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妮，郭文元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作为“京派最后一位传人”的汪曾祺，其作品横跨整个现当代，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审美品格也因时而变地体现在作品中。新时期以来，围绕汪曾祺及其作品展开的相关研究从宏观的社会及文化视角到微观的文本分析都有不少重要成果，研究者大多聚焦于其20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的作品，认同他以民间文化视角对地方风俗人情的诗意建构，也有批评者质疑其作品缺乏一定的现实指向。作为汪曾祺20世纪60年代重要作品的《羊舍一夕》，其建构的交融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在汪曾祺小说创作长河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通过对《羊舍一夕》的剖析，并与20世纪40年代的《河上》、80年代的《受戒》《星期天》等作品进行并置解读，可以看到京派审美理想一以贯之地存在于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汪曾祺小说中城乡关系书写的嬗变。

一、《羊舍一夕》：20世纪60年代城乡互动的现代想象

《羊舍一夕》发表于1962年，后收入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被认为是作者“‘十七年’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1]。作品部分取材于汪曾祺在河北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的四年下放经历。“四年下放，……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我从农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2]162。在农科所，汪曾祺起猪圈、掏粪、在果园劳作，在体味劳动艰辛的同时也为自己能熟练地喷洒波尔多液感到得意，村民们的热情坦诚也使他“以积极态度去感受生活，从群众中汲取力量”[2]163。《羊舍一夕》中对劳动的赞美、对人情美的诠释就是这种生活体验的流露。但作家写作的初衷并非要刻画不食人间烟火的劳动模范原型，也并非要“把正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美化得如诗如画”[2]158，而是要“从睁开眼睛看农村现实的过程中，从与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呼吸与共的过程中，思考人生，思考生活，思考前途”[2]163，作品因此具有指涉现实的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乡村面临诸多难解问题，《羊舍一夕》中四个乡村少年由于不同原因从十多岁起便要从事各种职业，或留守乡村或进城务工，真实映射了该时期中国农村生活的现状。然而汪曾祺以四个农村孩子对现代农场的构想和对城市工厂的想望,在城乡互动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勾勒出乡村发展的未来图景，显现出与同时代城乡对立叙事的不同(1)赵树理在《互相鉴定》《卖烟叶》中对想望城市的青年的严厉批评、柳青在《创业史》中对徐改霞进城书写的游移、秦兆阳在《玉姑》中对不安心于乡村生活的女性的劝解以及韦君宜在《月夜清歌》中对乡村女孩秀秀的挽留，都是在城乡对立冲突叙事中安置人物。。

在《羊舍一夕》中，四个孩子的活动空间并非原生态的乡村空间，而是具有现代生产特色的农场，既保留了传统农业社会重经验的乡土本色，又具备城市工厂集中高效的生产方式，是个既能学技术也能学文化的城乡“中间”地带。在汪曾祺的叙事话语中，四个青年留乡或进城都是参与社会现代建设的一种方式，城乡并无等级区别。14岁的小吕出于补贴家用的目的来到农场工作，从一个“学得很快但有点贪玩”的孩子开始不断进步，决心要成为像张士林那样的技术人才为果园做出贡献，果园也成为他的“家园”。在汪曾祺笔下，小吕与果园的“明天”合一，他关于未来的构想都与果园有关，让其在隐含的城乡道路中选择了乡村，在赋予乡村生产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乡村之于城市的独立意义。同时，张士林这一人物是小吕对“明天”自己的想象，作家也通过这一人物构想了农业现代化的未来图景。19岁的张士林是名优秀的果园技工，这一人物虽未实际出现，但具有赋予从事农业生产的乡村青年人生及社会价值的存在意义。这些青年不但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知识，还在长期的劳动生产中掌握了宝贵的技术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怀有建设现代美好乡村的崇高理想。此外，小说中另一个青年留孩也“早就想过到这个场里来工作”并即将成为一名“小羊倌”。初到农场的他便被这里的现代元素所吸引：这里有许多现代化机器，这里的羊也是他平日见不到的杂交种，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新奇。可以看到，张士林、小吕以及留孩眼中的农场既是乡村空间又具现代特征。在这一空间中，劳动者不光具备农业生产的经验技术，更怀着对“明天”新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的构想，劳动生产不再自由散漫而是显现出组织秩序和时间管理性，不仅显现出乡村生产日常生活化的特点，更被赋予改变乡村、建设乡村的未来意义。

乡村正在发生新变，但城市也具有巨大吸引力，作家还通过其他青年对城市工作的选择勾勒出城乡现代化建设的多重可能。自小在农场长大的老九即将成为一名炼钢工人，尽管他要离开乡村，但他并不认同他爹的说法——“放羊不好，把人都放懒了，啥也不会。”[4]8他喜欢乡村的自在惬意，放羊使他“心都是轻飘飘的”，同时他也深知这份工作的艰辛，放羊不仅会遇到恶劣天气，有时还会丢羊，甚至被迫喝尿或遇到狼。农场生活丰富了他的阅历也增长了他的见识，使他“对放羊的热爱不仅建立在审美化的劳动上，而且是基于克服劳动艰辛之后的深刻体会”[3]。尽管老九听从他爹的话准备进城，但他仍不舍农场的生活，在临行前为留孩编织好羊鞭，还借歌谣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当这个在农场劳动的乡村青年走向更具现代生产特征的城市工厂时，汪曾祺有意融合了乡村劳动与城市生产之间的价值。小说写道，“他从这里(农场)得到多少有用的生活的技能和知识，受了多好的陶冶和锻炼啊。这些，在他将来炼钢的时候，或者履行着别样的职务时，都还会在他的血液里涌洑，给予他持续的力量”[4]10。乡村农场的生活履历成为从事工业生产的宝贵经验，阻隔的城乡世界变成了可以彼此交往的价值空间。同样，留孩的奶哥丁贵甲一直心心念念地想要参军，在农场成长得血气方刚的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并且无忧无虑、不大有心眼。这样的青年在作者看来是一块璞玉，“如果在一个更坚利精微的砂轮上磨铣一回，就会放出更晶莹的光润”[4]14，而这“理想的砂轮”正是部队。老九和丁贵甲，是在乡村农场锻炼成长起来的乡村青年，他们将不再从事农事生产，而是进入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空间。但无论是小吕对果园“明天”的想象、留孩对农场生活的渴望，还是老九在对乡村的眷恋中憧憬城市工厂生活抑或是准备离开乡村进入部队的丁贵甲，他们留乡或进城的选择，汪曾祺更多是站在城乡平等的写作立场上凸显乡村生活的自由自在以及对城市现代文明的想望。作为汪曾祺安置人物的农场，它的生产方式、时间意识都打上了现代化工厂的烙印，机械设备与娱乐活动也表征着现代技术与文化已经进入乡村，而留孩找羊所见的冒着滚滚浓烟的宁远铁场和远驰北京列车上乌黑的铁、锃黄的铜，以及即将成为炼钢工人的老九都在表明，乡村在进行自我建设的同时，也为城市现代化建设输送物资与人才。这种城乡互动关系体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对社会现实与城乡现状的一种美好想望与初步思考。

以《羊舍一夕》为出发点，如果我们再上溯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河上》，下寻其20世纪80年代作品《受戒》，就会发现作家的城乡审美观念既有承续又有突破，反映出汪曾祺对20世纪城乡关系的深入思考。

二、《河上》《受戒》：20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城乡关系书写对比

《河上》是汪曾祺1941年7月发表于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的短篇小说。小说展现了一位去往乡下养病的城里少爷由不适应乡村生活到逐渐喜爱、留恋于此并不愿离去的心理变化。“《河上》在叙事风格上受沈从文乡土文学影响很大，具体体现在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鲜活的语言艺术等方面。”[5]作为汪曾祺最初书写城乡关系的小说，《河上》中的城与乡是两个泾渭分明的地理空间，乡村代表理想的精神乐园，城镇则是病态阴暗的象征，这种城乡对照叙事显然暗含了作家的褒贬。

《河上》中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由双重不可靠叙事视角展开。小说借“城里人”的目光对乡村抱以欣赏，又由“乡下人”视角对城市进行批判，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解构了其论述的客观性。城里少爷眼中的乡下是充满诗意的精神家园，乡村生活使他“越来越爱慕乡下而几乎有点厌恶城里”，但这一人物对城乡的两次态度转变是概念化的，作家并未将其视角下的城与乡进行同步展开和细节论述，其进城途中永不回城的诺言也因缺乏足够支撑而显得空洞。虽然乡村生活使他感到惬意并想要留居于此，但潜意识中他与村民持有距离并称其为“乡下人”，且始终以一种新鲜的外视角俯视乡村，因此他眼中的乡村世界并不全然可靠。同样，生活在乡下的少女三儿对“城”的理解更显感性偏颇。三儿随少爷到了城里，说是怕被人笑话而不愿登岸，实则是不愿陪少爷去看是否收到照片中城里女孩的来信，从三儿的动作、语言以及心理波动不难看出她对城里少爷的情愫，她眼中的城市景象，是阴沟汇集起来流入河里的数股污水和出口处堆积的白色泡沫，三儿担忧这些污水会流到乡下去……这种审视的眼光既流露出乡村女孩对城市生活的厌恶，也体现出其害怕失去城里少爷的担忧。基于这种情感，三儿对城的看法就难显客观真实，而是映射了人物心理、携带了主观感情。

丁帆指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京派小说作家对以城市为象征的现代工业文明和以乡村为象征的传统农耕文明的文化心态显然是十分复杂的……他们一方面鄙视‘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袭，另一方面又渴求现代文化。”[6]汪曾祺最初创作的《河上》表现出的便是对乡村的诗化赞美与对城市的简单批判，屠杀禽鸟、污染水源并非城里独有，个体对服饰的审美需求也不仅限于城里人，因此城里少爷喜欢的“鲫鱼汤”“虾”与三儿特意为其穿上的“新衣裳”就解构了三儿对“屠宰户的灰红色”与“染布坊的紫色”的批判。小说最后城里少爷允诺自己将永远不回城并不愿教三儿认字，折射出作家强烈的反现代意识，他不愿自己笔下的人物接触现代文明，却又难以客观言说其究竟有何弊病。城乡对照叙事下城与乡绝对对立，人物在城市生病、在乡村愈合但又缺乏对“病灶”的挖掘，这样简单的概念化叙事使文本过于单薄，这也是汪曾祺创作初期的局限所在。

而在《受戒》中，作家通过对故乡高邮风俗民情的描摹和对乡村世俗化生活状态的抒写，绘制了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乡土世界，亦对其早期城乡观念进行了自我修复。我们先来比较《河上》和《受戒》中对“城”的不同书写：

码头上有各色的颜面与计谋，有各种声音与手势，城里的阴沟汇集起来，城里不小的数股流入河里。一会儿是屠宰户的灰红色，一会儿是染布坊的紫色，还有许多夹杂物，这么源远流长的流着使其出口不断堆积起白色的泡沫。三儿看着想这些污水会渐渐带到乡下去的，是的会带去……[7]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大小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8]91

两文对比，作家在《河上》与《受戒》中的城市书写构成几处互文。首先是人物对城市的情感倾向。三儿眼中城里充斥着“颜面”“计谋”“声音”“手势”“阴沟”“污水”与各种灰暗色彩；而到明海这里，“县城真热闹，他什么都想看看”，人物不再是强烈介入的批判姿态而是接纳与认同的态度。其次是对于现代文明的态度。《河上》中的城里少爷不肯教三儿认字并认为识字会变坏；而在《受戒》中明海小和尚开蒙入学、读书写字，隐含叙事人还说出“哪有不认字的和尚”的话语，以及三儿眼中涌入河中的紫色污水到明海这里变成去善因寺时穿着的紫色裤子，从“屠宰户的灰红色流入河流”变成了“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

汪曾祺在《受戒》中对生态视域下的城乡中国进行了现代性想象。《受戒》中的城乡各有所长，城市并不因其现代化表征而有优越地位，乡村也有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景观，作家将自然生态理念与人道主义思想注入文本，通过乡村世界的自足特性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状态。整个庵赵庄被湖泊所包围着，芦花荡里有紫灰色的芦穗和通红的蒲棒，“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8]106；小英子一家过着四时不缺的田园生活，在农忙的夜晚看场时，明海和小英子还能“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听纺织娘鸣叫、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星星……”[8]101作家从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绘制出庵赵庄和谐动态的生态图景。处于和谐生态环境下的生命个体也活泼灵动，彰显着人性之美。村民们与世无争、互帮互助，直爽快意、自在生活，和尚们杀猪喝酒、娶妻打牌，并不刻意循规蹈矩，同时大家也沿袭着传统乡土社会的诚信守则，如做法事会采取先记账年底结账的方式等，熟人社会的生活场景与交往方式显现出世俗生活的烟火气。同时，庄内生活并非全然封闭，明海会进城给庵里买香烛油盐，小英子也会进城给家中置办物件，城乡在他们的眼中没有高下之分。在此，汪曾祺从生态、生活及生产三方面阐述了乡村世界满足人们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的独立自足特性，呈现出乡村生态的宜居舒适与个体生存的自在自由。他在绘制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乡土画卷时关注个体生存的精神状况，“在乡土文化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中注入了人性的光辉力量”[9]，在《受戒》的乡村书写中寄托了自己的审美理想。

三、汪曾祺小说城乡关系书写审美的嬗变

通过对《羊舍一夕》《受戒》和《河上》等作品的并置解读，可以缕析汪曾祺不同阶段城乡书写的“常”与“变”。作家于作品中一以贯之地展现兼具人文性与生态性的乡村世界，同时对其早期反现代性思维下城乡二元叙事的突破，让其城乡书写在不断完善中走向成熟。

20世纪40年代初，汪曾祺的写作立场并不清晰，用作家自己的话说，“我解放前的小说是苦闷和寂寞的产物。我是迷惘的，我的世界观是混乱的，写到后来就几乎写不下去了”[10]。《河上》就体现了作家所言的这种“混乱”。作家在京派现代批判立场影响下对现代文明持抗拒姿态，叙事上的不可靠也遮蔽了真实的城乡景象，这种“混乱”使文本价值大大消解。不同人物交叉视角下的城乡书写使得文本难以客观真实，作家仅展现城里少爷眼里乡村的诗意与乡村少女眼中城市的肮脏，却未能如实书写乡村的困顿凋敝与城市的现代发展。此时作家既持有所谓精英意识又试图采取民间立场，但由于生活体验的不足，作家无法恰如其分地对乡村的真实生活做出丰富展示。但可以肯定的是，《河上》体现了作家对城乡现状的初步思考，他努力在城乡二元叙事中注入人性之美。城里少爷与李大妈、王大爹浓厚的邻里之情以及与三儿纯真的男女爱情都显现出乡民善良、纯朴又简单的美好秉性。

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中，作家“把自己融合于工农大众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政党思想的影响，以在社会上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观念作为自己创作的指导思想”[11]23。《羊舍一夕》结尾处的“在党无远弗及的阳光照煦下，经历一些必要的风风雨雨，都将迅速、结实、精壮地成长起来”[4]24就暗含了作家的政治抒情话语。强烈的时代感召力使作家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并期望构建平等交融的新型城乡关系，作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城乡想象以及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既体现其对城乡现实问题的关注，也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城乡叙事的要求。此时的他不再用外部视角审视乡村、讲述故事，而是将自己的切身经历融入其中，基于真实生活体验展望现代乡村的未来图景。无论是那个在农场爬高上低的小吕还是积极排戏演出的丁贵甲都带有作家自身的生活烙印，那个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小羊倌和对农场进行构想的留孩也都倾注了作家的审美理想。他不再用反现代化的有色眼镜审视城乡，而是预设了一种交融流通的新城乡关系，期望城市文明能够进入乡村帮助其完成现代化建设，并用现代审美眼光对变动中的城乡关系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城乡互动状态下乡村为城市补给劳动力与生产要素，而城市现代文明能够丰富村民的日常生活，作家笔下的农场同时保留了乡与城的特点。青年们无论进城还是留乡都是出于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选择，不同选择背后所体现的是乡村青年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建设的自主性。同时，农场中的日常生活也展现出村民淳朴友爱的人情关系和儿童之间的珍贵友谊和无忧回忆，接续了作家20世纪40年代对人性美的书写。

直至20世纪80年代，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及个人处境，汪曾祺选择以退守的姿态继续书写熟悉的人和事。此时的作家“在社会转型和民族文化重建中，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看重生命的意义，发掘传统民间(民族)文化中有益于现代文化建构的人生事项”[11]24。因此，作家的观察视角虽相对远离时代中心，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京派最后一位传人”的汪曾祺对京派审美理想与写作旨归的承续不言而喻，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间文学》《说说唱唱》的工作经历使其充分汲取民间文学养分，河北张家口的劳动生活亦丰富了其乡村体验，“文革”时期的现实遭遇也使其有意回避彼时时兴的文学思潮……这些因素的合流使得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基于自己的审美理想绘制出了具有人文生态特性的乡村世界。《受戒》对高邮往事的“重提”与“新编”使故事跨越时间有了新的发展，这既是汪曾祺对京派审美理想的某种承续，也是作家基于生活体验重新出发的成果。正如郜元宝所说，“他固然带着沈从文的影响起步，却必然要走出沈从文的影响，形成自己的风格”[12]。此时作家不再受制于反现代性的批判眼光审视城乡，也远离了政治话语对文学的时代呼唤，而是在乡村日常叙事中以民间文化视角透视乡土民俗风情，以现代性的审美眼光挖掘乡村世界的生态美、人情美和人性美，“还原”了一个自在、诗意的乡村世界，也沟通了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土书写的历史阻隔并为80年代文学带来新鲜的审美体验。

同时期，汪曾祺还创作了小说《星期天》来展现20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生活图景。在《星期天》中，城市既非茅盾笔下那般资本袭卷、民不聊生，又非新感觉派那样颓废感伤、畸形病态，作家也未采用老师沈从文对城市各色人物的嘲讽笔调，且相异于自己40年代对城市的拒绝、60年代对城乡的社会现代想象，而是在特定时空下以小见大地展现上海都市一隅小人物日常生活情趣和善良正义美德。小学校中的普通教员虽生活在现代化都市却仍维持着乡土社会的人际交往与礼俗观念，校长赵宗浚尽管有着专属于上海人的精明却并不俗气；沈先生虽然不大爱看书却极其热衷胡琴；体育教员是个“愤世嫉俗派”，生活朴素节俭却很舍得在下棋上花钱；校长“女友”王静仪虽经济拮据但仍对生活持有热切向往；落魄演员赫连都纵使寄人篱下也会在关键时刻向受到欺辱的国人伸出援手；“我”住在被褥都生霉的铁皮顶木屋中仍戏谑地将其命名为“听水斋”并在此静心读书沉心写作……这些小人物在现代都市一隅偷安，在嘈杂的城市中追逐生活乐趣并享受精神自在，他们身上显现着民间小人物正直、仗义等美好品性。

《星期天》中“我”的原型即为作家本人。1946年到1948年间汪曾祺留居上海，在致远中学有一年半的教书经历。彼时的上海时局动荡，上海文艺界也对汪曾祺这种对政治保持超然态度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并不友好，上海的生活与气候也使他无所适从，作家在与沈从文的书信中还提及想要自杀。然而80年代初作家对这段旧日城市生活的回忆却与《受戒》等书写乡村生活的小说一道，最终沟通了乡村与城市文化在汪曾祺这里的冲突对立，使其走向融合。

郜元宝指出，“在上海阴影笼罩下，高邮人引以为荣的本土文化底蕴岌岌可危”[13]。但应当认识到，这种现象是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失衡发展的必然结果，高邮并不因上海而“陷落”，即使没有上海也会有其他现代化程度高于高邮的城市对其产生影响，同时作为“中间地带”的高邮还必然对周边的乡镇进行辐射。《受戒》的写作素材部分来源于作家因战事在乡下居住数月的生活体验，小说提到的庵赵庄是个出和尚的地方，他们有去上海静安寺、杭州灵隐寺的，也有在荸荠庵、善因寺的。那么倘若没有周边的大规模寺庙作为谋生出路，诸如明海、舅舅之类的青年将何去何从呢，是在家乡设法不依赖于土地而生存，还是无奈地进城谋生呢？汪曾祺正是认识到城乡发展所带来的必然影响，才基于自己的审美理想致力于寻找城乡社会之种种共性，他既创作了体现高邮地域乡土风情的《受戒》，也书写了展现上海都市日常生活的《星期天》，二者的共通之处即是作家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洞察小人物的生活情趣与自由人性，这种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展示使作家笔下的城与乡拥有了共性与关联，而非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作家在经历了历史的动荡和个人的沉浮后，其城乡书写最终超越了现代话语中的冲突、不平等模式，城与乡既彼此交融，又保留了各自的独特性。

现代文学史上，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抒情类乡土作家致力于对乡土风情与美好人性的建构，而作为后继者的汪曾祺，其不同时期的城乡书写在一以贯之地发掘小人物日常生活的种种诗意时，对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态度由排斥走向包容，并确认了城乡各自的独立性，体现了作家对京派反现代性审美的超越。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在作品中对于乡村生态、风俗与人情的挖掘，克服了其早期对乡村乌托邦式的称颂，在相对客观的城乡叙事中对乡村进行了属于他自己的现代展望，绘制了一幅城乡中国的美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