱；当TC指数值等于-1时，表明该产品为完全进口品。

2005—2015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TC指数多处于[-1，0]区间上，如表2所示，除了2011年为正值外，其余年份均为负值。表明这段时期内，中国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其国内市场的需求，较为依赖对外进口来弥补差额，在经济意义上则体现为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较低。2016年之后，随着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推进与持续发展，TC指数值持续为正，表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已经有所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已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由于金融业具有高附加值、资产投资周期短等特点，部分地方政府自2016年起大力发展金融业，并在其金融业“十二五”规划里对当地金融业发展提出了量化指标。在国内金融业大力发展但国内金融需求尚未拓宽的背景下，受金融服务贸易进口减少以及出口扩大的双重驱动，2017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TC指数更是高达0.39。相较之下，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TC指数值在2005—2020年间一直保持稳定，均值约为0.21，表明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市具有稳定且较强的竞争力。

表2 2005—2020年中国与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

3.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RCA 指数是用以衡量相对视角下某种产品的竞争力的指标，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产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除以世界该产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数学公式表示为：

式（3）中，xij/xj表示j国i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xiw/xw表示i产品在世界的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的比例。当一国或地区的RCA指数大于2.50，表示该种产品国际竞争力极强；当RCA指数在[1.25，2.50]区间内，表示该产品国际竞争力很强；当RCA指数在[0.80，1.25]区间内，表明该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强；当RCA指数小于0.80时，则表明该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

如表3所示，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总体RCA指数虽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但在2005—2020年期间其均值处在0.20左右，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备突出的竞争力水平，且远远低于澳大利亚的同期水平。近15年来，虽然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幅较为明显，但同时世界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额也在增加，因此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并没有明显的提升。而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基本保持在0.50左右，国际竞争力要远强于中国。

表3 2005—2020年中国与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

中澳两国金融服务贸易在市场占有率及国际竞争力方面呈现相似的增长趋势。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虽发展起步比之澳大利亚较晚，但随着中国服务业的迅速扩张，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金融服务业高度发展，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增长的速度较快，近年来已逐渐赶超澳大利亚。但在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中国与澳大利亚相比仍有着不小的差距。作为以服务出口为主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4 基于钻石模型的中澳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及比较

4.1 生产要素

金融服务业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决定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是金融机构维持自身运转和拓展业务的重要基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规模达到了353.19万亿元，2019年为318.6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0.83%。同时，据中国银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0.72%，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04%，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4.70%，均高于规范水平，可以看出中国金融服务业物质资本储备较为充足。在人力资本方面，虽然中国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加大人才的培育和引进，但国内金融方面的高级人才仍较为缺乏，各金融机构的人才培训系统没有被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足够的金融创新意识。

作为提供高端金融服务产品和业务的国家，澳大利亚的金融服务业较早实现对外开放，在金融人才与资本的积累上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截止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澳大利亚管理着约3.87万亿美元的资本，良好的资本市场表现吸引着外来的资金的迅速流动并共同推动了其资产规模的上升。同时，超级年金制度为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贸易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实质性贡献，近2.90万亿美元的退休金成为了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4.2 需求条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整理数据，截至2020年末，中国社会融资整体规模约284.75万亿元。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消费者的金融消费需求从最开始的存取款需求逐渐发展到缴费、融资、理财、跨境金融服务等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13]。信用卡是展开居民消费信贷业务的重要载体，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0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2020年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78亿张。自上交所与深交所的成立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得到了蓬勃发展，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但在各级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支持下，证券市场营运环境较好，交易量明显回暖，截至2020年底，证券行业总资产为8.90万亿元，净资产为2.31万亿元，分别同比增加22.50%、14.10%。在保险需求方面，当前，中国保险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资产总规模持续扩张，由2011年的5.98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23.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6.3%。

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20全球精选国家年度数据核算”数据可以看出，由于人口基数等原因，澳大利亚金融市场整体规模小于中国。此外，得益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积极应对疫情，3次降息，金融行业市场需求仍较为强劲，截至2020年末，澳大利亚社会融资整体规模约17万亿元。值得指出的是，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规模在全球范围内位于前列，拥有庞大的养老金管理规模。此外，澳大利亚智能投顾业务蓬勃发展，根据statista统计数据，2020年澳大利亚智能投顾管理资产规模将达到32亿美元，使用人口数量约为12万人，约占总人口的0.5%。

4.3 相关及支持性产业

金融服务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技术在节约成本和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及盈利能力等方面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动力。近年来，中国的计算机系统、电信通讯、光纤网络等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金融服务贸易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方面仍较为不足。而且由于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起步较晚，相关教育部门对于金融服务业高级人才的培养的支持力度尚且不足，这对于中国金融服务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澳大利亚的金融科技行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拥有超过300家金融科技公司，其金融科技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表现多元发展的特征，在线众筹平台、监管科技、智能投顾、区块链等业务的蓬勃发展，使金融科技行业为其金融服务与产品的持续创新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14]。

4.4 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

推动企业国际化竞争的动力对行业的发展十分重要，这种动力可能来自国际需求的拉力，也可能来自本国竞争者的压力或市场的推力。中国金融业市场准入监管规则严格，虽然当前中小型金融机构规模正在迅速扩展，但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各方面实力相差悬殊，且在金融服务产品与业务提供上，创新力不足，同业间产品和服务异质性较小。此外，中国金融机构业务结构仍需优化，传统业务占比较大，中间业务规模小并且金融科技、数字银行等业务尚未发展成熟。虽然澳大利亚的四大银行控制着其国内的银行业发展，发挥着存款吸纳和信用功能；但不同于中国的是，澳大利亚国内金融业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全球创新战略等政策的开展给澳大利亚的新兴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和销售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激发了市场活力。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澳大利亚信贷市场仍获AAA评级水平。在资产的管理及监督上，澳大利亚拥有相对健全的银行体系，其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参与、创新和融合等方面均处在全球领先地位。

4.5 机会

机会是波特钻石模型最特别的一个因素，原有竞争格局可能由于一个机会的出现而打破，创造出一个新的竞争环境。2018年起中国金融业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服务机构通过与外资机构竞争、交流与合作，借鉴外资机构的成功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格局构建进程中，中国金融业积累的海量资本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RECP协定、中欧经济合作等一系列有利因素流动到全球，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同时，中国国内金融业已在规范化和降杠杆方面取得初步成效，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发展和基础设施完善也极大的而降低了行业的边际成本。

澳大利亚金融业在资金管理、金融技术和专业服务等领域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近年来，金融科技在澳大利亚业蓬勃发展，澳大利亚现有超过300家金融科技公司，金融科技发展和创新呈现多元化趋势，开放银行、监管技术、区块链、加密货币以及数字银行等新兴金融服务业务都给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提供了新的增长支撑，此外，随着RCEP的签署，不少金融服务机构不再局限国内市场，而是积极向新加坡、中国等海外市场扩张，加强了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4.6 政府

监管政策、市场机制及国际环境等内外部因素时刻影响着金融服务贸易的开展。中国政府在金融服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其市场监管的力度，极力打击金融乱象，确保了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稳健发展。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以及盈利能力的下降，银行面临着资本补充压力大和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下降，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商业银行通过永续债、优先股、二级资本债等多种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了银行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此外，2013年起中国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货款利率管制，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中国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2020年3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施行，同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金融法律框架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监管法律更加适应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为中国金融行业稳健发展提供了法制基础。

澳大利亚政府对具有创新产品和体系的新兴银行在一定的程度上提供了保护，2010年为了确保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持续且有竞争力发展，澳大利亚对银行业进行了改革，支持中小银行与大银行竞争贷款，使得澳大利亚中小银行的规模逐渐发展扩大。近年来，为促进金融科技引领行业发展，澳大利亚出台了若干金融科技利好政策以吸引和扶持初创企业的发展，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初创企业的初期投资提供20%的税务补助，该笔补助资金可用于减免直接或间接投资的税收；此外，澳大利亚《企业法》与《信用法》均得以修订，这将有助于加速金融科技公司以更低成本将创新型服务和产品进行推广和销售[14]。

5 提升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思路

5.1 强化人力资本，提高金融服务数量与质量

较澳大利亚等金融业发达的国家而言，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历史短暂，高端金融人才较少并且尚未形成系统的人才培训体系。金融服务业作为智力与知识密集的行业，在其不断蓬勃发展过程中，金融从业人才尤其是高端金融从业人才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因此，在推动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过程中，要扩大金融教育投资，突出高校对于开放式金融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建立全面、多元的金融服务贸易实践培训机构。此外，要积极学习海外金融机构在业务、运营及管理模式上的先进经验，坚持以开放促改革的理念，搭建人才交流平台，促进国内外金融人才融合，建立和完善金融人才的激励机制，在加强对内金融人才培养的同时积极对外引进金融专业高水平、综合型人才，并促进国内优秀金融人才走向全球。

5.2 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需求

尽管较澳大利亚而言，中国金融服务总体市场庞大。然而不论是金融、保险还是资产管理业务市场，中国目前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充分挖掘市场需求，可以激发金融服务机构“干中学”的能力，不断改进产品与服务质量，进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强大的竞争力。因此，金融机构应加强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改进传统产品和业务以适应国内消费者偏好，提高对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型金融产品的研发创新。另外，金融创新离不开科技的推动，要支持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积极促进科技与金融服务业深度融合与合作，积极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推进金融科技孵化项目顺利开展与落地，使搭载金融科技的金融服务业能够大力创新，提供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消费体验。

5.3 加强金融相关产业的建设，提高金融科技水平

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并且成为了金融服务贸易行业的重要支撑。加强金融相关产业的建设可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一要推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加速建设，推进征信服务全网覆盖，优化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网站建设。二要重视对金融信息化管理和应用平台的建设。当下中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十分成功，但推进建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的信息系统的价值，注意现有资源的整合和利用。三要推进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增加农村金融资金供给，健全资金来源体系，同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产品推广。

5.4 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与引导，激发有效竞争

在金融市场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健全的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体系，对于金融服务发展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金融服务业是高风险高收益行业，政府的适当监管与引导有助于预防局部性和系统性的风险，避免行业恶性竞争。因此，一方面，要从立法上规范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机制与监督治理框架，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多部门监管合作，加强风险防控监测系统建设，促进金融信息标准化，实现监管信息可视共享，推进金融监管统筹发展，从而提高政府引导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5.5 充分利用国际发展机会，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水平

金融对外开放是推动金融市场化和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在中国新的一轮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中，开放范围扩大，不仅包含了各类金融主要业务，还开放了支付、评级等金融基础设施牌照，由于资质审批时间缩短，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速度与规模快速扩大。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与RCEP的生效，将为金融服务贸易跨境投融资和合作带来的巨大机遇，因此，为抓住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机遇，有关部门应加快与RCEP成员国家建立对话机制，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安排与开放承诺的顺利落实，为金融服务贸易长期和全面开放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