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健，梅进文

(1.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3.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可能是因为获得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缘故，石黑一雄这个名字才逐步进入中国普通读者的视野，学界对于他的兴趣也在逐渐升温。目前国内研究石黑一雄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所谓的“记忆”问题。的确，“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是一位专写记忆的大师，他的小说往往借用人物不同时期的记忆过程来刻画性格、反思历史，并由此揭示人性的脆弱和‘事实’的多重面相。”[1]这其中产生了不少令人信服的论断，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石黑一雄提供了很多的宝贵的资源。但笔者发现，国内学界在运用记忆理论的时候往往将其局限于历史、精神分析或社会学的层面上来探讨，鲜有从记忆文化机制的角度来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试图以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2015)为主要对象，从记忆理论的社会建构视角来考察石黑一雄所探寻的记忆为何？

一、记忆的框架：权力结构的表征

在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或曰社会记忆、族群记忆等)的概念之前，人们研究记忆往往是从心里或者精神的角度出发，仿佛记忆只能是一门关于生物神经学的学科。哈布瓦赫对于该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决定性地否弃了关于记忆的生物学理论，它支配了20世纪开始以来的争论,转而选择了一种文化的阐释框架,认为我们的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虽然神经心理过程无疑是我们的接受和保持信息的必要条件,但光是对于这些过程的分析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特定知识领域和记忆领域的构成。”[2](P11，12)在《论集体记忆》里，哈布瓦赫这样写道：“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3](P68，69)既然记忆是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和形成的，那么它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框架或者说社会结构。反过来说，社会框架的形式在宰制着记忆的形式和内容。同时记忆虽然是对“过去”的回忆，但是却离不开“现在”语境，“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建构。”[3](P1)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记忆生产机制里的两根支柱——“社会框架”和“现在性”。所谓记忆的社会框架“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3](P71)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在哈布瓦赫这里，记忆说到底是由当下的权力关系决定的。记忆形塑的背后往往有权力的影子。正如福柯所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彼关的。”[4](P78)

在《被掩埋的巨人》里最吊诡的地方莫过于小说里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一种与自己的记忆作斗争的状态，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弥漫着一种使人遗忘的烟雾，造成他们的记忆断断续续。这个迷雾的起因是受命于亚瑟王的魔法师梅林操控母龙魁瑞格喷吐的气息所致，亚瑟王所以要让他的国民失忆是为了掩盖一桩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大屠杀的事实。在这里石黑一雄颠覆了以往英国人对于伟大的亚瑟王的记忆，因为那可能也是在大不列颠发展的各个时期出于一种美化自己民族祖先的需要，通过神话、传说、故事等文化形式借助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媒介在大众中塑造的一个“集体记忆”。石黑一雄对此深表怀疑，亚瑟王真的存在吗？他伟大光辉的形象的背后是否隐藏了一些历史污点？而这些正是被某些主流意识所刻意遮蔽，企图使人遗忘的。而石黑一雄发现在《不列颠诸王史》中记载有关于在亚瑟王统治时期，不列颠族曾经对撒克逊人进行了大屠杀。[5](P71)单从改写这段历史记忆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和历史的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石黑一雄可不是处于类似中世纪的大不列颠，这是一个相对自由民主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权力质疑某段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这个时候的社会框架和中世纪大不一样了。我们通过《被掩埋的巨人》可以看到对于人们记忆的争夺，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框架或者说权力结构，一边是以亚瑟王为首的不列颠集团，亚瑟王高高在上，为了治愈“这片土地上的战争创伤”[6](P110),他指派魔法师操控母龙喷出令人遗忘往事的迷雾，从而使得不列颠和撒克逊人能暂时的忘记彼此的仇恨，和睦相处。从他以降，为了制造和维系这个集体记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文本第二部分里出现的修道院，从院长到大多数普通的修道士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负责喂养和保护母龙，“而且庇护了很多年”[6](P154),所以对于外来的陌生人，他们表现得谨慎和敌视。当埃克索和比特丽斯一行来到修道院的时候，一个留胡子的神父“愤怒地瞪着他们俩，然后对布莱恩神父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带客人到这儿来，他们来这儿干什么？’”[6](P130)当得知他们这些人中有人是想屠龙之后就马上报告给了官方，很快“来了士兵，二十个，甚至三十个，”[6](P159)要来抓他们。维护这个集体记忆的另一个显著的代表人物就是高文爵士，他本来就是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从亲缘上来说他还是亚瑟王的外甥，是属于主导意识集团里的核心成员。虽然亚瑟王在小说里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是高文骑士却还一直坚守着亚瑟当年让他保护母龙的命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就这样旅行，全副盔甲，以我们伟大国王的名义，一直就这样直到我们俩都挪不动脚为止。”[6](P103)高文对掌控记忆的母龙魁瑞格的守护与他对亚瑟王名誉的维护具有一致性，只要涉及到亚瑟王的记忆，他经常会说类似的话，“他是个又勇猛又仁慈的统帅。”[6](P169)高文从情感上来说的确是绝对服从和忠诚于亚瑟王的，他将亚瑟的一切决定都看作是正确的，无条件的服从，无论亚瑟所做的事对错与否。高文是一个属于那种“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7]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为了保护母龙，高文自觉的使用欺骗和谎言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在面对前来真正屠龙的撒克逊武士维斯坦，他说：“我不仅要考虑你的安全，先生，我还要考虑其他人的。如果你激怒魁瑞格，她会伤害那些人的。还有，和你一起旅行的这些人怎么办？”[6](P133)高文想巧妙的分散转移维斯坦的注意力，使他对屠龙产生一些忌惮，且他也的确经常在外人面前把自己装扮成屠龙勇士之一，“杀死魁瑞格？！你真是的要杀死魁瑞格……可是，先生，这可是我的任务！你难道不知道吗？这是亚瑟王亲自授予我的任务！”[6](P119)一直到小说最后，读者才明白他的真实目的原来是要以生命来捍卫母龙魁瑞格。在保护和强化这个集体记忆里还包括那位从未露面却一直派兵追杀维斯坦的布雷纳斯爵爷，他的形象和高文类似。与之相对的另一权力体系，是东方的撒克逊人集团。撒克逊的国王虽然在小说里未正式出场，但正是他命令武士维斯坦前来屠龙，目的是要恢复撒克逊族人的记忆，让他们不要忘记不列颠人对他们的屠杀。不过对于撒克逊权力集团来说，他们恢复本族人记忆的真实目的不是出于以史为鉴，维护和平的需要，而是要报复和掠夺。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小说于集体记忆复苏时结束，读者却能预见到新一轮大屠杀式的暴力宣泄，因为撒克逊人集体记忆的政治任务就是恢复和重建种族历史，宣布对土地的所有权，让族群建立完整的自我身份。他们曾经是受害者，却渴望成为未来的压迫者，届时当权者也会制造出‘迷雾’来模糊这段历史。”[8]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集体记忆的塑形完全从属于社会框架的需要。文本里除了国王，撒克逊集团里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维斯坦武士，他对应敌方集团的高文骑士，是一个坚决的屠龙者。他对于亚瑟王使用手段使得撒克逊人忘记仇恨表现得非常不屑，“一个人孩子昨天被屠杀，今天却称对方为兄弟，这难道不是奇怪的事情吗？而这似乎正是亚瑟完成的伟绩。”[6](P111)维斯坦在文本里多处表现出来屠龙的坚决性，是重建撒克逊人集体记忆的急先锋，这种坚决的背后其实还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性，根据相关的研究表明族群对于记忆的时间有效期大概是80到100年，然而撒克逊人因为那只被不列颠人控制的母龙喷出的迷雾而丧失记忆太久，过了这个有效期再要唤醒他们的记忆从而达到煽动复仇情绪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这也说明记忆是权力结构的一种附属物，权力经常根据自己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来使用它。石黑一雄的另一部小说《浮世画家》的故事讲述正是以主人公小野增二的回忆为线索。这里面也存在这两个主导集体记忆的权力架构，其一是以小野为代表的上一代人，他们对于日本发起的这场战争是尽量地美化它，将其塑造成日本崛起，参与国际竞争，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荣事件，进而掩盖其侵略的实质。这种记忆的背后当然是日本军国主义体系主导的；其二是以小野增二的两个女婿为代表的日本年轻一代，他们认为那场战争是完全错误的，战争给日本带来了灾难和痛苦，日本必须有人为之付出代价。这种话语评价的背后显然有美国人主导的战后日本政府的影子。对于同一个事件的记忆和评判出现了前后完全不同的倾向，不是对象本身变化了，而是主导记忆的框架不同了。在《长日留痕》这部使得石黑一雄获得布克奖的小说里发生在主人公史蒂文斯身上的事情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文本的主要情节是由史蒂文斯在英国西部乡村旅游而引起的诸多回忆以及对回忆中的某些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构成，其中主要回忆的对象为前主人达林顿勋爵，在没有接触广大的英国西部普通民众之前，他对于达林顿的记忆认知停留在“除了从事最高尚、最宏伟的事业”[9](P212)外，不会做别的事情的人，这显然是受了英国精英政治和当时绥靖政策这种宏大主导意识的影响，因为史蒂文斯“是一位帝国时代的文化‘遗民’”[10]。但是随着他的行程的展开，史蒂文斯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他对于自己仰慕的前主人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多次拒绝承认自己曾经为达林顿服务过。这是因为英国社会正发生着一种转变，“即以上层精英为主导的贵族文化向以平民大众为主体的民主社会的转换”[10]。平民意识的崛起和对二战前期英国外交政策的反思成了社会的主流，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达林顿府的史蒂文斯被这种目前流行的主流意识所影响，对于前主人的回忆也陷入了与之前矛盾的两难境地。这些都表明了受到权力支配的记忆框架在左右着社会的集体记忆的形式。

二、记忆的微光：裂缝、异质及其他

哈布瓦赫十分重视集体记忆，认为个体记忆的存在是依附于集体记忆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个体记忆存在的重要性，“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3](P94)，至于如何约束，哈布瓦赫并没有展开，或许正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才使得后来许多学者在进行记忆研究的时候往往将之仅仅限定在集体记忆的范围里来探讨。对此，刘亚秋提出了“记忆的微光”理论，所谓记忆的微光“即其可能出现在个体记忆遭遇集体记忆之时,也可能出现在个体记忆的喃喃自语之时,它一般是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那部分内容。”[11]客观地说，刘亚秋的提法是对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有力的反思和补充。记忆的微光和记忆的强光是相对而言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两者的内容是对抗性质的，“在权力关系上并不全然是集体记忆支配个体记忆,两者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共谋关系。”[11]我们不能忽视在集体记忆的宏大叙事下被遮蔽的那些记忆的微光，“对‘记忆的微光’的探寻和追问，可以成为探寻社会记忆另一种状态的线索,它可能在权力之外讲话,最后,它可能又走回权力……在理论层面上,对记忆微光的探寻,会丰富我们对记忆各种面相的认识。”[11]从整体上而言，记忆的微光是与集体记忆不一样的一种东西，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共谋或者对抗关系。

在《被掩埋的巨人》里作为不列颠的集体记忆要求大家遗忘撒克逊人被屠杀的那段黑暗历史，其实就是抹去该事件的存在，对历史重新塑形。这无疑可以看成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强光照射的结果，但是这种集体记忆并非是铁板一块，即便是铁板也可能存在细微裂缝，不是所有的不列颠人都会被新的历史记忆完全控制，总是有一些记忆的微光在不同的时候透射出去，表现出和记忆的强光不一样的色彩。高文骑士就是如此，作为亚瑟王最忠诚的战士，他时刻以维护亚瑟的“英明伟大”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对亚瑟王誓死效忠。可是当回忆那场大屠杀的时候，他虽然也百般为亚瑟开脱，把亚瑟下达的对包括小孩在内的异族人进行屠杀，以防止这些男孩将来为他们父辈复仇的决定看作是为了维系长久和平的必要手段，同时他也说当大屠杀进行的时候，“屠杀婴儿的刽子手。但我当时不在场啊，就算在，我和一位伟大的君王争辩，能有什么作用？他还是我舅舅呢。那时候我不过是个年轻的骑士”[6](P217)。这句话意味内涵颇多，其一，他将亚瑟也归入到了凶手的行列，在道德上进行了否定；其二，他争辩自己并没有参与对撒克逊人的屠杀，自己的手是干净的；其三，从道义上来说，他也觉得屠杀是不对的，但是他没有能力阻止。高文骑士在文本里的确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他的悲剧恐怕也正在于此。主人公埃克索夫妇也是不列颠人，“面对记忆危机，除夫妇二人外，部落中其他人都未曾意识到。”[12]他们两人与同族人的这种差异也正说明了记忆的微光的存在，同族人都被集体记忆所同化，但对于埃克索夫妻而言总有一些“生活中碎片化的记忆就如零星的‘火光’刺激他们”[13](P146)，其中就包含了埃克索所不愿意去回忆的“微光”，原来他的真实身份并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曾经是亚瑟王的骑士，在大屠杀中虽然持反对意见，但“在随后与亚瑟王对质中，他又只能选择怯弱地离开”[12]，他是这场屠杀的弃权者，这种身份是十分尴尬的。在文本里我们能明显感受得到他对往昔的记忆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因为这对于埃克索来说是一种带自我否定的痛苦的记忆。这样记忆的微光就如同王德威在《回忆的暗巷,历史的迷夜》一文中的叙述所述：“任何‘重述’创痕、‘重启’回忆的努力,都只能以片段的、裂散的方式,显现这努力本身的局限性……我们不断地追忆,是因为我们再也忘不掉,却又记不起那过去。”[11]在《别让我走》中，作为监护人的“夫人”总是在努力地收集克隆人的绘画作品，当凯茜找到她想问明缘由时，她略带痛苦和无奈的解释了流传在黑尔舍姆寄宿学校的一些流言，关于克隆人相互发生了真正恋爱可以推迟器官捐献以及收集他们图画作品为了展览或者卖钱的事。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恋爱并不能推迟他们走向死亡的时间，夫人收集克隆孩子们的画作只是想向世人证明克隆人也是有灵魂的，但是却没有任何效果。这些可怜的孩子还是避免不了必然的器官捐献到死亡的命运。这里“夫人”的回忆可以视作她对抗整个社会已经形成的一种强大共识，即认为克隆人不是真正的人，他们只是用来作为器官移植用的生物而已。这即是记忆微光的投射，即便人类在某些问题上为了自我的利益而达成某种共谋，但总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声音的存在，这种存在是痛苦和尴尬的，她们既要认同整个社会价值观，但又感觉到这种观念的荒谬性。

三、历史、记忆的文化建构：文化创伤的成因

著名社会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文化创伤是“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13](P58)，对此陶东风认为这句话包含了三层含义，其一，文化创伤不是一种自觉事件，而是一种文化构建；其二，文化创伤是一种异常强烈的可能对未来发生重大影响的个人或者集体的痛苦记忆；其三，文化创伤不仅是个人认同，还要获得集体认同[14]。也即是说，文化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获得公共体认的个人或者群体经历的重大的痛苦事件，它是文化对于某种记忆的强烈塑造而形成的。不是所有的苦难经历都能成为文化创伤，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形成的，“离开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就无法把握一个社会的理解——意义结构，也就无法确定一个事件是否具有‘创伤’性。”[15]在《被掩埋的巨人》里主人公埃克索和比特丽斯一出场就是一种失去对他们夫妻以往生活经历的记忆的状态，只是偶尔记得他们有个儿子住在邻村，于是出发想要去寻找儿子，这一路上他们相亲相爱，互相扶持。埃克索一直称呼比特丽斯为“公主”。两人在路上一前一后，因为害怕途中出现什么不测，走在前面的比特丽斯总是问：“你还在吗，埃克索？”后面的丈夫回答：“在这儿呢，公主。”[6](P28)这种情形大概会让人以为这是多么相爱的一对夫妻。真相也的确如此，在他们完全记不起以前发生过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相爱的。可是当他们感到记忆会恢复的时候，埃克索起初有点害怕，一再对比特丽斯强调不要忘记他们此刻是十分相爱的，因为埃克索隐约觉得自己以前可能背叛过比特丽斯。一般情况下，夫妻间的任何一方的背叛对于另一方来说无疑能形成一种巨大的创伤。背叛——记忆——创伤(痛苦)这个模式的形成是社会文化对于背叛这种行为方式不断强化塑形的一个结果，最终成为一种文化创伤。当社会个体在遭遇此类事件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产生创伤感。但是如果遗忘发生了，这种创伤感也就没有了依托，所以这也足见文化创伤的建构性。“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意义的结构是否松动和震撼，并非事件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过程的效果”[13](P68)。发生在埃克索和比特丽斯这对夫妻身上的爱情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小说的结尾，真相大白的时候，读者会发现剧情发生了大反转，不仅埃克索背叛过比特丽斯，后者竟然也有背叛。所以作为受到过重创的埃克索曾经“在口头和行动上都主张宽恕，但内心中封锁多年的小角落却渴望复仇。”[6](P323)他在很长时间内阻止比特丽斯“去看儿子的坟”[6](P322)，甚至自己也不去。其实他理性世界也清楚自己这么做“是更加阴暗的背叛，甚于妻子一两个月的小小不忠。”[6](P322)至此文化创伤的人为建构的特征一览无余。不过，虽然是被建构的，但是一旦建构成功，形成了一种创伤意识，它发挥的威力则是巨大的，同时也是很难被摆脱的，一直到看到妻子快要死亡，埃克索才能感到伤口慢慢愈合，被人创造出来的文化创伤成了压迫人的一种强大力量！

如果说发生在埃克索身上的文化创伤是记忆被文化塑造的一种结果。那么通过小男孩埃德温的经历我们则可以看到文化创伤建构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埃德温是跟一群害了严重的遗忘症的族人生活在一起的撒克逊男孩，他们的村子经常会遭受食人兽的攻击，埃德温就曾经被野兽攻击过，幸得武士维斯坦的出手相救才捡回来一条命。不过全村人相信埃德温因为身上留有野兽的痕迹，将来也可能变成食人兽，所以大家都想把他处死。在村庄里的权威长者不列颠人艾弗的干预下，埃德温暂时被保护了下来。艾弗建议维斯坦带着埃德温离开。维斯坦明知自己身负撒克逊国王命令他前去屠龙的重任，竟然答应了带着一个12岁的男孩一起上路的请求，这里绝对不简简单单的是人道主义的问题。维斯坦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因为埃德温是一个很特别的小男孩，“他在每一个新的可怕事件面前，他都镇定应对…….在妖魔手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举止却镇定自若”[6](P80)，可以说维斯坦武士是把小男孩当作了将来对不列颠人复仇的有力继承者来看待的。撒克逊人被不列颠人屠杀的创伤记忆注定要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让埃德温这一代来承袭下来。所以维斯坦后面一直把小男孩带在身边，这个过程是他对撒克逊下一代进行文化创伤的塑形的过程。在后来的旅途之中他不断告诫埃德温“屠杀我们族人的，是亚瑟领导的不列颠人。抓走你母亲和我母亲的，是不列颠人。我们有义务去仇恨每一个不列颠男人、女人和孩子。所以你要答应我。如果我在传授你本领之前就倒下去了，你答应我，要保护好你心中的仇恨。”[6](P247)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在集团内部对历史记忆进行文化创伤的建构过程。与之相对的是，作为与他们同行的埃克索夫妇预测一旦撒克逊人的记忆被恢复，可能在这片土地上掀起的一场新的种族屠杀，于是他们不断地跟小男孩灌输另一种思想，告诉小男孩不要忘记了他们在旅途中曾经的友谊和好心，这可以看成是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企图将历史记忆建构为文化创伤的一种拆解。在《别让我走》中，石黑一雄打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所谓的正常人的世界，一个是被这些正常人创造出来的克隆人，关注克隆人命运成了小说的主题。文本中以凯茜、汤米为代表的克隆一族都会感到自己是一种不一样的“人”，为了推迟他们被创造出来的宿命——从器官捐献到走向死亡，他们这些人拼命地画画、恋爱，就是想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是有灵魂的，和常人无异。这种行为是他们对于自身“缺陷”的一种弥补，而认为他们只是没有灵魂的工具恰恰是人类从文化上给克隆人的定义，可以说这些同样鲜活的生命在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注定带上这种文化创伤的印记。

四、结语

石黑一雄的确是善写记忆的大师，他曾经明确地表示创作《被掩埋的巨人》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思考当一个国家和社会在面对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忘记了什么，又记住了什么？”[16]应该说这和他出生于二战结束后不久的日本以及五岁就随父母来到英国的特殊经历相关。 石黑一雄具有英、日两重民族特征，身份的难以定位反而使他又具有一定的国际性，他思考的问题也具有普遍性。通过他的小说，也能使我们透过记忆的表象，看到权力是如何建构、塑形民族历史的。同时，无论如何强大的集体记忆都不能够完全抹杀个体记忆的微光，这些微光总是表现出不一样的色彩。民族的某些创伤记忆经常会被文化打造成整个族群的文化创伤，使得其中的个体感同身受，这可能也是人类一部分悲剧的原因。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石黑一雄的小说里涉及到诸如此类的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他也不能给出济世的良方，很多时候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