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欣雨，张成华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南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家创作产生了重大冲击。1984年，韩少功、李杭育、阿城等青年作家相聚于西湖湖畔，展开了关于“新时期文学如何突破原有小说艺术规范”的讨论。此次研讨会后，韩少功发表题为《文学的根》的文章，标志着寻根文学作为一股自觉的文学潮流正式出现。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棋王》所体现的审美追求与中国传统美学观念有着密切联系，从书中主人公王一生的处事风格、精神风貌、人生态度中不难发现儒道文化的缩影，小说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本文将以《棋王》为例，对寻根文学的生成及文化意蕴进行深入挖掘，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当代文学中的继承、反思与重塑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

一、中外文学交汇中的寻根文学

20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作品、文艺思潮的传入，冲击并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小说创作。传统小说叙事手法在与国外文艺创作技巧的融合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汪曾祺、贾平凹等人聚焦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书写的模式，在与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碰撞中促发了中国文坛的独特景象——寻根文学。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试图借鉴《百年孤独》的写作方法，将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的情感记忆、民族的艺术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中，巧妙地处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阿城的《棋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优秀作品。

(一)《百年孤独》与对民族传统的追寻

《百年孤独》所描写的拉丁美洲小镇马孔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这里的居民患有一种被称为“失忆症”的传染性疾病，他们会忘记物品的用途，只能靠标签进行标记。这暗示了资本主义掠夺所造成的民族传统语言及传统文化的丢失的惨剧。马尔克斯本人则试图通过文学作品的书写，反思和探讨民族文化在外来压力中如何持存和现代转换的问题。

马孔多隐没在一片广阔的沼泽地中，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居民保守、落后的生活状况，这也暗示着历史上的拉丁美洲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一直处在“孤独”的生存环境中。《百年孤独》通过一个家庭的兴衰以小见大，实质为哥伦比亚近百年来的历史缩影，多层次、多角度地描绘出哥伦比亚的传统文化风俗。受马尔克斯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批作家将一些想象的情节与自己所熟知的乡土世界相结合，进行文学创作。他们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宗教、礼法，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激发一种对文化的哲理性反思。这是一种对生存的反思和拷问，能引起全世界读者的共情。尽管语言、文化不同，但美好真挚的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作家们需要将外来新思潮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不是一味地模仿，这样才能创作出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作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先重视高于文学的文化，因为文学是文化的体现，文化是人类的根。

(二)“回忆”小说与对传统的重新展示

1980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发表于《北方文学》。这篇小说并没有曲折的情节结构，而是以充满诗意的散文化语言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天真纯洁的朦胧爱情，其中不乏对地方景物、文化的细致描写。汪曾祺以自己幼时在家乡寺庙的游玩经历为蓝本，反映了旧社会时期江南水乡独特的风土人情。在此之后，汪曾祺陆续发表了《大淖记事》、《异秉》等短篇小说，他以家乡江苏高邮的风土人情为小说素材，源源不断地创作出经典佳篇。汪曾祺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观念：“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他不局限于自然风景、地理环境等“物”一类的回忆，而是将人们的生活习惯、道德观念一并纳入回忆之中，这与后来的寻根文学有着某种相似。当然，无论是汪曾祺还是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沈从文，在对乡土人情的呈现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个人选择性。以韩少功、阿城等人所创作的寻根文学则与时代风貌相关，是群体性的创作风格。以《文化制约着人类》、《文学的根》等文章为代表，寻根文学形成了文学创作理论，而非一种个体化的文学创作实践。另外，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们更为深刻、广泛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探讨，其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再建构。

当然，汪曾祺对寻根文学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的小说创作为寻根文学提供了最初的灵感与方向。他提倡文学创作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观念，在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获得回响并深深地影响着阿城等寻根文学作家的创作。

(三)寻根文学：新时代的自我探寻

汹涌而至的国外文学作品不仅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的创作，还冲击和影响着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看待传统的观念。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寻根文学，在呈现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反思和重释。它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一味承袭，而是发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种再建构，使之与时代的发展更相适应。寻根文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处在文化变迁加剧时代的人如何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代化思潮中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

寻根文学最早的提出源于“寻根派”的几位作家先后于1985年发表的创作谈，他们将关注点集中在高于文学的文化，提倡以文化的挖掘为文学创作的基础。尽管阿城的《棋王》发表于1984年，是事后才被追认为寻根文学的文本，但它已具有成熟的寻根文学作品应有的特征。可以说寻根文学与《棋王》相辅相成。寻根文学使《棋王》具备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棋王》为寻根文学指明了创作方向：寻民族文化之根，寻个性创作之根。

二、“吃”与“棋”：《棋王》的文化意蕴

《棋王》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肯定。小说中的主人公王一生不是一个模式化的刻板人物，他最看重的两件事：“吃”与“棋”表现出了某种“寻根”意涵。王一生注重养生、知足常乐，这体现出鲜明的道家文化色彩。同时他积极进取，注重仁义，又有儒家文化的影子。王一生将儒道文化融汇贯通，在享受现实生活的同时又有极高的精神追求。这是王一生形象的复杂性，也是面对人生苦难的一种独道智慧。

(一)“吃客”王一生：民族性格的延续

作为农耕民族，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食物的珍惜。秋天的收获来之不易，即使一粒米，也需要绝佳的自然条件与辛苦劳作的天作之合。王一生极为看重“吃”，却并不“馋”，没有对山珍海味的贪婪追求。小说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对王一生的吃相进行了生动详实的描写，他吃饭的速度不仅极快，而且总是用力咀嚼，脸上青筋突起。他偶尔会停下来，用食指将嘴边或下巴的饭粒油水全部抹进嘴里。即使是饭粒掉在衣服上或是地上也不罢休，一定要将其找到然后用手指一按，放入嘴中。饭菜全部吃完后，他还要将两只筷子上的油水吮吸干净，把饭盒中装满水，将最上层的油花全部吸入嘴中，最后再小口小口地呷，仿佛安全到达了彼岸，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此类景象可以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予以考量，这般知足的品性极具象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经历过劳动的父辈、祖辈都有同样的行为模式。珍惜粮食、知足常乐，王一生对“吃”的执着夸张化地体现出一种民族性格。他吃而不馋，也正是道家文化注重养生、知足常乐的体现。

(二)“棋王”王一生：传统文化的融汇

儒道文化对王一生战胜群雄、成为一代“棋王”产生了重要影响。“捡烂纸的老头”曾向王一生传授下棋的秘诀，其实质为“造势”的学问，也有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无为而无不为的技巧。这其中蕴含着鲜明的道家文化特征，王一生从中汲取的并不只是“棋道”，更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态度。当个人命运受到时局影响时，他没有满腹牢骚，而是顺应自然，呈现出一种超然物外、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正如庄子钓于濮水，拒绝出相，王一生也拒绝了一代名师的收徒之意。可见他并非为名为利，而是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准则。儒家文化中的“仁”与“孝”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王一生对待朋友与对手都极尽仁义，甚至能在夺冠之局答应老者的和棋之请。而对于母亲他也极尽孝道，“像性命一样存着”母亲留下的无字棋，与脚卵用父亲留下的乌木棋追名逐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王一生棋艺的日益精进也体现出儒家的坚定与执着。

“棋王”的称号在小说中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战无不胜的棋场经历只是一项基本条件，极高的精神境界才使“棋王”最终加冕。正如《礼记·大学》中将“修身”放在君子人格的第一位，在“修身”之上才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书中对王一生的许多棋局战绩一笔代过，唯独详写了他与脚卵以及他与九位象棋高手“车轮大战”的两场棋局。王一生战胜脚卵蕴含着作者的一种精神认同：这两人象征着对于继承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首先，脚卵的口头禅“蛮好蛮好”和他“把两手虚放在胸前，微微向前倾一下身子”的仪态都给人一种类似孔乙己的迂腐感，王一生却很少在仪态上给人这样的感觉。其次，两人各有一副来自父母的棋。王一生将母亲留下的无字棋像性命一样存着，时刻带在身上作为精神信念。脚卵却为了升官调动将父亲留下的古董乌木棋赠与县委书记。可见脚卵只空得传统文化的一副皮囊，却忽略了其内在的思想品性。在“车轮大战”中，王一生的精神境界被进一步拔高。通过王一生同意老者和棋，作者进一步说明“棋王”不能仅凭战绩来衡量，他的心中要能容得下茫茫宇宙，汲取古今文化之精华，而不局限于眼前的功名利禄。

(三)“吃”与“棋”之下的民族性坚守

在书中有这样一段对于车站的描写：杂乱不堪的车站中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全部都在说话。车站中有一条临时被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但谁也不去在意，他们只关心将要面临的离别。而王一生却能在这样杂乱的环境中安定下来，和平常一样不断地找人下棋，这是沉溺于痛苦之中的人们不能做到的。王一生对“吃”和“棋”的热爱是他消解痛苦、超越时代最好的作证。

《棋王》寻的是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它能成为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传统文化中能增强人内心精神力量的一部分。作为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文化的“根”，而传统文化也培育了人们勤劳知足、善良仁义的民族性格。在“乱花渐欲迷人眼”，各种新思潮涌动的八十年代，坚守民族之“根”其实是一种自我认识的确立。

三、传统与现代转换中的寻根文学价值探讨

《棋王》一经发布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曾振南的《异彩与深味——读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王蒙的《且说〈棋王〉》等文章，都表达了对《棋王》的高度赞扬。苏丁、仲呈祥二人在1985年发表的《〈棋王〉与道家美学》一文中，对棋王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渊源关系予以考察，称赞其“浸透了民族哲学与美学意识”。即使在今天，关于阿城《棋王》的讨论依旧层出不穷。这些探讨总是聚焦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现代转化的命题。

《棋王》发表之后的第二年，阿城又发表了《树王》、《孩子王》两个中篇小说。与《棋王》相似但又有些不同，这两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状况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树王》描写了一群知青到农场砍树的故事，其中“树王”具有两层指向：一是指砍树技艺精湛、磨刀很有一套的老军人肖疙瘩；二是指农场中一棵根茎藤曼无数的古树。最终“树王”砍到了树王，引发了一系列悲惨的结果，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反思。“根”的原本意义便是指树木的根系，《树王》中的千年古树也象征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孩子王》则以知识分子王福到农场教书的故事为线索，探讨了在特殊年代人们对于汉字的态度。这些作品呈现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

阿城的“三王”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着坚守的生活信念：王一生执着于象棋、肖疙瘩守护大树、王福信任并热爱汉字。这些信念的源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阿城的贡献便在于为新时代中感到迷茫、困顿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当然，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再思考是多样的。除了《棋王》等对传统文化心理予以肯定的作品外，以韩少功的《爸爸爸》为代表的部分作品则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爸爸爸》以鸡头寨的兴衰变迁为线索，展现出一种封建闭塞、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原始文化形态。而王安忆于198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则体现出对儒家仁义精神的追寻与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寻根派”作家们正是通过这些颇具个性的文学作品，展现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再思考，这本质上是一种坚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创作模式。

在寻根文学的拉动之下，许多作家回归民族本位，从故乡风土取材，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例如莫言凭借在农村长时间的生活经历，源源不断地进行写作，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诸多精妙绝伦的作品。他们在生活中寻求艺术创作的灵感，却又不局限于此，使艺术高于生活。带有中国民族色彩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写作模式对于传承民族记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结语

作为一种新时代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产生的文学原因离不开汪曾祺等人文化风俗类小说作品的影响和《百年孤独》的传入所带来的启发。寻根文学追寻的首先是民族文化之根，倡导的就是将文学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再思考与再建构，在继承发扬的基础上呈现出了新的文化形式，这是文学作品应当具备的一种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