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菲,雷乐街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曾国藩办理厘务问题是一个牵涉甚广的交叉主题，诸如湘军研究、曾国藩研究、晚清财政与军费研究等领域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此有所涉及。不少晚清财政和湘军军费的研究专著中，将曾国藩的办厘活动置于近代财政制度转型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1]。另外，还有一些专题论文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如刘增合以曾国藩、胡林翼的私函为中心，围绕私情与公意，考察了晚清军费协济运作的实态，其中也涉及到了隔省办厘问题[2]。在另文中，刘增合考察了咸丰朝中后期联省合筹军饷问题[3]，此外，还有论文将曾国藩办厘中的某些问题作为个案研究。例如，谢起章、杨奕青对同治初年曾国藩奏办粤厘济饷一案进行了专题考察，并重点分析了围绕此案所发生的地方督抚的更迭与博弈[4]。王静雅考析了咸同年间曾国藩所设立湖南东征筹饷局的兴废过程，该局在湖南境内抽厘助饷之功被视为“支柱东南”[5]。上述研究各有侧重，或将曾国藩办厘活动置于晚清财政变局等宏观视野之下考察，或以某一省的办厘为个案进行微观分析。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重点关注和重新审视曾国藩的办厘活动；另一方面，深入考察曾国藩在办厘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畛域之分、饷源枯竭等问题引起的厘金分配与归属之争，以及“印委之争”中所涉及的选人用人问题。

一、畛域之分——厘金分配归属之争

1860年，太平军攻陷江南大营，清统帅和春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守常州被逮捕，江浙局势危险，清廷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受命后提出，“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翎而下”[6]716，他应率军沿江而下，“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6]716。因此，曾国藩必须“带兵过江，驻扎南岸，以固吴会之人心，而壮徽宁之声援”[6]716。而“自皖南进兵，应以江西为根本”，考虑到“江西兵力单薄”“必须湖南劲旅越境协防”。倘若此次太平军进攻江西，“所有兵勇、饷械仍当借资湖南”[6]717。综观，曾国藩力主“办江楚三省之防”，整合江西、两湖的财力、兵力。在同折附片中，再次说明当时形势的严峻，他指出现今，“与平时事势不同。江南旧治，既被久踞，皖南皖北，均属残破之区。目下苏常新失，遍地贼氛，几无下手之处。自应以两湖为筹兵之源，而以江西为筹饷之源”6]718。其辖区内的江苏、安徽两省大部分成为太平军的占领区，仅有江西一省倚为饷源。考虑到江西除了湘军之外，尚有本省军队需要供给，曾国藩提出将全省收入一分为二。曾国藩与时任江西巡抚毓科商妥，“仿照湖南章程，牙厘另设一局，遴委道府大员专管，不归作藩司收款，复仿照湖北章程，督臣抚臣分办牙厘、钱漕，”[6]718换言之，“此后江西通省钱漕，应归抚臣经收，以发本省绿营，及各防兵勇之饷。通省牙厘归臣设局经收，以发出境征兵之饷”[6]718。同年5月，在办理厘务人选上，曾国藩选定长期为其办理粮台，且对于“江省情形尤熟”的李翰章。同时，选派当时署理江西藩司的的督粮道李恒协同办理。1860年8月，曾国藩上奏清廷，陈明缺饷情形。据其称：其所部“楚军与徽宁两防，原兵共五万余人，月需三十余万两”，而他主管“所收江西牙厘，七月分不满九万，不敷之数太多”[6]745。皖南驻军饷需，按照“谕旨江西每月协解八万，近来仅解三万，少或二万”[6]745，宁国府驻军饷需，按照“谕旨饬湖北、湖南协解，尚未解过一次”[6]745。在此情况下，曾国藩请求由江西漕折款项内每月拨五万，三万归徽州驻军，二万归宁国驻军，由陕西每月协济安庆驻军二万，连续三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按例地丁、漕折归巡抚管辖，新增的厘金归总督负责，曾国藩的要求无疑对于本省的收入造成巨大影响。实际上，曾国藩自己也表示“三省库藏支绌，皆臣素所深知”[6]745。对于江西而言，“本省南北两路用兵，入款日减，欠饷日多，京饷协饷，皆难周转”[6]746，而湖北尽管“数年筹饷最旺”，但近因“江浙路梗，蜀盐不通，厘号回不如昔”[6]746。当然作为清沿江数省的军政统帅，其责任最重，实际情况是“本管无可筹之地，邻省无实协之银”，这就是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之初的饷需窘境。

1864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与时任江西巡抚沈葆桢因该省厘金的归属和分配问题发生冲突。该年春，江西巡抚沈葆桢上奏称:“江右军务将殷，民力已竭”，请“将茶税牙厘等款仍归本省经收”[7]448。奏折中，他首先重申了当年曾国藩提议将牙厘归江督征收的理由，即“当日事势与平时不同不得不变通办理”[7]448。继之，他提出，“今日事势又与咸丰十年不同”:

咸丰十年江西全省肃清，苏皖遍地皆贼，督臣征饷自不能不专责江西，今则皖北阖境敉平，皖南仅有广德未复，江苏之苏松镇太氛浸全销，金陵、常州功成指日，上海殷富冠绝东南。而江西水旱连年，横遭兵燹，苏浙败逆死中求生，今春以来入境殆将十万，忠侍堵辅各巨逆，咸思接踵而至。闽地无粮可掳，彼即欲窥伺楚粤，亦必借径广饶，胜则盘踞城池，败亦窜越山谷。前此老巢可恋，小挫即复东归，今则破釜沉舟，虽死绝无反顾，此贼势之不同者也。[7]448

沈葆桢上面主要分析了敌方态势，随之，交代了我方军情。他指出，在咸丰十年，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坐镇江西，“征兵可兼防兵之用”[7]447，因此本省自行招募的勇丁为数不多，归巡抚经收的“钱漕”足以应付。后因曾国藩率部离赣东征，本省兵力不敷，开始大规模募勇，达数万之众，而军饷开支亦随之剧增。沈葆桢提出的另外一个时移世易，是江西与邻省财赋收入的多寡转化。他对比了咸丰十年和同治三年的情况，他指出，在咸丰十年，“江西连岁丰稔，苏浙路梗，长江未有通商之议，富商巨贾咸出其途”[7]447；而同治三年，水旱屡告，农鲜盖藏，长江通商，海道畅行，大贾尽趋沪汉”“民穷财尽”的局面导致“丁漕两款征解不前”[7]448，倚为饷源的京饷、邻省协饷、绿营兵饷、募勇之饷等均受影响。除了上述三点外，沈葆桢提出，江西一省如果“糜烂不堪”，则闽粤两楚亦将波及”，最终动摇“东南大局”[7]447-453。

对此，曾国藩又提出了另外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说法。沈葆桢上奏后一月的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同样上奏，请将江西牙厘照旧归其经收。其开篇就回顾了食用江省饷税的起因与经过:

初任江督奉旨兼办皖南军务，其时江南六府腐烂，皖南仅存祁门一县，一片贼氛，无从下手。臣于是奏办江西厘金，以充东征诸军之饷。奏拨江西漕折五万，以充徽宁两防之饷。逮二年四月，因各军逃亡过多，又奏九江洋税三万，以清积欠，先后奉旨允准。[6]2474

可以说，在前任江西巡抚任内，曾国藩在江西筹饷得到极大支持，沈葆桢升任赣抚后，情况发生变化，据曾折内称:“沈葆桢到任后，于元年九月奏明，将漕折截留不解。臣营二年六月奏留洋税，专充江忠义、席宝田之饷，并未解过臣营一次。”[6]2474沈的两次拒拨，曾都未曾“具疏覆奏，力与争辩”[6]2474。前两次款项为数不多，而此次彻底剥夺曾作为两江总督的厘金征收权，对于曾部饷需影响极大。据曾折称:“统军太多，月需额饷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6]2474，相比之下，“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6]2474，曾部“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6]2474。针对沈提出的江西“民穷财尽”，曾指出，“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亦尚不至此”[6]2474。尽管曾折内强调江西情况略好于皖南与南京附近地区，但在其致一位友人的函中称，“国藩自问有爱民之心，而江西厘务近乎虐民之行”[6]2474。

针对沈葆桢提出的“金陵、常州功成指日”，曾国藩指出，在“苏浙之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己合”[6]996的情况下，不少人认为“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而实际上“克复之迟速，尚难预计”[6]996，当年江北、江南大营合围南京，在兵力、饷需远胜于今的情况下，依然“功败垂成”“全局决裂”[6]996。曾认为这种“隐衷”，被“外人诧为过虑”[6]996，也不被理解，希望朝廷能够引起注意。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职权出发，提出，“凡江西士地所出之财”，其“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厘金作为获得清廷“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6]996，不能被视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并发问“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6]996继之，曾国藩从同僚私谊的角度对沈严责，“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6]996，漕折、洋税、厘金三事中，沈事前并未与曾通气，“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实属不近人情”[6]996，这一批评可谓异常严厉。在致李鸿章函中称，沈与其“私交已绝”，并表示“自问数年来未尝挟权市德”[6]2495。在两人因厘金交恶之前的同一念，曾国藩因饷项支绌，向沈求援白银六万两，表示“其中以若干为惠协之款，以若干为借款，由厘局归还”[6]2430。此处，不难看出曾国藩是明确区分了协饷和借款，协饷即户部指定江西应协济曾部之款项，而借款在指定之外需要偿还，但偿还之款仍是取自江西之厘金。此一举动，在江西看来实则难以接受。曾国藩曾表示，因江西地丁需供给本省军队，故“目下且挪用牙厘”，并表示“但使吾不侵省之地丁，省不挪吾之牙厘，即为至幸，亦属至公”[6]2286。此次曾向沈请求援助的六万款项，正来自地丁。除此之外，曾还获得朝廷许可，每月由江西拨解漕折银五万两。随着曾国藩所部湘勇的日渐扩充，饷需亦随之扩大，势必与江西地方当局发生冲突。曾沈之间围绕江西财税收入分配问题，发生冲突由来已久，按照曾的说法前两次他都选择隐忍，而此次围绕江西牙厘印发的争执则不能“隐忍不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离不开当时各方军饷需求剧增，而供给锐减这一情况。

1863年前后，在清军进逼南京，处于攻势地位之际，包括湘军在内的各路清军遭遇到了严重的供给危机。曾国藩在致友人函中称，所部逾十万人，“月发半饷，亦在三十万以外”[6]2457，而其所掌握的入款仅江西厘金、安徽沿江厘金、湖南东征局厘金、广东厘金等四项，而自从1862年以来“无论衰旺，从未有一月满二十四万者，通盘筹划，饷项不过三成以上”[6]2457。致函左宗棠称“二月入款仅赣局四万耳，江西省局竟至不名一钱，东征局月额三万，正月分因提饷哨船遭风沉溺，愆期不到”[6]2429，故不得在“逼迫为之，非本愿也”的情况下截留左部军饷八千两。此种困窘局面短时期内并未苏缓。

在此前后，曾国藩数次向人言明饷绌请援。他致函时任两广总督的毛鸿宾称，“今春饷项之绌，为数年所未见，二月分仅赣局解到银四万两，江西省乃至不名一钱，广东亦渺无音耗”[6]2440，因此请求借“积谷三四万石”，待新谷登场后，“由东征局买补归款”，并表示因“东局入款有限，恐秋后不能归偿”[6]2440，所以不敢多借。对于当时身处江南财赋之区的李鸿章表示，“万不得已……惠协八万”[6]2432，同时表示希望能够暂借厘卡，“务乞指定二三厘卡，帮我数月”[6]2456，困窘情形可见一斑。

按照清代财政制度，各省经制收入诸如地丁、漕折等归藩司经收，由户部统一收支安排，分别起运和留存，起运中又包括京饷和协饷两种，如江浙等财赋充裕省份需要协济甘肃、云南等边境驻军较多而财赋不足省份。战时，在户部的统一安排下，非战区省份应协济战区省份，准此，江西有协济安徽、江苏等省份的义务。因此，从江西巡抚的职责来看，江西牙厘收入支持曾国藩所部湘勇，应属协济之款。而从曾国藩的立场来看，江西与安徽、江苏三省均为其辖区，其有权统筹三省财赋，统一调配。在财赋资源相对较为充裕的情况下，曾沈之间的矛盾并不会激化，但当双方都遇到饷需供给不足之际，围绕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牙厘收入，双方只能优先考虑本身的需求。尽管双方都声称，一旦己方因军饷供给不足，都有可能导致影响大局。

曾沈交恶这段公案，不少学者从诸多角度予以了关注。我们从畛域之分这一角度切入分析。沈葆桢在奏折中表示，如果能够“以江西之饷全力供督臣之兵，全力顾江西之地，岂不甚善”，但实际上“势各有所不能者力各有所不逮也”[7]447，进而表示，“江西为督臣兼辖之地”，其“何敢稍分畛域”。并举例，有协济任务的省份“各有应守之地”，每月也只是负担数万而已，而各省因“各有应尽之职”诸如牙厘、茶税等“归本省自办”[7]453。结合沈葆桢前后之言，其意并非否定有协助他省饷需之责，问题的关键是，所协助之军饷如果同时用于江西省界之防守，便责无旁贷。早期曾国藩驻军江西皖南一带，实际上是防守江西省界，所以得到江西历任巡抚的支持。后期，曾国藩离赣东征，而江西本省开始自行募勇筹军，在饷需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提议将原属江督征收的厘金收归本省。赣饷不用于赣省防务自然得不到江西地方当局的支持，这一点曾国藩自己也认识到。在其致左宗棠信函中称，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敝处抗疏争之，以此间需饷之迫，实有不能不争之势”，但是如果“皖浙贼股续行上窜，敝处不能拨兵援江则又食江厘而滋愧”[6]2491。食江厘而不能援江，在江西地方当局看来不可接受，而曾国藩立足于整个江南数省战局，则视为理所当然或者迫不得已，两者间冲突根源在于自身职权与责任不同，换言之，所负责的畛域不同。在军饷的协济问题上，各地方督抚从自身立场出发，私下运作，既从公意出发，又偏重于利用私情交谊，呈现出一种战时非常规的状态，冲击了既有协饷体制[6]2474。

二、印委之争——办厘人员官绅参用

上文所讨论的畛域之分，所涉及的一个关切点是战时各省入不敷出，无力协济和支持邻省军费开支，曾国藩无论是以客军身份客居他省作战，还是身任封疆掌握两江实权的情况下，都受到各地方当局不同程度的阻力和反对，不得不多方周旋。此处，所讨论的印委之争，正是从中观或者微观层面对上述省际冲突的进一步展开和细化。印官指的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州县长官，委员指的是由督抚委任的临时或短期官员，大多是候补官员或有功名而未入官籍的士绅。各省设局抽厘，部分由州县长官负责，部分由督抚派委员负责，相当于另设一套机构。当时的一般情况是，一般总局的委员由候补道员担任，重要局卡的委员由候补知府担任，重要的办事人员由候补州县通担任。因此，由候补官系统组成的局卡委员，往往引起与地方官吏的冲突，局卡委员在无地方行政职权的情况下，抽厘经常受到地方州县官吏的干扰和掣肘。

厘金局卡人员的选用与曾国藩的吏治观念紧密相关。曾国藩对于选人用人的取舍标准有其独到之处，这都是他宦海沉浮，官场历练的经验总结，更源自其鲜明的“不与世苟合”的早年个性与“不合时宜”的早年遭遇。在与曾国荃的家书中，曾国藩经常吐露心声，自我剖析。1857年，曾国藩丁父忧回乡守制，可谓是其宦途以及心路历程一大转折。在此期间，乃至以后，其时常反思早年在京为官以及率客军客居江西时之行为，并进行前后对比。如其曾对曾国荃说，“余昔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6]5354所谓“挺然特立不畏强御”正是其早年涉世未深，阅历尚浅的结果。曾国藩自称笃实之人不善机巧，自然不善于官场逢迎之事，正如曾氏所说，“至于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坏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6]5230。揆诸其早年为官京城与客居江西之事，如其所说，颇不得志，尤其是客居江西期间，处处受到江西地方大吏的牵制和掣肘。“在江西捐银不少，不克立功，凡关系民事者，一概不得与闻，又性素拙直，不善联络地方官，所在龃龉”[6]5236。秉性耿直且不善机巧，作客他省而不善交际，加之“地主”本身就有防备之心，自然无法大伸拳脚。1858年，曾国藩父丧后再次赴军前，此后，在官场交际方面来了一个显著的改变，“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6]5276。正因 “无不批之禀，无不复之信”，使得“往年之嫌隙尤悔，业已消去十分之七八”[6]5276。总之，随着官场阅历增长，曾国藩逐渐意识到“外和官绅，应酬周密”[6]5257的重要性，并且在此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尽管，在治军、察吏、筹饷等官场实践中，迂腐、不谙世事之人不可用，但同时他始终反对使用官气太重之人。

曾国藩不仅将“有操守无官气”拟定为本人的用人原则，同时将此箴言一再忠告僚属与友朋，并“以此广告各处，求荐才以辅我不逮”[6]2189，曾氏认为，“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6]2189，前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明，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6]2189。后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已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6]2189。在曾氏看来，两者不足之处无法断定谁更严重，但“人非大贤”，不足或是官气较重或是乡气较多。两权相较，曾氏选择“姑用乡气之人”，因曾氏另一教人箴言是“劳苦忍辱”，选材“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6]2189。官气太重之人，断难做到上述数端。曾国藩正是以“有操守无官气”这一标准来取舍湘军将帅与僚属。曾氏正是有感于“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之绿营，在与太平军战斗中，竟“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因此早其组建湘军之初，“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6]2170。 1860年，曾氏在与李续宜谈到湘军优长之处时，均认为“无官气而有血性”是其长处，并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不过曾氏也注意到随着湘军战功日著，“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因此须“以为首图而切戒之”[6]2170。

上述所讨论的曾国藩选人用人之标准与原则，同样体现于曾氏对办厘之人的选用上。曾氏一再强调筹饷难于筹兵，筹饷中厘金尤难，一则抽厘事属草创，无陈法可因，厘金创设之初，由当时军事保障部门代为经理，二则抽厘有攘夺利权之嫌，易受掣肘。因此，为曾氏办理厘金之人既须理财有术，又须协调各方。曾国藩曾自称“素无理财之能，故抚有三省，不克游刃有余”[6]2484，是否过谦，尚且不论，未能“游刃有余”则是实情，前文列举了其长期处于饷项支绌、求援各方状态之中可为明证。曾国藩在为抽厘求才上可谓是颇费苦心，如其致函负责江西厘务的李翰章称，“目下总以求才为第一义，仆以缄托各处荐人”[6]2176，对于各处荐来之人，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可谓是来者不拒，再“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并叮嘱按照“取之欲广，用之欲慎”和“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6]2176等标准留心考察。曾氏也曾以此数条致函李芾，“皖南吏治厘局，亦自处处需求，均求随时采荐，不得以无员可保一语塞责”[6]2186。尽管曾氏一再以“取之欲广”致函各方，求荐厘务人才，但收效并不明显，于是其对沈葆桢有“厘卡得人实难”[6]2451，对马新贻有“厘卡委员，贤者本不易得”[6]2498之感慨。

“得人实难”的原因，除了办厘所需的德性层面—廉洁要求、技术层面—干济之才要求外，尚需官场交际方面深通“应酬人情之道”[6]2090，此则要求办厘之人在办厘之地有足够的亲缘、宦谊资源。如曾国藩欲在广东创办厘金以接济江浙军饷，考虑到该省上下的阻力，派“不开罪于人，内端方而外融圆”[6]5342的李翰章，善于联络众绅的黄冕，以及另外两位“曾客广东，熟于彼中情形”[6]2444的友人前往打开局面。“得人实难”仅是曾国藩办厘刺手复杂的表面原因，另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在隔省的广东、原籍湖南，抑或兼辖之江西，因争夺有限的财源而发生冲突。这一难以调和的财源之争，具体体现为地方州县官吏与曾氏所委派局卡委员的“印委之争”。“印委之争”中，曾氏显然是支持后者，原因不难理解，“印官掣卡员之肘则有余，卡员掣印官之肘则万不能也”。其任江督期间，与赣抚沈葆桢因厘金交恶，其中双方印委纠纷便是导火线之一，江西惯例任用非士绅的“佐杂为卡员，其势不敌印官远甚”，曾氏从安徽选派士绅替代，结果是“印官皆与卡员不和”，不仅“称卡员苛索商民，抽厘太重”，而且“上告抚藩，下告绅董”，导致“卡员动多怨言，而商民遂大长刁风，闹卡之案迭出”[6]2498，最终也加深了曾沈之间的嫌隙。曾氏于此十分明白，无论卡员“苛索商民”，抑或不扰商民，往往“动多怨言”，在州县动辄“掣卡员之肘”的情况下，“卡员尤易见过”，因为即使是“优者亦谤议繁兴”，何况“劣者尤无论已”[6]2498。州县官吏之所以对卡员动辄掣肘，当然与其上司省府大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大力支持曾氏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章，“每有印委抵牾之案，辄将州县撤委”，可见曾氏此种“抑牧令而庇卡员”的做法并非孤例[6]2498。

那么曾国藩所庇护的卡员，是怎么样一个群体呢？两湖厘金办厘在前，江西抽厘在后，曾国藩认为“官绅参用四字，两湖业有成效，江西亦宜仿照行之”[6]2184，在另一函中也提出，“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尽管官绅有别，但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有功名之人，此类人大部分“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曾国藩幕府不少已获实缺被其奏留辅佐的现任官以及未获实缺的候任官，均可归之为官这一类，如郭嵩焘、李瀚章、夏梃越、甘晋、厉云官等人。效力于曾氏的绅士群体主要是幕府中虽获功名而未入仕途者，另有为数众多的居家未仕颇有声望的乡绅，为曾氏负责散居各地的分局分卡。

曾国藩在与曾国荃的家书中，曾特别指出如何使用绅士:

用绅士不比用官，彼本无任事之责，又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6]5223

并批评曾国荃在任用绅士之初“扬绅士之短”是“大失用绅士之道”[6]5223。官绅各有其优劣短长之处，曾国藩于此并不含糊，尽管其一再言明绅士之长处，但此仅就在籍官吏之官僚作风即“官气”而言。诚如曾国藩所点明作为流官的地方官吏有“任事之责”，须执行朝廷之政令；而乡居绅士，在不同程度和场合上，扮演着地方利益保护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在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中，使其又具有“避嫌之念”。

曾国藩驻军江西期间，得该省绅士之力，劝捐达八九十万两，1857年，因奔丧回籍，因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而耿耿于怀，特地叮嘱曾国荃，“每与绅士书札往还，或接见畅谈”之间，务必“具言‘江绅待家兄甚厚，家兄抱愧甚深’等语”[6]5232。曾国藩这一要求并不只是表达他自称的在外数年，“他无所愧，独惭对江西绅士”的惭愧之意，更是教导其弟如何与绅士交接。正是曾国藩认识到绅士裨益之大，才如此叮嘱。因官绅二者各有优劣，互有短长，故曾国藩主张“官绅并重”“官绅参用”。1860年，在与曾国荃家书中提到，“现在江西厘务，经手者皆不免官气太重”，并让其转嘱办厘之人须“无官气，有条理”[6]5296。

三、余论

总之，厘金作为经制外的临时性收入科目，办厘之时无成法可因，对于两江厘金而言，既存在厘金收入归属的督抚之争，又存在地方州县官吏与外来委员的冲突龃龉，对于曾国藩而言都是颇为棘手之事。面对畛域之分产生的厘金归属之争，曾氏根据“情理”抗疏力争，面对印委之争，曾氏主张官绅参用。

在各种纠葛与博弈之中，厘金制度最终落地生根，为官方镇压太平天国提供了重要的财政基础。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之后，虽然大规模的军费开支规模有所缩小，但厘金并未革除，反而成为地方督抚的囊中之物，在地方行政开支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8]。在这种情况下，厘金已经不仅仅体现地方官员之间的利益争夺，更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之争，并对未来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