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泰祥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文学翻译兹事体大。从文本呈现上来看，原文与译文经常被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接触，译者被理想化地认为在两种语言之间，应该扮演一个忠实而隐蔽的角色。如果说文学翻译是创造文本的一种形式，当我们更强调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或者将考察视域从文本生产与信息对比的既有框架中拓展开来，则会对这一观点有更深层的理解。

在1940年代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场域中，曾经涌现出一场将中国古典小说作品翻译为日文的译介热潮。这股“日译潮”发生于1940年代抗战中后期的战争语境之中，产生在殖民霸权主体不断加强其文化统摄意图、加固升级其文化生产审核机制的殖民地台湾，其文化实践意义还有待更充分的挖掘；1937年至1945年间又被普遍认为是“台湾翻译文学的衰微期”[1]，在海峡两岸所撰写的翻译文学史中，这一段特殊的翻译经验尚未能引发翻译史家的高度关注，因此有专门讨论的必要。对这些曾参与到1940年代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活动的台湾作家而言，这种以文学翻译来突围殖民文化专制的实践方式，集中体现出其跨语经验的曲折与艰难。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翻译史、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跨语经验等角度来对此翻译潮流加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地方特性和文学语言问题的复杂面相于焉凸显。

一、逆向与回溯：1940年代台湾文坛中的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潮”之表象

从现象的述析上来看，日据时期台湾地区这股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潮”，是由台湾本岛新文学作家带动起来的。1940年代前后，他们从文学创作的状态下逸出，径直转向了文学翻译。其翻译的原作大多锁定了汉语白话所写就的中国古典小说，而译文则以当时台湾文坛的主流通用语日文来呈现。刊载平台或利用大众报章进行连载，或出版单行本以飨读者。这一时期，这股中国古典文学日译风潮可谓云蒸霞蔚、蔚为大观：其肇始应自1939年作家黄得时翻译《水浒传》开始，后有杨云萍日译清代作家江日昇的《台湾外记》、杨逵日译《三国志物语》、江肖梅日译《包公案》《诸葛孔明》、刘顽椿日译《岳飞》等等[2]；连彼时的当红作家吕赫若在1942年3月14日的日记中，也表示要在小说创作之余积极翻译中国古典小说冠冕之作《红楼梦》，“动手翻译自去年以来处于放弃状态的《红楼梦》。尽管费上十年工夫也行，一定要把这部杰作译出来广为流传。这是自己作为一个台湾人的义务”[3]。吕赫若最终未能完成《红楼梦》日译的壮举，留下遗憾，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费上十年工夫也行”，日译《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小说，在吕赫若的思考中为何会成为一种念兹在兹、亟待完成的“台湾人的义务”？彼时同代同潮中的翻译者，是否有着这种共享的翻译价值伦理？这一点值得深思。

在先行的研究成果中，1940年代台湾文坛中的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潮”之所以会蔚为勃兴、成为一股浪潮，有研究者认为是日据时代的末期“日文读书市场愈趋成熟”，加上适时日本文化界出于了解对战方中国的“兴趣”，以及战时出版统制要求“助力”与配合，导致出版业出现了有利条件[4]。论者强调外部因素作用在这股“日译潮”中的重要性与支配性，但是，在外部要素(日语读书市场、官方主导下的“中国兴趣”、战时出版机制)支配下，作家跨界而成为译者，锁定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日译，并有不少译者认定此日译工作乃一件“义务”，其间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展示如何助力了这股热潮，也是不可不深思的现象。在王俐茹的研究中，她聚焦黄得时日译《水浒传》这一具体个案，通过不同版本的比勘及原文译文的推敲，确定黄得时在日译《水浒传》时，将施耐庵《水浒传》与陈忱《水浒后传》进行合并，突破了原本《水浒传》的故事框架结构，延长了日译译文在报纸上连载的寿命[5]。同时，在接续日译《水浒后传》时，黄得时也对小说部分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将李俊在《后传》中前往暹罗的情节改为前往“南蛮”进行教化，这一改写被研究者认为在有意或无意间配合了适时应和战争时局要求“南进”的“国策”，“黄得时的译写却意外地将陈忱原本遗民意识彻底脱钩，转化成为配合殖民者国策的导向。……让陈忱的《水浒后传》在黄得时的无意识下，成为历史时空发展过程中错乱的国族玩笑”[6]。但是，黄得时日译《水浒传》中对这一情节的具体处理方式，是否真的完全具有配合日本“南进”国策的文学意图，同样需要仔细理析。

是故，欲对此阶段的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潮”有新探求，必须重新回到彼时台湾文坛的历史现场。相较于中国新文学译介的历史脉络中主要将“外语原文”翻译为“汉语译文”的操作惯例与实践趋势，1940年代台湾地区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潮”中的翻译实践则主要是将汉语原文翻译为外语/日语译文，显示出一种译介惯性上的“逆动性”。在中国新文学的发轫与茁壮期，文学译介不断透过翻译实践引入参与现代化进程并发挥文学功效的外来资源：“只有从外来资源中勤勤恳恳地钻研、翻译和输入，才可能在母语意义上为这个民族提供最充足和健康的养分，所以翻译家的业绩绝对不可抹杀。”[7]这些晚清以来陆续以文学翻译形式被引进的外来资源，复又以其中国化的变形、交融而落地、生根，成为新文学创作者“创造性模仿”之对象，丰富了新文学发展的生态体系。与这些指向外来文学与文化资源的文学翻译实践不同，1940年代的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潮”则将翻译目标锁定为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其翻译的内涵指向与目标矢量由外部文化资源转向了内部文化资源，显示出一种在资源仰赖上的回溯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1940年代这场“日译潮”的实践主体——台湾本岛作家们之所以会采取文学翻译这种形式，逆主流译介惯性而动，侧重去发掘民族内部文化资源，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作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学身份，即他们都是日据时代台湾文学场域中具有“跨语经验”的台湾新文学作家。“跨语经验”与这一股翻译热潮之间的内在关系，应该成为我们审视的重点。

二、发掘“汉语副功能”：跨语经验视域下“日译潮”的本质

这里所谓的“跨语经验”，是指产生自日据时代台湾文坛中的特殊跨语现象。在日据时代的台湾这一文化空间之中，台湾新文学自1920年代发生以来，最为强势的文学语言是汉语共同语及含带有台湾地方话因子的汉语方言语体文。而殖民者所裹带的语言，则不断透过殖民地文教制度及语言文化政策等运作，成为文坛的通用语。从第二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开始，台湾新文学场域中的汉文生存空间逐渐萎缩，他们遂不得不以日语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主要语言。在文学场域中语言秩序的调整下，台湾作家也必须随之更换自己的文学创作语言，这一变迁促成了台湾本土作家跨语经验的产生。

具体到“日译潮”勃发的1940年代这一时空语境，可以看到日语如何在挤压汉语存续空间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语言地位和文化势能优势。随着1937年“皇民化”高潮的到来，“使用汉语”即成了殖民政权严厉打击的对象：在文教制度上，从这一年开始，4月的新学年干脆直接取消了此前一直被减少课时的汉文科，以此昭示彻底斩断台湾子弟与中国大陆文化关系的意图；在日常生活中，殖民政府竟然提出禁止使用“台湾话”(即闽南方言等台湾方言)，以强制台湾子弟参加日语讲习班的方式，希望终结从汉语方言过渡至标准语的语言文化建设路径[8]；在文化政策上，殖民当局还强迫所有报刊从4月1日开始，不允许在报刊上继续使用汉文，即彻底废除汉文栏，尽管在此之前纯汉文的报刊几乎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报刊已是中日文并用且日语占据绝对多数版面。这一系列措施，“充分表示殖民政府企图从语言层面改变台湾人为真正日本人的决心”[9]。是故，在1940年“日译潮”勃发之际，汉语及其文化势能所处的地位已经十分微妙，直接使用汉语来进行创作，在通俗文学这一领域之外，是有一定风险与困难的。

而作为文学语言的日语及其文化势能，在1940年的“日译潮”中也具有一种暧昧难判的特殊性质。日语在台湾被殖民主体视为“国语”而强迫台湾民众接受，本就是殖民者同化政策的重要一环，在任何层面上都并不具备所谓“殖民现代性”的表征，被迫学习殖民者的语言，是民族文化遭到侵害的苦难历程和惨痛记忆。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殖民总督府当局在伊泽修二的指导下，推行国语同化教育时，试图利用汉文和汉字，以一种折中混合的形态来实现同化。借助汉字这种文字在汉语和日语书面语形式上的最大共通项，认定中、日两地“同文国家的事实，这在将来教育上是非常便利的”，一定要好好利用，因此1898年“公学校规则”承认汉文教育的必要性，其目的是抓住民心、顺利推行日语教育[10]。这样容忍汉文教育的措施，直到1919年以后，被独尊日语“国语”地位的教育方针所取缔。在明白了这种汉文与日文间对峙的处境后，方能理解“翻译”，特别是“用日文翻译汉文创作”，在1940年代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的复杂文化实践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新文学发展期中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如杨逵、黄得时等，其文化素养养成期的公学校学习阶段，便是处在这样的语言同化的驳杂语境中，即以日语教育为主，而汉语教育尚未来得及被赶尽杀绝。他们得以侥幸地、深浅程度不一地掌握了汉文：杨逵的汉文程度较低，日据时代只能够大致阅读汉文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黄得时汉文程度较高，能写作文言汉诗与白话汉语小说。但这些作家的日文程度，较之汉文程度基准是持平甚至更高的。这一代跨语作家是汉语与日语的双语能力者，随着汉语被强制压缩创作生存空间，他们只能被迫转向日语创作。但语言是一种极富生命力与文化包孕力的事物，一旦习得便不可能因为后天的、强权的压制就此失去生命力，它会以一种潜在的姿态，给予习得者“一个融入到某个特定结构之中并由语言来显现与传递的象征世界”[11]。1930年代以后台湾的跨语经验，便是这一代跨语作家在不得不转用日语的情势下产生的，但在他们的日语创作中仍留存有坚实的汉语文化的影响，在艰难的环境下他们仍在不断探寻表现本民族文化的可能性。

这种特殊的跨语经验，集中展示为这一代跨语作家在日语创作中竭力发掘中文的“副功能”上。从文学语言的载体说、本体说或者器道说诸角度来看，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角色，是“作为文学思维的基本‘材料’和基本‘范畴’深刻地制约着文学的演变与发展”[12]，进而对文学整体进行连接、贯通与整合。具体到本议题中，语言在文学活动中的“主功能”，便是成为文学创作的外在形式，构成语言符号层、文学形象层以及审美意蕴层而为文学接受对象所把握[13]。因此，文学语言的“主功能”，便是以该类语属的文学语言协同完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诸类文体的文学创作实践。当1930年代的跨语事实发生之后，汉语已经不再能够在这个逼仄的文化空间中成为文学语言的一种，某种意义上作为文学语言的汉语，在“主功能”上已经失效。但这一代台湾跨语作家并没有在转入日语创作后，便完全弃绝汉语的文化功能，以黄得时、杨逵、杨云萍等为代表的跨语作家转而去挖掘汉文的“副功能”或者说“潜功能”，想方设法地来让汉语“显形”，来使得汉语传递其蕴含的文化质素。比如，在日语文学世界中，坚持在审美意蕴层面上，透过在日语创作中征引汉文诗歌或书写民俗，来显示汉文化的坚韧品质；又或者折返、回顾本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以日语翻译汉文文学经典等方式，来践行挖掘汉文“副功能”的目的。

在日语创作中征引汉文诗歌或书写台湾在地民俗更易于理解，比如杨云萍在其1940年代的日文小说《部落日记》中大量引用汉诗、书写民间风俗，他在参与日据时代《民俗台湾》杂志的撰稿和座谈工作时曾表示：“‘民俗’与‘旧惯’是具有历史的传统……见到那些微不足道的‘风俗旧惯’即将湮灭，应该抱着怜惜与爱惜之心才是。”[14]这些活动都显著地体现出台湾这一代跨语作家在只能使用日语的情势下，如何透过关注地方文化与民俗表现，来显示对于本民族文化存在和前进的积极探求。相较而言，在被日语所霸占的文学时代，运用发掘汉语“副功能”的策略进行的跨语际翻译活动，是这一代跨语作家张扬本民族文化气质和记忆的一种特殊文学活动方式。“翻译涉及复杂的权力互动、文化认同、文化模仿及变形等等，所以翻译从来就是政治问题。”[15]如果从跨语的视角来看，翻译作为一种针对权力话语的反抗形式，就具备了别样的文化意义。翻译涉及两种不同语属之间的文化穿越，具备双语语用能力的第一代跨语作家，就此获得了一个文学上的发挥平台，来彰显自己的跨语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代跨语作家的跨语实践中，翻译就是其跨语经验的重要表现形式。台湾跨语作家在1930年代后期进入到日语创作的世界中，在已经无法再使用汉语进行创作之际，却可以利用自己具备的双语能力，以一种曲折的形式来拓展汉文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中国古典文学日译”之工作，成了这一代跨语作家透过翻译来展示跨语经验的重要表征。1940年代的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潮”，以这一代跨语作家黄得时、杨逵等人为主力展开，如此集中而大规模的群体性翻译活动，背后必然有着或隐或显的文化实践目的。杨逵认为，《三国志》“对我们本岛人来说，这部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和我们的风俗、习惯、民族有关联”[16]；黄得时的回忆中也提及，“无论台湾人或日本人都很喜欢通过中国历史小说来了解中国人的国民性”[17]，因此才会选择去用日语来翻译《水浒传》。在日语文化势能达到空前程度的日据时代末期，选择将大众无法通过中文来阅读的中国古典小说，以彼时通行的日语进行翻译，来确认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精神与台湾民众之间的血脉联系，其文化实践意义不言而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方能理解吕赫若努力去翻译《红楼梦》时的自我期许：“这是自己作为一个台湾人的义务。”[18]

三、大众化与“豪杰译”：跨语经验作用下“日译潮”的翻译动因及方法

这些从事翻译的台湾跨语作家黄得时、杨逵等，在1940年代“皇民化运动”加剧的极端时期，尝试折返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世界，将台湾民众与中华历史文化系连，展示出以民族意识与民间文化资源潜在抵抗“皇民化”运作机制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日译潮”为何会将跨语际实践的目标定位中国古典文学，而非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新文学，背后显示出这一批跨语知识分子的翻译动因问题——力求实践文学的大众化。

早在1928年，黄得时在《台湾日日新报》就发表《就大众文学而言》一文，文中确立中国古典小说为“大众文学”之代表，认定“‘大众文学’既然受一般民众欢迎，自然民众受‘大众文学’的感化就能发生‘大众文学的美学’”；“‘大众文学’愈浸润于民众的头脑内，自然对于政治就愈发生了许多问题”[19]。如何通过文艺的“大众化”而实现启蒙之文化与政治目的，一向是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积极思考的一大问题。日据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刘捷在1936年曾梳理过台湾新文学的发展现实，注意到本岛人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创作蜂起之际，仍对“大众文学”抱有高度的热情。

就像日本文坛的纯文学读者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那样，台湾新文学的读者也只限于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都阅读大众文学，解除对知识的饥渴。大众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大，不容否定。……(台湾地区的)大众小说和中国小说中的大众小说出自同一渊源，或者和它有关联。[20]

…………

优秀的台湾文学作品应该多多从这些大众文学中，适度地评论、撷取精华。[21]

刘捷指出，台湾新文学的受众相较于大众文学还是有限的。他所指的大众文学，与黄得时指出的一致，即中国传统小说类的文学作品。大众文学有价值之处，可以成为发展台湾文化的重要资料。中国大陆地区的新文学创作则因为受制于殖民文教制度、日语霸权与殖民地文学审查制度，渐渐不那么为这些不具备汉文阅读能力的一般民众所熟悉。而中国古典小说的情况则不同，日据时代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台湾文坛，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和文学作品并不陌生，只是因被殖民者的文化专制统治所戕害，部分读者不具备汉语阅读能力了，不少读者甚至无法直接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原文。因此，相较于以现代汉语白话文为语言形式而发展的中国新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较为通俗化的作品以“民间故事”的形式，广泛获得了台湾大众的理解和熟悉，以日译的形式，适时地将这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推入日据时代中后期日语文化阅读空间，这对于译者而言有着水到渠成般的便利，也更能践行其大众化的主张。杨逵即点明：“指导阶级和文学工作者要记得，在本岛的阅读阶层中，喜爱《水浒传》和《三国志》的阶层占有一定的比例。”[22]1930年代末，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需求与汉文的阅读能力之间产生矛盾。日译连载以及日语译本的出现，不仅是迎合时代需要的，而且还能助力本岛文化发展。因此，诸多台湾跨语作家挺身而出，进行集体性的翻译活动，形成此“日译潮”。

这种透过“日译潮”来实践台湾新文化运动一直试图抵达的大众化目标，也引发了殖民当局的注意。但殖民总督府在审查监管上的暧昧态度，造成了一个弹性极大的斡旋空间，这一空间的存续反而有利于“日译潮”的兴盛。殖民政权对于这些翻译主观上有顺水推舟的心态，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日译有利于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建立；同时又对此充满防备心理，唯恐星火燎原，燃发台人的中华认同。因此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殖民强权鼓励翻译活动，企图透过中国古典文学日译来了解中国人的心态，显示出一种诡异的积极性，日本殖民者认为翻译工作能够帮助日本透过中国文学，来进一步去深入了解中国本身，从而从侧面来配合时局；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完成日语翻译的作品，殖民当局却又在发行时严加管控，甚至不予放行。如黄得时日译《水浒传》在报纸《台湾新民报》和《兴南新闻》连载长达5年，共计1131回完成，在发行系列单行本时惨遭当局腰斩。据黄得时回忆，“当时因纸张缺乏，凡是出版物必事先将拟印行的原稿交给有关当局审查。如果当局认为该原稿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的完遂有所贡献和帮助，才配给纸张，否则一概不配给。而我的《水浒传》是中国的小说，不但对于侵华战争丝毫没有贡献和帮助，反而会激起民族思想，集体起来反抗政策，故不予配给纸张，而无法出版”[23]，导致原本设计印行六册的黄得时日译《水浒传》，最后只印行了三册。

正是因为跨语作家内在的翻译动因，与外在的殖民强权话语之间的冲折，导致这些日译活动显示出复杂的生态景观和操作策略。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日译潮”中作家们的翻译方式上。“日译潮”中，翻译者很少采取忠于原文的直译或者适当冲破原文的意译，而采取了另外一种特殊的方式：“豪杰译”。“豪杰译”这个概念缘起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晚清时期进入中国文学现场。根据其翻译主体、对象和目的，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

明治初期的日本译者，为了思想启蒙或政治宣传的需要，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常常对原作的主题、结构、人物等任意增添、删减，甚至改写。这种翻译的方法被时人称作“豪杰译”，即译者以“豪杰”自命，不受原文的束缚，任意改动原作的翻译方法。[24]

这一翻译方式被日据时代台湾作家习得并演练。杨逵在《三国志物语》的译序中指出，“小说最重要的是必须有故事的趣味性”，“我们万万不能忽略了书中三杰的忠烈义勇精神”[25]。在此目的支配下的翻译过程中，杨逵大量添写了刘关张三人的心理活动，并不时以上帝视角对故事进展妙窍处加以评点，来提示读者注意书中的“忠烈义勇精神”；而在殖民强权高压下强调这种“忠烈义勇精神”，意味着民族精气神的聚集，以及潜在反抗意识的召唤。

另一位译者黄得时坦言自己当时的日译策略：“就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感觉，以及配合新闻连载小说的方式，一半用翻译，一半用改写的手法，每天写四张共一千六百字……总共一千一百三十一回，前后达五个年头始告完结。”[26]“一半用翻译，一半用改写”的“豪杰译”翻译策略，显然是跨语作家在极度的独尊日语语言生态下，设法以“改写”这个极具主观能动性的活动，来钻出这个密织的文化罗网，显示一个曾经的汉语新文学从业者的主观存在，巧妙地将文本所具备的细节部分加以修饰，来传递文化信息。就黄得时日译《水浒传》这个个案来看，如前所述，王俪茹指出，黄得时日译的底本并非单单只是署名施耐庵的《水浒传》，而是将之与陈忱的《水浒后传》合并在一起，作为日译《水浒传》的底本，她认为黄得时纳入陈忱《水浒后传》的目的，是配合战时体制下的“忠义”重制，“以帝国视角前进南方，使得《水浒后传》原本暗藏的‘逃逸’意义转变成为帝国‘转进’的指涉”[27]，笔者以为这一观点需要斟酌。黄得时的确有将《水浒后传》中的某些情节，通过拼贴的形式与当时的时事发生系连，但这一动作应被视为在表面上去配合殖民文化统战的形式；只有以这样的形式存在，这个日译文本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否则根本无法连载五年之久。也只有日译文本的持续生长，方能使用“改写”的策略来拓展汉语的“副功能”存在，以达到传递本民族立场的潜在目的。

在黄得时日译的《水浒传》文本中，隐藏之目的以今日视角来看显而易见。首先，选取《水浒传》这一文本本身即具有极大的文化上的风险性。在刘捷1936年的论文中，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个讯息，“听说本岛禁止贩售《水浒传》”[28]，原因自然是因为《水浒传》中对官逼民反、造反有理的诸多政治反抗运动的描写入微，很具有煽动民众斗争之情绪的功能，因此为殖民者所忌惮，倍加禁止。在1939年黄得时提笔进行日译之时，他的选择竟然是被禁售的《水浒传》，其勇气和文化意图可想而知，也就因此，他在翻译中不得不植入不少配合时政之细节，以躲避殖民文化专制无孔不入的钳制。其次，黄得时在日译中，有意识的过滤非理性、非启蒙的作品细节，如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这类“怪力乱神”的情节，体现出“现代人目光”的指向，由此展示如1937年之前，以汉语新文学建设台湾文化时的目标——透过现代文学之建设，全面提升台湾文化。因此，可以说黄得时“豪杰译”《水浒传》，至少有两个潜在意图：一是透过文本故事鼓动台民斗争意识；二是承继汉语新文学建设时期一以贯之的文学启蒙意图。而此二者，都集中于在日译中竭力发掘汉语的“副功能”这一译介策略上。

如果以黄得时的翻译实践，作为这一代跨语作家的重要代表的话，理解黄得时的翻译工作之重要意义，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1930—1940年代跨语经验的重要表现形式。李文卿认为，理解黄得时的翻译工作的意义，或许需要从政治时局对于台湾知识分子的规约要求上去加以提炼：“由于时局已经进入了总动员状态，加上如要避免写作卑屈逢迎的政策文学，也许从翻译工作来促进文化交流工作也不啻是个理想的选择，既可配合国策，又可避免写作政治意涵浓厚的皇民文学，一方面又可达成奉公的任务。”[29]这一理解虽肯定作家进行翻译实践的价值，但似乎已预设黄得时的翻译活动是被动的选择而非主动的出击，忽视了具备跨语经验的作家在文学实践中因兼具汉语和日语的双语语用能力而具备的(部分的、有条件的)文学活动的自由。而恰恰是因为，拥有这样的能在政治高压下透气呼吸的选择自由，这些汉译日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方能以其存在，彰显出台湾一代跨语作家坚韧的文化认同指向。

结语

在1942年的文学杂志《台湾文学》第2卷第1号上，张星建撰文《论翻译文学》，为1940年代的翻译热潮叫好，认为黄得时日译《水浒传》“此一功绩，足可留名本岛翻译文化史”[30]。与此同时，他也指出：“翻译并不仅仅只是将原作译成他国语言而已，还必须将原作的思考方式、思想表现、感情的流露以及文中奇趣等弦外之音完整呈现。”[31]因此，回顾1940年代这场翻译热潮，后来的读者需要格外留意这些译作在那个非常年代中的“弦外之音”。

在日据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实践方式，跨语作家能隐蔽在殖民政权文化运作无法完全掌控和监管的中国古典文学原作之后，利用自己的翻译者身份增删、雕刻日文译本形态，传递额外的文化信息，在译本中透露自己的文化立场。在这独尊日语的文化空间中，这是跨语作家难得的一块自己的园地，且仅为跨语作家为主的双语能力者所共享。也就因此，日据时代台湾的跨语作家虽无法继续通过汉文新文学创作提升台湾的文化建设，但透过中国古典文学日译，并且在日译中渗透、携带文化信息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作为文学语言的汉文的“副功能”。在整个台湾新文学发展过程里，这一代跨语作家“中国古典文学日译”实践，是一段非常特殊、艰辛且意味深长的跨语经验。

注释：

[1] 许俊雅：《导读》，《台湾日治时期翻译文学作品集》卷1，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21页。

[2] 蔡文斌：《中国古典小说在台的日译风潮(1939—1944)》，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12页。

[3] 吕赫若：《吕赫若日记(1942—1944年)中译本》，钟瑞芳译，台南：台湾文学馆，2004年，第84页。

[4] 蔡文斌：《中国古典小说在台的日译风潮(1939-1944)》，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4页。

[5] 王俐茹：《“忠义”的重制与翻译：黄得时水浒传(1939-1943)的多重意义》，《台湾学研究》2014年第17期，第28～29页。

[6] 王俐茹：《“忠义”的重制与翻译：黄得时水浒传(1939-1943)的多重意义》，《台湾学研究》2014年第17期，第43～44页。

[7] 叶隽：《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北欧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8] 许长安：《台湾语文政策概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3～24页。

[9] 周婉窈：《台湾人第一次的“国语”经验：析论日治末期的日语运动及其问题》，黄进兴主编：《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88页。

[10] 陈培丰：《“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王兴安、凤气至纯平编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第89～90页。

[11] [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8页。

[12] 李荣启：《文学语言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13] 李荣启：《文学语言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125页。

[14] 洪淑苓：《杨云萍的民俗文化观与民俗研究之特色》，《民间文学年刊(增刊)》2009年第2期，第76页。

[15] 赖慈芸主编：《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10页。

[16] 杨逵：《谈水浒传》，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10卷，台南：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第38页。

[17] 黄得时：《日据时期台湾的报纸副刊：一个主编者的回忆录》，江宝钗主编：《黄得时全集》第4卷，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年，第624页。

[18] 吕赫若：《吕赫若日记(1942-1944年)中译本》，钟瑞芳译，台南：台湾文学馆，2004年，第84页。

[19] 黄得时：《就大众文学而言》，江宝钗主编：《黄得时全集》第4卷，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年，第469页。

[20] 刘捷：《台湾文学的史学考察(一)》，《台湾时报》1936年5月1日第198号；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2册，台南：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第9页。

[21] 刘捷：《台湾文学的史学考察(一)》，《台湾时报》1936年5月1日第198号；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2册，台南：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第13页。

[22] 杨逵：《台湾出版界杂感：谈通俗小说》，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10卷，台南：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第108页。

[23] 黄得时：《日据时期台湾的报纸副刊：一个主编者的回忆录》，江宝钗编：《黄得时全集》第4卷，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年，第626～627页。

[24] 蒋林：《梁启超“豪杰译”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25] 杨逵：《三国志物语第一卷序》，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6卷，台南：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9年，第156页.

[26] 黄得时：《日据时期台湾的报纸副刊：一个主编者的回忆录》，江宝钗编：《黄得时全集》第4卷，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年，第625页。

[27] 王俐茹：《“忠义”的重制与翻译：黄得时水浒传(1939-1943)的多重意义》，《台湾学研究》2014年第17期，第44页。

[28] 刘捷：《台湾文学的史学考察(一)》，《台湾时报》1936年5月1日第198号；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2册，台南：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第12页。

[29] 李文卿：《共荣的想像：帝国日本与大东亚文学圈(1937-1945)》，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87页。

[30] 张星建：《论翻译文学》，《台湾文学》1942年第2卷第1号；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3册，台南：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第230页。

[31] 张星建：《论翻译文学》，《台湾文学》1942年第1卷第1号；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3册，台南：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