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琦，田鹏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2.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100)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从发展战略上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而其目标路径和实践抓手就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截至2020年底，全国近55万个行政村(社区)已建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2176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总分馆制，2155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1]。在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同时，应当清醒地认知到我国城乡、区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及社会文明程度水平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基层文化设施利用不充分、文化服务效能不够高等问题依然突出[2]。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因此，这就需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统筹推进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硬件”和“软件”同步建设，并不断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提升效能度。

从理论视角和研究议题上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学界关于基层社区文化服务体系的研究也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自治文化向多元化新型农村社区的文化治理及文化整合转型。例如，空间集聚与“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适应及其主体性嬗变问题，即在农民集中居住区“村转居”的空间变迁和制度转型过程中，居民在生产生活、行为方式、社会交往等维度均面临着一系列文化适应困境，需要在物理空间、社会心理、精神观念等方面构建一个整体性社会适应系统[3]。因此，农民集中居住不仅是物理空间集聚性转型，也是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生产方式、人际交往、心理体系等多维度社会文化机制的交互性作用和主体性调适[4]。此外，学界还聚焦“撤村并居”与“村转居”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及文化重塑问题。作为一种处境化经验的农村社区文化，其核心功能是增强社区认同、培养公共精神、提升治理效能[5]，“撤村并居”的物理空间重组和“村转居”过程中的社会关系重建，不仅使得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发生不同程度的嬗变，而且导致传统村落共同体的文化治理机制和再生产逻辑失去必要的社会基础[6]。因此，新时期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重心应当下移至社区，尤其是在“撤村并居”与“村转居”后，应当通过参与和体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实现村居改制的身份认同和市民化的社会关系重构[7]。另外，也有学者从实务层面提出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问题，认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社会文化整合机制[8]；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建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区文化认同以及营造社区归属感的有效路径[9]；唯有构建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公共文化的功能耦合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基层社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一体的协同共治和多元善治[10]。

从现实经验和实践层面看，在“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进程中，最大的不均衡是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效能不够高。如何在城乡融合，尤其是县域融合发展进程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基层文化服务效能、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补齐基层文化服务这块“短板”和增强社区文化治理效能这一“弱项”的重要议题和现实挑战。然而，“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实践中基层社区文化建设承载了诸多非文化功能，致使在村庄集聚提升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基础秩序重构困难重重、收效甚微，无论学界抑或政界均未给予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引领能力应有的重视。同时，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以来，尤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资源下乡和服务下沉，以及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市场化冲击、流动性增强、多元化利益诉求等进一步引发了农民思想道德滑坡、农村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发展遭遇困境、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动力不足等“文化饥饿”问题[11]。一方面是乡土文化嬗变过程中农民主体的“文化饥饿”；另一方面是基层社区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文化阵地”建设、文化主题活动，以及红色文化、党建文化、志愿文化等不同形式、多重结构的“文化大餐”。当前，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和秩序重建面临的现实制约和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政府主导“送文化”向居民自治并回归文化本源的“种文化”转型，两种不同文化服务模式之间的转换如何在供给结构、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因此，在乡村振兴和“文化下乡”的大背景下，如何激活乡村社会自治活力、重塑乡土居民文化主体性，以此提升基层社区文化引领能力、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文化强国战略就显得十分重要。

目前，学界聚焦乡土社会文化嬗变和治理转型的主要视角仍然在文化主体性和适应性方面，缺乏关于不同地域社会类型文化治理转型和文化秩序重建的差异化、复杂化等现实经验的针对性分析。另外，学者们注意到了传统村落文化变迁和乡土民俗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主体性嬗变和能动性调适，但是未能深入阐释在供需两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基层社区文化治理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和体制性障碍。因此，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揭示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多元文化“下乡”与“培植”的服务模式、供给机制、治理效能等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笔者首先梳理了文化及社区文化的理论意涵，在此基础上结合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共同体精神和培育现代性意识等方面的引领作用，提出理论分析框架；其次，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文化下乡”的现实出发，考察乡土社会转型与村庄结构变迁后文化治理诉求多元化嬗变，以及产生的文化诉求及治理困境；最后，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诉求的多元化转型和多元主体有机协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两个维度，阐释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和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

二、文化与文化治理：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

从社会学视角看，治理的核心意涵是不同主体之间基于某一既定目标和规则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强调的是平等性、关系性和实践性。因此，作为一个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的治理概念，必须回应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不同主体之间如何通过创新治理规则、盘活治理资源、重塑治理情境、提升治理效能并实现既定治理目标的内在机制和实践逻辑。这也是笔者选择治理理论视域考察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及其治理秩序重建的缘由。“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12]文化社会学者将文化视作一种特定的社会机制，并从结构功能的角度阐释了文化在构建社会纽带、整合社会秩序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而作为社会设置的文化体系如何发挥其整合社会秩序、团结社会纽带的基础性作用，即如何发挥其社会整合机制是文化社会学的核心议题，而经典文化社会学视角则将文化的社会整合机制置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结构关系之中，并通过“文化分层的自我组织，自我的不同层面在一个自我审视和自我改革的无穷无尽的过程中相互对抗，改革规划能被转换成文化自我管理的技术”[13]。

借鉴文化社会学关于文化的理论预设和概念分析，笔者采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将文化治理的理论概念做出如下界定：文化治理是一种特定社会治理机制，由嵌入一定情境设置和结构关系的社会主体，借助社会资本、制度规则和地方性知识等多元化治理体系，通过共同构建社会行动和公共参与机制，实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国家文化主导权的再生产。文化治理是国家政权主导下的政权构建和社会整合的良性互动，是基层政府将行政意义上的社区视作治理对象，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及其文化体系视作治理工具，构建社区文化治理网络，重构社区文化公共领域及其文化空间场域，并通过特定的文化展示、风俗表演、民俗复兴等多样化形式，培育和塑造集体荣誉感、社区归属感以及国家认同感[14]。

从现实经验上看，社区文化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通过文化涵养、主体内化以及社会行动等多元机制，并与经济、行政以及市场等多重治理路径实现协同善治，为将基层社区建成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奠定必要的文化基础和治理保障。笔者在供需两侧考察当前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面临的结构冲突和制度困境：一方面，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和文化供给模式变迁角度，考察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文化社会空间营造和文化服务机制创新的现实诉求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从传统乡土社会里的文化主体性及其文化诉求多元化、个性化嬗变角度，考察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和村庄集聚提升导致的“文化饥饿”、文化自治乏力、文化引领不足等制度性困境，并从供需两侧的结构性匹配和文化涵养机制的社会逻辑角度出发，提出当前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的现实动因和社会逻辑。

因此，笔者提出文化治理理论视角意在突破文化主体性、文化适应性以及文化转型等既有理论视角的局限性，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城乡基层社区融合共治进程中出现的文化主体性嬗变、供给需求侧改革以及公共文化体系创新等经验做法和实践模式，统合到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中，以便更好地考察并反思新时期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过程中，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路径。而从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多元化推进模式和多样化地域社会类型角度出发，作为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的文化治理应当在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和治理目标等方面系统呈现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的经验过程和实践逻辑，尤其是把自上而下的“文化下乡”和自下而上的“文化饥饿”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社会基础揭示出来。因此，笔者提出的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这一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治理动力的内生性。治理动力的内生性是指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核心动力来自村落转型后多元化的文化诉求及其文化自治组织缺失导致的文化再生困境，具体包括生计模式非农化产生的“文化饥饿”、 社会交往公共化与文化自治乏力，以及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导致的文化涵养机制不健全等。第二，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效能的提升有赖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协同共治、多元善治。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既强调政府行政组织、社会行业组织、市场文化组织、民间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又要求各治理主体基于特定治理目标、治理规则、治理逻辑，构建协同高效的治理网络和治理体系。第三，治理规则的复合性。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不仅依靠政府行政机制及其“官办文化”服务模式，而且强调通过激发本土文化资源和地方性知识，营造良好的文化自治氛围，构建有序的文化自治组织和自我治理机制。因此，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规则的复合性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主导下行政治理逻辑及社会生活共同体视域下文化自治逻辑的辩证互构。第四，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社区文化治理主体多元性、规则复合性使得实践中的治理目标具有较强的引领性。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不仅聚焦于“村转居”过程中农民个体层面社会生活的市民化转型，更侧重于培育现代公共规则以实现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的涵养；基于引领性治理目标，实践中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侧重于文化空间营造、社会关系重构、党建文化引领、乡贤治理协同等多样化柔性治理。

就理论解释效度而言，笔者提出的文化治理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着眼于结构视角和机制分析，把基层社区文化的现实诉求和供给路径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和体制性障碍，通过转型动力、多元主体、本土规则、引领目标等现实做法和经验创新展现出来。作为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的社区文化治理理论，一方面，强调社区文化治理的动力来源于村落集聚提升过程中的内生诉求，基于多元治理主体构建协同高效的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网络；另一方面，基于引领性治理目标，创新性运用基层社区文化治理的复合规则、运作机制和实践逻辑，积极发挥文化的微观柔性权力的治理技术及其治理功效，并通过默会式规训与自主性认同重塑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新型农村社区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意涵，既是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实践空间，也是社会意义建构的文化空间。因此，笔者借鉴文化治理理论，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及治理效能等维度出发，并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证经验，考察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多重实践逻辑。

三、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农民上楼”文化诉求及其治理困境

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指出，人类社会生活将积极参与社会空间的生成过程，社会空间形成后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社会关系，并使二者在实践中得到具体化[15]。因此，从社会空间—文化治理关联互构的角度而言，随着后乡土社会的进一步转型与发展[16]，作为本土化知识和处境化经验的传统村落文化治理模式，在实践功能、作用方式等维度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变迁与重构，这也成为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社会动因。

(一)生计模式非农化转型：“文化饥饿”

传统乡土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生产方式、生活习性以及社会交往等实践因素与农耕熟人文化相互影响、有机作用，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文化均衡，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作用因素发生变化或引入新的文化特质及其实践因子，都有可能使得原有文化均衡和配合模式发生转型，并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文化失衡和人文生态失调[17]。村庄集聚提升与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家庭生计模式的非农化转型，是村落共同体文化治理转型与多元文化诉求的首要社会动因，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向务工经济转型，农耕生活方式的消失以及闲暇时间的出现。因此，生计模式非农化转型既是村落转型后“文化饥饿”的现实原因，也是新型农村社区地域社会总体性营造的社会基础[18]。家庭生计模式非农化转型是基于家庭经济福利最大化和人力资本配置最优化的理性行动和家庭策略[19]，在实现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同时，传统农业劳动者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而如何丰富“农民上楼”后的闲暇时间并传承优秀农耕文化，就成为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首要问题。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若无法及时满足“农民上楼”后闲暇消费的现实诉求，作为主体的农民群体如果不能在生计模式非农化转型后很好地规划利用好自己的闲暇时间，就会出现“文化饥饿”。

(二)社会交往公共化转型：文化自治乏力

村落共同体是兼具生产、生活、生态等多元功能有机融合的社会空间，呈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实践特征，任何一个维度的功能缺失都将直接影响其他功能的效用[20]。社会空间集约化重构和生计模式非农化转型的同时，传统村落共同体农耕生产功能逐渐式微，进而导致熟人社会高度人格化的社会交往和基于地缘关系的人际交往发生不同程度的嬗变。概言之，社会生活空间消失和农业耕作功能式微后的农民集中居住区面临社会网络结构重构和社区公共空间转型，其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将突破传统熟人社会的运作规则，并基于“无主体半熟人社会”的实践逻辑呈现公共化转型[21]。社会交往的公共化转型虽然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文化饥饿”，但如何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通过形塑居民主体地位、创新公共参与模式以及社会运营机制，就给基层社区文化治理提出了新挑战。虽然农民集中居住后传统熟人社会里的人际交往方式难以维系，但脱嵌于村落共同体的社区居民，其社会互动的主观意愿和现实诉求并未消退和削减，反倒因生计模式非农化转型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并进一步激发了文化消费潜能，这就要求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必须摆脱行政主导下“官办文化”的思维模式和治理路径，回归文化的社会共同体本质属性，在社会交往公共化转型的现实基础上重塑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文化自治组织；同时，基于趣缘关系和志愿服务建立文化自治机制。

(三)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文化引领不足

罗伯特·默顿[22]指出，“某一组织的社会功能有助于确定结构，正如这种结构有助于确定实现这些功能的有效性一样，结构影响功能，功能影响结构”。在村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社会空间结构转型导致传统“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村社治理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这就要求基于熟人社会的传统村落共同体治理模式向基于公共规则的现代新型治理共同体转型。苏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在社区权力组织重组和治理体系转型方面取得了实际成效。作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本身既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又在提升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和创新治理模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创新社区文化引领机制就成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和内在要求[23]。然而，苏北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的文化引领机制普遍缺失，导致基层社区文化引领效应及其涵养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的效能低下。有效解决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文化饥饿”的现实困境，亟待通过健全社区文化治理体系，尤其需要重视农民市民化转型过程中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的引领涵养机制，充分发挥文化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柔性作用。基层治理体系的文化引领机制缺失不仅不利于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还会导致缺乏社会参与渠道的基层民众难以获得有效的文化涵养，且难以实现市民化行为模式转变和居民化身份认同建构。

(四)“送文化”与“种文化”：供需结构失衡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模式转型面临的内生动因，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转型及治理体系重建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张力。就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证经验而言，当前面临的内生动因集中体现在“送文化”与“种文化”形成的供给失衡，以及需求侧“农民上楼”后形成的“文化饥饿”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深入实施，以新时代文化实践站、社区文化综合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建设为契机，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过程中“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总体上得到解决。但是，自上而下“送文化”供给模式，这种行政主导的文化治理机制难以发挥其必要的治理功能，突出表现为基层社区秩序重建过程中文化涵化、文化引领、文化示范等效应不明显。因此，从“送文化”到“种文化”，从“缺不缺、够不够”到“好不好、精不精”，当前基层社区文化治理模式转型及治理体系重建过程中面临的核心制约和现实动因，已从供给数量不足转为供需结构失衡。

四、主体、规则与效能：社区文化治理整体性重建的基层实践

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是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是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的题中之义[24]。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的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是新时期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抓手[25]。笔者以江苏省盐城市开展的文化治理创新示范项目为例，阐释苏北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多重实践逻辑。该项目试图通过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力、创新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基层社区文化治理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制度保障，以及建构市民化主体性身份认同和社区公共意识的实践载体。

(一)营造文化空间：文化治理主体的制度化重塑

公共空间缺失、公共生活衰落以及社区公共性阙如，是当前基层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建面临的最现实制约，也是最棘手的挑战。一方面，公共空间是文化治理的物质载体和实践平台，“农民上楼”后传统村落共同体模式下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面临不同程度的消解与式微；另一方面，“合村并居”后传统村级公共服务模式和文化供给机制难以维系，基层社区负责人将其概括为“三难”，即“动员难、组织难、满意难”。概言之，缺少一个具有公共性、向心力和主旋律的文化公共空间及其制度化保障，是基层社区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基础性治理体系重建的现实制约。正如《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所指出的，“结合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制定村(社区)综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充分利用现有城乡公共设施，统筹建设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配套建设群众文体活动场地”[26]。巩固社区文化思想阵地、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是基层文化治理的内在要求和实践抓手。

以盐城市建湖县冈西镇徐王村新型农村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为例，该社区有效整合文化发展资源，并按照“六室四站二栏一校一场所”的均等化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规范，打造了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满足村庄集聚提升过程中不同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徐王村在新型农村社区文化阵地打造过程中高度重视基层文化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为保障作为公共空间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有序运营，该社区组建了社区文化治理委员会。另外，徐王村整合政府文化补贴、社区居委会筹集以及民间捐赠等多元文化发展资源，设立社区文化发展基金，在资金补贴、物质保障以及项目支持上，改变了传统社区文化治理行动碎片化，文化治理体系权、责、能不匹配以及文化治理效能低下等一系列制度矛盾和现实困境[27]。作为文化阵地巩固的重要举措和基层文化治理体系的实践创新[28]，社区文化治理委员会和社区文化发展基金为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提供了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障。因此，徐王村新型农村社区文化阵地建设通过文化社会空间营造和文化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在解决“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问题的同时，也激发了居民文化自治的现实诉求；同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文化服务机制，重塑文化治理主体，为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奠定了良好的主体条件和制度保障。

(二)创新“文化网格”：文化治理规则的协同化再造

“谁来提供文化服务”“如何提供文化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文化服务”等一系列现实性问题，是盐城市文化治理创新示范项目一直试图突破并努力创新的原动力。文化治理主体、文化治理规则、文化治理资源及其效能，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实践逻辑，是新时期城乡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题中之义。在解决了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空间、制度保障之后，该项目围绕“谁来提供文化服务”“如何提供文化服务”的问题导向和现实需求，在锚定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主体意识和制度责任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文化服务机制和文化治理规则，形成社区文化治理的协同化、高效化重建。因此，针对当前农村基层社区文化服务机制和治理体系重建过程中面临的结构张力和制度壁垒，例如，政府行政主导地位与居民实际需求之间的越位、错位、缺位等实践冲突和矛盾，文化消费的主体性地位不明确，文化自治的自组织体系不完备，文化服务的社会公众参与能力不足，文化利益的反馈表达机制不顺畅，等等[29]，盐城市建湖县恒济镇建河村通过创新“文化网格”、激活文化志愿服务，有效解决了文化服务供给结构错位和资源配置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

为回应社区居民对文化志愿服务的现实诉求并解决文化服务供需结构错位问题，尤其是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暴露的居民主体性意识弱、服务供给模式行政主导性强、社会参与和利益表达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实践困境，建河村以恒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为契机，把文化服务创新性嵌入集镇综合治理体系的网格单元，创建了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志愿服务网格化工作模式，完善了文化自治体系，并创新了基层文化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建河村积极统筹街道关工委、教育、民政、文化、科技、卫生、工会、团委、妇联等部门力量，将文化志愿服务资源按照街道网格化综合集成治理结构有效配置，构建“街道—社区—小区—楼栋—文明实践志愿者”五级联动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模式。同时，建河村充分发挥村集体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模范的示范作用，构建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并注重搭建居民参与、社会协同、多元共建的资源配置模式，有效提升社区文化志愿服务的组织化、规范化、专业化程度，从而真正实现志愿服务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有机衔接，以及社会倡导和自愿参与高效协作的社区文化志愿服务供给体系和基层文化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概言之，建河村通过整合创新文化志愿服务模式和文化自治体系，构建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基层社区文化治理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协同能力。

(三)盘活文化资源：文化治理效能的示范性引领

“提供什么样的文化服务”“取得什么样的治理效果”也是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正面回应的核心议题和现实挑战。如果说创新“文化网格”实现了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规则的协同化再造，那么，盘活文化资源，尤其是乡贤文化、志愿文化、睦邻文化等传统优秀文化资源，让这些“沉睡”在基层农村社区里并活跃在农民内心深处的“软实力”，在新时期乡村振兴和文化繁荣的新趋势、大环境下焕发新活力、新生机，这也是进一步提升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凸显文化治理示范引领效应及其涵养机制的本质要求和内生属性。因此，盘活并激发农村基层社区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党建文化、乡贤文化、志愿文化以及睦邻文化等多元文化资源的有机融合，就成为创新多元化、专业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及提升示范引领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

实践中，苏北新型农村社区呈现兼具乡土性和后乡土性的“乡土连续统”经验样态，其文化治理实践是传统乡土性消解和现代都市性崛起的过程[30]。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狮子口村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中，采用“集中建社区、多村一平台”的社区发展模式和集聚提升路径，其人口结构、社会关系、治理模式均不同于建制行政村或传统村社共同体。为充分激发多元社区主体文化实践的积极性并增强其文化治理的主体意识，以及有效回应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单向度、碎片化、行政化等实践困境[31]，狮子口村通过发掘党建文化、乡贤文化、睦邻文化等多元化社区文化资源，构建融合共享、多元引领的治理机制，真正践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

狮子口村党建文化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治理机制进行有机结合，并通过党建文化的高度政治性保障了社区文化治理的正确方向，真正实现“以党的建设带动文化建设、以文化建设深化党的建设”之基层文化治理路径；同时，作为文化治理的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性资源，狮子口村积极动员并激发乡贤文化在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成立狮子口村乡贤理事会并在制度层面为其增权赋能，从弘扬培育乡贤文化切入，发挥乡贤的教化示范作用，充分保障了乡贤文化的治理功效。另外，狮子口村坚持以睦邻文化建设为抓手，突破传统建制行政村地域界限和社会认同，积极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新型邻里关系和社会认同，为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可持续实践提供扎实的社会基础[32]。盘活文化资源、提升文化治理效能及其示范引领效应，能够真正实现治理主体、治理规则和治理资源的有序互构、良性运行，强化文化“育”人、文化“领”人的多重治理效应。

五、结论与反思

着力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同时，推动文化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因此，“十四五”时期提升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及文化治理效能，必须回归文化的本源，并将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整个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出发点、落脚点。从现实经验来看，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尤其是在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

基于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内生动力，突破传统行政逻辑主导下的“官办文化”思维模式，积极回应村庄集聚提升与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文化饥饿”、 文化自治乏力以及文化引领机制缺失等现实诉求和实践困境。创新社区公共文化运营的体制机制，建立社区文化治理委员会并设立社区文化发展基金，打造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营造新型农村社区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为社区文化治理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空间。基于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规则的复合性，在文化社会空间营造和综合运营机制创新的基础上，将社区文化志愿服务嵌入集镇综合治理体系，创新社区文化治理的网格化模式，在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文化自治诉求、提升社区文化自治能力、增强社区文化治理的内生动力的同时，健全了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为满足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引领性目标的现实要求，在健全文化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的同时，积极融合党建文化、乡贤文化、睦邻文化等本土治理资源和治理规则，有效践行党建文化、乡贤文化与邻里文化的良性协作与有机渗透，切实构建社区文化涵养共治体系，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共治下的融合共享并发挥社区多元文化融合的引领效应。

社区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发轫于、根植于乡土地域和本土社会基础之上的家园共同体文化，具有地域性、基础性、社会性、自治性等实践特征[33]，发展社区文化既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又是引领社区治理的重要动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的村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不仅是村庄布局和聚居模式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新型城乡文明关系的隐形革命[34]。因此，新型农村社区的文化治理的实践目标和价值导向不仅要实现“村改居”后的文化组织体系再造和“农民上楼”后的文化主体性调适；还要创新社区文化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并完善社区文化共治体系，实现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多元融合、共享发展的新格局。唯此，方能真正繁荣发展乡村优秀文化、增强社区居民文化实践能力、提升社区文化治理能力，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践经验来看，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意识。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要在有效动员农民参与、持续培育农民文化素养、不断激发农民主体意识等方面入手，既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文化诉求的多元化、个性化转型，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送文化”下乡，通过“送”的形式丰富并引领农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第二，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尤其在完善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各级政府是责无旁贷的主体责任人，要将公共文化设施和资源下沉至基层村社，与产业结构转型、社会体制转型以及心理体系建设一起部署、协同规划。第三，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形成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摒弃“重宣讲、轻涵化”的思维定势，跳出“重建设、轻运营”的实践误区，切实加强基层社区文化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发挥村两委干部、退休教师、老党员、新乡贤等村社文化精英，在文化治理体系重建过程中的价值引领、行动示范作用，有效提升基层社区文化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