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彧

[提要]在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逻辑框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条件，而共同富裕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我国共同富裕问题重点在民族地区，难点在低收入群体。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以及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关键之一。本文基于渝东南X县脱贫攻坚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建立激励相容的体制机制、完善协同推进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引导、强化区域协调联动等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思路。

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大多数问题本质上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1]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制度设计的宏观调控，更需要民族地区的内源性动力推进自我发展。共同富裕并非均等化发展，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有三个层次的意蕴：一是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一起共同富裕；二是民族区域整体共同富裕；三是各民族一起共同富裕。国家在脱贫攻坚阶段采取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和东西部协作等调控政策，改变了民族地区绝对贫困的面貌。在相对贫困阶段，需要依靠内生动力自我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同时需要防止贫富分化和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的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2]渝东南X县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南部，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6年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县，1998年通过重庆市越温达标验收，2002年在新一轮扶贫开发中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7年11月正式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X县从一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县逐步发展成为渝东南的桥头堡城市，是区域内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该县摆脱绝对贫困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区域样本。

一、脱贫攻坚为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经济基础

共同富裕是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稳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条件。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保障，是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理路之一。[3]X县在兜底保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深度贫困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提高了民生福祉。截至2020年底，X县85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33户1357人，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0.32%，深度贫困镇贫困发生率降至0.29%，剩余贫困对象全部达到“两不愁三保障”标准。贫困乡镇、贫困村居、贫困对象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7431元上升至2020年的13242元，年均增长10.1%，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6117元上升至2020年9月底的12063元，年均增长10.9%，实现了从基本温饱到吃穿不愁。①共同富裕有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4]，能够增加收入、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幸福感和获得感。从X县的发展历程来看，脱贫攻坚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谐，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保障性政策守住共同富裕的底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心理上的集体认同感，也需要现实生活的物质保障。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人的思想意识状态对物质状态的依赖。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还有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两不愁三保障”解决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而共同富裕阶段将逐步实现情感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需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增强了各族人民的情感归属，同时也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X县建立了“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及时发现、快速处理、动态清零、长效巩固工作机制，强化动态监测。从建档立卡起算，X县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4577人，还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11628人，享受特困供养(五保)190人；享受危房改造维修加固政策2468户，享受危房改造拆除重建政策588户；享受易地扶贫搬迁及后续帮扶政策1310户；享受“两免一补”外教育扶贫政策12478户，享受健康扶贫政策16841户，享受就业扶贫政策16646户、残疾人帮扶政策3165户、生态扶贫政策16471户、资产收益扶贫政策12434户、产业帮扶政策16811户。贫困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有保障均实现100%。保障性政策的兜底功能让各族群众没有后顾之忧，守住了共同富裕的底线。调查组在走访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各族群众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许，由此产生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

(二)产业发展铺平共同富裕的道路

产业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经济支柱，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传统的农业产值和生产效率不高，产业升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X县把产业增收作为稳定脱贫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因地制宜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有机结合“短中长”产业，让低收入群众可增收、可致富。X县在项目资金、实物等帮扶下有独立发展产业的建卡户16541户，享受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13889户，享受技术指导或技术培训15336户，享受产品销售帮扶9978户。以中药材、茶叶、油茶、优质水果为主的基地面积达96万亩，年出栏畜禽达1100万头(只)以上，累计获得“三品一标”认证118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671家，村级合作社建社率达100%。绿色工业快速发展带动了商贸物流蓬勃发展，电商企业、网络店铺、电商从业人员分别达1760家、1.7万个、3万人，电商交易额、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速达35%、25%以上。作为增产增收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突破，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多元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为共同富裕铺平了道路。

(三)基础设施改善提供共同富裕的硬件支撑

基础设施的便利性是各族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直接体验，“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的共享，一部分人的共享。”[5](P.215)共同富裕要增强生产生活便利的共享体验，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与保障。X县实施点面结合，全面加快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面貌与生产生活环境整体改善、全面改善。在农村道路互联互通方面，农村公路通畅工程完成2840公里，硬化人行便道730公里，全县行政村、撤并村通畅率达100%，30户以上的自然村通畅率达100%。安装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650公里，新建农村客运招呼站570个，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客运通车率达100%。在生活饮水安全方面，实施饮水安全工程690处，全面解决饮水困难人口10356户43452人。综合治理水土流失60平方公里，整治河堤和排洪沟58公里，粮油生产基础进一步夯实。在其他设施建设方面，升级改造农村供电线路1065公里，铺设光缆1200公里，新建4G基站1843个。除了这些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有大量的便民服务基础设施。②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促进了群众安居乐业，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打造了共同富裕的良好生活体验环境。优良的物质生活家园为营造共同的精神生活家园提供了可靠保障。

(四)重点扶持体现先富带动后富

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乡村的发展相对要困难得多，需要重点扶持才能走出困境。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需要着力发展生产，消除两极分化。[6](P.364)民族地区现阶段还有部分群众距离富裕水平有较大差距，甚至有返贫风险。2020年底X县有省级深度贫困镇1个，4个市级挂牌督战村和24个县级扶贫重点村。X县积极引导资源要素向深度贫困乡村倾斜，所有贫困对象全部达到“两不愁三保障”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的9323元提升至15727元。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方面采取“兜底保障+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综合性措施，“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对222户877名脱贫不稳定户、277户1025名边缘易致贫户，分别落实联系帮扶干部和村组干部动态监测，综合采取防贫保险、大病救助、小额信贷等方式，确保第一时间发现解决问题。X县在重点扶持方面体现了三次分配和先富带动后富的制度优越性，在资源整合与共享共建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增强了后富群众对社会的认可，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五)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为共同富裕提供了软件支撑

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软实力的体现，是共同富裕不可缺少的体验指标。共同富裕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还体现在健康公平，机会均等和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7]X县城交通网络骨架基本建成，最远乡镇到县城车程在1.5小时以内，建成区面积延伸达20.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43.46%。水利设施已建成3座中型水库，2座中型水库、1座大型水库分别纳入市级、国家“十四五”规划，推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提升至重庆市平均水平的2倍，足以支撑100万以上人口规模。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以上，改善了中小学办学条件，医疗卫生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势头良好。尤其是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积极推动就业服务，为回流农民工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详情如表1所示：

公共服务推动了城乡均衡，脱贫攻坚战中注重资源倾斜，统筹推动文化、医疗、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将资源更多使用在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的公共服务设施上，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有效促进了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体现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同时群众对政府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认同强化了制度认同与国家认同，同时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六)生态环境治理为共同富裕提供可持续性保障

共同富裕不是暂时富裕和短时富裕，而是可持续的富裕。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不能急功近利，应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防止生态功能退化，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X县有机结合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效益相互统一。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坚持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脱贫的原则，围绕脱贫与生态双赢的思路，通过资源绿色加工、全域生态旅游等方式，有效将生态优势转化成为脱贫增收优势，既帮助贫困对象脱了贫，又良好保护了生态环境，更转变了发展方式，走上了“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道路。在促进生态质量提高方面，统筹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石漠化治理等工程，把有能力的贫困群众转为生态护林员、护河员等生态保护人员，提高了贫困群众收入，增强了群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提升至55%，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污泥无害化处置率均保持100%。在促进人居环境改善方面，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作为提振群众精气神的重要举措，建立“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理”机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覆盖100%的乡镇、90%以上的行政村。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保障了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活家园提供了环境保障，在物质家园的基础上得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七)民生福祉的增进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

共同富裕在形式上表现为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等的增加，其实质结果最终要落实到民生福祉的增进。X县针对性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到脱贫攻坚带来的积极变化。在教育保障方面推进教育扶贫、发展扶贫教育，引导各类资源向薄弱环节倾斜，推动教育事业向前发展，学前教育普惠率超过90%、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率达90%，2015-2020年，重本上线6977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25人，核心指标连续在渝东南、武陵山区农村区县处于领先地位。在医疗保障方面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全覆盖推进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率均达100%，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让利群众7000万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不断提升，群众就近就能得到优质医疗服务。在就业扶贫方面，既帮助贫困对象就业增收，又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渠道就业机会。③民生福祉的提高不但惠及了县域内的所有群众，对处于后富阶段的群体来说，获得了更加实惠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政策支持，提升了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增强了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认同感，同时也增强了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豪感。

二、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面临的瓶颈

(一)部分群众依然存在返贫风险

虽然当前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是民族地区还存在部分低收入群体，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顾及低收入群体的可持续发展。[8]贫困与富裕是相对的概念，贫困与富裕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疾病与灾害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X县致贫因素中因病致贫占比26.79%，因学致贫占比32.53%，因残致贫占比4.07%，因灾致贫占比1.34%，因缺技术、缺劳动力、缺资金等其他原因致贫占比35.27%。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部分低收入人口“造血”功能不足。受内外条件限制，部分低收入人口缺乏劳动力、知识与技能，发展能力弱、增收手段少、家庭负担重等问题突出，多数只能通过政府兜底才能实现生活保障；二是扶助长效机制还不够完善。低收入人口参与产业发展、集体资产收益项目等不够，部分帮扶项目过于“短、平、快”，利益联结机制、持续增收机制、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常态长效；三是部分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缺乏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的意识和观念，发展生产、主动脱贫的积极性不强，还存在“宁领低保、不愿就业”等现象；四是部分低收入人口自费医疗负担较重，因病致贫风险高。遭受疾病与灾害的群众在物质与心理上需要他人、社会与国家的帮助，在共同富裕进程中不掉队，能够获得国家与社会的帮助是这部分群众产生“中华民族是一个”意识的基础。

(二)劳动人口综合素质亟待提高

民族地区的发展，群众的增收都需要依靠人口素质的提高。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水平的提高是解决民族地区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方式。X县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该县农业户口13.48万户、农业人口41.51万人，每年新增劳动力1万余人，常年务工18.5万人(其中市外务工13.2万人)。外出务工人口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数分布较多，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X县农民工务工的主要聚集地。④外出务工农民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96766人，占总人数的73.3%；高中及同等学历32502人，占总人数的24.6%；大专及以上仅2732人，占总人数的2.1%。农民工文化知识、就业技能普遍偏低，社会文化适应较差，基本上属于体力型和经验型劳动力，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技术要求，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由于本地产业不足以支撑共同富裕的条件，农村家庭收入对外出务工还具有较强的依赖性。X县中青年劳动力是外出务工主力军，16-35岁43708人，占总人数的33.1%；36-45岁56402人，占总人数的42.7%；46岁及以上31890人，占总人数的24.2%。中青年劳动力是务工的主要群体，但是优势行业和优质岗位就业薄弱，受自身技能限制，主要从事建筑、制造、餐饮、保洁、物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岗位，无法从事技术密集型岗位，离高质量、充分稳定就业有差距。

(三)邻近区域合作契合度不高

共同富裕需要打破地域局限，广泛开展区域合作，实现相互扶持的区域联动发展，建立高效畅通的区际增长传递机制，实现充分发展和资源分配再平衡。跨省市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在人才交流、项目实施推动、产业合作、人才培训、社会捐赈和消费扶贫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邻近的湖南省湘西州和贵州省铜仁市等地区契合度不高，缺乏有效合作。2016年至2020年X县获得山东省、市、县财政援助资金13585万元，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资金6199.8万元，合川区帮扶资金4000万元，市级帮扶集团项目资金5324.5万元。上述区域合作除了资金方面的援助，更重要的是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产业和技术上密切合作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在邻近的湖南省湘西州和贵州省铜仁市以及接壤的花垣县和松桃县等没有在交通、产业、物流和技术等方面实现共享互补，反而在一些领域形成恶性竞争和技术封锁。因此，树立族群共同体、区域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民族地区仍然需要达成共识，共同促进连片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四)产业发展相关政策落实不全面

产业发展无论是作为共同富裕的政策性手段还是民生保障的市场调节措施都有重要的地位。推动共同富裕离不开有效市场[9]，从前期脱贫攻坚普查和专项调查情况看，一些部门在产业扶持政策宣传落实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如在开展资产收益扶持工作上，一些部门对该项工作的相关政策研究不深，工作力度不大；部分帮扶干部对低收入家庭是否享受过资产收益帮扶政策宣传不到位，解释不清楚，导致部分低收入家庭不知道什么是资产收益帮扶政策，自己是否享受过也不清楚。部分产业帮扶项目选择上盲目跟风，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低和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等问题还比较突出。部分生产性设施还不够完善，扶持产业抗风险能力不强，品牌宣传培育不够，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问题依然存在。个别产品还存在重产不重销、重量不重质、重品种不重品牌等问题，产业帮扶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此外，发展到户帮扶产业力度不大，一些部门没有认清“产业帮扶是稳定致富之策”的重大意义，在发展到户帮扶产业上存在畏难情绪，没有根据本县的资源禀赋抓好到户帮扶产业发展规划和工作落实。

(五)特色产品销售渠道不畅

民族地区生产发展和产品销售的进步是提升内源性发展能力的途径。共同富裕需注重落后地区内源发展的实质动力和能力。[10]消费帮扶不仅仅是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相对贫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从当前情况来看X县在消费帮扶产品认定上存在一些短板，尚未充分发挥市场的有效性作用。一是在帮扶产品认定上工作重视不够，认定的扶贫产品数量还比较少，主要是土鸡、黄花菜、土鸡蛋、金丝皇菊等，一些具有市场潜力的农特产品还未得到认定，电商平台上推广范围不够广。二是消费帮扶馆推广力度不大，网上注册消费扶贫馆人数较少，难以达到宣传推广的效果，动员相关商家企业入驻消费帮扶馆工作力度不大，入驻商家数量还比较少，特色产品上架数量不多，利用消费帮扶馆销售特色产品力度较弱。三是消费帮扶任务完成进度偏慢，组织动员其他社会力量购销特色产品力度不大。总体上来说，民族地区产品的开发和外销需要逐步减轻对行政手段的依赖性，大力拓展销售渠道，增强市场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六)富民金融扶持还需要提质增效

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通过创业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需要资金支持，对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体现了国家政策层面先富带动后富的举措。注重社会发展公平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11]对民族地区的金融扶持体现了社会发展公平。脱贫攻坚阶段，扶贫资金是实现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的有力推手[12]，共同富裕阶段仍然需要资金扶助。截至2020年底，X县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3.5亿元，支持需要启动资金的群众增产增收，获贷率56.73%。X县目前仅有少数人口获得了边缘户放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贷款增速。小额信贷目前存在政策知晓度不高、覆盖面不足、有效新增乏力等问题，小额信贷作为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群众发展产业资金短缺问题未得到有效满足。此外，小额信贷政策宣传还需进一步增效，从前期普查和专项调查情况看，部分低收入家庭存在对小额信贷政策不知晓，个别家庭没有把贷款全部用于发展产业，部分用在了生活消费，还需进一步提升扶贫小额信贷相关的政策宣传的效果和质量。从实际情况来看，共同富裕的金融支持还需要建立合理的引导机制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外部因素的推动力和受助群体的内生性动力。

(七)就业服务水平需要提升

依靠政府大规模性救助的措施主要发生在脱贫攻坚时期，全面小康以后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依靠劳动者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提高。X县目前存在技能培训针对性不强，对促进就业帮助不大；技能培训后实际从事培训项目的人数较少，转移就业率低；出台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具体扶持政策不到位、不具体，无针对性和操作性，培训率较低等情况。一方面满负荷就业不足，外出人员工资收入不高，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另一方面就业内生动力不足。农村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思想保守，满足于现状和眼前利益，缺乏较强的成就动机和学习动力，对新观念、新技术、新事物难以接受，商品意识淡薄，经营观念缺乏，导致就业观念落后。部分劳动力存在“等、靠、要”思想，主观上不愿意从事普通岗位的工作，认为工作辛苦、收入偏低、还得受约束，导致“慢就业”“懒就业”不同程度存在。第三方面是信息技术运用不足。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分布广，对农民工的统计和精准帮扶难度较大，当前的信息手段较多地停留在表册统计和人工统计上，主动服务和信息推送的能力较弱，要想彻底摸清底数、全面掌握情况和“一对一”服务较难。目前X县无农民工专属网络平台，公安、民政、扶贫、交通、工会、残联、金融、通信等部门涉及农民工的信息数据未彻底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大数据综合利用率较差。

三、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民族地区多是以农民为主的边远地区、边疆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需要关注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有效把农民组织起来。政治方面的参与、经济方面的联合与文化方面的认同是农民有效组织的方式[13]，同时也是激发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根据当前取得的成绩、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短板与不足，针对X县和民族地区区域发展方面的共性，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建立激励相容的制度，发挥各民族群众主体作用

建立激励相容的制度是实现分配正义和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探索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和多要素参与分配机制，维持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全面实现小康阶段有“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说法，共同富裕阶段同样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共同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民族地区应借鉴脱贫攻坚阶段“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的成功经验，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积极性。在思想引领方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加强农民思想、文化、道德、法律、感恩教育，充分激发农民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劳动技能提升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因户施策帮助农民解决资金、技术、劳力等具体困难，发展生产奖补和以工代赈机制，更多采取以奖代补、事后奖补、劳务补助等方式，激发低收入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富裕是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10]民族地区自我发展是共同富裕可持续性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分配正义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二)促进转移就业，拓展本地就业渠道

由于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不对应，目前民族地区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突出。共同富裕是建立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制度基础上的，稳定就业是稳步致富的前提。民族地区当前产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不足以支撑全部劳动力的就业体量，还需要促进劳动力到发达地区转移就业。促进转移就业需要充分发挥基层村组干部作用摸清农民工基础信息、稳就业存在的问题、回流返乡原因、受影响程度等情况，加强监测分析，全面准确掌握农民工的动态信息。健全预警和处置机制，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农民工外出务工，帮助已外出农民工稳定务工。同时，加强部门数据信息整合共享，建立农民工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开展统计分析，运用大数据增强对就业工作的辅助。西部民族地区要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主要输出地的劳务对接，广泛动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经纪人，有效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开展线上线下职业培训，开发线上课程，实现劳动者劳动技能全面提升；将农民工纳入终身职业培训体系，激发农民工内生动力，增强就业后劲。地方政府要提供保障支持，建立完善综合信息服务交换体系，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创新政策服务。

(三)延长区域产业链，发展壮大乡村产业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在共同富裕进程中有“传、帮、带”的作用。产业链低端和价值链低端的初级农产品生产与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高端的二三产业发展分离，这是“三农”发展难以摆脱受弱质性困扰的原因所在。[14]产业链的延长能够提升地区的生产能力，完善产业生态。产业生态与自然生态一样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有重要作用。当前X县产业群发展迅速，但是产业链还未形成良好的生态，需要推动产业集群化。首先，需要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坚持长短结合，推动产业由以短平快为主的特色种养业向以二三产业为牵引的长效产业发展，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其次，深入推动特色产业精准到户，引导有条件的个体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区域主导产业，打造乡村代表性产品。再次，需要统筹区域产业发展，打造产业集群，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第四，需要继续发展小额信贷，支持缺乏资金的经营者。此外，还需完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扩大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健全产业发展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产业延伸能力。产业链的延伸扩大地区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强化区域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的作用。

(四)强化乡村基层工作者的带动作用

基层组织是乡村发展和共同富裕最直接、最着力的机构，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抓手作用，依靠基层工作者作为中流砥柱，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共同富裕进程。乡村带头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少数”，整体优化提升农村带头人队伍，开展村“两委”负责人轮训，提升村“两委”负责人综合素质和治理能力能够为推动共同富裕发挥“头雁”作用。村级党组织书记在乡村发展过程中有统筹带动作用，在健全乡村治理制度前提下，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推行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能够减少发展过程中的分歧，统一发展致富的意见。驻村工作队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脱贫攻坚过渡期内继续完善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选派机制和管理办法，增强“扶上马送一程”的效果也可以作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宝贵经验。基层工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完善村民自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是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基层工作者与群众接触最多，能够代表国家政策执行者形象，基层少数民族干部能够凝聚少数民族的人心与力量，对引领共同富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导向性的作用。

(五)建立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

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作，需要建立工作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做好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规划。总结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规划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研究制定共同富裕长期规划，并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有机衔接。其次，要建立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政策互通机制。全面评估现有乡村振兴政策，根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提出脱贫攻坚现行政策中应继续保留的政策及期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中应相互整合或调整完善的政策，解决相对贫困的政策举措，将特惠性、阶段性政策转化为共同富裕普惠性、长期性政策。再次，要建立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工作互通机制。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在此工作中形成的工作制度、工作方法、政策支持、力量配备、宣传引导等经验做法，可以衔接运用，在工作中互相促进。

(六)完善协同推进体系

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是中华民族整体与局部、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统筹协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局观和命运共同体意识。社会扶助是脱贫攻坚的有生力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共同富裕依然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因此应该强化社会动员，汇聚各方力量，广泛搭建平台，推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格局。首先要继续推动东西协作，形成两地工作人员积极互访交流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东西部合作是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和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15]，应当建立完善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储备库，引进东部企业，相互选派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村党支部书记挂职交流，培训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其次要继续推进中央定点单位帮助机制，继续派遣扶助干部，实施产业项目，开展基层干部培训、技术人员培训和致富带头人培训。再次，要通过第三次分配，发展慈善捐赠、社会企业、志愿服务和文化艺术等[16]，引导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

(七)深化合作加强区域联动

共同富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9]，制定多元的相对贫困标准体系，坚持发展支持战略与政策导向[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有效调节资源配置方式，然而由于行政区域划分和资源分布不均等原因，X县周边渝鄂湘黔地区存在发展分散、各自为政的现状。统一生存空间的内部差异，导致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互补性极强。[18]要促进区域与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积极协调，互相支持，携手前进。基于区位因素，启动区域协同发展合作区方案编制规划，尽早做出联动合作规划。根据相邻区域的特长与短板形成共享、共建、互补的工作机制，精心规划打造一批精品项目，促使项目快速落地，为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增添活力。树立发展共同体与共享合作意识，借助协同发展合作区的平台，加强相邻区域在旅游、产业、科技、教育、卫生、人才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推动协调联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八)强化乡村人才支撑

通过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人才引领。共同富裕不仅仅要内生性动力，也需要外部推动力，人才支撑是重要的外部推动因素，也是强大的内生动力。脱贫攻坚阶段，人才支撑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前应该总结推广强化脱贫攻坚人力资源保障的经验做法，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一是继续发挥“第一书记”的引领作用，加强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队伍和乡镇事业单位专业人才建设，积极推动教师、规划师和建筑师等专业人才深度参与到共同富裕行动中来。二是大力培养农村本土人才，引导外出农民工、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返乡创业创新，鼓励退休人员带头致富。三是健全教育培训、评选认定、动态管理、扶持激励等高素质农民培育机制，开展农民职业技术培训，提高新型农民创新创业能力。四是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提高乡村资源整合水平。发挥好产业发展指导员、创业致富带头人作用，尤其是“产业村主任”的带动作用。

(九)建立精神文明引导的共同富裕机制

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维度的积淀与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需要更加注重精神贫困问题。“精神贫困可分为物质相对贫困人群的绝对精神贫困和物质相对富裕人群的相对精神贫困。”[19]由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能片面强调物质层面的富裕而忽略了精神层面的富裕，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促进低收入群众思想进步和素质提升，真正实现双向富裕。此外，促进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开展农村电商、厨艺等实用技术培训，实现培训全覆盖，有效提升低收入群体致富能力。积极引导外出务工，稳定转移就业，带动就地就近就业，针对低收入群体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低收入家庭学生成长成才，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树立文明清新乡风，树立“好家风示范家庭”“致富榜样家庭”等致富典型，营造勤劳致富的良好风尚。此外，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澄清各种模糊认识，防止急于求成和畏难情绪，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20]推动移风易俗，提倡节俭生活方式，遏制奢靡之风，推广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的优秀文化传统，建构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又一个重要条件。“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21](P.35)基层党组织是共同富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各族人民接触最直接的服务者，是人心向背的关键。X县209个行政村都建设了党员脱贫致富项目，某村致富带头人白某发展蜜蜂养殖，吸引23人返乡创业，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带动293户农户年均增收1.7万元，荣获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党组织在脱贫攻坚的基层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相对贫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依然需要大力抓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深入推进抓党建促巩固，切实提升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共同富裕。民族地区要选优配强人才力量，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立扶持党员创业、带动群众就业等机制，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四、结语

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是解决发展公平和社会平等问题的关键，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需要。在物质决定意识的逻辑理论框架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名言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都说明了物质和意识之间决定与反作用的关系，对通过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很好的启示意义。X县具有民族地区资源、历史、环境等方面的一些共性，也有一些自身发展的个性，能够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个模范性样板。即使在全面实现小康的情况下，民族地区仍然是返贫风险高发区，需要未雨绸缪，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共同富裕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针对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况，要激发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人口内生动力，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针对民族地区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特点，需要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学龄儿童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通道，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解决民族地区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国家调控，更需要依靠内生动力推动自我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总而言之，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条件。

注释：

①本文数据来源主要由X县政府办、发改委、扶贫办和相关乡镇提供，部分由笔者访谈调查，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于2020年11月。

②据统计，X县建设农村污水处理站20座，新建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站4个，配置垃圾转运车71辆、垃圾集中收集箱体2240个。新建教学楼31844平方米，改扩建学生运动场地100289平方米。改扩建乡镇卫生院24所，新建改建村卫生室61个。改扩建农村便民服务中心193个，新建文化广场140处。

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X县政府帮助1.77万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帮助4026名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县工业园区提供就业岗位4000余个，3000余名非贫困对象从中受益。

④据不完全统计，X县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以及其他区域务工人数分别为46412人、44048人、14018人、27522人，分别占本市外务工总人数的35.2%、33.4%、10.6%、20.8%。