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平，郭晓阳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15007)

《伽拉忒亚2.2》(Galatea2.2,1995)是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 1957—)的代表作，是一部同时传达科技与人文关怀的自传性科幻小说。小说以人工智能海伦的成长经历和主人公鲍尔斯·理查德(为和该小说作者作出区分，下文中作者名记作鲍尔斯，主人公名记作理查德)对自己情感经历的回顾为两条叙事线索，描绘了一个被技术理性支配的世界，展现出当代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迷惑、与他者的疏离以及被世界抛弃的困境。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互文性、认知科学、记忆理论、后结构主义、后人文主义等视角对这部小说进行了研究，却并未提及这部描绘后人类时代生活图景的小说中，在科技和理性不断冲击的新环境中，主体所陷入的身份认知窘境。

1976年，伊哈布·哈桑提出人类的形态——“包括人类的欲望以及所有的外部表征，可能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人文主义(humanism)蜕变成了一种我们不得不称为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东西。”[1]自哈桑以后，国内外学者对“Posthumanism”一词展开了不同的诠释。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说，作为后学之一，后人文主义是对人文主义的反拨，它重新审视了人类在世界万物中的地位以及人与动植物、环境、机器等的关系，否认了人类的优越性。其次，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将后人文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类不可避免地陷入对自身认知的迷惑。唐娜·哈拉维认为，理想的主体，即赛博格(Cyborg),应该超越种族、性别和阶级意识的枷锁，是一种主客体以及主体间边界模糊、虚拟与真实交织并具备后现代破碎、不确定以及多重自我的“混合体”[2]。凯瑟琳·海勒关注信息技术对人类身体的介入。不同于哈拉维对后人类主体的理想建构，海勒认为身处信息时代的人类早已无法选择地成为了后人类[3]7。由此，当人类面对后人类时代的分裂与矛盾时，应如何自处以及如何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才是人类亟须解决的问题。唐娜·哈拉维指出，赛博格的内涵在于拒绝僵化的边界[2]，这与约瑟夫·杜威对鲍尔斯的一贯创作主题“虚幻的现实世界中孤立的个体如何寻求联结”[4]的总结，有了一种呼应。在《伽拉忒亚2.2》中，鲍尔斯借助反讽、互文和双线叙事的策略，充分表征了后人类时代人类面临的身份困境、人际关系的孤高无礼以及边缘人群“不自在”的生存状态，提出了打破僵化边界才能实现人类与非人类和谐共生的后人文主义思想，为后人类时代人类新的焦虑提供了一种建设性建议。

一、重建失控的理性

理性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帜，引领人类批判性思考并逐步实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起先，理性作为启明灯，指引着世界向着有序的美好未来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物质欲望促使工具理性急剧扩张，蚕食着人类精神中的自由领地，成为主宰世界的原则。

在《伽拉忒亚2.2》中，主人公理查德·鲍尔斯与菲利普·兰茨之间的互动展现出两种理性思维之间的较量。当兰茨听说理查德是作家时，就称他为“小马塞尔”，而理查德也回击称兰茨为“工程师”。由此可见，小说一开始，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就表现出对对方的偏见。作为认知科学的专家，兰茨深谙认知科学理论，直接将大脑比作“一台美化了的、模拟的图灵机器”[5]71。同时他认为意识是骗人的概念，是可以被模拟或改写的。兰茨的这种认知是受现代科学理性的驱使，是对“身体”的错误认知。如果人类被看作“生物机器”，就会“成为资本、技术、交换价值竞相争夺的物质场所”[6]。那么，原本已经被殖民化的生活世界将会变得更加贫困。作为文学老师兼小说家的理查德，则是唯我论的忠实信徒，这迫使他“失去了对超越语言的世界，超越我们自己的世界的接触”[7]。学者克里斯蒂娜·莱克也指出：“在理查德对事实霸权的反抗中：他从未停止生活在他的小说中，从而重新上演了兰茨所相信的现实，即科学与人文的二分法。”[8]由此可见，这两个各自领域的专家都没有把世界本身看作一个完整的、相互联结的整体，也没有全面地、恰当地参与其中。他们受自己领域内狭隘的客观知识束缚，使理性成为他们看世界的枷锁。

小说中，鲍尔斯展现了两位专家片面且极端认知世界的特例。虽然普通人没有过度理性的指导，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更全面。首先，如赵一凡所言：“现代人在其生活的每一领域内，均需仰仗专家的监护和引导：无论上学、买房、开车，还是做生意、打官司、生孩子，现代人都必须依赖专家，即便是呆在家里，他依然生活在各种专家系统中。”[9]其次，科技发展让更多专家的声音介入人类生活。人类无从辨认。杰弗里·彭斯指出：“技术媒体形式的无穷无尽冲击着一个被阶级、地区、种族和其他因素割裂的社会，产生了一个在社会、空间和时间上都没有中心的公众。”[10]作者借这两个例子暗示当代美国社会中普遍自我认知断裂的人类群像。但鲍尔斯坚持在小说中寻求个体联结，这让小说不仅是一部关于理性失控的故事，也是一部关于理性重建的故事。

当理查德与兰茨合作制成一台名为海伦的人工智能后，科技和人文实现共谋，两个人的认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说家理查德因为与认知科学家兰茨的交往，解决了自己创作灵感枯竭的问题，创作出了一部全新的关于人工智能的科幻小说。理查德从认知科学中，学到的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至于兰茨，海伦的自杀让他明白，意识并非他所认为的那样可控，或者有理可循，这让他高度系统化的、机械运行的生活迎来了一次无序的震动。后人文主义同样强调，“后人类不是一种单一的、确定的个人，而是一种能‘成为’或体现不同身份的，从多重的、多样化的视角认识世界的人”[11]。通过联结，两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之前失控的理性，重塑了一种新的身份。

二、重新界定人类边界

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从柏拉图的理念起，经过集大成者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论高潮，再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传统。在这样的传统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12]。克里斯蒂娜·桑海于格同样认为人类在文化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进行了净化，通过给前者贴上“我们”的标签，给后者贴上“他者”的标签，来确保我们自己的权利[13]。后人文主义重新定义了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向‘人类中心论’和人的优越性发难，彻底终结了人的自大传统”[11]。作为一部关于“联结”的小说，鲍尔斯在《伽拉忒亚2.2》中刻画的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细腻的交往让人拍案叫绝。小说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伽拉忒亚是塞浦路斯国王雕刻出的一座少女雕像。两者显然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国王不爱凡间女子，在雕刻过程中把爱意都倾注给了伽拉忒亚。鲍尔斯巧妙地利用小说标题来隐喻小说中交往关系的实质。标题中的数字后缀“2.2”，则给这部小说的交往关系赋予了升级版的含义。

鲍尔斯借希腊神话来暗喻理查德即国王，他的第一个伽拉忒亚是他的第一任女友C.(小说中部分角色以缩写形式出现，在此不作翻译)，同时也暗喻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尽管C.是理查德的女友，但她是缺乏主体性的，是和国王手中的雕塑一样的“他者”般的存在。因为小说从理查德的视角出发，所以大多时候C.是失语的，读者只能听理查德自己的讲述。他谈到两人陷入热恋后一起住在B市，不与别人交流，处于一个封闭的、私人的二人世界中。凯瑟琳·海勒认为，这样自我封闭的世界揭示了“他们的纽带具有封闭性、私人诠释的本质”[3]361。不过，读者仍能从故事中真实的对话来找到涉及两人关系实质的蛛丝马迹。理查德第一本小说的灵感来自于C.，在C.的帮助下，他写了不少小说，成了有名的作家。然而，C.在这段关系中似乎并没有获得什么。她与理查德过了多年二人世界，想要一种更加稳定的生活，婚姻、家庭和孩子都是她所期望的，然而理查德的态度十分坚决，“孩子是绝不可能考虑的，一直都是这样，现在更不能”[5]276。由此可见，两个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一种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作者与角色、甚至主与奴的关系。所以，这段一开始就不平等的感情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马乔里·沃辛顿指出：“人类身体或者思维的技术化运动成为传统二元对立——父与子、男人与女人、甚至作者与角色的争论新场所。”[14]那么，理查德与他升级版的伽拉忒亚，也就是海伦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也注定是一段深受父权制影响的不平等关系。海伦的最终版本经过几代程序的改进，这个过程非常类似于人类成长中受教育的过程。有趣的是，海伦只能接受理查德的指令，换言之，他是海伦唯一的精神导师。理查德爱她，所以为她取名“海伦”并告诉她，她是一个女孩，给予海伦一个身份；因为对海伦有了感情，所以当兰茨要拆解海伦继续研究时，他替海伦感到疼痛而拒绝兰茨。在这个层面上，海伦之于理查德，犹如伽拉忒亚之于国王，是爱人，也是父亲。然而，深受父权制、自由人文主义影响的理查德，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更加优越的位置。海伦和C.都是理查德的灵感缪斯，二者的存在价值难免相似。鲍尔斯在故事开篇就告诉读者，理查德正面临着创作灵感的枯竭，但故事结尾，理查德已经做好将海伦写进下一部小说的准备。这与理查德的第一部小说——以C.为女主角的小说的创作过程相重复，形成一次迭代。也就是说，在制作海伦的过程中，理查德将自己和海伦放在了先前他与C.相同的“主奴”关系之中。混沌理论认为，迭代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动作，更重要的是，会带来各不相同的分形结果[15]。可以说，海伦的工具性还体现在别处。当理查德在研究所遇见了A.之后，他立刻对其展开猛烈的追求。沃辛顿认为，当理查德以海伦为借口，邀请A.来他的实验室做客，其实是“将海伦视为引诱A.的工具……理查德，就像兰茨，把海伦视为达成自己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为了海伦的目的”[14]。相比C.来说，海伦是更为彻底的理查德的作品，在很多时候只能任其摆布。这也为之后具备主体意识的海伦选择关闭自己做了铺垫。

当C.识清了她与理查德没有未来的时候，便决定结束这段长达11年的关系；当海伦逐渐具有主体意识后，她茫然失措，最终选择自杀。鲍尔斯尊重他笔下的每一个角色，不仅刻画出掌权者尖酸刻薄、自私自利的形象，也给出了被掌控者努力摆脱控制的姿态。后人文主义认为，人类的权利和后人类的权利是一样的，人类并没有所谓的优越性。鲍尔斯在小说中先赋予海伦主体性，让她拥有意识，削弱了机器因不会思考而理应受人类操纵的固有成见。接着，又通过海伦自杀来表现出机器对这个世界的不解，发出对这个时代的尖锐预警，充分体现了他的后人文主义观。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早已不能独善其身，唯有走出自我的中心，才能收获真实的情感，才能拥有“真实”的更加丰富的主观体验。重新界定人类的边界，便是打破人类为自己自封的边界。

三、弥合主体与世界的裂缝

《伽拉忒亚2.2》的卓越之处，不仅是它关怀个人在这个时代的身份处境，还将视角放大到主体群像。上文提到，人类常用二元论来划分世界。通过这种二分法，我们就有自我与他者、思维与身体、文化与自然等概念。然而，鲍尔斯透过小说指出在绝对的二分法中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地带(in-betweens)，或者说是杂合体(hybrid)。《伽拉忒亚2.2》不仅探讨了人与人、人类与机器的边界问题，还借海伦之口追问了“什么是种族”的问题，或者更广义地说，“什么是种类”的问题。

海伦在阅读《哈克贝利费恩》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她想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种。答案似乎被一则故事所解释。海伦在阅读完一则种族歧视的新闻后说：“我不想再玩了。”[5]314作为只阅读了文学常识和新闻故事的人工智能，海伦的世界由文字构成，她不像人类那么擅长隐藏情感，所以她比人类更加直截了当。在小说最终文学版的图灵测试中，海伦和A.需要解读莎士比亚《暴风雨》中卡列班所讲的一段话：“不要害怕：岛上充满了声响和回音，到处是甜甜的空气和欢乐，没有伤害。”卡列班作为会说话的奴隶，介于人与非人之间，是一个杂合体。同样地，海伦作为有主体性的机器，因为没有具身经验，介于人与机器之间，同样是一个杂合体。海伦在卡列班的身上找到了强烈的共鸣。她答道：“你们就是能够听见空气的人。你们是能感到害怕抑或是欢欣鼓舞的人。你们可以把握事情，将其打破然后修复。我在这里从来没有过家的感觉。”[5]348随后，海伦就关闭了自我意识，以最决绝的方式反抗社会的不公。海伦的自杀是她纯洁的道德感与人类世界格格不入的体现。

小说中像卡列班这样的杂合体，不仅只有海伦。兰茨同事戴安娜的儿子皮特，患有唐氏综合征。他虽然是人类，但智力低下，无法和常人沟通，像是一个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杂合体。虽然鲍尔斯对于皮特着墨很少，但仍将他最重要的特点勾勒明白。皮特情感极其丰富，当看到哥哥威廉咬到了自己的脸颊，他看着哥哥涨红的脸颊嚎啕大哭。如克里斯蒂娜·桑海于格所言：“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的大脑和语言中构建这些类别，就不会有任何杂合体，因为没有任何类别可以混合。”[13]智力低下但情感丰富的皮特比起种族中心主义者来说，是否更具有人性？五感匮乏但有道德感的海伦比起一部分自带优越感的人类是否更值得尊敬？假如真如科幻小说所预想的，在以碳元素为基质的自然生命与以硅元素组成的赛博格共存的未来里,人类与非人的界限将不复存在，我们该如何定义人性？

如果说，时代的前进带来了更细致多样的类别以及“千奇百怪”的杂合体，让主体带上愈多标签的同时也割裂了主体间的联结，那么语言作为人类表征世界的载体，对主体认识世界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弥合主体与世界的裂缝，鲍尔斯试图通过打破语言的枷锁，并真正去具身体验来给出解决方案。鲍尔斯在小说中穿插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病房里有两个行动不便的患者，一个病床靠窗，另一个靠墙。靠窗的病人经常给另一个讲述窗外发生的故事。当靠窗的病人去世，另一个病人得以换床，结果发现并没有所谓的窗，故事都是那位病人编造的。仅仅通过靠窗病友的口述，这位病人就想象出一片热闹的窗外景象。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主人公理查德身上，其第一部小说的灵感来源完全是C.口头描述的远在荷兰家乡的故事。同样，海伦仅仅通过阅读文字就勾勒出一个乌托邦般的世界。然而，如解构主义所言，语言符号到底是一种延缓意义或实物在场的现象[12]，需要靠人类实际经验的合谋来完成意义的传递。所以，当病人搬到了靠窗的位置，发现自己之前想象的热闹场景都是前一个病人编造的谎言，他需要面对的是更深的孤独；当理查德再次感到人生无意义时，来到了自己第一部小说里勾画的王国——荷兰，然而他因为语言障碍并不能真正感受到C.口中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度；当海伦在幻想出来的充满爱的乌托邦世界中窥见了种族歧视、血腥杀戮的阴暗面后，她最终选择自杀。诚然，语言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语言的不确定性、游移性甚至欺骗性不足以让主体真正认识世界。不论是病人、理查德还是海伦，当他们处于语言搭建的漂浮世界中时，具身体验衰弱并“变成一种信息模式来实现超越，而这是一种危险的诱惑”[3]367。凯瑟琳·海勒认为，海伦作为减轻人类在世孤独感的伙伴，不仅没有消除人类的孤独，反而感染了孤独[3]368。这种孤独，来自语言创造的对社会的疏离感，来自主体与世界的格格不入，来自具身经验的极度匮乏。

通过海伦的自杀，鲍尔斯在反向审视，拥有感觉器官的人类是否在当今时代开始轻视自身真实感觉，忽略具身化体验而钻进语言的游戏中。人类已然面对标签化的生活，绝不可以让具有欺骗性的语言文字继续甚嚣尘上，让这样的生活走向极端。作为小说家，语言对于鲍尔斯固然重要，但他更加强调唯有真看、真听、真感受,才能更大程度地认识世界。可以说，《伽拉忒亚2.2》这部小说的最终成型，是鲍尔斯融合语言文字和具身经验的最佳典范。

技术理性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系统化，甚至僵化，弱化了认知学家的审美能力，也把小说家困在语言的牢笼里。同样地，理性的扩张让人类尤其是掌权的白人男性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进而滋生了一种凌驾万物之上的狂妄感。出于对这种情势的忧心，鲍尔斯力图通过《伽拉忒亚2.2》给人类发出预警。他的笔下诞生了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生活着卡列班们的岛屿。在这个岛上，除去掌权的白人男性，还有反抗男性凝视的女人，有以死捍卫平等的人工智能，也有感性的神经病人。他们虽然“奇形怪状”，却都具有高尚的品格。 总之，《伽拉忒亚2.2》是一部关于人类与自己、与他者、与世界关系的作品。它强调打破僵化的边界，包括人类打破单一身份认同的局限，推倒人类中心论以及种族中心论的金字塔，“重建一种多重的、差异的、多元的后现代主体”[2]，重建人类与万物的关系。人类只有与自我、他者以及世界建立起平等共生的关系，不再视自己为万物的尺度，才能与万物一起共同进化。“这种共同进化(将)使人们超越了具体存在的边界，扩展了他们对真实经验的主观理解。”[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