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翘 刘晓兴

一、引 言

吕叔湘（1985）指出：“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古代文献的这种文、言不一致现象，给以厘清汉语历时发展脉络为目的的古汉语研究造成了阻碍。因此，系统研究古白话便成了古汉语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因为近代汉语中的白话成分更为集中，所以早期的学者多以近代汉语白话作为研究重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张相（1953）、吕叔湘（1955）、蒋礼鸿（1959）、吕叔湘（1984）、太田辰夫（1958/2003）、太田辰夫（1991）等。近年来，更多学者加入到了古白话研究团队，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不过，对古白话进行研究时，学界多采用专书研究、专题研究、断代研究等形式，古白话研究成果较为分散，读者不易系统了解古白话的发展面貌。有鉴于此，徐时仪教授将汉语白话作为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分别出版了《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2000）与《汉语白话发展史》（2007）两书，对不同时期古白话的书面语料、发展情况、学界相关词汇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介绍。近年来，在深入研究古白话的基础上，徐时仪教授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学界亦有大量新发现。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修订两书水到渠成。《汉语白话史》第二版已于2015年出版，而更早出版的《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则直至2021年才出版。出版《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后，徐时仪教授以21年的时间来修订、打磨此书的增订本，足见其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

《增订本》前言指出：“由于初版多为介绍性内容，以学界已有成果为主，很多想法未及展开，增订本做了较大幅度的删补，主要是删略了大量介绍性内容，将初版的十二章调整为六章，腾出近一半的篇幅增补了研究性内容。”“着重阐述了近二十年来研究所得之愚见，旨在体现新世纪以来古白话词汇研究的新进展新创获。”翻阅《增订本》后，可以发现前言确为此书奠定了修改基调：在新版中，介绍学界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内容减少；而徐时仪教授的个人研究心得、真知灼见则体现于《增订本》的方方面面。《增订本》章节安排上亦更为合理，面貌焕然一新，更似一部新著。奉读之后，受益良多，现略谈几点感悟。不当之处，敬请徐时仪教授及读者指正。

二、研究内容广博、征引材料丰富

作为一部通史性的词汇研究专著，《增订本》的研究时代跨度大，研究内容又涉及词汇的多个方面。这便促使《增订本》广泛收集研究材料、多角度开展词汇研究。

（一） 研究内容多样

《增订本》的完备性体现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的多样性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往往可分为两大类：第一，利用传统训诂学方法对古书词语进行考释；第二，借助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古书词语。在《增订本》中，这两类研究内容皆有所体现。如书中第一章采用西方构词理论，对近代汉语中合成词的构词方式进行了分析。再如第六章第三节“古白话词语考释实例”采用传统训诂学方法考释了“揣摩”义、“欺骗”义的一系列词，以及“忙”“周章”的若干词义。

深入细化，古汉语词汇研究又有若干分支，这些研究分支在《增订本》中亦多可寻获。如第一章第三节“俗写记音纷繁不一”部分展现了近年来的语言学研究热点——“字词关系”问题：

这些异构字与异写字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尤其是人们在具体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规范的讹写，往往造成了古白话中同一词义用不同字表示的异形同词现象与不同词义用同一个字表示的同形异词现象。（第126页）

在这一结论基础上，《增订本》以三组例证说明了“字词关系”问题。如列举了“嫰、臑、枘、媆、濡、、、腝”这一组词，引用古书释义阐明各词语义。在此基础上，辨析各字词之间的关系：

“媆”有“柔弱”与“软好”义，由俗音奴困切而改作“嫩”，“嫰”为“嫩”换旁俗写。“媆”因与“腝”“臑”“枘”义近而通用，“濡”“抐”则为与“臑”“枘”形近相混而误，“”“”为民间俗用字，诸字在表“柔嫩”义时与“嫰”为异形同词。其中“腝”表“带骨的肉酱”、“臑”表“动物的前肢”和“枘”表“树木经砍伐后新生的枝条”义时则与其所表“柔嫩”义为同形异词……“媆”在表“柔弱”义上与“輭”“软”为异形同词，而与其所表“柔嫩”义则为同形异词……“臑”“腝”在表“柔嫩”义时与“嫰”为异形同词，在表“热，暖和”义时又与“煗、煖、暖”

为异形同词。（第128—129页）

此外，《增订本》还涉及多个词汇学研究的热点、重点问题。如第三章第三节“词语类聚文白演变例释”涉及常用词历时替换问题。第五章第一节“由音看文白演变的内因”部分涉及上古语音、复辅音对词汇双音化影响的问题。第五章第四节“语言接触与民族融合的推动”部分将语言接触看作古白话演变的动因之一，对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亦多有讨论。在《增订本》中，此类内容层出不穷、数见不鲜。

（二） 研究视野开阔

一位学识深厚的语言研究者虽有主要研究方向，却不会对其他语言学分支，乃至对其他学科的知识置之不理。他们往往会运用其他语言学分支、其他学科的知识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

虽然徐时仪教授的研究重点在古汉语词汇，但其学术眼光却面向古今中外的多个学科。研究古汉语词汇时，运用传统训诂学方法，往往只能解决单个词语的问题。若要总结词汇发展规律、探讨语义发展的深层动因，往往需要借助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因此，在《增订本》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以训诂学方法考释词语的例子，更能见到以西方语言理论来总结词汇发展规律、发展动因的内容。如第182—183页借助词汇化理论来论证古白话词汇复音化问题；第197页以“最大经济化原则”“最大表达力原则”来解释习语俗谚的词汇化问题；第378—379页阐述古白话词汇演变的“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时，运用了“主观化”理论。古白话使用了大量虚词，厘清这些虚词的语源、语义发展脉络亦是古白话词汇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增订本》第二章第六节运用语法化理论分析了“看”“怕”“根”“条”“要”“个”等若干虚词的语法化问题。

《增订本》不仅使用了这些常见西方语言学理论，在阐述具体观点时，亦常常征引国外学者的论断作为证据，显示出作者极高的语言学素养。如在讨论汉语词汇在中古时期的南北差异时，《增订本》提到了使用于北朝文献、“别”为“每、每一”的“×别”类词。为了说明此类“别”的语源，《增订本》转引了日本学者入矢义高的观点：

入矢义高《中国口语史的构想》说：“从北魏、六朝早期到唐代一段时间内偶尔在文献中出现过一些奇妙的词汇：‘年别’‘月别’。‘年别’即每年的意思，还有‘日别’‘人别’‘家别’等，《北齐书》和《齐民要术》中有很多带‘别’字的用例。小川环树先生推测这或许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词汇掺杂在汉语中的痕迹。汉语中已经有‘每年’这个正规的词，而‘年别’这个词总觉得有点奇怪。”表“每”“每一”义的“别”反映了北方的口语。（第270页）

虽然《增订本》的研究重点在词汇，在研究时却常常能运用文字学、音韵学，乃至梵文知识等来解释词汇问题，使相关问题的解释更为全面，证据更为可靠。如第151页研究“喂”“畏”的早期语义时，征引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在第68—69页考察“伏事”“瞅睬”等词时，运用了音韵、近代俗文字等知识。

除使用汉语知识外，《增订本》还尝试运用梵文知识来全面剖析古白话词汇问题。如古白话中有“喽啰”一词，有“娄罗”“喽罗”“偻锣”“慺㦬”“楼猡”“搂罗”“娄罗”“偻罗”“偻㑩”等诸多书写形式，有“能干、机灵”“指英雄豪杰”“凶狠厉害”“狡猾”“指追随恶人的人”“繁琐”“喧噪”“扰乱”等多种语义。该词书面形式众多、语义繁杂，学界却无系统研究其语义发展过程、语源的成果。因此，《增订本》以13页的篇幅系统地考察了该词，梳理了其语义发展脉络。在考证时，又引梵文知识阐述“喽啰”的语源：

据谢灵运所撰《十四音训》云，“《大涅槃经》中有五十字，以为一切字本”。“其十二字，譬如此间之言；三十四字，譬如此间之音。” “又四字非世俗所常用，故别列在众字之后。”谢灵运所说“非世俗所常用”的四个字为“鲁、流、卢、楼”，又作“鲁、留、卢、娄”，亦即梵语中的r、r、!、i四个字母。这四个字母本来是以响亮的辅音做音节主元音用，分为两组，r、r是舌浊音，!、i为齿浊音，每组中的两音有长短之别。（第503—504页）

由于梵语r、r、!、i最难辨别，故记其音的缩略形式“娄罗”等词可用以表示语音含混的“难解”义，而源于梵文r、r、!、i的“啰啰哩哩”等语又含有祈福禳灾之寓意，于是能分辨梵语r、r、!、i之音，懂梵语与会说梵语的人能祈福禳灾，要比常人聪明颖悟，故“娄罗”等记音词引申而有“精明干练”义……（第508—509页）

经过上文考察，《增订本》从根源上探明了“喽啰”最初的语义，该词的语义引申线索亦更为清晰。

除了运用各类语言知识来研究古白话词汇问题外，《增订本》还采纳了其他多门学科的观点。有从历史文化角度来分析语言变化动因的内容，如第四章第二节“魏晋南北朝的通语”从人口迁移、政权变化方面阐述了此期语言交融的事实。第五章第六节中的小标题分别为“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思想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思维与交际的促成”“语言接触与民族融合的推动”“平民意识的萌发”“古白话词汇演变的价值取向”。从以上标题亦可看出作者尝试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分析古白话词汇的意识。

《增订本》以其他语言学分支、其他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古白话词汇，使其研究内容更为充实、研究结论更为可靠。

（三） 征引材料丰富

《增订本》引用了大量古白话语料、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展示出了作者极高的学识。如对“估量推测”义“抟”的语源进行了考察。其结论为：

“抟”为“揣”的借字。考《说文》：“抟，圜也。从手专声。”“揣，量也。从手耑声。”耑、专古音相近。《说文》：“耑，物初生之题也。”段玉裁注：“古发端字作此，今则端行而耑废，乃多用耑为专矣。”“抟”指揉捏使聚合成团，佛经中“抟”又多写作“揣”……可知“抟”“揣”是两个词，上古无舌上音，“抟”可写作“揣”，而隋唐时三等与二等在介音的影响下，舌头音开始分化出舌上音。揣，《广韵》一为丁果切，端母戈韵，即玄应所释都果反；一为初委切，初母支韵，即玄应所释江南音初委反。唐时“抟”“揣”音义已皆不同，故玄应与慧琳指出经文中“抟”作“揣”之讹。（第518—519页）

在进一步考释“抟”的语义、梳理“抟”的“一词异写”形式及由语素“抟”组成的复合词时，《增订本》引用了佛教音义、佛教语录、敦煌变文、史书等近20种古文献以及潘悟云、蒋礼鸿、黄征与张涌泉、蒋冀骋与吴福祥、龙文玲、郑明、曾良等多位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了以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观点，在论证的过程中，《增订本》还使用了异文证据。如使用了《朱子语类》徽州本异文来证明“抟”可写作“团”。《增订本》材料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脚注位置醒目，读者更易直观感知一部学术专著的知识含量。《增订本》所列举的大量脚注，无疑将其内容的广博性、知识的完备性更为直接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增订本》中难以计数的脚注，一方面为读者核对相关征引文献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亦进一步丰富、补充了相关研究内容。如第126页有若干脚注，其中脚注①进一步说明了前人误将《朱子语类》卷二十九“无可陪还”之“陪”改作“赔”的情况，脚注③则进一步说明了“赔”字的初见年代、使用时间问题。在第441页，作者则以半页篇幅的脚注补充说明了“怕”“怖”的语音问题以及古文献常误将“怕”写作“泊”的语言事实。

有些脚注则为读者提供了相关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起到了索引功能。如第395页脚注①提到“‘媳妇’的形成过程体现了汉语词汇演变过程中语音、语义、汉字构形以及构词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为了方便读者深入了解这一问题，脚注又进一步列出毛远明、史文磊以及作者的三篇文章。又如第367页脚注④提供了学界考证“把式”为蒙语借词的相关研究成果。诸如此类的脚注在《增订本》中比比皆是。

方一新、王绍峰（2004）110曾指出初版《论稿》“调查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正唯如此，所提供给读者的信息量也就很大了” 。而《增订本》在收集资料时明显比初版更为着力，所展示的成果亦更为丰硕。

三、探究现象成因、指引研究方向

一部优秀的语言学研究专著，不仅要有厚度，更要有深度。在进行语言研究时，优秀的学者往往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挖掘相关语言现象的成因。更会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为今后的研究者指明研究方向。在这一点上，《增订本》为我们做出了典范。

（一） 探究现象成因

部分古汉语词汇研究成果常会犯重视描写，忽略探因的通病。相较之下，《增订本》虽然讨论了古白话中的大量词汇现象，但又不局限于描写，在考释语义后，又会进一步深入挖掘其语源，探前人所未察之现象。这样，读者不仅可以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如“喂”，《宋本玉篇·口部》记载：“喂，於韦切。恐也。”可见，“喂”最初为“恐惧”义，那它为何会被用作打招呼的常用词呢？前人对这一问题未曾措意，《增订本》考证其语义引申路径如下：

恐惧是人类因为周围有不可预料或不可确定的危险因素而导致的一种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力图摆脱或逃避某种环境而又无能为力的情绪感受。由此似可推知人们最初看到可怕的事物时可能不由自主地发出类似“畏”的声音，［1］后摹拟这种因出自潜意识的恐惧害怕而发出的声音来表示“害怕、恐惧”义，并用以指令人害怕的事物，文字产生后写作“畏”……人们看到可怕的事物时发出“畏”的声音反映了受事者不由自主的心理状态，而人们摹拟“畏”的声音来吓唬人则是主动的施事行为，后又用作彼此的呼唤，渐成为打招呼的常用词，始见于《张协状元》。（第151页）

这一解释不仅使读者明白了“喂”的最初字形、语义，而且使读者获悉了现代汉语打招呼的词“喂”的语源及其最初使用的年代。

相较于“喂”这类书写形式单一、语义引申过程简单的词，在古白话（尤其是近代汉语）中，有大量书写形式繁多、语义引申过程复杂的词。《增订本》亦大量收录、考察了这类词语。该书不仅归纳了这类词的诸多书写形式，而且详细说明了其语义引申脉络。如第419—422页考察了“古董”一词。一方面，《增订本》举例说明了该词的“骨董”“汩董”“骨幢”“古董”“谷董”等诸多书写形式的不同使用时间；另一方面，借助大量例句梳理了该词“各类杂物”“比喻琐屑过时或形容古板陈旧，糊涂不明的事理”“杂有鱼肉的饮食”“珍贵罕见的古物”等诸多语义。在此基础上，《增订本》又借助古注，深入考察了“古董”一词的语源，指出：

“古董”“汩董”是当时的方言俗语的记音词，字形不定。明张萱《疑耀》卷五认为：“今人作‘古董’字，其义不可晓。”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三据《说文·匚部》“匫，古器也”，认为：“今谓‘骨董’即‘匫董’之讹也。”章炳麟《新方言·释器》认为：“今人谓古器为骨董，相承已久。其实骨即匫字，董乃余音。”（第421—422页）

又如，书中提到了“脱赚”“赚脱”这两个同素逆序词。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太宗开国之文君，不应赚脱一僧而取翫好。”从句义来看，“脱赚”“赚脱”当为“欺骗”义，“脱”似为“欺骗”义，但该词为何会有“骗”义呢？《增订本》对此进行了探源：

考“脱”“赚”亦皆有“骗”义。《说文》：“脱，消肉臞也。”引申有“失去”义。如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杨和王相字》：“司帑老于事王者，持券熟视久之，曰：‘尔何人？乃敢作我王赝押来脱吾钱！吾当执汝诣有司。’”例中“脱吾钱”意谓“使吾钱脱”，即“使人失去来获取”。由此义引申则有“骗”义。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七：“江南人或取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脱”也可能是“詑”的借字。《说文》：“詑，沇州谓欺曰詑。”“欺”与“詑”同义构成并列复合词“欺詑”。如宋沈遘《蓬莱山送徐仲微赴蓬莱令》：“胡然古荒王，甘心事欺詑。”“脱”后取代“詑”而有“欺骗”义，骗、脱同义构成并列复合词“骗脱”。如周密《癸辛杂识》后集：“盖奸人乘危造为此说，以骗脱朝廷金帛耳。”（第530页）

诸如此类描写与解释、梳理与探源并举的词汇研究成果在《增订本》中比比皆是。有时以寥寥数语来阐述词语的语源，有时又以长篇大论深入梳理词语的语义发展脉络、得名之由。前者如第178页提到“波浪”“古白话中用作‘庞’的切脚语，指‘脸庞’，引申而指‘容貌’，又产生有‘风流、俊俏’义”。短短的一句话便交代了“波浪”一词“脸庞”义的语源（“庞”的切脚语），交代了“波浪”有“脸庞→容貌→风流、俊俏”的语义发展脉络。以较长篇幅来讨论词语语义与语源的成果如第六章第三节“古白话词语考释实例”。

（二） 指引研究方向

《增订本》不仅评述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有时，亦提醒语言学者应在较少有人关注的领域着力，为古白话词汇研究指明新的研究方向，为学界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从事语言研究首先要掌握足够的语料。《增订本》便在多处、多角度阐释了如何正确使用语料，如第14页根据古白话语料中口语性成分的多寡，将古白话语料分为“文中夹白类”“半文半白类”“白话为主类”“具有现代白话雏形类”四大类。这便提醒研究者今后在研究古白话时，必须审慎处理语料，选择更为典型的白话语料。在此基础上，第一章第三节进一步指明在使用古白话语料时，应当注意“古白话文献成分繁富复杂”（包括方言差异、文白差异、题材差异、作者风格差异、书写形式差异）、“文献点校与古白话词汇研究”（包括断句失误、误释漏注）。有些学者在从事语言研究时，常常会有误用、误处理语料的问题。于是，《增订本》所引董志翘（2005）、汪维辉（2007）、真大成（2018）三篇文章都提到了因处理、理解语料不当而导致研究结论错误的例子。以此极力强调正确使用语料的重要性。这无疑为语言学者正确使用语料指明了方向，为顺利开展语言研究夯实了基础。

在古汉语中，不同方言区的语言有较大差异，尤其体现在词汇这种变化较快的语言要素中。《增订本》第四章第二节“通语的南北分合演变”便详细讨论了在汉语史不同阶段中南北方言词汇使用上的异同。“对比考辨”部分又反复强调语言的南北差异，指出：

在研究古白话词汇时，除了注意时间造成的差异，还要考虑地域造成的差异，注意方言与方言之间、方言与通语之间的互相影响。同时，时间与地域的差异往往又是叠加在一起的，尤其是古白话文献表面上纷繁复杂的异文现象其实是历时演变与地域分布的外部表现，地域差异则又是不同历时层次在地理上的投射。汉语有许多种方言，这些方言之间往往不仅有较大的差异，而且北方方言在历史上多次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较南方方言变化快。因而，在研究古白话词汇时，除了注意时间造成的差异，也要考虑地域造成的差异，注意方言与方言之间及方言与通语之间互相影响的对比考辨。同时，时间与地域的差异往往又是叠加在一起的。（第472页）

研究语言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差异日益成为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不过，现有的词汇共时对比研究成果大多讨论现代汉语方言间用词的差异。《增订本》反复强调注意古白话词汇的地域差异，并以具体实例来论证，这无疑与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一致，而且将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到了古汉语。

《增订本》亦极为强调汉语词汇研究要“综合贯通”：

古白话发展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周围民族频繁接触交往相融的时期，所以周围非汉族的语言也必然会对汉语发生影响。研究这一时期的汉语词汇还必须考虑到各种民族语言的相互影响，时间上贯通古今，地域上兼及各种民族语言，综合运用各类材料，联系语音、词汇与语法三要素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进行整体的分析。（第476页）

《增订本》以“歹”字的考察过程展现了“综合贯通”的方法。在论证的过程中，找到了“歹”在敦煌变文中的早期用例，并从语义、语音角度证明了此例的可靠性。又采纳前人对敦煌文献的断代结论来界定“歹”敦煌用例的时代下限。随后，从语言接触视角讨论了“歹”字的成因。认为“‘歹’字在汉语中的使用与当时我国北方汉族与蒙、藏等少数民族的交往群处有关”。“盖‘歹’字源出于北方少数民族语，最初是作为唐末五代的‘汉儿言语’而在北方汉语口语中使用的。”（第480页）此外，在论证时，《增订本》还从文学、社会文化角度分析了“歹”最早见于敦煌变文中的原因——此类文献多采用口语。

第六章第二节“古白话词汇研究方法”一节罗列了古白话词汇研究的若干方法，又细分为“通用的研究方法”（精选语料、分析语料、综合贯通、归纳演绎）、“具体的考释方法”（审辨字形、利用互文对文、利用异文、利用同义并列词组与复合词、钩沉旧注、因声求义、探求语源、寻绎语义演变轨迹、考察历史文化背景）等。这些方法为研究古白话词汇提供了具体的研究方向，研究者按图索骥，必然会有所收获。

四、掌握最新材料、点评学界成果

优秀的语言学者会时刻关注学界动态、掌握最新研究成果，并以此来丰富、补充自己的研究。而学者对学术成果的优劣得失，亦会有自己的评价。在《增订本》中，徐时仪教授亦展现了自己追踪学术热点、关注学界动态的学术素养。徐时仪教授研究汉语古白话词汇已有几十年，对相关研究成果如数家珍，因此，《增订本》点评了若干古白话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为读者提供了一份份导读性质的宝贵意见。

（一） 掌握最新材料

近年来，古白话词汇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虽然《增订本》的撰写时间始于2011年，但吸收的学术成果却一直延伸到2020年前后。这说明作者在增订《论稿》之时，一直在关注最新的相关学术成果。如第16页阐述了汉译佛经在古白话词汇研究中的巨大价值，脚注②列举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便包括了2020年出版的两部专著。第21页、第23页、第27页的脚注亦列举了2017年、2018年、2019年出版的大量相关成果。又如第386页提道：“人们在交流中可能会无意识地略微偏离约定俗成的表达，也可能会有意地标新立异，二者都是用原来没有甚至不容许的说法来表意。”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增订本》在脚注中引用了胡平2020年的文章《词汇演变创新、传播的动因和机制》。

3)相同网架高度下，斜放四角锥三层网架焊接球节点较少，在跨中高度7.6 m时，采用斜放四角锥网架仅有12个焊接球节点，而同样高度下，正放四角锥网架要130个焊接球节点。

作者不仅关注最新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亦以语言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观察日常生活中新产生的语言现象。如第196页讨论了习语俗谚的词汇化问题，为了便于年轻的读者理解，作者列举了部分近年来产生的俗语，脚注①指出：

前些年出现的“打酱油”“躲猫猫”源于新闻报道与信息发布等真实交际事件的具体言语活动实录，在流行中逐渐凝缩泛化而约定俗成。如“打酱油”由“不愿表达、不屑谈及”的率性表述泛化为道义上强烈关注某事，行为上则明哲保身来表示对现实感到无奈的语义：“躲猫猫”由玩游戏义而凸显有“意外死亡”“恐怖凶杀”与“愚蠢的掩饰”等语义。

《增订本》以鲜活的生活实例来论证古白话中的语言现象，使读者更易理解相关语言现象。

（二） 点评学界成果

初版《论稿》有大量内容对学界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点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原书第十章“古白话词典的编纂”部分。这是《论稿》的特色之一，《增订本》予以保留。不过，与初版《论稿》相比，《增订本》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变动，增收了2000年之后出版的多部权威词典。

在评述时，作者往往会以精练的语言来评述各词典的特色，如第405页点评胡竹安《水浒词典》与李法白、刘镜芙《水浒语词词典》时，提到“作为一部专书词典，两书所收词条不同的部分中有些义项或词语似都可收录解释”“两部词典都收释的1947条词条中，有些词条的义项互有增减，胡书所收的义项往往多于李书”，第408页指出：“综观二书，胡书体例较严密，收词较全，但在收词和释义上毕竟各有千秋，对《水浒传》中一些历来不得其解的词语亦俱多所发明，互有补充。”寥寥数语便对两部词典的优劣得失进行了恰当点评。

难能可贵的是，在点评时，作者不仅评述优缺，而且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于评述之中。如《增订本》评述高文达主编《近代汉语词典》（知识出版社，1992）、许少峰主编《近代大汉语词典》（中华书局，2008）后，又进一步点评道：“近代汉语词典可以说是一种专门的、例释性的古白话词典，似应尽可能收释近代汉语独有的，也就是产生、使用并消失在晚唐五代至清末这个时间范围内的词语。有一些近代汉语时段独有的词语两部词典皆未收录。”（第430页）之后便列举自己研究时发现的两部词典失收的词、义项，或者列出“可上溯其源”的例证。

五、余 论

上文反复提到《增订本》征引资料庞杂、内容丰富。但正因征引资料众多，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作者难免会有所疏漏。另外，此书篇幅较大，书中亦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可商榷的观点。

（一） 某些成果可补

《增订本》介绍了古白话词汇研究的多方面内容，并列有学界相关权威成果作为佐证。多数情况下，该书列出的成果全面、可靠，但亦偶有可补之处。如第32页介绍了古白话语料之一的词。当介绍唐五代时期的民间曲子词整理成果时，提到“王重民辑有《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撰有《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 。《敦煌曲子词集》成书于1950年，《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则分别成书于1954年与1955年，三者成书至今已有70年左右，明显非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实，此处应补以任中敏（1987）《敦煌歌辞总编》、项楚（2000）《敦煌歌辞总编匡补》等后出转精之作。同理，《增订本》第30—31页介绍了唐五代诗歌语料。虽然提到了张锡厚（1983）《王梵志诗校辑》与项楚（1991）《王梵志诗校注》等整理敦煌诗歌的语料，但两者所收敦煌诗却仅局限于“王梵志”所作之诗。［2］实则徐俊（2000）《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张锡厚（2006）《全敦煌诗》等亦收录了大量敦煌诗歌，当于此处有所说明。如此方能使读者了解最新的、全面的相关语料整理成果。

第36—39页的“（二）文书法典”部分所介绍的语料亦有类似问题。第37页介绍了《唐律》《元典章》等语料，第38页提到了“根据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背书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简》，共五卷”。其实，常用的宋代“文书法典”类语料还有一部《名公书判清明集》。虽然中华书局本《名公书判清明集》（1987）前言1指出：“宋本清明集部分卷，只有户婚门……”但许浩（2011）8认为“在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由署名‘幔亭曾孙’的崇安人作序的本子是初刻本”，日本静嘉堂存有残本，元代有所增修，明代张四维将宋代部分摘出，成为明刻本。“因此，明刻本的内容为宋人所作无疑。从判词写作时间看，集中在南宋宁宗、理宗两朝，时间跨度大约为六十年。语料年代确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即使遵从中华书局本的意见，此书中可靠的宋代语料亦当包括“户婚门”一类。许浩（2011）已指出该语料的词汇研究价值，并指出此语料具有“鲜明的宋代特征”“丰富的法律词汇”“语言平实但不失文采”等鲜明的词汇特色。可见，介绍宋代的“文书法典”类语料时，当补《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

在引用相关研究结论时，《增订本》亦会遗漏某些新的研究成果。有时，这样的疏漏不会影响研究结论，但有些疏漏会导致研究结论不准确。如：

有些外来词还成为语素，具有了能产性。如“魔”借自梵语的略音“mara”，曾音译为“摩”“磨”。佛经中的魔与人们想象中力大无比而又变幻莫测的鬼神相似，故梁武帝把这个音译词改为从鬼作“魔”，表示迷惑人或害人性命的鬼怪之意，后以“魔”为语素组合造出“魔鬼”“魔障”“魔孽”“魔掌”“魔力”“妖魔鬼怪”等词。（第86页）

此为学界旧说，而顾满林（2013）238考证：“如果梁武以前译经中Māra音译作‘磨’，它就应该在相关文献中有反映。可是，今存汉魏至齐梁的汉文佛典中……Māra的音译一律作‘魔’，无一作‘磨’。”“Māra在汉译佛典中最初的音译形式就是‘魔’。”（顾满林2013）242可见，认为梁武帝改字的说法并无依据。《增订本》忽略了这一研究成果，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二） 某些结论可商

《增订本》有大量独到的真知灼见，但亦偶有结论可商之处。如第117页提到“作天作地”在近代汉语中又作“竹天竹地”，如张涌泉（1997）《敦煌变文校注》卷七《齖䶗新妇文》：“斗乱亲情，欺邻逐里。阿婆嗔着，终不合觜。将头自搕，竹天竹地，莫著卧床，佯病不起。”《增订本》认为“例中‘竹’为‘作’的记音词”。

在《广韵》中，“竹”为张六切，知母入声屋韵；“作”有一音为则落切，精母入声铎韵。两者的语音仍有一定差距。从字形来看，“作”“竹”十分相似，如赵红（2019）736提到“作”在吐鲁番文献中可作“”“”，形似“竹”字。因此，变文中的“竹”更可能为“作”的形讹字。两者发生形讹的现象亦见于其他文献，如《法显传·中天竺、东天竺记游·伽耶城、贝多树下》：“汝作四方高墙，内殖种种华果，作好浴池，庄严校餝，令人渴仰。牢作门户，有人入者辄捉，种种治罪，莫使得出。”章巽（2008）111指出：“牢作：石本作‘窂竹’；鎌本作‘窂作’”。章巽所列“石本”即日本石山寺一切经古钞本。日本人因语音原因而误将“作”抄为“竹”的可能性恐怕较小，“石本”《法显传》中的“竹”更可能为“作”的形讹字。在敦煌文献中常常有文字形近而讹的现象，《齖䶗新妇文》“竹天竹地”之“竹”为“作”形讹字的可能性更大。

《增订本》第256页提道：“（5）数词（如‘有、又、单、零’等占位数词，‘许、所、余、上下、左右、来、强、把、多’等附在数词后面表示约数的词）。”学界一般将这类词看作助词，从其语法特点来看，似不宜将其看作数词。

徐时仪教授在《增订本》后记中提道：“我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后，在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下，崇尚埋头苦干的精神，力求文史哲兼通，深感从事学术研究的核心是一个‘实’字，即治学严谨扎实，下实功，做实事，而迄今为止一切有价值的人文学术，无论是理论的阐发还是文本的解析，几乎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必须也必定是以实学实证研究作为基础的。”徐时仪教授扎实的学术精神、渊博的学术知识体现在《增订本》的每一处内容中。因此，《增订本》乃是一部学术含金量极高的语言学著作，一部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

附 注

［1］ “喂”为“畏”的后出增旁俗字。

［2］ 项楚（1991）前言4指出：“我经过潜心玩索，深信这三百多首‘王梵志诗’，决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时所作，而是在数百年间，由许多无名白话诗人陆续写就的。”虽然“王梵志诗”非一人之作，但亦不可能完全代表数量众多的敦煌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