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华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一、引 言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名汉学家柳无忌曾指出：“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小说中，有四部，如果说算最了不起的，也是意义最为重大的，它们是《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和《儒林外史》。”[1](P237)与其他古典名著相比，《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近年来更是成为英语世界译介与研究的热点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关于《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有关研究仅散见于一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海外传播的著作中，如王丽娜(1988)、宋柏年(1994)、黄鸣奋(1997)、王平(2006)、邹颖(2016)等，并未完整反映《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全貌。事实上，《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至少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作品的翻译，这是《儒林外史》进入英语世界最基本、最直接的途径和传播形式；第二，文学史著作对于《儒林外史》的介绍，通过文学史著述对《儒林外史》写作背景、故事情节和艺术特点的简要介绍，使英语读者对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有了初步的认识，为《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第三，《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这是《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的纵深发展。作品传播的主体主要是熟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他们运用独特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对《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讽刺艺术、叙事结构、思想价值等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英语世界读者领略到《儒林外史》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深化了《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鉴于此，本文从作品翻译、文学史著述介绍和文本研究三个方面对《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做一历时性梳理，以期为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二、《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已走过了大半个世纪，有节译本和全译本两种译介形式，译介主体主要是中国本土学者和华裔学者，也包括一些英语世界的本土译者，如戴乃迭、柯伟妮等。

1939年葛传椝所翻译的《儒林外史》第一回片段是目前所知《儒林外史》最早的英译本，原载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英文杂志》，后收入潘正英所编的《中国十大名著选译》一书。1940年，《天下月刊》第十一期刊登了《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的英译文，名为《四位奇人》，译者为徐真平(Hsü chen-pin)。在译文前言中，译者分析了《儒林外史》的时代背景、写作目的以及四位奇人的性格，认为这四位奇人皆“出身贫寒，但心灵丰富；权力卑微但富于同情，因此接近率真的本性”[2]。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际真翻译了《儒林外史》第二、三回的片段，取名为《两学士中举》(Two Scholars Who Passed the Examinations)，收入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公司出版的高乔治编选的《中国智慧与幽默》(Chinese Wit and Humor)一书，该书后来又由纽约斯特林公司于1974年再版。译者在翻译时为迎合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需求，对原文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打破了原著的章回结构，并增加了详细的注释，这种翻译策略降低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难度，受到了欢迎和好评。

1954年，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了《儒林外史》的前七回，刊载于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取名为《吴敬梓——儒林外史》，后被收入他们翻译的《儒林外史》全译本中。1957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此乃目前唯一的《儒林外史》英文全译本。书中包括吴组缃所作的序言和多幅由程士发为译本画的插图，附录为“《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制度和官职名称”，该部分实际上是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论文《〈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的部分节译。作为学贯中西的翻译大家，杨氏夫妇在翻译《儒林外史》时使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归化和异化并举的翻译策略。在翻译汉语俗语、俚语时，他们普遍采用直译法，如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翻译成like a toad trying to swallow a swan，“撒泡尿自己照照”翻译成piss on the ground and look at your face in the puddle。而在翻译一些文化负载词时，他们往往采用意译的方法。如将“布衣”翻译成ordinary citizen，“子建之才，潘安之貌”则译为both talented and handsome，“狐假虎威”被翻成a donkey in a lion’s hide，而“有眼不识泰山”则被意译为fail to see Mount Tai。这种中西兼顾的翻译风格既保留了原作的精神，又满足了英语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期待，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文化。1972年，美国格罗西特与邓拉普出版公司又重印了《儒林外史》全译本，并在书中增加了著名汉学家夏志清所作的一篇“导言”，导言概述了《儒林外史》的主要内容、写作背景及小说创作特点，对于《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一定的先导作用。

《儒林外史》的翻译历经八十余载，呈现出从节译文到节译本，再到全译本逐渐深化的演变过程。由于译者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学术背景不同，翻译策略迥异，因而译本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各译本相互补充，互为参照，共同促进了《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

三、文学史类英语著述对《儒林外史》的介绍

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类著述中对《儒林外史》的介绍大多是关于作者吴敬梓的生平及作品的写作背景、故事情节的一般性介绍，但有助于英语世界的读者初步了解《儒林外史》这部伟大作品，促进了《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1964年，赖明(Lai Ming)编纂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由伦敦The Shenval Press Ltd出版。在第十五章“清代长篇小说”的第一节“社会讽刺小说”中，重点分析《儒林外史》的社会讽刺功能，并通过对作者吴敬梓的生平介绍及小说主要人物杜少卿的性格分析，探讨了《儒林外史》中所出现的清代学者群像。

1966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著名汉学家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概论》，作者在书中肯定了《儒林外史》高超的讽刺艺术，认为讽刺小说来源于现实主义，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批判功能，理应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此外，他还指出在以现实主义方法描写家庭与社会生活方面，《儒林外史》的讽刺要比《红楼梦》深刻、强烈、露骨得多。

1968年，著名汉学家夏志清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主要讨论了六部中国古典小说，其中对《儒林外史》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儒林外史》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的革新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没有哪一部古典小说的叙述文体——《红楼梦》也不例外——像《儒林》这样纯净和富于表现力，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竞相模仿《儒林》的语言风格，在现代的散文作家中，这一风格仍然具有积极的影响”[3](P228)。

1978年，著名汉学家杨立宇、李彼得和茅国权等所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欣赏论文和书目指南》一书问世，全书分为“论文”和“索引”两个部分。在论文部分，作者重点介绍了七部清代小说，其中《儒林外史》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讽刺小说”。在索引部分，编者收录了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26部清代小说的英译及研究资料，这是汉学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

1996年，伊安·麦克格瑞尔主编的《东方文学中的伟大文学》从吴敬梓其人、小说的讽刺艺术、叙事方面的突破、隐士理想、新女性形象及小说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儒林外史》进行了评介。

此外，汉学家梅维恒先后于1994年和2001年编辑出版了《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编者在书中收录了《儒林外史》的部分片段，并详细论述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叙事结构和艺术特色，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将社会现实与不加掩饰的讽刺修辞手法完美结合的典范[4](P643)。

据上述可知，《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文学史著述中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通过对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史料的梳理和筛选，编者们最终将《儒林外史》纳入到文学史书写体系，反映出他们对这一伟大作品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肯定和接受。

四、《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研究

英语世界的《儒林外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家本体研究、《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研究、主题思想研究以及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的研究。

(一)对吴敬梓的研究

英语世界对吴敬梓的研究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汉学家黄宗泰(Timothy C.Wong)的《吴敬梓》。该书主要探讨了《儒林外史》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吴敬梓的讽刺艺术。全书共六个章节，为“讽刺大师的形成”“讽刺和风刺”“道德：《儒林外史》中隐士的理想”“机智：《儒林外史》的情节和技巧”“现实主义和修辞学”以及“吴敬梓和中国小说”。

第一章主要介绍吴敬梓的成长历程以及他独特的社会经历对其世界观的影响，从而为小说《儒林外史》的讽刺性定下了基调。第二章“讽刺和风刺”系统梳理了讽刺的含义和发展历史，认为《儒林外史》绝大多数片段都具有讽刺性，以小说中第三回的例子讽刺了张静斋、范进和汤知县三人的愚蠢。“道德：《儒林外史》中隐士的理想”一章认为，吴敬梓意在通过小说《儒林外史》来阐发个人的理想，如小说中的人物“王冕”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典范，“机智：《儒林外史》的情节和技巧”一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为了达到良好的讽刺效果而采取的多种写作手法，最后两章“现实主义和修辞学”及“吴敬梓和中国小说”分析了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以及《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范式演变中的重要意义。

除黄宗泰外，罗溥洛(Paul S.Ropp)在吴敬梓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1981年，罗溥洛出版了《中国近代早期的持异见知识分子》一书，该书从社会历史学角度出发，对作者吴敬梓及《儒林外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与黄宗泰的《吴敬梓》正好互为补充。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清朝社会批评格局”，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清代17、18世纪的社会风貌；第二部分“吴敬梓其人”，主要是对吴敬梓生平及其作品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全书的中心，名为“《儒林外史》及清朝早中期的社会批评”，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吴敬梓对科举制度、女性地位以及迷信活动的态度和观点；第四部分“《儒林外史》在中国社会和对知识分子历史的意义”，阐述了《儒林外史》在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中的意义，并提出把道家思想列入吴敬梓思想的重要主张。

(二)对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研究

夏志清是英语世界较早研究《儒林外史》的专家，他认为《儒林外史》是第一部从儒家观点出发而写作的讽刺小说，只是它的儒家思想糅合着政府无能、社会变革无望之悲哀。

罗溥洛指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抨击了迷信当道的社会风气、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以及传统社会阶级中隐藏的不公正。相对于以往的议论形式，讽刺文学的创新使得挑战现状的方式又向前跃进一步。在他的讽刺哲学里，吴敬梓能够挖掘社会深处的问题，并对其公开讨论。这种形式之巧妙的运用，是以往作家所没有触及到的。透过《儒林外史》的呈现，讽刺书写在中国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以一种力量持续地维持着。这种力量来源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使得讽刺文学得以发生。

Roddy认为，《儒林外史》里讽刺手段高度地描绘及叙述，透过掌控文学艺术及八股文的考试来探究文人的弱点，尤其是后者的影响大于前者。在结构上，作品里所呈现出来的讽刺手法给予读者对八股文的另一种想法及态度。当社会大众都支持孔子思维的时候，文人必须透过社会规范寻求自我满足，其所处追求名利的社会模式，使得他们本身具备的道德和政治意识衰微。而这些小说对世人所惯于追求的俗世价值观或成就有所批判，并以新的观点渗入作品中来修正行为。

T．Chung-tai Wong在其博士论文《讽刺与中国小说评论的论争——〈儒林外史〉研究》中，将讽刺的一般特性归结为熔真实—变形、道德—机智于一炉，指出《儒林外史》讽刺的三个特点——以通俗小说的形式出现，易于传播；道德视野宽，异于此前以嘲骂为能事的作品；技巧高超，证明了机智所可达到的间接性的艺术效果。H．W．Wells的《论〈儒林外史〉》(《淡江评论》1971年4月号)也谈到该书的讽刺问题并提出另一种看法，即小说中的讽刺异乎寻常地摇摆不定、折中主义，老是将道德判断和立场态度留给读者去抉择，在折中主义等方面吴敬梓颇类宋儒。其他相关论著还有张鹤琴《〈儒林外史〉中的讽刺与批判》(《中国文化季刊》26卷4期，1985年12月)，F．R．Brandauer《〈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与讽刺》(《淡江评论》1989年秋季号)，S．J．Roddy《〈儒林外史〉及清代小说对文人的描绘》(1990，博士论文)，D．J．Bauer《创造性模糊：〈儒林外史〉与〈汤姆·琼斯〉中的讽刺描绘》(博士论文，1988)等。

(三)《儒林外史》主题思想研究

《儒林外史》从不同角度描写了生活在18世纪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场景，是一部反映士人心态主题的小说，因而对《儒林外史》主题思想的研究也是英语世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

夏志清认为，《儒林外史》是第一部讽刺现实主义的作品，吴敬梓厌弃世俗迷信和佛教的道德观念，也许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儒士文人，表明其意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巨大勇气。在夏志清看来，《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有意识地从儒家的思想观点出发而写作的讽刺小说。但是，与那种宣扬儒家英雄主义的历史小说不同，它是出于对统治者的行为和社会改革的失望，它的儒家思想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色彩[3](P232)。

黄宗泰指出，《儒林外史》是第一部引人瞩目的训诲式小说，它维系孔子思想的理想境界；为了要让它持续地提醒、熏陶世人，作者在内容上运用了细微深奥的智慧，以使读者受到长久的影响。

罗溥洛则认为，《儒林外史》是第一部以科举考试及知识精英分子为主体的讽刺文学。吴敬梓揭露了封建社会邪恶的一面，包括科举制度、官方腐败、道德的丧失、处于不同社会阶级的人所具有的羞耻心以及普通人所遭遇的痛苦等。并且，吴敬梓还十分同情女性，他是第一位质疑寡妇殉情和男性纳妾的评论家，并刻画出新的女性形象。

柯玮妮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寓言集。吴敬梓对于从他所观察的世界，以漫画、幽默和讽刺的方式表现在小说里，借书中人物想要说明现世的人对于孔子思想的习得过于无知和泛滥。

Anderson,Marston认为，《儒林外史》强化人们对旧时儒家礼仪的想望，制造令人向往的故事情节，并重新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想境界以一种新的道德诉求呈现在故事里。在他看来，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用讽刺手法来揭露道德意义和理想实践之间的鸿沟。

此外，其他学者如林顺夫和柳无忌认为，《儒林外史》除了反对科举制度外，还揭发了礼教的虚伪和违反人性的本质，这一主张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儒林外史》主题思想的探讨。

(四)对《儒林外史》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的研究

叙事结构是分析一种叙事文本的基本路径，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对《儒林外史》叙事结构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小说还是故事集，二叙事结构松散问题，三叙事结构的特质。

在赖明看来，《儒林外史》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而是由许多小故事集结而成的故事集。它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主要是因为吴敬梓本身热衷于文学创作，并且善于运用诙谐幽默的写作技巧。虽然他对社会进行了无情地嘲讽，但使用的文字和技巧却不会令人感受到痛苦或暴力。

林顺夫认为，《儒林外史》故事结构松散，组织方法并非是直线、连续的事件，而是由一个主要故事轴线统辖诸多小故事，这些故事之间存在内在的和谐、平衡和一致性。全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出场次序都是作者精心策划和安排的，体现作者完整的艺术构思。

柯伟妮把《儒林外史》归结为恶汉小说，认为其故事情节是具有段落的，通常不会一贯到底。恶汉小说的情节仅仅记录了许多片段的故事，而这种情节结构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中最特殊的地方是独特的叙述韵律和结构，其中礼的分析必须包括诠释一些元素的结构：故事情节、韵律、结构和格式的机制、叙述者内部的不稳定，是由好运和偶发事件所造成的循环。此结构在《儒林外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嫁娶后很快死亡，突然暴富后又迅速地破产。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当地短暂，所象征的也正是现实生活混乱的步调。

叙事技巧方面，黄宗泰认为，在《儒林外史》里，道德观念的重要性取代了以往滑稽或浪漫的倾向，其本身的技巧也从叙述者先入为主的主观观点转变为客观的结构、从彻底详尽的指示转变为隐性的联想、从公开的主张转变为细致迂回的思维。这些转变的特性属于经典的模式，与较早期的小说里夸大的言论相比，该模式较为强调敏锐、世故和圆滑，并不像早期的小说较能使读者产生乐趣。

Berry推测，《儒林外史》也许是第一部以全知全能的叙事形态撰写的小说。作者摒除以自身的观点叙述，而是以戏剧化的结构，如对话、行为，以及透过角色的说明来揭露他们的人格特质。在语言使用上，几乎都是使用最口语的方言和俗话，避免产生因修辞的抽离所造成的格格不入，以及先前由于宗教术语而强加在小说文学上的技巧造成的厌恶感。

商伟认为，传统叙事观点的丧失，使正统的理论混杂。在整个故事中，叙事者并没有提供给读者整合、具有优势的途径理解对话。角色大多是以对话的方式呈现其人格特质，当中也没有叙事者的观点插入。《儒林外史》以早期小说为参考的指标仅显现出传统叙事形态的式微和其价值的消失：传统叙事观点延宕、早期小说里的角色被模仿嘲弄、经典的故事情节被迫变更使整个故事情节都变色了，《儒林外史》故意去降低读者对传统小说的期望值。

英语世界的《儒林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不同于国内研究的新观点、新视角、新方法，有利于拓展作品的阐释空间，为解读作品的思想内涵与文学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也为我国《儒林外史》及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借鉴。

五、《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及研究对国内学界的启示

(一)开阔的研究视野

英语世界从事《儒林外史》研究的大多是著名的汉学家，他们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因此在研究《儒林外史》时能够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融入其中，从而使得国外的《儒林外史》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此外，他们大多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精通几门外语，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跨学科的视野来看待中国文学，因而其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这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国内研究者应该学习的。

(二)多角度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儒林外史》时，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充分发挥他们在西方文学和理论方面的优势，在坚持中西平等对话的基础上，采用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如Bauer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对《儒林外史》和《汤姆·琼斯》中的人物形象和讽刺艺术进行对比；柯玮妮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将《儒林外史》与西方的恶汉小说进行比较，发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与西方恶汉小说中的人物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英语世界的学者还广泛采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心理批评方法等对《儒林外史》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方法无疑是值得国内学界参考借鉴的。

六、结 语

从1939年首个《儒林外史》英译本的问世，到今天英语世界日益繁荣的研究局面，《儒林外史》的“西传”走过了近百年的漫长发展历程。英语译介为《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和前提条件，文学史著述中关于《儒林外史》的介绍促进了英语世界对该作品的深入理解，加快了其传播进程，而《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研究则进一步拓宽了作品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推动了《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建构。因此，研究《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有利于我们融入国际学术研究的氛围，了解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观点，促使国内文学批评和海外汉学研究接轨，实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与融合，进而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高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