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子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2)

哈贝马斯作为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式的解读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延续黑格尔传统哲学的思辨范式，以重建启蒙理性的话语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是哈贝马斯在抽象层面进行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创造。这与历史唯物主义从劳动生产出发着眼于现实社会历史状况的批判逻辑大相径庭。哈贝马斯从现代资产阶视角出发规划了“重建”之路，在理论重构中削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攻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批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时性，同时也割裂了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紧密关联。有必要客观反思哈贝马斯的理论洞见，同时对他的曲解和重建做出回应与批判。

一、“钝化”的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阐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关系合理性的影响时使用一个了概念叫“钝化”。通过这个形象的比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的批判利刃，进入现代社会历史之后的境遇并不顺畅，面对诸如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道德规范结构对现代社会的推动作用、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划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改良等等，呈现出了理论的无力。所以哈贝马斯判断已经“钝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重建”。

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钝化”批判逻辑与马克思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走的都是劳动的路径。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有隐疾，这就是马克思理论传统中存在的问题。进入现代社会历史，隐疾表现为理论的“钝化”，问题呈现出消极的影响。第一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中驻扎着未经批判的历史客观主义。哈贝马斯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他认为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批判性建立在模糊的理论之上，批判本身是松动和需要被批判的。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在模糊性中构建社会理论的呢？哈贝马斯给出的答案正是劳动生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内核是值得怀疑的。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规范和价值的全面否定是不合理的。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简单地从存在和意识的角度进行批判，进而否定资产阶级的全部规范与价值的行为是错误的，这种一刀切的批判实际上掩盖了具有积极作用的部分。顺应现代理性的要求，资产阶级中正面的、积极的、有效的规范与价值需要被正视和确立。第三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进化动力的解释过于强调劳动生产的地位而忽视了道德规范结构的巨大作用。哈贝马斯称马克思将驱使社会进化的发展动力限制在劳动生产力领域中的做法在现代是过时的。随着社会存在的更新，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与新的生产力的使用都已经突破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界限。但是在道德规范的结构中，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将发挥出更强的社会进化动力。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也从以劳动生产为主导的发展逻辑开始向文化价值、道德观念、规范等等发生转向。哈贝马斯说：“文化在向新的发展水平过渡时似乎发挥着一种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迄今所认为的还要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从批判历史客观主义上讲、或是走出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模糊性上讲，还是从向新的社会进化动力转变上讲，哈贝马斯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是有问题的。马克思劳动生产范式的批判在现代的表现是无力的，是钝化的。在他看来，在现代为总体规范和价值进行辩护的工作和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的工作都应当交由交往理论来完成。

在哈贝马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呈现出了全面的“钝化”。首先，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视作一种进化理论，因此适用的现实领域并不广泛。在《社会学中的理论比较：以进化论为例》一文中他表达了任何社会进化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限制，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受到这种限制，因而不是万能的。接着他说明了适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既定现实领域只有两个，一是在“社会运动”的领域中，一是在“阶级冲突”的领域中。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进行解释的合法性不能超出这两个领域，其理论指导效用自然也不能。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说劳动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关联是不可靠的。

其次，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两种马克思未曾现实考察的新情况，第一种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资本主义社会中旧有自由主义被遏制，旧有危害因素影响被削弱，现代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强力掌控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框架整体呈现出了一种理性的、政治的转变。第二种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引发了三重影响。第一，随着人类社会历史进入现代，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也遭遇了瓦解的现实境遇，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也难以为继。第二，科学技术深度参与制度框架构建，一方面掌控了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取代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掌控权。由于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生产力丧失了继续作为人类解放原动力的作用。生产关系也在现代有效调节手段下不再作为对生产力的制约与阻碍。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真正瓦解了马克思生产范式内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他接着说：“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第三，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丰富程度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不能理解的水平，人类的美好生活已是普遍状况。阶级斗争也“钝化”了。进入潜伏状态中的阶级对立已经不会再呈现出马克思时代的激烈状况，更不能发挥出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发达的科学技术在哈贝马斯等一些西方学者眼中就是一味包治百病的神药。现代社会历史的新情况决定了马克思劳动生产范式已经不适合继续被当作正确分析社会历史的合理选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已经过时了。换句话说，哈贝马斯认为“钝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在现代提供切合社会历史具体状况的科学性理论解释。

除了在理论上存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还有实践层面上的质疑。他认为从世界大同衍生而来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同一性已经被塑造成了未来社会的模型，因此共产主义就成为了一种“政治任务。”斯大林法典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并不美好，这使得共产主义呈现出了一副死气沉沉的政治任务范式的面貌。但是哈贝马斯如果能正确理解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必然不会从这种具有片面而教条的实践中推断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合理。他形而上地将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存在中的实践探索当作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证明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奥义。

二、哈贝马斯对“交往理论”的构建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也是构建交往理论的过程，他认为交往理论是继承了马克思批判性的现代性批判。事实上，哈贝马斯与交往理论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目的就完全站到了马克思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面。试图通过交往理论完成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再次确证是哈贝马斯的理论愿景。在他看来驱使人开展行动的因素一方面是由经验、技术、知识所统筹，另一方面是由通过普遍承认所保障的社会规范所统筹。哈贝马斯称：“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关系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于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于工具活动。”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只局限于工具理性，使得实证主义得到强化的同时削弱了理论的批判力与科学性。哈贝马斯认为主体无论从手段的技术方面，或者是从手段的战略方面都不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的限制与规范。只有交往行为遵循的对主体通性的规范具有真正的限制力。主体通性规范如何限制交往行为呢？哈贝马斯对此的回答是“责任感”与“道德实践”。所以主体凭借本身出于责任与道德的自我约束开展交往行为。事实上，交往行为本身作为劳动生产出的社会关系的现代表现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关系的制约，责任与道德往往不能作为具有决定权的制约因素。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完全是对不同社会历史的考察。生产关系的制约已经随着马克思时代的过去而过时。在这里他强调了语言与对话在交往行为中的重要中介性作用，在使用语言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主体获得了彼此需要的“理解”与“承认”。主体间的利益以及矛盾都可以在对话中得到完满的解决。资产阶级抽象的幻觉泡沫在任何时代都有美好的新衣。在哈贝马斯的思辨逻辑结构中，对话各方主体使用可理解的语言并保证交流的真诚就可以得出具有共识的结论，他宣称这个共识性的结论具有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现实意义。

关于“对话”作用的论述呈现出了哈贝马斯的理论创造中抽象的理想主义色彩。必须承认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现代社会进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但是作为设想中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造，它显然不是理论蓝图所预言的那种对社会发展具有强大推动力的存在。

三、对哈贝马斯重建之路的批判性总结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并不是偶然的特例，这类对历史唯物主义带有曲解误读的理论尝试在20世纪西方理论界时有发生。这类西方学者往往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理论批判。每当讨论涉及到现代与现代性批判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调性就会跃然纸上以削弱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的科学性。他们表面上都承认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逻辑，但是在本质上维护现代资产阶级合法性，以柔和的批判方式替代激烈的批判方式续写社会批判，着力消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革命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要对这样的理论挑战与质疑进行有力回应与反驳。根据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可以预见这种抽象的“重建”只能在思辨逻辑中生效，在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社会历史领域内失效。“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黑格尔相信动态的客体，如概念，按照最初的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或者说其最初的设计包含着终结。”哈贝马斯正是按照这条抽象思辨的逻辑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他确实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的好学生。然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是建立在总体历史观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对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进行批判。这场战斗还在继续。

虽然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历史的考察和认识有其合理性，但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式的曲解是需要被批判的。首先不能认同他提出“重建”的核心本质是对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维护与发展，事实上“重建”产生的效果反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破坏与遏制。其次，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声称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发达带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取消了马克思生产范式的现代合理性，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现代性考察，包括他认为可以完成对重建工作的交往理论都不能驳倒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批判没有抵达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深处，只是对社会历史表面变化进行观察，没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本质核心，终归是一种抽象的思辨逻辑在现代的复活，这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变革是两种道路。

事实上，对于任何理论体系的重建工作都不能在其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开展。重建的可能必须建立在已经完成的前提之上。试想，再伟大的建筑师与工程师也无法对一幢还处于建设中的大厦进行重建，可行的方案只能是对原有图纸进行补充或者局部的修改。只有与原方案和谐共存的补充与修改才能作为积极的因素，若与原方法核心相悖都将导致大厦的倾塌。所以，哈贝马斯的重建工作究竟是意在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的发展，还是假以所谓“重建”的名义，对“推倒”或“破坏”历史唯物主义的行为作委婉修饰就不言而喻了。进入现代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失去了革命性批判的锋芒，就真的可以如哈贝马斯所愿完成人类的解放任务了吗？寓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的世界观而诞生，具有开放发展的理论框架，是有机运动的而不是僵化封闭的理论体系。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全部历史观，它具备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仅在理论的层面得到彰显，也在现实的实践中得到证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理论判断都依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中具有符合科学性的效用。劳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核心，同时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资本逻辑的重要理论武器，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只要人类社会历史一日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桎梏，时代的边际就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与合法性就依然不会失色。换言之，人类解放的现代路径仍然由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的现实劳动生产铺就，哈贝马斯构建的交往理论并不能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对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变革产生如他所预期的好效果。历史唯物主义经过历史的洗礼进入现代，在个别理论问题的分析中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以防止“钝化”，但是真正能帮助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应对社会历史新挑战的正确“重建”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的有机发展过程中发生。哈贝马斯抽象的理论创造在“重建”的意义上破坏了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不是正确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