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朝阳，肖香龙

(1.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引言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问世标志着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的创立。恩格斯通过对辩证法在自然界应用的可行性与现实性的阐述与分析，与以往盛行于学界的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划清界限，从而巩固了客观的自在自然的可认识性与首要地位，并且为人类探索、了解及应用自然界开辟了新的理论及逻辑进路，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指导性。有学者指出，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重要理论基石，是抽象真理具体化、情境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已经成为了嵌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观格局中的基本板块和重要传统。自不待言，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进程中，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已经获得了某种客观的进展，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作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主体，自然辩证法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形成中国风格、打下本土化烙印具有某种必然性、合理性，对于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客观需要成为了历史与现实的迫切要求，需要学界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笔者在此讨论的，即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跃迁二阶性问题，即从理论逻辑层面力图阐释自然辩证法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与从现实向度层面着力探索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何以可为，以期引起对于自然辩证法及其中国化的学理性反思与政策性应对。

一、问题的提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及其跃迁何以可能

(一)党的领导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提供了政治保证

党的领导贯穿于包括中国自然科学事业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过程的始终。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扎根与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鼎力支持，因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在其现实性上具有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功能。与此同时，辩证地看，中国化的客观需要使得自然辩证法具备一般科学理论所不具有的引导与政治调节功能，从客观上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党领导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核心统领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要厘清马克思主义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需从理论组成与从属关系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从理论组成看，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其现实性上客观地助推了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因而也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传播基础与发展根基。另一方面，从从属关系上看，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理论内容缘起于马克思主义中包括历史辩证法、唯物主义等方面内容的相关基本原理，它们的理论框架与基本立场、观点是相近、相通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中国不可谓不大、传播范围不可谓不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程度不可谓不深，故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发展是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所直接推动的。

(三)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提供了现实条件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因此，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决定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曾经因各种原因陷入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停滞的局面，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自然科学研究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研究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也概莫能外，一度陷入发展停滞的境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数字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在中国的发展，也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开创了崭新的时代境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到来正孕育着新思想的产生，新思想的创新性活力正昭示着新时代的历史性飞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塑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驱动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离不开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而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获得的开创性成就，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四)我国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提供了人才支撑

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在迎来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的历史浪潮，我国也处在这一历史性交汇点上，而西方部分国家出于各种原因则不断加大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打压、遏制力度。习近平总书记亦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在自然辩证法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下，经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确立，已经由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形成了我国较为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整体格局，为我国的科技创新、人才创新、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与技术支持，客观上也推动、促使了自然辩证法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

二、理论逻辑的确证性：自然辩证法的一阶跃迁

(一)自然辩证法中国化辩证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然辩证法并非缘起于中国，但其中的内在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彼此呼应、相互观照的。例如，自然辩证法所强调的自然界具有其客观规律性的基本原理与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在《天问》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表述有其内在关联；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的观点，与孔子在《论语·阳货》“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思想蕴含着共通之处。因此，自然辩证法的中国化，是建立在其理论内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内在勾连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正因如此，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吸收了中华文化中的精髓，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二)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扬弃借鉴了西方科学技术哲学

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自然科学研究观，须以丰富的基础科学理论作为前提与基础。当下的科学理论与学科发展较多地依赖西方科学理论与研究范式，呈现出一种“西化”状态，与此同时，在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科技革命孕育着社会方方面面的新的变化，信息化、科技化、多元化的崭新格局的开启促使着我们探索着科学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探索与发展。由此，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应运而生，其通过扬弃地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哲学的有关理论，努力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科学研究视角、范式与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站位高度出发探索科学研究的新模式、新方法。

(三)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发展与体系构建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在自然界的实际运用，是关于历史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的延伸，其内容涉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多个学科。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与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内的创新性发展，因此，在推动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过程中，应当将研究重心放到自然哲学的相关问题研究上来，在学理性研究放在首位。与此同时，需要在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深入理解与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开展中国化自然辩证法研究，推动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体系的创新性构建与本土化发展。

(四)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国化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其整体性、系统性上的中国化、本土化发展。“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当前，尽管当前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与西方先进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但尚未找到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探索道路。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有助于我国自然科学事业向着更加独立自主的方向迈进，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化、系统化、本土化发展，尽快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整体格局的形成。

三、实践逻辑的决断性：自然辩证法的二阶跃迁

(一)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发展提供指导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我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需要“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恩格斯也指出，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因此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催生、孕育而出的中国化自然辩证法在其现实性上指导中国科技工作者从自然哲学、科技哲学与科学伦理的角度审视各自的学科领域具有革命性。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将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它有助于引起学理性与实践性的反思，促进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于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的认识与实践。

(二)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外交流提供理论桥梁

自然辩证法相关理论的现代化与时代化建立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崭新高度的基础之上，其吸纳、借鉴了当代信息科学、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中的控制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等内容，在学科方向上也可被划分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等，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客观上促进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与国际人文学界接轨，还培养、造就了一批中国化自然辩证法指导下的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团队，他们灵活应用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相结合，丰富了学科内容、拓展了学科边界、促进交叉学科发展，促进开创实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外交流的新局面。

(三)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直接促使了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而这一过程并非单向的，自然辩证法尤其是中国化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进一步助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接续发展，并作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恩格斯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因此，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融合并协调推进的过程，因而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与现实指向性。

(四)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具有新世界主义特征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诚然，在当下，人类文明正面临着一系列十分艰巨且前所未有的考验，从生态环境危机到全球变暖加剧，从新冠疫情肆虐到人道主义危机，从冷战思维再起到单边主义盛行，从贸易保护主义到拒斥全球化潮流，种种现象无不呼吁着人们以“自然”眼光探索实践活动的演进规律、反思当代新世界主义建构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具有中国智慧，是具有新世界主义特征的中国方案。这一理念的提出，与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基本原理及其演变过程密切相关，昭示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相互融合与相互协调，尤其是在对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伦理学问题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异化问题等层面，中国化自然辩证法在其现实性上不仅可以提供理论层面的解读、分析与阐释路径，还可以针对相关问题提供包括改善生态环境、变革传统观念与维持人的主体性存在在内的具有现实向度的解决方案，以此从理论层面、现实层面与观念层面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力量。

结语

江河千里，必有其源。“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自在自然的实践性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人类社会至自然存在的一种理论延伸。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之于中国的时代进境是光明的，拒斥自然辩证法的中国化发展，就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任务。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要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精神之源和干事创业的力量之基，巩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历史性变革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的现实彰显与时代表达，需要在当代中国进一步推进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在各类社会思潮蔓延的当下，积极加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广度与深度，在其现实性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发展成为了促进我国自然科学研究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国际化发展的现实途径，也成为了将中国化、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相区分、相抽离并划清界限以维护意识形态独立性的重要手段，更成为了中国推动构建体现中国智慧、具有新世界主义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