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晓莉， 李玲玉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著名作家萧红曾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在短短31年的生命旅程中为中国文坛贡献了一部部不朽之作。作为萧红的“旷世之作”，《呼兰河传》脱出惯例与传统的窠臼，创造性地运用了超常搭配、方言词汇、平行结构等陌生化手法，呈现出故乡东北边陲呼兰河城独特的社会风貌、人情百态。这些陌生化手法使审美主体与习惯心理相分离，增添了阅读的阻距感，读者也因此体会到萧红笔致的独特韵味，一种鲜味和生味。作为萧红最重要的研究者及作品的翻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为翻译《呼兰河传》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是他改写了原作中的部分陌生化手法，萧红笔致的独特韵味与原文相比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因此，本研究拟从语料库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建的《呼兰河传》汉英平行语料库，并参考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和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综合运用语内对比模式和语际对比模式，从“超常搭配”“方言词汇”“平行结构”三个层面来具体考察葛浩文如何处理原作中偏离常规的陌生化手法，并对取舍“陌生化”的原因进行阐释，以期能为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提供有益借鉴。文章力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译文如何处理原文中的陌生化手法？译者为何这样处理？

一、陌生化与文学翻译

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性”(literariness)。随着“文学性”概念的提出，形式主义另一位代表人物维·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提出了“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这一概念，并认为文学的“文学性”就是通过“陌生化”表现出来的。他强调:“文学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和形式陌生化，以增加读者感知的难度和时延。”[1]

在文学翻译界，最早将“陌生化”概念引入翻译研究的是列维(Jiri Levy)、米科(Frantisek Miko)和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等人，他们关注现实的文本以及文本的表面特征。在国内，文学翻译界对陌生化的探讨可谓是硕果累累。最早探究该领域的大家实属郑海凌和王东风等人。郑海凌视文学翻译为再创造，将陌生化视为译者再创造的重要手段。他从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文学的再创造性角度出发，认为译者可以创造性地、主动地采用陌生化手段传达出源语文本中的差异性特征，使译文和原作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突出译者再创造的艺术效果，从而弥补意义和审美的缺失[2]。王东风也将“陌生化”视为一种艺术手段，敏锐地观察到陌生化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地位。他明确指出，在文学文本中，陌生化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主要体现在有别于普通言语形式的变异之中[3]。二者所说的“陌生化手段”实则和“陌生化手法”相类似，都可用来指处理文学文本。金兵则更细致地将文学翻译中的陌生化手法分为语音、词汇、句法、语篇四个层面，并探讨了再现陌生化手法的基本策略及原则[4]75。

国内外翻译研究界在研究文学翻译与陌生化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而，大多数研究只是从定性的角度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陌生化手法，鲜有学者结合语料库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对再现原文中陌生化手法进行细致探讨。鉴于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以期能为译者重新审视陌生化手法的再现问题，为学者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 “走出去”提供参考。

二、《呼兰河传》英译本中陌生化手法的处理

在词汇层面，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别出心裁地运用了陌生化手法，创造性地用大量的超常词汇搭配与方言词汇来表达自己复杂的情感，也给读者带来新的美学享受。“遣词”固然重要，但作家最终还是需要“造句”，将词汇组合成更大的语言单位——句子。在句子层面，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反复运用句法层面的平行结构(Parallelism)，节奏匀称相对，读者的心理预期往往被打破，审美感知的时间也随之延长。这些精心设计的陌生化手法展现出别具特色的呼兰河城，也体现出萧红独特而又新颖的写作风格；同时，语言的跳跃性使文本呈现出新感觉的质地[5]。原文中的陌生化手法打破了常规性的书写模式，通过跳跃性的语言表达让读者跳出了传统的思维藩篱，获得了全新的审美体验。然而，葛浩文在译文中，既还“陌生”以“陌生”，再现原文中的部分陌生化手法，又化“陌生”为“常规”，灵活应变，将原文中的部分陌生化手法加以改写或予以摒弃。

因此，本文主要利用ParaConc 软件和AntConc软件，结合自建的《呼兰河传》汉英平行语料库，并参考COCA(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和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综合运用语内对比和语际对比模式来考察葛浩文对上述三种陌生化手法的不同处理方式，并结合例句具体阐释，从而得出《呼兰河传》葛译本对陌生化手法取舍的总体趋势。

1.超常搭配的处理

通常来说，词汇之间搭配时既要在语法上合理，也要保证语义上通顺。然而，《呼兰河传》中却出现了多处超常词汇搭配，这些搭配虽符合语法规范，但语义上却不相通，偏离了常规语义内容的限制。可是，这种崭新的、不同寻常的超常搭配却符合作者表达的需要，甚至通过增加新组合的感知难度以及延缓读者的感知时间来营造一种陌生化的新异美。

细读原文后发现，原作的词汇特殊搭配主要集中在定中超常搭配和状中超常搭配。因此，基于《呼兰河传》双语平行语料库，利用ParaConc软件来分别检索定中标志词“的”和状中标志词“地”，在人工比对的基础上找出原文中的超常搭配，并基于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1)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为国家级语料库，规模大，语料类别齐全。如果原文中的词汇搭配未能在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检索出，或仅查询到一条，本研究将该搭配归为超常搭配。验证这些搭配的罕见性。检索原文发现，原作中共出现35处超常搭配，其中含标志词“的”的定中超常搭配共19个，占54%; 含“地”的状中超常搭配共16个，占46%。接着，在ParaConc软件中提取上述35组超常搭配及其英译，并在COCA(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2)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平衡语料库。如果译文中的词汇搭配未能在COCA中检索出，或仅查询到一条，本研究将该搭配归为超常搭配。中对英译本中的超常搭配加以验证。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超常搭配时，主要采用了直译、意译和省译。直译再现出了部分因偏离常规语义而形成的陌生化，而意译是将原文中的部分超常搭配加以常规化，省译是将其直接删除，其具体的处理方式如下。

一方面，葛浩文坚持以原著为中心，还“陌生化”以“陌生化”，适度地通过直译再现了原文中的超常搭配，保留了原著的丰神气韵，做到形神兼备；另一方面，葛浩文适时地将原作中的一些陌生化搭配加以意译或直接省译，从而降低文本的阅读难度，保证译作的可读性。译者在处理这35处超常搭配时，还陌生化(直译)有8处，占超常搭配总数的23%；去陌生化(意译和省译)有27处，占超常搭配总数的77%。因此，在超常搭配层面，葛浩文更偏向于舍去原文中的陌生化手法，以满足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标准，译文也更加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例1：这种奇闻盛举一经传了出来，大家都想去开开眼界，就是那些患了半身不遂的，患了瘫病的人，人们觉得他们瘫了倒没有什么，只是不能够前来看老胡家团圆媳妇大规模地洗澡，真是一生的不幸[6]162。

译文：As the news of these unusual spectacles spread, people came in droves to get an eyeful. As for the paralyzed and the palsied, while no one gave much thought to the tragedy of their physical incapacitation,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thus incapable of personally witnessingthe public bathinggiven to the Hu’s child bride was, in their eyes, the calamity of a lifetime[7]223.

例2：一直闹到月亮来到了中天，大卯星，二卯星，三卯星都出齐了的时候， 才算渐渐地从繁华的景况，走向了冷静的路去[6]48。

译文：The clamor continues until the moon is directly overhead and the evening star and its followers fill the sky, at which time the grand spectacle gradually begins toabate[7]134.

萧红对习以为常的词汇搭配进行剥离，使读者与文本产生一种距离，形成新颖之美。在例1中，萧红竟用“大规模”来修饰“洗澡”，这种罕见的搭配实则是为了呈现出小团圆媳妇的悲惨遭遇以及世人的愚昧，从而批判了旧社会国民劣根性。但是，葛浩文将“大规模地洗澡”意译成“the public bathing”，原文中的生味和鲜味消失了，萧红对国民的批判也随之有些削弱。例2中，萧红竟然用“冷静”这样具有人性状特征的词语来修饰无生命的事物名词。这种超常搭配是为了将“路”人格化，从而描绘出呼兰河城的与众不同。萧红别具韵味的文风也在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葛浩文仅用“abate”指原文中“走向了冷静的路去”， “冷静的路”这一超常搭配也随之省译。虽然原文的生味鲜味在译文中有些许淡化，但这样的删繁就简保证了译文的简洁美。

2.方言词汇的处理

方言词汇是作家常用的一种陌生化手法。与标准语言相比，方言词汇不仅能传达出一定的字面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体功能，它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有一些不同于标准语言的特色，可以表明说话人的身份和故事发生的地域等[4]77。作为从东北黑土地走出去的作家，萧红对自己的故土情有独钟，浓浓的故土乡情促使她在作品中对呼兰河进行反哺式书写。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使用了大量的东北方言，巧妙地再现了当时呼兰河城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精神风貌。这些方言词汇的使用，一方面有助于增强作品的真实性，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生动地展现出东北的地方特色，“土”味十足；另一方面这些方言也打破了标准语言的传统局面，构成了一种陌生化效果，给不熟悉东北方言的读者带来全新的感观体验，营造出新奇的美学享受。

通过运用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 3.3生成的汉语原文的总词表，参阅许皓光与张大鸣编著的《简明东北方言词典》将原文中所有的东北方言词汇标记出，共得出183个方言词汇。接着，我们利用ParaConc软件来检索原文中的方言词汇及其对应的译文。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呼兰河传》中的方言时，既通过音译、直译、创词等翻译方法再现了原文中的新颖美，又通过意译或省译淡化了部分陌生化。其具体的处理情况为：一方面，重视原作中的方言词汇，设法尝试模仿部分东北方言词汇，比如将“炕洞子”(炕下的烟道)中的“炕”音译成“K'ang”；将“一来二去”(经常来往交流)直译成“One here, two there”；将“介个”(这个)创造性地翻译成“dis”。这些方法是葛浩文的有意之举，他试图找到一个与原文形式和功能都相匹配的非常规表达，形成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又立足于现实，考虑到翻译过程中部分文学方言词汇再现的不可操作性，只好将其意译成标准英语或者直接省译，这种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原文中的陌生化手法，减弱了原文所营造的独特韵味——生味与鲜味。译者在处理这183处方言词汇时，还陌生化(音译、直译和创词)有59处，占方言词汇总数的32%；去陌生化(意译和省译)有124处，占方言词汇总数的68%。所以，葛浩文在处理《呼兰河传》中的方言词汇时，偏向于去“陌生化”，即偏向于将原文中的方言词汇意译或省略。

例3：过了一袋烟的工夫，等那往上冲的血流落了下去，彼此都逃出了那种昏昏恍恍的境界，这才来找几句不相干的话来开头；或是——“你多咱来的？”[6]53

译文：They greet each other with silence, their hearts torn between happiness and sadness. But after the time it takes to smoke a pipeful, when the blood that had rushed to their faces has receded and the dizzying effects of their meeting have abated, they finally manage a few short comments of little relevance, such as: “Whendid you arrive?”[7]138

例3中，原文中的方言词汇“多咱”带有独特的东北乡土气息，本意指表示“表示时间很久，很长”[8]。然而葛浩文考虑到此处方言词汇再现的不可操作性，选择将其意译为“when”。如果此处将其进行直译，一字不落地译出，新奇感是有了，但是这样的译文比较呆板，没有将原文的意思准确地传达出来，可读性也较差，会形成葛浩文所说的“矫揉造作、古古怪怪，有时甚至是佶屈聱牙的译文”[9]。所以，为了忠实而又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思，葛浩文只好舍去其陌生化手法。

3.平行结构的处理

反复回旋、一唱三叹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特征之一，展现了汉语的对称美[10]。《呼兰河传》虽不是古典诗歌，却形似诗歌。萧红别出机杼，反复运用大量的平行结构，增强语言的节奏感，给予读者以一唱三叹的美学享受。“平行结构”(parallelism)是指并列使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结构和功能相同的单词、短语或者句子来表达相似、相关或者相连的事物[4]80。因为平行结构形式的过度规律性(overregularity),读者心中的“定向期待”往往被打破，所以也应列入陌生化手法[4]80。通读全文后发现，萧红在文章中大量使用语气助词“了”和结构助词“的”来形成平行结构。因此，本文在AntConc 3.3软件中搜索关键词“了”和结构助词“的”，共统计出97组平行结构。对比译文发现，葛浩文既还“陌生化”，再现了部分平行结构，又去“陌生化”，重新整合了部分平行结构，以非平行结构的形式译出。这其中，葛浩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中的陌生化平行结构，他打破了译入语读者的心理期待，完美地延续了77组平行结构形式上的陌生美，占平行结构总数的79%，再现了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美感特征。

例4：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6]74。

译文：Whenthe flowers bloomed it was as if they were awakening from a slumber.

Whenthe birds flew it was as if they were climbing up to the heavens.

Whenthe insects chirped it was as if they were talking to each other[7]155.

例4中，敏感又细致的萧红有意将平行结构与修辞手法相结合，文风独具魅力。她从儿童的角度精心雕琢出一个富有生机、富有趣味的乡村世界，呈现出一个独特且充满诗意的呼兰河城，浓浓的乡愁跃然纸上。而葛浩文通常是重复性地使用以“when”引导的从句，再现了原文中的平行结构，这些过度规律的语言形式在结构上形成延宕效果，对读者的视觉产生冲击，让译作再现出原著的艺术感，给读者带来了新奇的感官体验。

通过上述对超常搭配、方言词汇和平行结构等陌生化手法的考察，我们发现葛浩文一方面再现出原作的部分陌生化手法，另一方面又将文本中的部分陌生化手法予以摒弃。从数据上来看，原文共统计出315处陌生手法，葛浩文保留了其中的144处陌生化手法，占比46%，去除原文中171处陌生化手法，占比54%，两者基本持平。

因此，葛浩文把握住了陌生化的“度”，将原文中的陌生化手法控制在“无过无不及”的和谐状态，在取舍之间创造出新篇章，让《呼兰河传》真正得到异域“重生”。

三、动因分析

葛浩文在译本《呼兰河传》中把握住了陌生化的“度”，他既跨越时空，吸收原文“陌生化”的精髓，适时适度地保留部分陌生化手法，又考虑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以及译本的可读性，化“陌生”为“常规”，妥善处理了部分不可再现的陌生化手法。译者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力图将陌生化手法控制在“无过无不及”的范围之内，在取舍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为《呼兰河传》创造出新生命。

1.还“陌生”以“陌生”——再现原文文学性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认为，文学不在于让我们熟悉对象的内容，而在于通过陌生化使我们感知艺术形式本身，从而唤起我们感知艺术的原初性[4]3。也就是说，陌生化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的文学性就是通过陌生化表现出来的。萧红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使用陌生化手法，将常规语言加以变形，从而打破目标读者传统的阅读体验，激发好奇感，充分唤醒读者对语言的解读，使他们在长期的阅读体验中不会陷入一种无意识的、不思考的自动化处理模式。葛浩文汲取了原文中精华，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颠覆传统的符号范式，用一种新颖的角度最大程度地去再现原文中的陌生化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作的文学个性和写作风格，使得原作与译作的审美趋于一致，从而再现原作中的文学性。比如，葛浩文在处理平行结构时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文的一唱三叹的句式结构，再现了原作形式上的陌生美和语音上的节奏美。同样地，葛浩文在翻译方言词汇时，通过创词、音译、直译等方法去再现原文中陌生化手法，改变了读者的定向思维，引导读者重新审视带有地方色彩的《呼兰河传》。这些再现的陌生化手法看似有些隐晦艰涩，但实际上拉开了读者与文本间的距离，从而再现萧红笔致中含有的独特韵味——生味与鲜味。

再现陌生化手法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正是由于不同语言间也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类拥有共同的思维能力和思维规律，人类语言的共性反映着人类思维的共性，这些共性促使不同文化的人能够相互交流和合作，也为语言形式的翻译提供了可能[11]。同时，语言是在不断变化中逐步丰富起来。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翻译工作者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应不断地吸取源语文本的精华，为目标语的发展添砖加瓦，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传播、交流与沟通。翻译作为文学的再创造，译者们应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韧性和潜力，灵活应对，设法还原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从而再现原作中的“文学性”，再现因“陌生化手法”而形成的美学盛宴。

2.化“陌生”为“常规”——提升译文可读性

原作《呼兰河传》中仍有很多的陌生化手法未能在译作中得以再现，这是因为译者受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约束，因地制宜地将一些不可译或难以译出的陌生化手法加以适度的改变，从而提升译本的可读性。

从主观上来说，翻译是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制约的社会活动，译者的意识形态对其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会产生重要影响[12]，而译者的意识形态也正是导致葛浩文在译作中未完全再现原作陌生化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葛浩文认为译文应该服务于读者，力求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寻求平衡，他主张用最地道的、读者易接受的现代英语来翻译文学作品[13]。因此，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葛浩文对文学英译本中的“陌生化”手法的处理。译者通过翻译为文化间架设沟通的桥梁，促进着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交流。如果译作中的“陌生化”不在读者的理解范围之内，读者只会选择畏而舍之，何谈“交流”。因此，葛浩文为了减少降低文章的阅读难度，并未完全再现原文中的陌生化，而是通过意译或者省译将其陌生化手法加以改写或直接删除，使之惯常化。这也正好印证了葛浩文的“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观。

从客观上来说，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本质差异，汉语属于孤立语(分析语)，注重意合；英语属于屈折语(综合语)，强调形合。在翻译过程中实现陌生化手法完全对等需要同时兼顾内容与形式，但英汉之间的本质区别为译者设置了一道鸿沟。原作中的某些陌生化手法在译作中难以延续，译者很难给出完全对等的译文，只好将其舍之或予以意译，这在超常搭配及方言词汇的翻译层面尤为突出。郑海凌也提到译者在运用“陌生化”手法时，须考虑译文与原作的整体的和谐[2]。相反，如果强行保留有些语句的 “陌生化”手法，译文变得难以理解，何谈“共通”。因此，译者有时候为了表意的需要，可以超越形似而为之。

3.无过无不及——取舍“有度”获“重生”

在萧红的笔下，《呼兰河传》既神秘又新鲜，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而葛浩文改写下的《呼兰河传》既“陌生”又“熟悉”，他既还“陌生”以“陌生”，又化“陌生”为“常规”。我们不妨用儒家倡导的“中庸”思想解释其中的原因。何为“中”，朱熹注曰：“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14]“无过无不及” 讲究“中”，戒其“过”，免其“不及”，是儒者德性的标准，也是世人解决问题的至善之道，故在此处借用“无过无不及”来解释译者的处理方式。在翻译中，葛浩文既没有抛弃原文的“陌生化”，亦没有过为已甚，而是将原文中的陌生化手法控制在“无过无不及”的和谐状态，在取舍之间创造出新生命，让这朵在黑土地上绽放的奇花能够得到异域“重生”。

“陌生化”的关键在于译者对距离的审美把握[15]。诚然，如果距离太小，译者一味追求译文的流畅度，用平实的语言将其译出，原文中“文学性”就难以传达，译文就会变得有些平淡无味；相反，如果距离太大，译者一味求新求异，堆积陌生的文字符号而不顾译文的“可读性”，整部译作尤木偶般任人摆布，失去了灵性。因此，译者需要在取舍之间寻求平衡，既要再现原文的新奇风格，又要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把握好再现陌生化手法的“度”。葛浩文对这一“度”拿捏得恰如其分，一方面跨越时空，吸收原文“陌生化”的精髓，严谨而又别致地再现出原文中的陌生化手法，使得译文在他国文化语境中熠熠生辉；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度，适度适时地将原著中的陌生化手法予以摒弃，使得目标语读者产生流畅透明的阅读体验。

葛浩文对原文陌生化手法的辩证处理也启发着文学翻译工作者在处理陌生化手法时，需“叩其两端而执中”，合理地把握“陌生化”的度。一方面，需要处理好与原作(者)之间的关系，忠实于原文，对于一些可译的“陌生化”手法要做到形神兼备，再现原文“文学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处理好同目的语及其读者的关系，对于一些“不可译”或读者不可理解的“陌生化”要灵活应对，提升文本的可读性，以期达到读者的认知和谐。

四、结 语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才气的女作家之一，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以“越轨”的笔致为我们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审美享受。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为《呼兰河传》开拓了海外市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这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经典范本。结合本文对于文学翻译中陌生化手法再现这一问题的探讨，笔者认为，译者应采取适当的翻译技巧，拿捏好“陌生化”再现的“度”，既要满足译文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通过直观的视觉冲击，适度再现原作的“陌生感”；又要重视文章的“可读性”，力求获得读者的认同感。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完成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非凡使命，才能在不同文明间成功架设起沟通的桥梁，让中西方文化形成良性互动，让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接轨，并实现在异域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