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英，刘丽艳

（大理大学，云南大理 671003）

诗人约翰·海恩斯（John Haines，1924—2011）是阿拉斯加的桂冠诗人（1969），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自然作家之一。他的诗歌与散文创作根植于远离现代文明的阿拉斯加的广袤荒野，清新、质朴，如冰雪般冰冷且具有穿透力，成为当代文坛中的一股清流。从小海恩斯就习惯于独自一人，性格比较孤僻。这种童年的无根之感，令海恩斯在成年之后一直致力于寻求稳定性，寻求一个可以令身体安稳的栖身之处与精神的避难所。阿拉斯加就是他要寻找的地方。成年后的二十余年间，他住在人迹罕见的阿拉斯加理查逊外围，并在那里建了一个农场，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猎人、农夫与自由撰稿人。在这里，他找到了与其内心对应的一个外在风景，实现了“梦幻与地方的完美结合”①此处借用诗评家Baron Wormser的说法，他在给海恩斯作品集（Descent：Selected Essays，Reviews，and Letters，2010）的介绍中曾说过：“海恩斯是一个诗人，一个号召将语言与地球联结起来的诗人”。。正是阿拉斯加这片土地给海恩斯带来了灵感，让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并欣赏阿拉斯加的荒野。由于海恩斯诗歌与散文的影响力太大，带领人们迷恋和欣赏阿拉斯加的荒野，诗人威廉·维特拉普（William Witherup）在诗歌《诗人J.H.》（“The Poet J.H.”）中夸张地评价海恩斯是“施洗约翰”，是一个“萨满”和“身着海豹皮毛的疯和尚”，而诗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更是声称阿拉斯加人是社会退化中蛮受欢迎的传令官，而海恩斯则是用其作品“介入这个民族的崩析”的人〔1〕。

在海恩斯看来，“地球与诗歌之间的联系源于某种攫取精神的神秘而阴暗的冲动”〔2〕，而他的诗歌就是这种精神冲动很好的证明。诗歌的作用就是重建语言意义的深度，而对于海恩斯来说，这种深度源于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我们来到并行走于地球的表面，这是我们的命运，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处理与应对这种情形。在海恩斯看来，地球完全可以自己照看自己，人类居住在地球上不应当仅仅作为一个使用者的角色，而应当有所贡献：“这就是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任务，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让这个已经遭到破坏、但却仍具复原能力的地球成为一个更健全、更美好的地方。”〔3〕

一、诗歌与地方结合：根植于阿拉斯加

在奥莱利（Mercedes O’Leary）对他的采访中，海恩斯曾经谈论他对一流文学的理解，他说“不论小说或诗歌，多少都和某个地方或者环境相关联，从而具有它独特的特征”〔2〕，这印证了海恩斯创作与地方的联系。在谈到他在阿拉斯加几十年的荒野生活时，海恩斯认为多年的荒野生活经历影响着他的写作，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我（他）深刻地发现我（他）在林中所见，不论是植物生长或是动物与鸟类等等，都与我（他）的写作有着强烈的联系……我（他）感觉到，古代的故事都起源于某个年代的某些地方，它们都有一定的基础和背景，那就是人们面对自然时的经历”〔2〕。

海恩斯在42岁时出版第一部诗集《冬日消息》（Winter News，1966），可谓是大器晚成。因为他原来主攻艺术，甚至想成为一个画家，直到他“出于本能地”发现了阿拉斯加这片令他重生的土地，他才找到了灵感，决意成为一名诗人。他的散文随笔《星，雪，火：一个人在阿拉斯加荒野的25年》（The Stars，the Snow，the Fire：Twenty-five Years in the Northern Wilderness，1989）主要基于他在阿拉斯加的真实生活，被誉为与《瓦尔登湖》（Walden，1854）、《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并列的世界三大自然随笔。自出版以来，已被译为十几种文字，被誉为20世纪最优美的自然文学。某种程度来说，《星，雪，火》的巨大成功主要因为海恩斯在阿拉斯加荒野的亲身经历，给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感受，使整部散文都散发着荒野的迷人魅力。

海恩斯一生的重要创作经历主要根植于阿拉斯加的理查逊外围。海恩斯一生在近四十年间出版了十余部诗集，大部分都是基于海恩斯在阿拉斯加的亲身经历，这不仅反映在诗歌的内容中，也体现在诗集的标题上。比如第一部诗集《冬日消息》，以及后来的《来自冰川的消息》（News from the Glacier，1980），《薄暮从不消失之地》（Where the Twilight Never Ends，1994），《夏末》（At the End of This Summer，1997），还有其最后一部诗集《夏日流逝》（Of Your Passage，O Summer，2004）。这些诗集的命名几乎都与阿拉斯加的冰川、气候明显挂钩，其内容也常常将阿拉斯加的北极荒野作为诗歌的描述对象，这使得海恩斯看上去成为一个对于当代政治与时局漠不关心的荒野诗人。实际上，在海恩斯来到理查逊外围之前，他曾经应征入伍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两次险些丧命。战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当二战结束，海恩斯第一次来到阿拉斯加时，那里的环境立刻震动了他，令他作出在荒野中生活的重大决定。海恩斯在阿拉斯加荒野深处寻求孤独，以及他以自然为基础的宣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治愈战争经历的创伤，因为战争让他对于人类的邪恶力量有了深刻的认识。

阿拉斯加冰天雪地的荒野环境造就了海恩斯诗歌的独特品质，令他的诗歌具有如素描画一般的简洁，同时又具有如冰雪般寒冷的穿透力。他的第一部诗集《冬日消息》出版于1966年，当时正值越南战争，但是诗集中诗歌似乎并未直接对战争进行评述，相反，在诗中人们读到的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完全不同的平和与安静的景象。诗集的第一首诗歌《如果猫头鹰再次叫唤》（“If the Owl Calls Again”）就传达了那种属于造就他的那片土地的安静。诗歌一开始就引导读者进入一个人与自然界限不明的世界：“薄暮中，/河中的岛上，/天不是太冷，/我要等到/月亮上升，/便张开翅膀滑翔/与之相遇”〔4〕3（1～7行）。诗歌的基调似乎有些异想天开，在这里人类与动物（猫头鹰）、月亮似乎在进行一种本能的沟通，这是一个原始的世界，人类与动物间的界限似乎是流动的。从诗歌第三节开始，原先的“我”（“I”）很自然地被“我们”（“we”）取代，然而并不说话，因为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一种默契：“当晨曦爬上/枝干/我们将无声地分开”〔4〕3（21～23行）。

在另外一首名篇《冬日消息》（“Winter News”）中，诗人呈现出一幅准备过冬的情景，读完诗歌，人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从之扑面而来的寒冷。诗歌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人说井水正在/结冰/在诺斯韦/寒冷已经来临”〔4〕4（1～4行），诗歌第一句中的用词“they”（“有人”）给整首诗歌造成一种不可信和不确定的氛围，虽然接下来整首诗歌看似以一种类似新闻稿的风格进行写实，但是这样的开头就提醒读者诗歌写实内容的不确定性。海恩斯就是通过这种将准确描写与不确定性糅合在一起的做法，让其诗歌产生一种精神的效果，带领读者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他把从地球感受和领悟到的精神通过诗歌直接传达到读者，通过诗歌将语言与地球联结，从而将人类与自然联结。

海恩斯这种看似纯粹景物的描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山水画，看上去虽然寥寥几笔，却无形中给人一种感动和意境。这也许是海恩斯与典型现代主义诗人的主要区别所在，比起庞德、威廉斯等现代主义诗人对于词汇与诗句的精心构造，或是如艾略特般强调的“客观对应”，海恩斯的诗句显得过于简朴而平实，但是却能更加直接地深入人的内心与无意识的深处，成就一种读者与诗人之间自然而然的共鸣与反响。

阿拉斯加荒野生活的亲身体验令海恩斯深刻地体会人类生命的脆弱，意识到大自然的威力与人类的渺小。在这片冰天雪地中，海恩斯的首要任务是学会如动物般地生存，其次才考虑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改变人，并将他们带回本质的自我，因此，荒野的体验既是一种负担同时亦是一种祝福。同时作为开荒者与诗人的海恩斯曾经这样总结他的生活：

在世界的沉寂中有一种催眠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威胁等着我们。当我跪在雪地、思索着如何在远离居所好几英里外的山脊设置陷阱时，我感到威胁正在临近。寒冷刮脸，低处蓝光笼罩，短暂的白日即将结束，在这熟悉而友好的阴影中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从不在意自己是否活着……雪橇下的河冰突然破裂、翘起，我的心跳加速……一个人生命的坚底可以如此迅速地消失。〔5〕

在经历和体验了生命的脆弱之后，海恩斯指出，“自然的状态就是优雅的状态”，“当我们不带任何目的地观察世界时就会发现它是如此美丽”。

因此，海恩斯在诗歌中往往避免普通的人类视角，诗歌《受害者》（“Victims”）就是很好的例证。诗歌用平静的口吻描述了人类捕杀动物的场景，在他这里没有“好”“坏”，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动物一样，他们猎杀只是为了生存。诗歌前三节叙述者都是以旁观者的第三人称视角，到了诗歌最后一节视角突然切换，“注定死亡的动物窒息/仿佛在红色薄雾中看见/他自己滴着血的尸体”〔4〕15（9～11行）。森林中的捕猎者最终看到自己成为猎物，这是否也暗示作为捕猎者的人类最终也会有类似遭遇？

在海恩斯看来，荒野令人学会感受与经历，因而变得更加敏锐，可以唤起自我自然人性的一面。海恩斯试图将文明与荒野并置，他在诗歌与散文中表达了一个理念，那就是文明人来到荒野可以变得更加完全。正如克罗农（William Cronon）所言，因为文明的存在才产生了荒野的概念，同样，在海恩斯看来，因为荒野的缘故，文明人可以更加敏锐地感受到其自然人的一面，因此变得完全。荒野与乡村是海恩斯诗歌灵感的来源。在《寓言与距离》（Fables and Distances，1981）中，海恩斯说：“多年以前我开始了解乡村，并尽量深入地居住其中，结果就是我将那种生活知识变成一部书。作为一个作家，我只能做这些。最后，我无法将艺术与自然分开，将乡村与写作分开。它们之间相互依赖，运气好的话就会形成好作品。”〔6〕

二、看向土地、看向历史：反对自我中心的内省

海恩斯的荒野生活不但给予他诗歌创作的灵感，而且也促进了他独特诗学思想的形成。由于常年生活在阿拉斯加荒野，比起一般的现代诗人，海恩斯更加直观地感受与了解大自然的奥秘与伟大，认识到环境与人类之间相互影响，要想更好地认识自我、了解自然，作家们必须根植于某个地方，通过接近“那坚硬的、无法简化的自然事物的世界”〔7〕，从而让自己的作品更有意义、更加接近真理。海恩斯认为，作为诗人应当看向历史、看向土地、看向前辈，就像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威廉斯（Williams Carlos Williams，1883—1963）等就是这样一批往外看的诗人，而当代诗歌衰落的原因是因为部分作家不再往外看，一味地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内省，比如普拉斯（Silvia Plath，1932—1963）、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等自白派诗人都满足于一些机智的俏皮话和草率的意象①海恩斯多次在其散文中表达过这样的意见，可以参考Living off the Country：Essays on Poetry and Place，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1出版。。

在海恩斯看来，诗歌应当与地方结合，但并非表面上的结合，并非那种大学生们关于乡村与农场发出的幼稚的呻吟，而是应当通过诗歌的声音、意象等，以回忆的方式体现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让它显得非常隐蔽同时仍然可以辨认。诗集《冬日消息》《二十首诗》（Twenty Poems）中的诗歌就是根植于理查逊外围的生活，其中很多诗歌都是基于海恩斯的亲身经历，他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与对世界的思考，用简单而朴素的语言，借着梦幻般的意象，将读者带入一个似曾相识的如梦之境。影子、寒冷、黑暗等是海恩斯诗歌中常常出现的意象，加上他那简朴至极的诗歌语言，以及清静得近乎飘忽的音响，诗歌生动而形象地展示了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薄暮中，/河中的岛上，/天不是太冷，/我要等到/月亮上升，/便张开翅膀滑翔/与之相遇”〔4〕3（《如果猫头鹰再次叫唤》1～7行）。

海恩斯主张的诗歌与地方结合，不仅是描绘上的结合，更是精神上的契合。在他的诗歌中，海恩斯一方面通过意象、声音等效果使诗歌中的地方极具特色、辨识度很高；另一方面，他还擅长以不着痕迹的手法，将读者带入到一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想状态，深刻体会某一特定地方（比如阿拉斯加）对人的影响与改造作用——自然使人更加深刻地认识自我，尤其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深刻理解。比如诗歌《如果猫头鹰再次叫唤》中的猫头鹰（也可能是人）与月亮似乎在进行一种本能的沟通，诗歌呈现出一个原始的世界，在这里人类与动物间的界限似乎是流动的。从诗歌第三节开始，原先的“我”（“I”）很自然地被“我们”（“we”）取代，然而并不说话，因为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一种默契：“当晨曦爬上/枝干/我们将无声地分开”（21～23行）。

如果说海恩斯在荒野的独特经历让他确立根植地方的诗学观，那么他向前辈学习的过程则发展出他重视历史与传统的理念。海恩斯习惯于以历史的眼观来看待问题、观察事物，擅长将传统与当下融合，而荒野自然则成为这一融合过程的黏合剂。对海恩斯形成主要影响的现代诗人主要包括他的前辈威廉斯·卡洛斯·威廉斯和自然诗人罗宾逊·杰弗斯与埃德温·缪尔①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1887—1959），苏格兰诗人。。作为战后的美国诗歌之父，威廉斯非常看好海恩斯并写信鼓励和赞赏他的诗歌，而海恩斯也非常看重威廉斯的鼓励，他珍藏着威廉斯给他的一封鼓励信（1953年）②威廉斯给海恩斯的鼓励信可以在《渐进的黄昏》（A Gradual Twilight）中读到，其中威廉斯称赞了海恩斯的诗歌节奏：“让你出众成为诗人的是那不受影响的节奏感，和你将之聪明地运用并使之成为你写作的有机部分。”，就如当年惠特曼珍藏爱默生的信件一样。而杰弗斯与海恩斯之间似乎更多的在于他们之间诗歌诗学的继承关系。在海恩斯的散文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杰弗斯和缪尔这两位荒野作家，这两位作家除了都是出生于1887年之外，从背景到经历似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不过他们的诗歌与作为诗人的命运倒是非常相似。他们在诗歌中都擅长展开神话想象，运用经典、《圣经》词汇来表达人类的经历；他们都书写大自然的伟大力量；他们都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因此认为有智慧的读者不一定是教授，因而在其有生之年都被学术圈所忽视。

海恩斯对于他们的继承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与他们一样，尤其与杰弗斯相似，海恩斯通过亲历荒野获得灵感，并以荒野为中心和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另外，海恩斯从杰弗斯和缪尔身上学到从传统与经典中汲取营养，并融入自己在荒野自然中的独特体验，从而形成一种超越现代主义美学框架的个人风格。除了在杰弗斯诗中找到了伟大的主题，学会像他那样如预言家般地关注世界与人类，海恩斯还在杰弗斯那里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品质，那就是他的诗歌似乎不是对设定的读者或者观众来说的，他的声音好像是个人的又好像是公众的。我们读诗时，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诗人在向自己或另一个诗人说话，或是向诗歌的读者群说话。当然，这种理解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想法就无形中限定了诗歌。而杰弗斯就通过他那种类似戏剧语言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令他在诗歌中的声音既具有权威性又不受特定观众的限制。海恩斯似乎也想模仿这种做法，他的诗歌《在理性的睡眠中》（“In the Sleep of Reas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海恩斯还不能像杰弗斯那样成为一个戏剧诗人，他的诗歌大部分还是沉思，角色和叙述的部分较少。因此，相比杰弗斯那种史诗般的叙事诗，海恩斯的诗歌更加显得简洁而直接，就如他所生活的阿拉斯加冰天雪地般透明、简单但又令人深省。

不论是根植地方，还是重视历史与传统，对于海恩斯来说，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海恩斯孤身一人在阿拉斯加冰天雪地长达十几年的生活，不仅造就了他独特的诗歌风格，更是他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理想的生活实践。他的行为与他的诗歌都同时向世人说明：人类只有回到自然的怀抱才能成长，增加智慧，变得更加宽容，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在海恩斯看来，自白派诗歌就是自我中心、自我内省的典型。20世纪60年代，自白派在美国如日中天，诗人坦然暴露内心深处隐藏的一切，即使是自私肮脏丑恶卑鄙的东西也暴露无遗，把内心最不可启齿的那一面启齿诉说。自白派是对新批评竭力反叛的结果，是对浪漫主义的继承和发扬，他们关注的是“坦白地倾诉个性的丧失”，重点在于个人和自我。然而海恩斯认为，面对环境问题这样全球性问题，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自白派这种做法虽然在艺术上能够勇敢地挑战传统，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种对社会、对人类没有担当的文学终归会销声匿迹，失去价值。

关于海恩斯的评价分为两派。一方面因为海恩斯不随大流、坚持己见的缘故，他在诗人圈子与评论圈中受到一部分人的抵制和批评，甚至在生活上也受到排挤，令他生活贫困。关于海恩斯的负面评价一方面是出于对海恩斯根植阿拉斯加、对时局与政治漠不关心的批判，另一方面主要是出于一些同行的嫉妒①同行的嫉妒主要是指阿拉斯加文学圈中，尤其是在费尔班克斯（Fairbanks）的大学写作项目中的一些同行排挤海恩斯，不同意聘请海恩斯来学校讲课。对此，当时的英语系主任罗伊·博得博士（Dr.Roy Bird）称之为“职业上的嫉妒”，具体请参考博得博士写给穆雷（John A.Murray）的信.Murray，John A.A Personal Remembrance of John Haines（1924-2011）.The Sewanee Review，2012（1）：131.。然而主流的评价还是对海恩斯的支持与称赞，因而他也最终成为阿拉斯加的桂冠诗人。支持者从思想上与形式上都肯定了海恩斯对于当代文坛独特的贡献。首先，他们认为海恩斯的边疆写作给当代文坛注入一股冰凉而清冷的新鲜空气，一扫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坛与政治的沸腾和灼热，海恩斯在备受排挤、面对贫困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自己的风格，诗中保持勇气，可以用“重压下的优雅”②不同时期的评论家如Peter Wild（1985），Dana Gioia（1990）和John A.Murray（2012）都曾表达过类似观点。来形容。海恩斯根植于阿拉斯加的荒野描写与19世纪的荒野描写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19世纪那种给荒野自然强加主观情感的做法，海恩斯的荒野体验更多的是融入环境、被环境改造和影响。

从形式上来看，海恩斯的诗歌清新、明了，但同时又具有一种朦胧的梦幻性质与东方气质③有众多评论家提及海恩斯诗歌中的东方特质，认为海恩斯受到诸如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等东方文化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Robert Hedin（1983），John Knott（2006）和Marc Hudson（2009）。，这令他的诗歌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也兼具深度与美感，因为海恩斯总是试图在经验的表象下寻找原型，往往通过梦幻般的氛围来消解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距离，从而暗示一个经验的普遍性。海恩斯独居荒野的体验令他经历荒野生存的困难之外更要经历心灵的抗争。某种程度来说，他经历的是一种在荒野条件下如何保持人性的抗争，因此在他看来，在阿拉斯加居住就是“一种与世界重新接触的方式”〔8〕，给人们提供了重新思考与生活的全新视角。一开始海恩斯是一位自然诗人，但是接着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具有广泛智慧的诗人，他的主题是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体现在经验中的精神联系，他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真正的西北触角，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神话诗学〔9〕。

三、独特的“夜晚视角”：诗人的隐身

除了强调非自我中心地往外看，重视诗歌与地方的结合，海恩斯的荒野生活还令他形成了独特的“夜晚视角”（night vision）。所谓“夜晚视角”其实就是强调观察主体的侧面，通过感觉它的整体和运动来进行观察。对此，海恩斯曾经在他的笔记中专门谈论，指出这种视角的最大特色就是“一个人的凝视……这种凝视不是来自他的双眼而是来自他内部的某个点”〔10〕。诗集《二十首诗》就是运用这种夜晚视角的典型。当你阅读其中的诗歌时可以感到，诗歌的力量神秘地走向你，就走在你的意识的边缘，而诗人就站在诗歌的旁边，他的形象却几乎是不可见的。

诗歌《冬日之光》（“A Winter Light”）与《隐士生活》（“The Hermitage”）就是很好的例子。《冬日之光》短短三节，一共十二行，展示了一种靠着史前原始直觉的力量在荒野生活的一幕：“烛光或是篝火旁/你的脸带着神秘/它曾经充满岩洞/颜色来自无法忘却的野兽”〔4〕76（8~12行）。诗中叙述者的白天意识与其梦幻意识互相碰撞，产生一种声音上的歧义，让我们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并分享动物与植物的世界。而《隐士生活》则更加强调了孤单与寂静的力量：“没有人来看我，/但我听到外面/爪子刮擦，/与温暖而好奇的呼吸声……/曾经在一阵奇怪的寂静中/我感到非常靠近/一个人类心脏的跳动”〔4〕78（10~16行）。诗中的隐士不仅用双眼观察世界，更多的是凭着感觉，加上想象来感受周遭的事物，他那一阵阵凝视加上飘忽不定的视角，将一个隐士的深层感受表达出来，并传递给读者。

“夜晚视角”让诗人在诗歌中隐身，将读者推至诗歌场景的中央，得到如亲身经历般的感受和理解，诗歌《苍鹰》（“The Goshawk”）就是很好的例证。诗歌从“我”的讲述开始，像是诗人要讲述自己在冰天雪地的故事：“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寂静的严寒中/柔软的皮草贴在脸、脚”〔4〕79（3～5行）。在接下来的7行中诗人似乎很自然地继续讲述，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读者读到诗歌最后一节时，会突然发现诗人不知在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读者成了故事的中心，感觉自己站在了冰天雪地之中，成为苍鹰的盘中餐：“小兔子，你又流血了；/带着由火而生的古老激情/苍鹰以你怯懦的心脏为食”〔4〕79（13～15行）。整首诗歌并不长，一共15行，然而正是在这短短的诗歌中，海恩斯自然而隐秘地完成了视角的切换。

这种自我隐退的“夜晚视角”源于诗人对时间概念的重新解读。海恩斯在荒野中将时间与空间混合交融，其诗歌表现出人与自然混为一体。来到阿拉斯加那冰天雪地的荒野，海恩斯感受到时间的变形。在这里，时间不再是文明社会中那样的线性流动，取而代之的是时间变得与空间类似，成为一种往复的循环。就如海恩斯在《星，雪，火》的前言中所言：“这本书是关于时间的——是关于人的时间感以及某些事情发生的时间。这个时间内、外之旅，无法以历年的任何总数加以适当的表达。”〔11〕

海恩斯这种关于时间的体验让人联想到史前人类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混淆。美国当代生态哲学家梅克斯·奥斯奇拉杰（Max Oelschlaeger）在其著作《荒野的概念》（The Idea of Wilderness，1991）中指出，在农耕年代之前的史前年代，人类对于时间与空间没有明确的概念，他们生活在荒野中，本身也是荒野的一部分〔12〕，他们的生活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如动物般地生活，他们从来不会过多地采集或猎取事物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他们心中并无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观念。而关于荒野概念的形成，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当人类进入农耕时代，生活方式由采集与狩猎为主转变成以种植、牧养为主时，荒野自然逐渐让步成为人类的生活资料和耕作对象，人类也逐渐从荒野自然中脱离出来，因而形成了荒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二元对立的概念。

生活的环境似乎对于海恩斯的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某种程度来说，正是阿拉斯加的荒野造就了海恩斯独特的“夜晚视角”。就如杰弗斯在加州卡梅尔海岸的石屋、鹰塔和海洋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源头，卡梅尔海岸具有如《荷马史诗》中伊萨卡般的性质令杰弗斯的诗歌充满古典史诗的意味，同样，海恩斯所选择的阿拉斯加理查逊外围也是他创作的摇篮和灵感的源泉，而这片冰天雪地的荒野也赋予了海恩斯独特的诗歌风格——直接、简洁、透明而又深入刺骨。海恩斯通过自身亲历荒野的体验，在现代文明发展到极致的20世纪重新体会到史前人类那种与荒野合一的感受，并通过他的诗歌和散文将之表述和传达出来，给现代读者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心理体验与感受。在荒野人们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注重感受而非理性，荒野可以唤起人性自然的一面。海恩斯本人也多次谈到他在阿拉斯加的经历对他的重大影响，甚至认为那是令他重生之地。在《预言与距离：新散文选》（Fables and Distances：New and Selected Essays，1996）中，他再次说道：“我对于这一地方的喜爱是我生命中最古老和最深处的东西。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在23岁重生”〔6〕。

“将生活经历与（宗教）情感结合在他的散文和诗歌中，这是他对于环境文学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13〕海恩斯在阿拉斯加荒野深处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既造就了他独特的诗歌风格与诗学思想，也影响到他的诗歌生涯与被接受过程。他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内省式诗歌，坚持看向土地、历史与前辈的外向诗学，他提倡将诗歌与地方相结合，以及他独特的“夜晚视角”等，某种程度都与他在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经历的、如原始人类般的自给自足式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他的诗歌被接受过程更加明显地反映出阿拉斯加荒野生活的重要影响。海恩斯了解他生活的社会背景，知道他的作品在有生之年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他愿意接受他的命运，那就是作为一个作家在生前被忽视，死后其名声却与生前被忽视的程度成比例地增长。事实果真如此，在他有生之年，海恩斯的诗歌虽然具有广泛的读者，也得到一些重要奖项，但在诗评圈受到的待遇与其精湛的诗歌毫不匹配，不过在他去世后的几年间，他的诗歌得到越来越中肯的评价，受到诗评圈与读者的双重欢迎。就如评论家穆雷（Murray）所说，如若将文学界看成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它也会内部形成一系列的生态位，每过一代都会有新的个人将之填满，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海恩斯与包括惠特曼在内的几位前辈填满了同一个生态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